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亚凡，王 田，王培红，洪 菲，米元元，郑丹丹

    恶性肿瘤已成为导致我国公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亚洲新发病965万例[1]。随着癌症病人数量的增加，癌症病人配偶群体也在扩大。在癌症病人诊疗过程中，配偶在承受失去爱人悲伤的同时，还承担着照顾的责任。在长期的诊疗过程中，配偶面对癌症病人预后不确定性、失去爱人及癌症复发的可能易产生预期性悲伤，预期性悲伤属于负性情绪，如未经干预可能导致癌症病人抗癌决策受阻，治疗依从性差，疾病恢复时间延长[2]。本研究对癌症病人配偶预期性悲伤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预期性悲伤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预期性悲伤概述

    1.1 定义 1944年国外Lindemann开始对预期性悲伤(anticipatory grief,AG)进行研究[3]，源于二战时妻子对配偶军人可能的死亡所产生的悲伤反应。1988年Rando[4]对预期性悲伤的定义为由丧失刺激引发的哀悼、应对、计划和心理社会重组。1996年北美护理诊断协会[5]将预期性悲伤定义为在感知到可能有损失的基础上，个体、家庭或社区在改变自我概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理智的、情感的反应和行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的是Rando对预期性悲伤的定义[6]。由此可见，预期性悲伤是为了应对现在和即将发生的损失而产生的反应。

    1.2 概况 从癌症确诊到治疗，癌症病人配偶不仅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产生应激反应，而且承担着经济、照顾、工作、病人情绪变化等负担，也承担着失去配偶的悲痛，诱发预期性悲伤。预期性悲伤不单单是临床症状，更是一个有着不同分期的过程。国内研究显示，早期癌症病人主要表现出恐惧、疑虑心理，治疗期主要表现出焦虑、忧虑、抑郁、愤怒、敌意、哀怨和自怜等情绪反应，主要与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有关[7-8]。晚期癌症病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害怕，害怕死亡、害怕被社会及家人抛弃，严重者甚至有自杀倾向。李佳倩等[9]在癌症病人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的调查中显示，配偶比其他家庭成员的预期性悲伤得分高。Nielsen等[10]对丹麦3 635例绝症照顾者的队列研究中得出，15%的照顾者具有严重的失去前悲伤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