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的尊严
我所在的神经内科,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当年大学毕业分来这里觉得专家个个都是牛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慢慢地在临床上轮转,当住院医师,我的确得到了相当严格和高端的神经内科医师培训。患者都是全国各地慕名来求最终诊断的。专家们的诊断水平跟国际相差无几,甚至超过国外(中国人多,病种多,所以在这里见识也多)。但是这仅仅是诊断。神经内科能明确诊断的病大概三分之一,在这三分之一里能治疗的估计是三分之一。神经科往往可以运用各种先进的诊断技术来确诊病因,但由于疑难杂症多,往往只能获得一个笼统的治疗方向,而难以建立个体化治疗,所以有着所谓“重诊断轻治疗”的行业传统,治疗捉襟见肘。进了NICU(神经重症监护室)只三天,我就特别沮丧,每天就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我开始怀疑医生的价值: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
我永远记得那一年当住院医生轮转内科遇到的那个肺癌患者。她刚刚30岁,患晚期肺癌,胸廓变形了,头上有两处颅骨转移,包着白纱布。她整整3个月没有平躺着睡过一觉,只能抱着枕头端坐,间或眯眼打盹。她那位可敬的爱人没日没夜地守着她。我值班的那天,她爱人来找我,说她疼得厉害。我忙去看她,情况已经是相当惨烈:她的血压全靠药物维持(医学上就是临终状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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