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 和他们的“疯狂面包”
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如法棒、牛角包、面包圈等，这些面包会在北京的使馆学校或外国公寓售卖。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几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
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小小的窗口。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让他们有机会像手中的面包一样，融入人群。
味道好极了
2018年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前一晚，大厨吕文海已经和好面，面包师们今早负责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给做好的面包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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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过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来到中国，是一名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能给病人找点全年能做的事，便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了”。
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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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3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并征得家属同意后，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改造了一间会议室，“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做面包时，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平常人一天就能学会的揉面，他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又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14年来，面包师们来来去去，有的被家属接走了，有的发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赵大宝和姜晓辉坚持至今。
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了，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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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伊万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和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
李光景回忆，第一次出门去卖面包，他害怕跨出这道红色的铁门──“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会有人买吗？万一被人嫌弃怎么办”。
好在初战告捷。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带着自制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他们感叹老外对“疯狂面包”的热情，面包很快就售罄了。
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他们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的压轴節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由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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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团队
现在对于李光景、赵大宝、姜晓辉3人来说，做面包算是手到擒来。赵大宝将面饼擀成一张圆饼，用小刀把饼飞快地切成八个角，众人一人捏一个角，用手盘出牛角的形状。李光景烧开一壶水，放入小苏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捞出来。女面包师刘俊(化名)负责控水，将面包码进烤盘，姜晓辉接过烤盘，放进烤炉烘焙。十几分钟后，几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炉了。
每个面包师都分工明确，做桂皮卷的时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码盘，有人烘焙。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是战友，没有谁能一个人就把面包做好。”李光景一直强调，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让他重拾当年开公司的感觉。
偶尔也有返工的时候。有一次面和得不合适，烤出来的面包不成形状，面包师们讨论怎么办，最终赞成返工。“虽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但我不想凑合，砸自己的招牌。我们要有担当。”李光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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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半，历经3个小时，面包师们的劳动成果是做出了6种口味的118个面包。这些面包被装进特制的包装袋，贴上“疯狂面包”标签，除了几个是德国使馆学校老师预订的，其余一百多个要在校园里零售。
半根蜡烛的价值
11点20分，北京亮马桥附近的德国使馆学校的一批学生下课，李光景3人在明亮的教学楼大厅摆好桌椅，售卖面包。他们在这里卖面包已经十多年，允许“疯狂面包”来校园零售，是这家学校的一个公益活动。
李光景喜欢出来卖面包，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他走出铁门，离人群更近一点。下午两点多，100多个面包卖得只剩下4个桂皮卷，一共卖得了600多块钱。
面包房给托管中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14年来，他们用面包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个面包师每月还会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待着没用的。”赵大宝对能有这笔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攒一些钱，给母亲买一份礼物尽孝。
李光景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坦诚自己身体有点毛病，但特别愿意跟常人交流。他说：“尤其当别人买完面包，那种鼓励你的眼神，带给你阳光的眼神。我们赶不上整根蜡烛，但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变化还不止这些。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觉得，坚持下来的病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变少了。
(摘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9月), http://www.100md.com(王瑞锋 李想俣)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几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
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小小的窗口。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让他们有机会像手中的面包一样，融入人群。
味道好极了
2018年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前一晚，大厨吕文海已经和好面，面包师们今早负责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给做好的面包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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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过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来到中国，是一名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能给病人找点全年能做的事，便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了”。
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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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3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并征得家属同意后，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改造了一间会议室，“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做面包时，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平常人一天就能学会的揉面，他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又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14年来，面包师们来来去去，有的被家属接走了，有的发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赵大宝和姜晓辉坚持至今。
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了，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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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伊万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和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
李光景回忆，第一次出门去卖面包，他害怕跨出这道红色的铁门──“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会有人买吗？万一被人嫌弃怎么办”。
好在初战告捷。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带着自制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他们感叹老外对“疯狂面包”的热情，面包很快就售罄了。
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他们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的压轴節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由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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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团队
现在对于李光景、赵大宝、姜晓辉3人来说，做面包算是手到擒来。赵大宝将面饼擀成一张圆饼，用小刀把饼飞快地切成八个角，众人一人捏一个角，用手盘出牛角的形状。李光景烧开一壶水，放入小苏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捞出来。女面包师刘俊(化名)负责控水，将面包码进烤盘，姜晓辉接过烤盘，放进烤炉烘焙。十几分钟后，几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炉了。
每个面包师都分工明确，做桂皮卷的时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码盘，有人烘焙。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是战友，没有谁能一个人就把面包做好。”李光景一直强调，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让他重拾当年开公司的感觉。
偶尔也有返工的时候。有一次面和得不合适，烤出来的面包不成形状，面包师们讨论怎么办，最终赞成返工。“虽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但我不想凑合，砸自己的招牌。我们要有担当。”李光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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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半，历经3个小时，面包师们的劳动成果是做出了6种口味的118个面包。这些面包被装进特制的包装袋，贴上“疯狂面包”标签，除了几个是德国使馆学校老师预订的，其余一百多个要在校园里零售。
半根蜡烛的价值
11点20分，北京亮马桥附近的德国使馆学校的一批学生下课，李光景3人在明亮的教学楼大厅摆好桌椅，售卖面包。他们在这里卖面包已经十多年，允许“疯狂面包”来校园零售，是这家学校的一个公益活动。
李光景喜欢出来卖面包，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他走出铁门，离人群更近一点。下午两点多，100多个面包卖得只剩下4个桂皮卷，一共卖得了600多块钱。
面包房给托管中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14年来，他们用面包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个面包师每月还会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待着没用的。”赵大宝对能有这笔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攒一些钱，给母亲买一份礼物尽孝。
李光景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坦诚自己身体有点毛病，但特别愿意跟常人交流。他说：“尤其当别人买完面包，那种鼓励你的眼神，带给你阳光的眼神。我们赶不上整根蜡烛，但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变化还不止这些。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觉得，坚持下来的病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变少了。
(摘自中国青年网2018年9月), http://www.100md.com(王瑞锋 李想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