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医药的7个关键词(10)
2017年9月，微医与鲁能集团在京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加速推进“互联网+家庭医学+地产”的深度融合，微医旗下新型医疗机构——微医全科中心入驻济南的泰山9号。为泰山9号业主和周边领秀城8万居民提供“全科+专科+家庭智能终端”的全程深度健康医疗服务。
2017年5月，万科翡翠联盟正式与国际高端医疗机构“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旨在为万科翡翠系社区引进国际一流的医疗及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在万科翡翠雅宾利瑨会所正式落成首个“翡翠社区医务健康中心”。
地产项目的健康管理服务，可以看作是房屋的配套完善，但更多的是将涉及居住、生活、健康的行为看作是提供了一站式的闭环服务。
2、保险抢滩健康管理，盈利模式尚待探索
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机构的认可。
2017年8月，太保人寿投资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获保监会批复，而近日，太保集团又披露，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该公司及太保安联健康险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太保安联健康险增资7亿元。
至此，4家A股上市险企已全线对健康管理公司展开布局。
2017年9月众安在线与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国康私人医生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由后者为其客户提供私人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而今年9月，众安保险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互联网保险第一股诞生。
在市场普遍看来，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能够对投保人以及保险公司构成双赢，投保人可以通过完成相关指标改善身体状况并减免部分保费，保险公司亦可以通过改善用户的生活习惯降低保险赔付率。
但目前，保险与健康管理机构合作其实仍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从健康管理的起源地美国的模式来看，保险公司对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从我国保险市场来看，保险公司设立健康管理公司，或者与健康管理公司合作投入大量资金，增加了消费者投保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保险机构自身的运营成本，成效尚未有数据证明，目前仍整体处于实践摸索阶段，投资者仍需耐心。
综上，2017年，健康管理已经由此前以健康咨询、高端私人医生为主的“1.0”时代，迭代进入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衔的“2.0”时代。
由上文的分析可得，整个2017年的健康管理行业，可概括为——资本趋理性、政府主导、技术驱动、多方参与。
随着国家战略升级与人民日益重视的健康需求，诊前市场已呈现蓝海趋势，在各界跨界进入医疗领域的同时，健康管理行业以其广泛的受众市场成为各家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健康管理是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一种健康理念，如今还是进入顶层设计的国家战略。
但说到底，就商业的本质而言，它还是一个产业概念。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健康管理行业的普及与应用，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个人精准健康管理的时代已越来越近。
2017年初，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提到，支持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新产品在慢性病防治领域推广应用。被看作推动消费级基因检测产业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但由于政策监管落后于市场，基因技术普遍应用于健康管理领域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消费级基因检测能否成为个人健康管理的驱动，我们不得而知，但随着2017年华大基因的上市领衔，市场或许在暗示着这个产业，有更多的“玩家”要分食这个市场。
7·朱恒鹏：为何中国没有形成分级诊疗格局
2009-2014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超过四万亿元，其中一部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意在强基层以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一部分投入城乡居民医保以降低居民自费负担。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的根本目标是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中，三级医院高速膨胀，形成了对医生、患者和医疗费用的三大虹吸效应，加剧了城乡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困境。
习总书记2014年12月视察镇江世业镇卫生院时指出，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状况需要改观，一语点中要点。
以北京为例，2013年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为67%，其中三级医院占比高达4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不足22%。2013年北京市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中65%用于门诊补偿支出，其中只有12%流向了社区医疗机构，88%流向了医院。在流向三级医院的医保资金中，高达58%用于门诊。
与之类似的还有上海。2013年，上海的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为56.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占比为33.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量占比同样表现不佳。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量巨大，其医生和病床规模基本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医院，实际上并非基层医疗机构。
我们再看看国际上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Physician offices)，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
毋庸讳言，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非常失败。
一、既有政策无助分级诊疗
目前控制三級医院规模、试图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的措施均不成功，还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1)目前的供给格局下，医保无法有效管控三级医院医保是引导分级诊疗体制形成的重要一环，发挥着引导医疗资源配置和医患诊疗行为的关键作用。但是面对如此强势的三级医院，目前医保所能起到的作用大打折扣。
