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娟 王 宁

    (天津商业大学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1 问题提出

    现实中的事实认定决策并非完全“无偏”。以性侵、强奸等为主的案件研究发现，案件中受害者的情绪表达或者展现情绪性行为特征会影响观察者对其的可信度感知，研究者们称之为“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Ask et al., 2010)。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研究通常基于两条主线展开。其一，受害者有无情绪表达会对其可信度产生影响。与那些不能够表达自己情绪或者表达中性情绪的受害者相比，谈论受害情况时(即使口头陈述案件内容都一样的情况下)表现出明显痛苦迹象的受害者，让人觉得其说辞更可靠和真实，更倾向于相信其遭遇到了侵害(Ask et al., 2010; Bollingmo et al., 2009; Golding et al., 2003; Hackett et al., 2008; Kaufmann et al., 2003; Rose et al., 2006)。其二，受害者情绪表达的适当性也会对其可信度产生影响。Kaufmann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呈现强奸案中受害者悲伤、中立、快乐三种不同情绪，参与者普遍认为“适当”(悲伤)情绪条件下的受害者可信度最高，“不适当”(快乐)情绪条件下的受害者可信度最低。更引人关注的是，受害者的悲伤情绪表达还会间接影响案件相关的审判结果，受害者的悲伤情绪影响对施害者犯罪性质的判断与案件裁决(Bollingmo et al., 2008)。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近年来大多数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研究在关注的受害者情绪特征方面也存在相对的一致性，其中关注度较高的是受害者的悲伤情绪，即将受害者作为弱者角色表达悲伤情绪作为核心情绪的特征，并探讨其对可信度判断的影响功能。

    为什么受害者的悲伤情绪表达会让其及其说辞更加可信？目前对此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从期望的视角来看，如果受害者在情绪表现方面更符合人们“心目中受害者角色”应该有的预期，就容易提升观察者对他们的信任，反之受害者及其受到的伤害会令人产生怀疑。这种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是基于特定情况下，什么样的情绪表达被认为是“合适的”的一种刻板印象(Elliso & Munro, 2009)。当受害者表现出绝望、抽泣等情绪反应时，符合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而当受害者表现得平淡冷静，甚至积极愉快时，则认为与对受害者角色期望相违背。较之二者，受害者做出与其角色期望一致的情绪表达时被认为更可信(Kaufmann et al., 2010)。二是从同情的视角来看，受害者的悲伤情绪表达本身作为一种刺激也会引发观察者的同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