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难得的是把实践中得到的经验教训筛选后变成国家法律，用法律来规范执政。

    贞观年间，有一个叫做李好德的人，编造妖言，四处散播，搞得人心惶惶。官府将他抓起来，问成重罪，上报到中央审判机构的大理寺。大理寺的副长官张蕴古亲自审理这个案子后，向唐太宗汇报，说李好德是个癫痫病人。唐朝法律上有残疾人豁免的规定，所以，李好德不应治罪。唐太宗私底下同意宽大处理，张蕴古很高兴，跑到监牢里和李好德下棋玩耍。唐朝对官员的监督甚严，随即就有监察部门的官员弹劾张蕴古，揭发张蕴古的家乡在相州，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好是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枉法为李好德开脱，他的上奏不实。唐太宗大怒，将张蕴古押往东市处斩，以正法律尊严。

    事过不久，又发生了交州都督违背圣旨被处斩的事情。两件事相继发生，唐太宗回想起来，觉得这两个官员罪不至死，处罚太重了，懊悔不已。他因此想得很多，在皇帝用权突破法律规定的时候，竟然没有大臣站出来劝阻，制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破坏了，这怎么可以呢？必须用制度加以弥补。唐太宗采取了两个措施来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