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树 隋明楠 刘永芳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市心理健康与危机干预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62)

    1 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环境恶化、气候变暖、资源枯竭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 已经到了唯有人类共同面对、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找到有效应对之策的境地。 在此种背景下，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 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Hines(1987)认为，亲环境行为是 “个人根植于价值观和使命感自觉地为防止或处理环境污染问题而实施的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 所有有目的地减少破坏或污染环境(Stern，2000)甚或对环境较少负面影响(Reid et al.，2010)的行为均可以被称为亲环境行为， 如使用可回收餐具、乘坐公交车等。国内学者认为，提高循环利用率、有意识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和主动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牺牲自我利益换取环境回报的行为都可称之为亲环境行为 (邓雅丹 等， 2019； 胡奕欣 等，2021)。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定义亲环境行为，均是以“个体行为对环境的积极至少是非消极影响”为前提的， 因此是以个体约束自己的行为甚或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换取环境长远回报为特征的。

    那么， 怎样才能使人们约束自己行为甚或牺牲自己利益去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保护环境呢？ 由于几个原因，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首先，约束行为和牺牲利益与人们追求自由和自私自利的天性相抵触， 让人们主动约束自己行为和牺牲自己利益是很难做到的；其次，近期损失与长远回报相冲突，人们具有重近轻远的倾向， 让人们舍弃近期利益而追求长远环境回报是很困难的；第三，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人们通常不愿意为了集体的公共利益(如环境)而牺牲个体的利益。即便个体愿意牺牲自己的近期利益去追求集体的长远利益， 也会由于博弈心理的存在而担心别人不这样做而导致前功尽弃，这被有的学者称为群体效能感 (collective efficacy)的缺失(Scheepers， 2017)。尽管如此，研究者们还是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亲环境行为，找到破解上述难题的途径和方法。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Personality et al.，1980)认为，个体的环境态度和遵从规范的倾向是亲环境行为的决定因素， 如具有积极环境态度的人更有可能回收废物和进行废物处理 (Tonglet et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