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影 黄振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十三五”时期，我国相继颁布并实施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202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的主要任务[1]。这表明了我国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决心。已有文献主要是围绕中医药服务能力评价指标构建[2]、中医药服务能力现状调查[3]、中医药人才能力培养[4]、中医药人力资源协调度[5]、中医药能力数字化[6]以及中医医院改革发展[7]等方面主题展开研究。鲜有文献分析中医药服务能力与不同影响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虽然有研究探讨了中医药服务能力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8]，但主要是分析了两者在不同区域中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而差异的成因则尚未明晰。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本文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进行变量和指标的选择，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我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路径，以期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域(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作为案例样本，考虑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了2019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国中医药年鉴(2020)》和《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

    1.2 变量与指标选取

    Tornatzky和Fleischer在1990年提出了技术(Technology)–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框架(TOE框架)，用于分析组织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9]。TOE框架能够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帮助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应用者提炼条件变量，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该框架进行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1)技术条件具体包括中医药基础设施和中医药专业人员2个二级条件。参考梁锦峰等[8]的研究，中医药基础设施采用“中医类医院床位数/人口数”测量，中医药专业人员采用“中医执业(助理)医师数/人口数”测量。

    (2)组织条件具体包括政府支持和创新能力2个二级条件。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政府支持是影响中医药服务能力的重要因素，而政府支持的力度往往反映在财政支持上[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