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薇 李 强 翟宏堃 周彦榜 鲁 帆

    (1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350) (2 天津工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天津 300387)

    1 问题提出

    产后抑郁是一种发病于分娩后一年内的中度到重度抑郁发作(Hutchens & Kearney, 2020)，其发病率存在很强的地区差异性。全世界范围内该疾病发病率为0.5%～60.8%(Halbreich & Karkun, 2006)。在我国的发病率则为7.3%～34.9%(张巍等, 2011)。对于围产期女性而言，产后抑郁不仅会严重损害其心理健康，也会增加其他围产期疾病的易感性(Gelaye et al., 2016)，给新生儿照料增添更多困难(靳宇倡, 丁美月, 2017)，并使得新生儿更易存在认知、行为和发育不良等问题(Feldman et al., 2009)。

    产后抑郁是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生物因素主要包含遗传学因素、表观遗传学因素与分娩后生殖激素的剧烈变化。然而，产后抑郁的致病基因目前尚未明确(Comasco et al., 2011)。分娩后生殖激素变化虽然可以预测产妇短时间内的抑郁情绪，却难以解释分娩后较长时间内的抑郁发病机理(Buttner et al., 2012)。由于生物因素对于产后抑郁的预测存在诸多不足，社会心理因素对于产后抑郁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其中，产后抑郁的认知行为模型提出，怀孕和分娩是围产期的重要应激源，会增加女性在这一时期的抑郁易感性。在此期间，孕产妇的围产期压力、心理社会资源(如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和心理脆弱性(如人格脆弱性、不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等心理与行为因素均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O’Hara et al., 1982)。该理论破除了怀孕分娩与抑郁发作之间关系的迷思，有助于研究者在一个整合的框架内系统地理解社会心理因素与产后抑郁之间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模型。

    围产期经历对于预测产后抑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产妇年龄大(张欣等, 2001)、剖宫产(朱丽娅, 2002)、对新生儿性别失望(刘一迪等, 2015)、计划外怀孕(Beck, 2001)、缺乏陪护和孕期患病(Strapasson et al., 2018; Wesseloo et al., 2018)是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充分知晓孕产知识(Min et al., 2020)和家人陪护(张巍等, 2011)则是保护因素。

    社会心理资源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给予个体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