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底，我到农村插队。前后干了五年吧，黑夜到头见曙光，我有了返城的机会，但必须大队支书同意后盖了章才能办理。要想从他手心里走掉，可没那么容易，我已经打算让他扒一层皮了。我知道他贪得厉害，可是送东西得送到人家心气儿上。他的侄子是民兵队长，也是他的亲信，我就向他打听，由此便知他正需要一个挂钟。大队干部开会，十次有九次在他家里开，没钟点哪行？我问民兵队长他想要个什么样的钟，那小子瞥我一眼说：“还不是要那种外边木头壳、里边带摆、打点的钟!”我一听心里就冒火，这个钟还不得七八十块，顶我爹两个月的薪水。

    我先给在北京的舅舅写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