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梓轩 李雨悦 杨雨洁 李官珅 颜志强,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长沙 410081)

    (2 湖南师范大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1)

    1 引言

    共情能否让人们过上更道德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争论的热点话题(颜志强，苏彦捷，2017)。共情反映了感知和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往往会引发关心他人福祉的动机和亲社会行为，并为道德发展提供情感基础(颜志 强,苏 彦捷,2021;Decety &Holvoet,2021)。从人类发展和种族繁衍的角度而言，共情有助于内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但是，这也意味着共情存在内群体偏差。不过，不同文化下对共情内群体偏差的道德认知似乎有所差异。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就一直尊崇着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孟子并不要求我们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和子女一样，一个“及”字表明儒家倡导的是有差序的爱，公平但不平等。而在西方，人们似乎更加强调公平公正的理念，正如柏拉图所说，“公正是德性之和”。来自西方的研究确实表明，人们认为对所有人公平平等的共情最道德(Fowler et al.,2021)。因此，公平共情的道德认知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是本研究将要探讨的问题。

    共情一直被认为是道德生活的核心。目前，关于共情的争论集中在共情是否会限制人们的道德水平。早期，许多研究者认为共情对个体的道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Eisenberg &Strayer,1987)。一些研究证据也确实表明共情可以促使人们产生道德关注，并做出道德行为(Eisenberg&Miller,1987;Galinsky &Moskowitz,2000)。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共情并不总是道德行为的最佳指南。内群体偏差的存在，会使得共情产生与公平和正义原则相冲突的社会偏好和偏袒(Bloom,2017;Decety &Cowell,2014;Prinz,2011)。何晓丽和谢荣慧(2018)的研究确实发现个体的共情偏好受到共情主体与共情对象人际距离的影响。神经影像学研究也发现，个体对内群体成员的疼痛共情反应比外群体成员更强(Hein et al.,2010;Sheng et al.,2016;Xu et al.,2009)。这些结果不由得使人们对共情的道德价值产生了疑惑，应该拒绝还是接纳共情的内群体偏差呢？Fowler等(2021)提出，也许并非是共情限制了道德，而是道德认知限制了共情。

    个体的认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文化(王立皓,汪凤炎,2015;Mark,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