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我一个机会”的声音 在我脑子里回荡不散

    我自幼所受的传统教育，知道一个人做错了事，应当受相当的惩罚。这是所谓公道。

    1921年，我是一个年轻医生，在诺桑白兰隔离病院当医官。某一个冬天晚上，在我到职不久之后，医院里接收了一位白喉病人。病人是六岁的孩子，喉间肿胀得十分厉害，除了立刻割开气管还有一线希望之外，就绝无挽救的方法。

    我当时毫无经验，这种简单而重要的手术我还不曾试过。当我站在那间空阔而灯光明亮的手术室里，看着一位年长女佣和一位年轻的见习看护，把那奄奄一息的孩子放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觉得身体打抖、冰冷，有如生病。

    我开始动手术：小心翼翼地割入那薄薄而组织复杂的喉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