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心妮 白宝玉 钟 年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1 问题提出

    孝道(filial piety)是子女与父母相处的一系列认知和行为规范，是传统中国人家庭生活、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中最核心的伦理基础(叶光辉，杨国枢，2009)。现有研究发现孝道对个体的自我、人际关系、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等存在着广泛的影响(金灿灿等，2011； Chen ＆ Ho，2012； Chen＆ Wong，2014； Yeh ＆ Bedford，2004)。 但是，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孝道对个体变量的影响，其被试主要是我国港澳台城市地区的大学生，而在内地开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傅绪荣等，2016)，针对农村小学生的研究更是稀缺。 与我国台湾学者对孝道认知结构的划分(叶光辉，杨国枢，2009)不同，范丰慧等(2009)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发现，大陆地区的个体对孝道的认知真实地表现出“护亲荣亲”的特点。 而且，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较强的家庭本位的观念，青少年也更加看重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王美萍等，2001)。因此，有必要用实证方法探讨我国农村儿童的孝道观念，并从个体和人际关系等多重视角深入挖掘孝道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通过总结儒家典籍和以往心理学中孝道的研究，Yeh 和Bedford(2003)构建了双元孝道模型，指出当代中国人同时拥有互惠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和权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其中，互惠性孝道以儒家的“亲亲”和“报”为指导原则，是指子女因为感念和报答父母的生育和教养之恩，基于在与父母的亲密互动中自然产生的情感联结而认同并遵循孝道规范，并自愿在情感、经济和精神上给予父母敬爱和关心； 权威性孝道则以儒家人际交往中的“尊尊”原则为指导，强调亲子双方的等级关系和角色责任，因而子女通常要服从父母，必要的时候还需压抑自己的需求以满足父母的要求(Bedford＆ Yeh，2019； Yeh ＆ Bedford，2003)。 已有研究发现，与权威性孝道相比，持有更高互惠性孝道信念的个体有更少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更高水平的自尊和更好的亲子关系等 (Chen ＆ Ho，2012；Yan ＆ Chen，2018； Yeh ＆ Bedford，2004)。 同时，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是父母尤其是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也是农村学生报答父母的典型表现。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互惠性孝道是否能够预测农村小学生的学业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