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万年：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下一阶段医改重心
医疗体系的整合要“内外兼修”
梁万年司长表示，在整合医疗体系中要做到两个战略性转变。他说，“在现有存量体系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医疗层面来说，医药、医保、公共卫生和综合监管均不纳入其中。在现有存量的医疗服务机构中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关键是对公立医疗机构以及社会医疗机构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转变，主要是做到这两个转变”。
他认为，“第一是供给理念的转变。在转变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要对现有存量体系进行科学布局，进一步优化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实现机构之间的有效协同。必须要将以医疗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以个体一医生和患者为中心的单体化、线性的供给模式，转向连续性的、全方位全周期的、系统性的供给，并以供给成果而非产出来评价医疗服务的效率”。
而第二转变，实际上需要通过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梁万年司长表示，“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和环境的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医学模式转变。进入新时代后，在相对成熟的制度、条件、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下，以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化等助推器的帮助下，新的医学模式已经迎来转变的最佳时期”。
, 百拇医药
前10年的公立医院改革，更多是在公立医院的外部政策上发力。比如公立医院如何落实政府的投入责任，政府如何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公立医院进行明确的功能定位，并且通过一些制度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定位，如何改变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回归公益性;从价格、医保支付、药品供应保障，到编制、人事、薪酬，以及公立医院的考核评价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来保证公立医院的有效运行。目的是完善公立医院的外部治理体系，即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从而逐渐理顺公立医院的内部机制、外部环境，而这一体系的理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可以说，顶层设计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资责任，不同的公立医院如何定位，政府如何评价考核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编制、薪酬如何安排等进行了规定。
“首先，现阶段真正要让这个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优化外部环境以外，内部的管理和变革也非常重要。公立医院必须进行内部自我变革，这种自我的变革既包括一些技术和组织构架的变革、管理的变革，更包括资源配置的变革、信息化技术的导入，而推行高质量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因此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在公立医院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随着改革政策逐渐完善明晰以外，必须明确公立医院的需求就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需求，因为公立医院核心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梁万年表示。
, 百拇医药
充分用好公立医院资金 使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
我国的医疗机构年诊疗人次从改革初期的2010年58.38亿人次，到2018年的83.08亿人次(2019年10月发布的《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增长很快，但从2016年开始，年诊疗量增速在放缓，似乎进入了平台期。即是说，由于医保的建立和完善，对医生的需求得以释放，这种释放慢慢进入了一种常态。
梁万年司长表示：“公立医院的筹资机制基本上已经明确，主要有三个筹资渠道：医保、政府投入和个人医疗支出。从改革趋势看，未来的个人支出必须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技术在发展，需求在增加，支出不增长是不可能的，但要控制在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能太高，所以这一部分的增长是有限的”。
财政投入在10年来的医疗改革中实现了大幅增长，从2009年的3000多亿元，增至2018年的超过1.5万亿元，每年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速。但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再实现大幅度的两位数增长较为困难。
, http://www.100md.com
职工医保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医保收入合计2.11万亿元，同比增速11.16%，城乡居民医保支出7103亿元，同比增长16%。医保支出比职工医保收入的增速高8%，居民医保收入是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也比预期相对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实现发展最关键的问题，除了傳统的依靠增量发展以外，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广大的医生要有个观念的转变，就是必须从依靠增量转向提高质量。也就是要思考如何把有限的政府投入更好地用于老百姓，发挥最大的效益。从公立医院内部的资源配置、科室设置、人员布局和岗位设置都要发生变化，同时还要引入大数据、信息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的内容。比如区块链等新的事物会像一种新鲜血液的加入，让公立医院更好的实现内部变革，这也是当前的重点工作。
公立医院的资金利用上，梁万年司长表示，“我们在研究制定的文件主要是如何用好公立医院的资金池。有限的预算资金、有限的个人支付和有限的政府投入，组成了可用于医疗领域的资金总量，且每年相对固定，那么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把有限的资金发挥最高的效率。在药品这个领域当中，当然包括耗材，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特别强调要杜绝浪费，要降低药占比和耗材占比，提高含金量，使公立医院整个的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 百拇医药
他举例了医院支配资金的情况。“比如，每年10亿元收入，医院真正可支配的收入仅为30%左右，而国际上平均水平是60%～70%，香港地区是80%。这些资金都浪费到哪儿去了？显然更多地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和耗材上了，所以需要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是行为变革。行为变革的核心实际上是激励和约束机制变革。医生激励约束机制变革的核心，是医生的分配收入机制变革和考评机制变革。整合不仅仅是外部整合，医院内部的整合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构建整合型的医疗服务体系，使这个体系真正将提供医疗服务作为主业，同时又能提高效率，兼顾预防、保健和康复多项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目前医院每100元收入中占比3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要力争增至40%～50%，最好是增至60%～70%的占比，也就是医院每100元收入中，药品和耗材的部分是30元或40元，其他都是医院真金白银的收入，将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带来动力来源”。
医疗机构除了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以外，还要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人们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需要，同时以“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为核心提供康复、养老、临终关怀等服务，都需要在体制设计、机制变革上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
梁万年司长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经典的总结。他说，“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是需要在现有的存量体系下进行两大变革，一是体系系统的变革。整合型的体系需要体系、机构内部的变革，由内部实行理念的变革和构架的变革，同时现有的医疗体系则需要思考如何顺应新的角色，需要设计和反思相结合。二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现有的我们医疗体系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三是要补上过去的短板弱项，做好医养结合、长期护理和临终关怀服务，这恰恰也是当前我国群众的迫切需求。当前的重点工作是医疗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延伸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百拇医药(费菲)
