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华敏 牛小倩 董 黛 牛更枫 孙丽君

    (1青岛科技大学数理学院，青岛 266061；2邓州市城区一小学区一小校区，邓州 474150；3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西安 710049；4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5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新乡 453003)

    对青少年群体而言，抑郁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在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发生率(Cairns， et al.， 2014； Hoare， et al.， 2014)。 基于中国被试的调查数据显示，抑郁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检出率在 5.8%-17.0%之间 (R?ikk?nen et al.，2011；牛更枫等，2015)。此外，抑郁对青少年个体的身心健康、社会适应、人际交往都有着极大的危害(Fadi et al.， 2011)。由于抑郁较高的发生率和巨大危害性，抑郁的影响因素一直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表明，诸如遗传因素、社会和家庭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的人格特质、人际交往和认知倾向等因素，都是抑郁发生的显著预测因素 (Monroe＆ Simons，1991；Sun et al.， 2017)。

    作为家庭环境因素的核心组成部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指家庭在教育、财产、社会地位等有价值的资源上的层级排名。它是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因素——对个体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如攻击行为、酗酒、焦虑和失眠等)均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个体发展和社会适应的重要风险因素 (Bradley＆ Corwyn，2002；Matthews＆Gallo，2011)。就抑郁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也有着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 (Everson et al.，2002；Zimmerman＆ Katon，2005)。身处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会面临着更多不可控的负性生活事件和压力体验，进而增加个体抑郁的风险(Bradley ＆ Corwyn， 2002； Everson et al.，2002)，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影响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晰。

    此外，自尊也是影响抑郁的一个重要因素。抑郁易感性模型指出，个体对自我的消极认知和评价是抑郁发生的关键性易感因素。且个体抑郁的易感性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个体抑郁的发生中充当一种中介作用(Cole et al.， 2011)。 在此基础上，作为个体自我评价核心的自尊对抑郁的影响也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研究结果都表明自尊对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低自尊是抑郁产生的重要风险因素 (Orth et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