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医药科学》记者 源 慧 赵 海

    吴幼民教授

    金秋北京，在这怡人的季节，迎来了中国普通外科界的盛会——2011中国外科周。会议间隙，本刊记者就有关器官移植的相关问题，采访了美国纽约医学院肝胆与移植外科主任吴幼民教授。吴幼民教授详细的介绍了国际上在器官移植和实施操作方面的经验。

    现状：中国移植器官极度缺乏

    在谈到移植器官缺乏的问题时，吴幼民教授说，在中国，过去6 0年，由于外科技术、免疫学与免疫抑制剂的发展，以及临床技术提高与经验的积累，脏器移植明显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延长了存活时间；同时，脏器移植与经典的终末期脏器衰竭治疗方法(肾透析等)相比，为社会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与金钱。随着移植技术的长足发展和对器官需求的逐年提高，器官捐献已远远跟不上脏器移植的需求。

    吴幼民教授接着说，移植脏器可以来源于亲体捐献与尸体捐献。自从50年代世界第一例亲体肾移植以来，亲体捐献—直稳步发展，对挽救生命以及缓解器官短缺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亲属活体脏器捐献本身的局限(如1名捐献者通常只能捐献1个器官)，无法与尸体脏器捐献在数量上相比(1个供体可以捐献8个器官)，亲属活体脏器捐献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脏器需求；同时供者存在的手术并发症和由于远期并发症而导致的潜在社会群体效应，限制了亲属活体器官捐献的大规模开展。

    20世纪70年代，脑死亡脏器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在西方国家逐步普及，它以单—供体获取多个器官的数量优势和有心跳脏器的质量优势，成为脏器移植的主流来源。但DBD的快速增长终究无法赶上等待移植患者增长的速度，因此DCD继20世纪50～60年代兴起后，重新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关注，尤其在近几年又有快速发展。

    2l世纪的中国，脏器移植临床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移植数量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移植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