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对如何活得有意思的思考，远远不及对活得有意义的思考，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

    人活着应该做有意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我们相信要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奉献；改革开放后，我们相信要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升官和赚钱。总之，有意义的事都是功利的。因此，也就不太在意个人是否喜欢，除非实在受不了，或者被人淘汰，否则一定是头悬梁、锥刺股、愚公移山、胯下受辱地坚持下去，最后或者守得云开见月明，或者郁郁寡欢不得志。

    相反，有意思的事应该同有意义的事不一样，首先它应该不是功利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山东潍坊有一个农民，迷上了造飞机，把全家的积蓄花光，用了两个北京吉普的发动机，硬把一架飞机送上60米的高空飞了一圈。最后，这位农民飞机制造者死于一次试飞中，死后还给家人欠了一笔债，因为他的飞机掉在邻村一个猪圈里，砸死一头老母猪，人家要他老婆赔。他活着的时候，电视台曾采访过他，他面对镜头的笑让我心动，那绝不是50多岁中国男人那种局促、不自然、点到为止和皮笑肉不笑的笑，而是顽皮、天真、天马行空、毫无拘束孩子般的笑!他那种笑，我笑不出来。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四川乐山出了一个“飞人”，那是一个已经60多岁的，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50多岁时他突发奇想，要玩滑翔伞。没钱买，自己做，他的滑翔伞被当地人称为“大风筝”。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实验，这个“怪人”居然用他的大风筝从乐山最高的山飞下来。后来同外国爱好者一起比赛，他的“大风筝”和自学成材的飞伞技术把外国飞伞者吓了一大跳；外国的伞也让他开了天眼!于是，他离了婚，卖掉房子，买了一把外国伞，对着电视机说：“我要飞!我要让世界的目光集中在东方!”我想他在做伞和鼻青脸肿地学飞时，一定不是要让世界看着他，只不过是迷于斯罢了；可惜，一上镜头，这代表中国人活得有意义的惯性又起作用了。

    活得有意思和活得有意义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

    人不能完全脱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