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传科，严志登，罗明，李伟，周太容，邹滢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中山市中医院，广东 中山 528400

    2018年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首位，每年发病患者约30.4万例，可见乳腺癌对女性的生命健康已构成严重威胁[1]。乳腺癌化疗(新/辅助、姑息)作为最具有基石作用的全身治疗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规范的化疗使患者的生存率显著提高，但化疗后重度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对患者的影响较大，可出现全身不适，粒细胞减少性发热，严重者甚至导致感染性休克危及患者生命[2]。有研究显示其死亡率可高达12%[3]。另外还影响化疗按期完成，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成本。因此，防治乳腺癌化疗后重度骨髓抑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临床问题。

    1 乳腺癌化疗后重度骨髓抑制的防治现状

    WHO将骨髓抑制分为 0-Ⅳ级：0-Ⅱ级为无或轻度骨髓抑制，Ⅲ-Ⅳ级为重度骨髓抑制。中性粒细胞下降至1.0×109L-1以下定义为Ⅲ度以上骨髓抑制，Ⅲ度以上骨髓抑制容易发生并发症，严重时可危及生命，所以必须提前防治，为此我国出版了《中国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肿瘤化疗中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2015 年版)》[4]，建议对重度骨髓抑制伴发热，发生中高危风险的患者进行预防性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干预。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乳腺癌诊疗指南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所推荐的化疗方案(新/辅助、姑息)多为蒽环类、紫衫类、铂类化疗药的联合方案，这些方案在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骨髓抑制的分级中均属于高、中风险分级，因此化疗后骨髓抑制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NCCN指南中指示，在使用上述化疗方案时需要预防性使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5]。而CSCO指南也同样指出，并对高风险方案患者建议使用长效G-CSF[6]。上述共识和两大指南并没有给出预防性使用G-CSF的具体时间节点和使用频次。杜娟等[7]通过临床研究发现，对重度骨髓抑制的处理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因此，临床仍需探索重度骨髓抑制的监测方法和合理使用药物防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