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旭，崔轶凡，杨凤芹，贾 多

    (1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2 山西中医药大学，山西 晋中 030619)

    传染病一直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比战争、革命更为深刻和全面，因为疾病直接攻击文明的核心和根基，传染病也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推动了医学技术的发展[1]。据《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统计，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记载比较明确、规模比较大的瘟疫大约有三百多次。

    我国自汉唐以降一直是世界性的人口大国，在民族繁衍过程中，尤其是在历代重大疫情的防治中，中医药理论发展与实践功不可没。《黄帝内经》“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理论开启了关于瘟疫的研究，汉代则开创了“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的隔离制度和群体用药的防疫措施，至隋代发展为专门隔离收治传染病患者的“疠人坊”；元代开始了佩戴口罩的探索；宋元时期开始出现的“人痘接种”之法，在明清时期广泛盛行，这一技术早于英国人琴纳的“牛痘接种法”数百年，被认为是“牛痘接种法”的前身。晚清民国时期，伍连德所采取的系统性、综合性防疫措施，就是在中医药世代积累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在历代抗疫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至今依然有效地应用于抗疫实践。

    千百年来，中医药在重大疫情救治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完善理论，尤其是在“治未病”理论的形成、发展、完善，为构建具体中国特色的防疫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本文拟以“治未病”理论为着眼点，探析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在我国防疫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1 中医学防疫思想

    1.1 中医学对瘟疫的认识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很多关于“瘟疫”的记载，如《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古人已经观察到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往往与季节有密切关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将疫病病因命名为“疠气”。巢元方则在《诸病源候论》对其传染性进行了具体翔实的描述，如“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其病与时气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等。吴又可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百病皆生于六气”“外感不外六淫”的传统认识，明确指出疫病不同与风、寒、暑、湿、燥、火，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其致病具有强烈的流行性与传染性，“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延门阖户，众人相同”。

    1.2 中医“治未病”思想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