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炜，管 云

    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我国肿瘤首位，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1]。癌症的确诊作为创伤性事件对病人及其家庭都是沉重的打击。伴随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癌症病人在疾病诊断之后情绪、状态、感情等的积极变化过程。创伤后成长是个体在创伤后表现出的正性心理体验，指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自我知觉或体验到的心理上的积极改变。其内容包括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对重要人物和事物的重新定义[2]。根据创伤后成长的功能描述理论模型[3]，创伤前存在的个体变量、情绪困扰、应对方式和支持性社会环境都是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之一。个体在创伤事件中能主动寻找生命的意义并在认知和行为上积极应对的过程被称为益处发现[4]。创伤事件挑战着个体管理和调节情绪的能力，情绪调节被认为是创伤后应激的重要预测因素[5]。应对方式是个人用来应对内部和外部压力情景中产生的具有挑战特征的认知行为策略，包括对抗、回避、接受和放弃等，是个体应对创伤的重要能力[6]。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和益处发现作为内在正向激励力量、积极应对方式作为自我行为改变能有效提高病人创伤后成长水平，促进病人康复[4-6]。本研究假设益处发现和积极应对方式在肺癌病人情绪调节与创伤后成长间存在中介效应，以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其相互作用和路径，旨在丰富肺癌病人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制订和实施促进肺癌病人创伤后成长水平的护理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包括自变量17个，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样本量至少为自变量个数的5～10倍，研究选取自变量的5倍再考虑20%的无效应答，得出最小样本量为102例，最终纳入116例。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2021年10月在南通市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116例肺癌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病理诊断确诊为肺癌放化疗病人；年龄≥18岁；能理解并独立完成问卷者；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排除标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或器官衰竭者；既往或现存精神病者；接受其他相关临床研究者。116例肺癌病人中男76例，女40例；年龄47～76(61.34±6.38)岁；婚姻状况：已婚102例，离异/丧偶14例；肺小细胞癌36例，肺腺癌51例，肺鳞癌29例；病程2～21(7.37±3.14)个月；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66例，初中/高中30例，中专/专科15例，本科及以上5例；家庭人均月收入(1 807.00±735.39)元；医疗保险108例，自费8例。

    1.2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