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读书边挣工分
上世纪70年代初，因家境贫困，我早早地加入到挣工分的行列。那时，全家七口人，爷爷、奶奶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两个妹妹年幼，还不能干活，父亲在村校里教书，母亲在生产队里劳动，父母要维持全家的生计，是很困难的。那时，我虽只有13岁，但已很懂事了，我一边上学，一边承担起既做家务又挣工分的双重担子，尽量帮父母一把。
我干活挣工分只能利用节日、暑假、寒假、忙假时间，还有就是夏收双抢、秋收秋种大忙时的打夜工，加起来一年有上百天的劳动时间。为了搶时间，我到学校专心读书，放学回家拼命干活，力争读书做工两不误。为了多挣工分，凡是力所能及的农活我都干。不论是挑担等重活，还是割麦、插秧等难活，积肥、施肥等脏活，整墒、耙田等苦活，我都学着做，尽力干好，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勤快的孩子。
那时的记工分方式是大寨式的评工记分。通常每个劳动日规定一个基本分值，男劳动力10分，女劳动力8分。在此基础上，自报公议，上下浮动。
社员们评工分是很较真的，不但要看出工时间多少，更要看是否出力。出工不出力的，即使是强劳力，也不能得高工分；出工又出力的，即使劳力稍弱些，也能得较高的工分。我的家乡在湖滨水乡，村里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一般并不需要孩子们干农活。即使出工，一天能给上四五分就不错了。而对我，生产队则特别优待，一般给我8分，几乎与女劳力一样。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劳动态度好。我还是生产队的编外宣传员呢，常常给大家读报纸、讲革命故事、写广播稿，用社员们的话说，我是“人小志气高，有知识、干劲大，干起活来像个小老虎”。
除干农活挣工分外，我还利用早晚放学的点滴时间拾猪粪，向生产队换工分，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能换上两千多个工分。
当时，农村的劳动力收入很低，一个劳动日(10分)，一般值四角钱左右。我一年挣1200多个工分，可得50至60元。农村一个人的口粮费用约为50元，也就是说，我挣一年的工分可以养活自己了，这对一个学生来说，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197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净挣工分2100分，这一年收成又好，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为六角钱。年终结算时，我家破天荒地参加“分红”，净得130元。母亲高兴地拿出20元，买了一斤半毛线，点灯熬夜地忙着为我织了件毛线衣。这是我第一次穿毛线衣，也是第一次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这使我初步体会到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乐趣。
1977年，我参军入伍，结束了“半耕半读”的学生生活。在那挣工分的岁月里，我失去的是少年的欢乐，但是我赢得了生活，这使我受益终身。, 百拇医药(宣金祥)
我干活挣工分只能利用节日、暑假、寒假、忙假时间，还有就是夏收双抢、秋收秋种大忙时的打夜工，加起来一年有上百天的劳动时间。为了搶时间，我到学校专心读书，放学回家拼命干活，力争读书做工两不误。为了多挣工分，凡是力所能及的农活我都干。不论是挑担等重活，还是割麦、插秧等难活，积肥、施肥等脏活，整墒、耙田等苦活，我都学着做，尽力干好，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勤快的孩子。
那时的记工分方式是大寨式的评工记分。通常每个劳动日规定一个基本分值，男劳动力10分，女劳动力8分。在此基础上，自报公议，上下浮动。
社员们评工分是很较真的，不但要看出工时间多少，更要看是否出力。出工不出力的，即使是强劳力，也不能得高工分；出工又出力的，即使劳力稍弱些，也能得较高的工分。我的家乡在湖滨水乡，村里人多地少，劳动力剩余，一般并不需要孩子们干农活。即使出工，一天能给上四五分就不错了。而对我，生产队则特别优待，一般给我8分，几乎与女劳力一样。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劳动态度好。我还是生产队的编外宣传员呢，常常给大家读报纸、讲革命故事、写广播稿，用社员们的话说，我是“人小志气高，有知识、干劲大，干起活来像个小老虎”。
除干农活挣工分外，我还利用早晚放学的点滴时间拾猪粪，向生产队换工分，积少成多，一年下来也能换上两千多个工分。
当时，农村的劳动力收入很低，一个劳动日(10分)，一般值四角钱左右。我一年挣1200多个工分，可得50至60元。农村一个人的口粮费用约为50元，也就是说，我挣一年的工分可以养活自己了，这对一个学生来说，付出的劳动是可想而知的。197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净挣工分2100分，这一年收成又好，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为六角钱。年终结算时，我家破天荒地参加“分红”，净得130元。母亲高兴地拿出20元，买了一斤半毛线，点灯熬夜地忙着为我织了件毛线衣。这是我第一次穿毛线衣，也是第一次享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这使我初步体会到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乐趣。
1977年，我参军入伍，结束了“半耕半读”的学生生活。在那挣工分的岁月里，我失去的是少年的欢乐，但是我赢得了生活，这使我受益终身。, 百拇医药(宣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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