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 赵玉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1 引言

    2020年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发展为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并成为了死亡的主要原因(United Nations, 2020)。新冠疫情不仅威胁着公共财产和公共安全，还给公众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死亡恐惧和焦虑就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最主要的心理威胁(Courtney et al., 2020)。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持续增加, 人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在与死亡有关的信息和情境中(Menzies & Menzies, 2020)。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死亡凸显激发了人们对自身死亡的焦虑，并引发了对亲人感染新型冠状(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后死亡的巨大担忧(Cable & Gino, 2020)。一项针对562名被试的调查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威胁与死亡焦虑显著正相关(Kavaklet al., 2020)。Song等人(2020)收集了新冠疫情期间1453名中国被试的数据，发现死亡威胁显著增强了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Ulqinaku等人(2020)通过让被试回忆疫情期间的高感染性和高死亡率来操纵死亡威胁，发现死亡威胁显著影响了人们的不健康补偿消费行为。因此，在新冠疫情期间检验死亡威胁的影响，找到减轻死亡意识引发的死亡焦虑的途径，对于个体以积极的心态应对疫情防控具有重要意义(Xiang et al., 2020)。

    恐惧管理理论(Greenberg et al., 1986)是探究个体如何管理死亡恐惧以及死亡恐惧如何影响人类行为的理论。其实验研究通过操纵死亡凸显引发人们对死亡必然性的意识, 从而观察人们在死亡凸显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标准的死亡凸显操纵(Rosenblatt et al., 1989)是让被试回答两个有关死亡的开放性问题，分别是：“请想象并描述自己死亡的场景，当你想到自己死亡时，你有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和“请想象自己死亡时和死亡后，你的身体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在死亡凸显并经过延迟后表现出的死亡思想可及性和防御反应的增加被称为死亡凸显效应。已有研究发现，死亡凸显会增强人们对文化世界观的捍卫(Rosenblatt et al., 1989)，对自尊的追求(Schmeichel et al., 2009)和对浪漫伴侣的承诺(Hirschberger et al., 2002)。此外，实证研究表明，对当前流行病或病毒爆发(例如，埃博拉、猪流感等)进行思考，可以得出与标准死亡凸显操纵相似的发现，即增强了死亡思想的可及性和文化世界观防御反应(Arrowood et al., 2017; Bélanger et al.,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