《拾花》停刊后，同寝室的×君在门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抗议刘君和佘君屡屡串门。我气愤地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休息时，欢迎来访”；杨君写下“内容怪诞，文辞粗鲁”，接下去，幸好室长干涉，矛盾没有升级……自此后，我们拾花同人之间，互相传阅自己的作品，互相评点诗文，形成一种默契。其实“拾花社”名义是四个人，但有冯君，万学道等人，都是“拾花之友”，更有上下几个年级的学友，都是可以一起讨论文学的……延续到1964年，下去搞“社教和四清”前，我把自己的诗作抄订成册，佘斯大题写封面“志祥诗稿”，我们几个人私下传阅，最后，我挑了大家认可的一首《给你一面非洲鼓》，寄给了《湖北日报》。过了大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