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洁，刘常昳，王圆圆，杨钰铭，祝 莹，程 婧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目前人类死亡的首要原因，威胁居民身心健康的头号“杀手”。据世界卫生组织(WHO)预测，2030年全球约2 630万人将死于心血管疾病，最常见的是缺血性心脏病和脑卒中，占全球心血管疾病死亡的85%[1]。吸烟、酗酒、缺乏锻炼、高盐饮食等行为是CVD患病率上升的主要可修正危险因素。欧美国家提倡采取健康行为措施纠正不良生活方式，降低CVD发病率和死亡风险。美国对CVD高危人群推行饮食、体育活动等强化行为策略[2]；意大利基于“4P”概念制定指导方针，减少心血管事件发生[3]；芬兰开展North Karelia项目，是CVD防控模式典范。但目前，CVD研究多关注防治策略的有效性，健康行为改变的理论研究并不充分。而依据理论构建干预模式，既提高了干预质量，又比纯粹的经验或务实方法更加行之有效[4]，也能解释和预测健康行为的发生和改变。现系统综述国内外该领域相关文献，明晰健康行为理论研究思维及干预策略，为发展CVD人群健康行为改变路径提供新的视角。

    1 健康行为概念

    1966年，Kasl等[5]首次提出健康行为(health behavior)概念，即一个相信自己的健康人在无症状阶段为预防或探测疾病采取的任何行动,如戒烟、限酒、运动锻炼、合理饮食等。现有文献将其定义为：个体为预防疾病、保持自身健康采取的行为，包括改变健康危险行为(如吸烟、酗酒、不良饮食和无保护性行为等)、采取健康有益行为(如定期体检、锻炼等)及遵医行为[6]。Gochman[7]认为健康行为包括个人属性(如信仰、期望、动机、价值观、感知)和其他认知元素、人格特征以及维持健康、恢复健康和健康改善相关的行为模式与习惯。鉴于此，健康行为定义的共同之处在于个体或群体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总和，采取措施促进或维持健康。

    2 健康行为改变的影响因素

    影响健康行为改变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住房质量、工作场所、城市和农村环境等)、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等)、生活方式(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以及心理和医疗保健)。个体行为均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国内针对多种因素对个体整体健康行为产生综合作用的研究较少[8]。健康行为研究视角需从关注行为干预的单一模型扩展到综合行为预测、解释的系统框架，量化指标从行为利弊、行为态度到主体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再聚焦持续性行为，深刻剖析整体行为的内外机制，力求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