梁万年司长表示，在整合医疗体系中要做到两个战略性转变。他说，“在现有存量体系中，我们主要是围绕医疗层面来说，医药、医保、公共卫生和综合监管均不纳入其中。在现有存量的医疗服务机构中构建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关键是对公立医疗机构以及社会医疗机构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转变，主要是做到这两个转变”。
他认为，“第一是供给理念的转变。在转变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要对现有存量体系进行科学布局，进一步优化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实现机构之间的有效协同。必须要将以医疗为中心、以疾病为中心、以个体一医生和患者为中心的单体化、线性的供给模式，转向连续性的、全方位全周期的、系统性的供给，并以供给成果而非产出来评价医疗服务的效率”。
而第二转变，实际上需要通过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梁万年司长表示，“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和环境的学科融合交叉的新医学模式转变。进入新时代后，在相对成熟的制度、条件、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下，以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化等助推器的帮助下，新的医学模式已经迎来转变的最佳时期”。
, 百拇医药
前10年的公立医院改革，更多是在公立医院的外部政策上发力。比如公立医院如何落实政府的投入责任，政府如何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公立医院进行明确的功能定位，并且通过一些制度促进公立医院回归定位，如何改变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回归公益性;从价格、医保支付、药品供应保障，到编制、人事、薪酬，以及公立医院的考核评价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来保证公立医院的有效运行。目的是完善公立医院的外部治理体系，即政治环境和制度环境，从而逐渐理顺公立医院的内部机制、外部环境，而这一体系的理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可以说，顶层设计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资责任，不同的公立医院如何定位，政府如何评价考核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编制、薪酬如何安排等进行了规定。
“首先，现阶段真正要让这个体系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优化外部环境以外，内部的管理和变革也非常重要。公立医院必须进行内部自我变革，这种自我的变革既包括一些技术和组织构架的变革、管理的变革，更包括资源配置的变革、信息化技术的导入，而推行高质量的发展是最为关键的，因此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件。在公立医院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随着改革政策逐渐完善明晰以外，必须明确公立医院的需求就是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需求，因为公立医院核心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梁万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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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用好公立医院资金 使有限资金效益最大化
我国的医疗机构年诊疗人次从改革初期的2010年58.38亿人次，到2018年的83.08亿人次(2019年10月发布的《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增长很快，但从2016年开始，年诊疗量增速在放缓，似乎进入了平台期。即是说，由于医保的建立和完善，对医生的需求得以释放，这种释放慢慢进入了一种常态。
梁万年司长表示：“公立医院的筹资机制基本上已经明确，主要有三个筹资渠道：医保、政府投入和个人医疗支出。从改革趋势看，未来的个人支出必须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技术在发展，需求在增加，支出不增长是不可能的，但要控制在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不能太高，所以这一部分的增长是有限的”。
财政投入在10年来的医疗改革中实现了大幅增长，从2009年的3000多亿元，增至2018年的超过1.5万亿元，每年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速。但现在进入经济新常态，再实现大幅度的两位数增长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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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保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医保收入合计2.11万亿元，同比增速11.16%，城乡居民医保支出7103亿元，同比增长16%。医保支出比职工医保收入的增速高8%，居民医保收入是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相结合，也比预期相对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公立医院实现发展最关键的问题，除了傳统的依靠增量发展以外，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广大的医生要有个观念的转变，就是必须从依靠增量转向提高质量。也就是要思考如何把有限的政府投入更好地用于老百姓，发挥最大的效益。从公立医院内部的资源配置、科室设置、人员布局和岗位设置都要发生变化，同时还要引入大数据、信息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的内容。比如区块链等新的事物会像一种新鲜血液的加入，让公立医院更好的实现内部变革，这也是当前的重点工作。
公立医院的资金利用上，梁万年司长表示，“我们在研究制定的文件主要是如何用好公立医院的资金池。有限的预算资金、有限的个人支付和有限的政府投入，组成了可用于医疗领域的资金总量，且每年相对固定，那么改革的核心就是如何把有限的资金发挥最高的效率。在药品这个领域当中，当然包括耗材，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特别强调要杜绝浪费，要降低药占比和耗材占比，提高含金量，使公立医院整个的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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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举例了医院支配资金的情况。“比如，每年10亿元收入，医院真正可支配的收入仅为30%左右，而国际上平均水平是60%～70%，香港地区是80%。这些资金都浪费到哪儿去了？显然更多地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和耗材上了，所以需要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是行为变革。行为变革的核心实际上是激励和约束机制变革。医生激励约束机制变革的核心，是医生的分配收入机制变革和考评机制变革。整合不仅仅是外部整合，医院内部的整合也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构建整合型的医疗服务体系，使这个体系真正将提供医疗服务作为主业，同时又能提高效率，兼顾预防、保健和康复多项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目前医院每100元收入中占比3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要力争增至40%～50%，最好是增至60%～70%的占比，也就是医院每100元收入中，药品和耗材的部分是30元或40元，其他都是医院真金白银的收入，将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带来动力来源”。
医疗机构除了要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以外，还要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提供人们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需要，同时以“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为核心提供康复、养老、临终关怀等服务，都需要在体制设计、机制变革上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
梁万年司长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经典的总结。他说，“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是需要在现有的存量体系下进行两大变革，一是体系系统的变革。整合型的体系需要体系、机构内部的变革，由内部实行理念的变革和构架的变革，同时现有的医疗体系则需要思考如何顺应新的角色，需要设计和反思相结合。二是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现有的我们医疗体系如何进行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三是要补上过去的短板弱项，做好医养结合、长期护理和临终关怀服务，这恰恰也是当前我国群众的迫切需求。当前的重点工作是医疗服务体系如何进一步延伸服务项目，更好地满足这部分的需求”。, 百拇医药(费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