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梅?王子岳

    摘要：“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提出近40年了，这是一种在肯定人类的疾病和健康属于生物学现象的同时，强调疾病和健康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医学观。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阐述了如何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运用到临床实践中，指出：医患间“对话”模型和情感沟通有助于发现疾病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而心理治疗、社会支持和教育干预能够作为有效的临床辅助治疗手段。

    关键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医患关系；心理治疗；临床应用

    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恩格尔(G.L.Engel) 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的挑战》，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的概念，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本质和提供合理的医疗卫生保健，新医学模式除了生物学观点外，还必须考虑人的心理和人与环境的关系[1]。恩格尔提出的现代医学模式是对以“还原论”为主导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在这之前，医学被归结为普遍意义上的生物学，甚至是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与化学。生物医学模式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短板”，那就是精神疾病的病因学与病理学[2]，恩格尔由此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普遍性与真理性提出质疑。

    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现实阻力

    500年前，近代医学方兴未艾，人类的爱、欲、情、志等命题都属于灵魂叩问的范畴，这是神学的领地，于是，医学、疾病研究的空间被局限在躯体上，而社会行为与心理过程则交给神去处置。不过，现代医学今天的阻力并非来自神学的权威，而是来自生物学研究的强大惯性，“生物因素决定论”的偏见，以及技术至上的现代病。

    大部分临床医师，固守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思维方式，在诊疗过程中只注意生物因素，无视心理与社会因素的致病作用，不询问也不会解读患者躯体症状背后所掩盖的情绪心理障碍，而是直解患者的躯体症状，相信和强调种种先进仪器的检查结果，使患者错失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的机会。对主诉的漠视和对实验室指标的过度依赖，致使医疗支出高涨、医患情感破裂，从根本上改变着医学的人学本质。目前大部分医院的诊疗科室和辅助技术机构，几乎都是为适应生物医学需要而设立的，不同专业的医生固定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众多专科制将人体划分为不同的碎片，整体的人消失了，影响疾病与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也随之不被重视[3]。

    二、以现代医学模式为导向的临床应用

    正如恩格尔的描述，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帮助我们理解身心间的双向性关系，调和疾、病分离的二元概念。一些影响症状和行为的心理社会因素并不容易直接以针对性的方法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