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勇

    (贵阳中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贵阳 550025)

    1 引言

    近十年，欧美国家相关研究者开始关注人格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联。大量的研究结果证实，外向性和宜人性对生育数量存在正向预测作用，而开放性、尽责性和神经质对生育数量存在负向预测作用(Avison ＆ Furnham， 2015；Berg etal.， 2013；Jokela et al.，2009；Jokela et al.，2011)。 随着我国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民众的生育行为拥有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这势必会放大个体差异在生育行为中的影响。本文将就人格与生育行为产生关联的历史背景、欧美人群中人格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特点、从进化角度理解人格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分别进行阐释，以期引起国内相关研究者关注个体心理差异对于生育行为的价值和意义。

    2 人格与生育行为产生关联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经历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完成了人口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次人口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起，欧美许多国家开始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1965年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出现了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现象(石人炳，2012)。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甚至降到1.5以下，远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2.1，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 trap)”(吴帆，林川， 2013)。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初婚率大幅度下降，初婚年龄上升，初婚初育的时间间隔拉大，离婚率大幅度提高，无证婚姻或同居成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与此同时，美国也出现类似变迁，从20世纪60年代的性别革命起，婚姻逐渐转变为不以父母的意愿为中心，初育年龄增高，初婚年龄增高，同居关系增加，非婚生育在总体生育中的比例增加。相对于传统的结婚、生子、抚育后代的人生历程规范，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变得更加非结构化(Briley et al.， 2014)。 为了解释生育行为的转变，相关研究者确认了第二次人口转变(Lesthaeghe， 2010； Lesthaeghe ＆ van de Kaa，1986； van de Kaa， 1987)。

    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孩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常规的人生目标，孩子变为人生的可选项目。社会价值趋向于容忍个体表达迥异的生育行为，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个体思想、情感和行为与生育行为发生关联存在了可能性。Eaves等人(1990)首次发现了人格特征与生育行为存在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