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超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天津 300134)

    1 前言

    语言交流互动过程中一方拥有另一方需要的信息，有责任通过语言指示同伴做出某种任务操作，以合作完成任务；语言指示一方是指导者，参照语言操作的一方是操作者(Krauss＆ Weinheimer，1964)。Markman和Makin(1998)进一步将交流典型实验范式归纳为：双方合作完成共同任务，轮流用语言描述任务对象，对方参照语言描述完成操作。简言之，交流过程中，交流者依据共同目标，借助口头语言，通过人际互动，完成共同任务；交流者间彼此互惠互助，重视集体性奖赏与个体责任。语言交流活动既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合作学习中，也表现于日常社会交流中，又是人际沟通的重要形式之一 (张恒超，2013； Christensen，Fusaroli，＆ Tylén，2016)。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了交流的两个方面：交流语言特征、交流效率效果。

    首先，交流中语言的显著作用使其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交流的合作性决定了交流双方语言的共享性，交流者在交流中遵守以语言信息为基础的语用规则 (张恒超，2018；Jennifer，Jason，＆Giulia，2012)。交流语言、对象和交流者两两间存在紧密关系，语言信息具有交流者和交流情境所赋予的特有涵义。换言之，交流者的语言是彼此信念、意图、假设、目标、行为类型、经验知识的联合表征，其特定语境下的具体特征受交流语境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影响。研究者将语言的这种综合语境化过程称为语言参照惯例的形成过程 (张恒超，2017b；Corter＆ Gluck，1992； Heller，Gorman，＆ Tanenhaus，2012； Mills，2011； Rogers，Fay，＆ Maybery，2013； Sidera，Serrat，Serrano，Rostan，Ca?o，＆Amadó，2013； Wilkes-Gibbs ＆ Clark，1992)。 进一步，在参照惯例的形成问题上，以往研究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境相关联的信息从交流的最早时刻即开始引导语言加工决策 (Brown-Schmidt，2009；Brown-Schmidt，Gunlogson，＆ Tanenhaus，2008；Metzing＆ Brennan，2003)。该观点支持“语言加工基于限制”的理论(基于限制的加工模型-constraintbased processing models)，语言交流中存在大量限制因素，引导语言加工决策，包括交流对象的基本表征、交流同伴的熟悉性、特定经验的固定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