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蕾，邓文卿，陈 娟

    近几十年来，压力和应对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仅限于压力大的个体以及伴侣的支持在减轻他或她的压力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然而在过去的20年学者提出了更加系统的观点，他们将压力源影响从仅影响一个伴侣转变为影响伴侣双方，当伴侣面临同样的压力事件时，例如医疗问题，压力源最初可能与一个伴侣有关，但随后蔓延到关系中，最终也影响到另一个伴侣。换句话说，夫妻间的压力不再被概念化为个人现象，而是一种二元关系。这种压力的二元概念化不仅强调了伴侣压力经历的相互依赖性，且还将应对外部压力(源于夫妻关系之外的压力情境)的过程置于一种关系背景下，在这种背景下伴侣不仅对各自的压力做出反应，而且对彼此的压力做出反应。伴侣对由关系之外的环境造成的对方压力的应对通常被称为二元应对(dyadic coping,DC)。根据这种夫妻间压力和应对的人际观转变，发展了各种DC模型，最初主要包括一致性模型(the congruence model,CM)、以关系为中心模型(the relationship-focused model,RFM)、公共应对模型(the communal coping model,CCM)和系统交互模型(the systemic-transactional model,STM)，考虑到发展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关系文化应对模型(the relational-cultural coping model,RCCM)和发展-背景应对模型(the developmental-contextual coping model,DCCM)。这些模型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叉[1]，本研究详细阐述每个模型的异同、应用领域以及用于测量的结构工具，最后对概念进行总结归纳。

    1 CM及其研究

    1.1 CM 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研究人员开始对伴侣个体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他们研究了这些应对方式之间的相似和不同对个体和关系结果的影响。考虑到一方的压力和应对与另一方的压力和应对的关系，承认夫妻间压力和应对过程的人际背景。Cronkite等[2]研究了伴侣应对方式的相似性是否减轻了疾病相关压力，研究结果显示每个伴侣的个人应对资源和应对反应可以改变压力的影响和应对的有效性。Revenson[3]超越了伴侣应对策略之间的相似或相异之处，转而关注伴侣应对方式之间的一致性或契合度，即伴侣应对反应的协调和相互支持程度，进而创造了“一致性”应对这一术语，并提出了协调应对努力或相互加强的应对策略可以带来积极的心理、社会结果。CM主要应用于夫妻应对一般压力的研究(例如癌症、多发性硬化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