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85岁前夕，在康涅狄格州一间安静的病房里去世。去世前一晚，母亲躺在自己床上，神智清醒，有自主意识，避免了大多数人所恐惧、很多人最后所遭受的那些痛苦：无法言语、毫无意识地奄奄一息、在重症监护室里“被插上机器”；或经历电击除颤、徒劳无功地接受心脏复苏术的折磨；或在养老院痴呆地死去。母亲平静地去了，因为她愿意快速死亡，而非迟迟不能安息。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母亲瓦莱丽·巴特勒很热爱生活。19世纪中期，说法语的瑞士人和荷兰加尔文主义开拓者驾着车在尘土飞扬的南非内陆跋涉，我母亲是他们的后裔。她和我父亲杰弗里·巴特勒20多岁时离开非洲故土，浑身迸发着移民的活力，抚养着3个孩子(他们最终都搬到了加州)，在美国建立起富裕的生活。父亲成了大学教授，母亲是一位业余艺术家，为卫斯理大学教员的书籍拍摄封面，还会在下午四点练习日本书法以及沏茶，风雨不误。

    母亲40多岁患上乳腺癌，两次乳房切除和化疗之后，她带上金黄色假发，编成经典法式麻花，像过去一样，以漂亮女人的形象重新回到原来的世界。即便是在80岁的高龄，她仍每天徒步两英里，用那台瑞士缝纫机缝制精致的女衫，料理花园，甚至亲手给露天平台刷油漆。

    父亲79岁那年患了严重的中风，丧失了独立行动能力，77岁的母亲照顾了父亲整整6年，直到他去世。安装心脏起搏器让父亲的心脏比大脑活得更有力，母亲只能看着他一年年陷入痴呆和痛苦之中。依靠药物，父亲的生命才得以维系，这让母亲意识到，医疗保健的潜规则是最大限度地延长病人生命和增加治疗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