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超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天津 300134)

    1 前言

    交流(communication)体现了日常人们人际互动的方式和功能，其典型特征为：语言核心媒介性、人际互动性、信息沟通性、集体责任与奖赏并存性(张恒超，2013； Frobenius，2014； Goldin-Meadow ＆Alibali，2013； Kronmüller ＆ Barr，2015； Makkonen，2016)。具体而言，交流双方(语言指导者-director和参照操作者-matcher)围绕交流目的，以各种媒介彼此互换信息、沟通思想、表达期望假设和意图等，以实现任务对象的界定、分类、辨别和操作，进而共同实现交流任务 (Brown-Schmidt，2009；Jacquette，2014； Krauss ＆ Weinheimer，1964；Matovic，Koch，＆ Forgas，2014)。Markman 和Makin(1998)将交流范式归纳为：在特定交流情境下，被试双方基于共同的交流目的，轮流使用语言表达对象、问题和任务特征及相应的评价、观点和假设，对方参照同伴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判定和决策，并执行相应的行为操作。语言在交流中的核心媒介性特点，使其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一是交流语言认知特征，二是交流语言和非语言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首先，关于交流语言认知特征。Grice(1975/1989)强调交流语言内容特征依赖于交流合作规则，交流的不协调意味着彼此间的语言互动会出现大量的言外之意。基于该观点，Grice(1975/1989)归纳了交流语言规则，见表1。

    表 1 Grice’s Quantity maxim

    从表1可以看出，Grice重视交流语言与语言所指间的恰当而对等的关系，但是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实际交流中语言信息并不总是恰到好处或绝对准确的。一部分研究指出，语言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更为重要的是保持互动认知的协调发展。所以交流语言相对于语言所指对象经常表现出信息的相对丰富和赘余，即交流语言是对对象的一种精细化的解释 (张恒超，2018a；Galati＆Avraamides，2013； Heller，Gorman，＆ Tanenhaus，2012)。精细化的语言可以传递多种交流参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