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莉萍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北京 100191

    早在1979年，美国医学人文的先驱佩里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就指出了当时美国生物医学模式之“罪”，今天看来，似乎也是我国医学教育和医学实践的写照：

    “过度专业化；技术至上；过度职业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文化价值；医生角色职责过于狭窄；太多的治疗而非疗愈；预防、患者参与和患者教育不够；科学太多，人文太少；经济激励过多；忽视穷人和弱势群体；日常生活过度医学化；医学生受到非人道对待；住院医师劳累过度；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能力不足[1]。”

    “叙事医学”这个概念近几年来被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医学教育者、临床医生、医学生所熟知，究其原因，大抵因为国内医学界普遍意识到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同时国内亟需改善的医患关系也敦促上述相关者找到破解困局的方式。被寄予厚望的医学人文如何在医学实践中落地？不少人意识到应该借助叙事医学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叙事医学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它对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的作用究竟表现在何处？它是可以实践的吗？如何实践？叙事医学现在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本文将在以下探讨这几方面的内容。

    1 临床工作为什么需要叙事医学？

    “叙事医学”一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丽塔·卡伦(国内有学者把Charon的姓翻译成“夏蓉”、“卡蓉”；但她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一书中指出，在希腊神话中Charon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冥河摆渡到冥府的船夫，因此笔者认为将其译为“卡伦”这一男性化的名字更合适)于2000年正式提出，其定义为“由具有叙事能力的临床工作者所实践的医学”；而叙事能力又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感动而采取行动的能力[2]”。叙事医学的来源包括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的“文学与医学”和“患者为中心的医疗”[3]。国内学者也对叙事医学的来源和工具性做了阐述，如凌峰教授认为：

    “叙事医学(是)……跨越了文学、心理学、认识论、美学和各种后现代理论的交叉学科，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潜力巨大的新工具。”[4]

    除了上述来源，叙事医学也从晚近兴起的概念如“关系医学”(relational medicine)和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中吸取了养分。关系医学认为医学的本质是医患的互动。患者的疾病经历由其对意义、自我效能(agency)、自尊和对未来的感知所塑造，而疾病经历又是在与医生的互动当中产生的，如果医生可以了解患者的“心理-社会”方面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