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顺 范君晖

    随着生育成本的提高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人口生育的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折，2019年出生人口已经降至近50年来的最低值[1]，同时，低生育水平下人口结构的长期失衡，使得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出现，人口的长期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面对生育形势出现的深刻转变，生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但就目前政策实施的结果来看，低生育水平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扭转，这可能说明生育政策限制已不是现阶段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人口经济学家哈威·莱宾斯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提出的边际孩子数量选择理论[2]，为生育研究提供了视角，即生育决策者是否生育子女，生育几个子女主要取决于生育需要的成本和所能带来的潜在效益之间的比值。以此，众多学者[3-4]从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保险功能等角度进行了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社会保险作为养老的重要补充手段，其对生育的保险功能可能产生的影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目前研究集中于养老保险与生育水平的关系，忽略了医疗保险同样可能对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产生替代作用，进而对生育产生影响。同时，现有研究多从静态角度分析，忽略了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性。因此，我们从动态角度分析养老及医疗保险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政策改革提供参考。

    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1 指标选取

    目前关于养老保险水平和医疗保险水平学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指标。穆怀中[5]是国内最早对社会保障水平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他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匹配程度，以此评价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本研究借鉴其方法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平界定为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额同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其中生育水平包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等。生育率会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在人口基数小的时候，出生人口的增加会因为公式计算分母较小而出现出生率的快速上涨，易造成偏差。总和生育率通过计算15 ～ 49岁育龄妇女的分年龄组生育率的总和[6]得出，用来衡量妇女在育龄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其数据更加直观，且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较小，常用来反映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因此，我们以总和生育率作为生育水平的代理指标。

    1.2 数据来源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来自于国家统计局，鉴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全面推行的时间为2009年[5]，国家统计局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仅有2009和2010年这2年的数据，而2011年后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数据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7-8]数据合并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进行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