中国三级医院的规模之大，全球罕见。美国著名的大医院，例如麻省总医院病床不到1000张，梅奥诊所不到1500张，而中国三级医院的病床数平均达到905张，其中三甲综合医院病床数更高，国内一二线城市很多三甲医院病床数超过3000张，目前全国最大的公立医院郑大一附院的床位数更是预计将达到惊人的一万张。这些大医院在区域内占据垄断地位，老百姓就医几乎别无他选，医保部门既无法以取消医保定点为威慑要求其规范诊疗及收费行为，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参照样本对其进行监督考核。而且这些大医院内部运行状况复杂，不同的医疗服务适合于不同的付费方式，医院内部能通过交叉补贴、转移成本等方式应对医保部门，所以复杂的医保付费方式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面对巨无霸式的三级医院，仅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医保就严重缺乏管控手段，而从这些三级医院在当地的市场地位和政治地位看，医保更是缺乏有效的谈判能力，所以医保并没有能力管控三级医院，说实话，目前三甲医院已经养成挟患者以令医保和政府的局面。
2017年5月，万科翡翠联盟正式与国际高端医疗机构“上海红枫国际妇儿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旨在为万科翡翠系社区引进国际一流的医疗及健康管理服务，同时在万科翡翠雅宾利瑨会所正式落成首个“翡翠社区医务健康中心”。
地产项目的健康管理服务，可以看作是房屋的配套完善，但更多的是将涉及居住、生活、健康的行为看作是提供了一站式的闭环服务。
2、保险抢滩健康管理，盈利模式尚待探索
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机构的认可。
2017年8月，太保人寿投资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获保监会批复，而近日，太保集团又披露，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该公司及太保安联健康险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太保安联健康险增资7亿元。
至此，4家A股上市险企已全线对健康管理公司展开布局。
2017年9月众安在线与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国康私人医生集团达成战略合作，由后者为其客户提供私人医生健康管理服务。而今年9月，众安保险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互联网保险第一股诞生。
在市场普遍看来，保险+健康管理的模式能够对投保人以及保险公司构成双赢，投保人可以通过完成相关指标改善身体状况并减免部分保费，保险公司亦可以通过改善用户的生活习惯降低保险赔付率。
但目前，保险与健康管理机构合作其实仍处于实践摸索阶段，从健康管理的起源地美国的模式来看，保险公司对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是一种必然趋势。
但从我国保险市场来看，保险公司设立健康管理公司，或者与健康管理公司合作投入大量资金，增加了消费者投保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保险机构自身的运营成本，成效尚未有数据证明，目前仍整体处于实践摸索阶段，投资者仍需耐心。
综上，2017年，健康管理已经由此前以健康咨询、高端私人医生为主的“1.0”时代，迭代进入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衔的“2.0”时代。
由上文的分析可得，整个2017年的健康管理行业，可概括为——资本趋理性、政府主导、技术驱动、多方参与。
随着国家战略升级与人民日益重视的健康需求，诊前市场已呈现蓝海趋势，在各界跨界进入医疗领域的同时，健康管理行业以其广泛的受众市场成为各家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
健康管理是一个学术概念，也是一种健康理念，如今还是进入顶层设计的国家战略。
但说到底，就商业的本质而言，它还是一个产业概念。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在健康管理行业的普及与应用，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个人精准健康管理的时代已越来越近。
2017年初，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提到，支持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新产品在慢性病防治领域推广应用。被看作推动消费级基因检测产业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但由于政策监管落后于市场，基因技术普遍应用于健康管理领域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消费级基因检测能否成为个人健康管理的驱动，我们不得而知，但随着2017年华大基因的上市领衔，市场或许在暗示着这个产业，有更多的“玩家”要分食这个市场。
7·朱恒鹏：为何中国没有形成分级诊疗格局
2009-2014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超过四万亿元，其中一部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意在强基层以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一部分投入城乡居民医保以降低居民自费负担。大规模增加财政投入的根本目标是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这五年多的时间中，三级医院高速膨胀，形成了对医生、患者和医疗费用的三大虹吸效应，加剧了城乡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困境。
习总书记2014年12月视察镇江世业镇卫生院时指出，大城市的一些大医院始终处于“战时状态”的状况需要改观，一语点中要点。
以北京为例，2013年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为67%，其中三级医院占比高达4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不足22%。2013年北京市医保统筹基金支出中65%用于门诊补偿支出，其中只有12%流向了社区医疗机构，88%流向了医院。在流向三级医院的医保资金中，高达58%用于门诊。
与之类似的还有上海。2013年，上海的医院诊疗人次占比为56.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占比为33.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量占比同样表现不佳。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量巨大，其医生和病床规模基本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县级医院，实际上并非基层医疗机构。
我们再看看国际上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Physician offices)，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
毋庸讳言，我们的分级诊疗做得非常失败。
一、既有政策无助分级诊疗
目前控制三級医院规模、试图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的措施均不成功，还浪费了大量行政资源，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1)目前的供给格局下，医保无法有效管控三级医院医保是引导分级诊疗体制形成的重要一环，发挥着引导医疗资源配置和医患诊疗行为的关键作用。但是面对如此强势的三级医院，目前医保所能起到的作用大打折扣。
中国三级医院的规模之大，全球罕见。美国著名的大医院，例如麻省总医院病床不到1000张，梅奥诊所不到1500张，而中国三级医院的病床数平均达到905张，其中三甲综合医院病床数更高，国内一二线城市很多三甲医院病床数超过3000张，目前全国最大的公立医院郑大一附院的床位数更是预计将达到惊人的一万张。这些大医院在区域内占据垄断地位，老百姓就医几乎别无他选，医保部门既无法以取消医保定点为威慑要求其规范诊疗及收费行为，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参照样本对其进行监督考核。而且这些大医院内部运行状况复杂，不同的医疗服务适合于不同的付费方式，医院内部能通过交叉补贴、转移成本等方式应对医保部门，所以复杂的医保付费方式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面对巨无霸式的三级医院，仅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医保就严重缺乏管控手段，而从这些三级医院在当地的市场地位和政治地位看，医保更是缺乏有效的谈判能力，所以医保并没有能力管控三级医院，说实话，目前三甲医院已经养成挟患者以令医保和政府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