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超应，罗磐真，王贵波，李锦宇，潘 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中兽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50；西安市鄠邑区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0300)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完成15年后，人们把基因组变异与疾病风险相关联，其公开的结果数以千计，有关信息被期望作为精准医疗的基础。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基因组的致病性变异信息往往是不可靠的，一般不能提供一个定量的疾病风险度量[1-4]。无独有偶，据统计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1990年前每年批准的新药不少于50个，到2002年却逐渐减少到不足20个；而这是在产业不断地合并与获得巨额支持的情况下发生的，且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并没有多大改善[5]。从2001年到2010年，美国FDA共批准了222种新药(183种化药和39种生物制剂)，在平均11.7年的随访期内(四分位距，8.7～13.8年)，发生了123起上市新药安全性事件(3起撤销药物，61起警告与59起安全通报)，共涉及71个新药，占新药总数32%；尤其是在生物制品、精神病治疗药物、加速批准与接近监管期限批准的制剂中更为多发[6]。即为何临床医学效果愈来愈多地发生了与基础研究结果相脱节的问题，而使其面临着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临床上慢性复杂性病证日益增多，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既不像以往急性病证那样，是由一种简单而又突出的主要病因所决定，其他因素都因为相对太弱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是由多个不容忽视因素的动态复杂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也不像基础实验研究那样，可以对实验条件进行人工控制，只对某一种特定的因素进行观察与研究，从而使传统科学“单因素线性分析与处理”的认识方法不能对其进行准确认识、把握与处理。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多因素非线性分析与处理”的认识方法；而复杂性科学的“初始条件”理论与中西医学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思路与方法。在此就有关问题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1 特异性防治认识方法的不足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现代生物医学通过实验条件控制与临床大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实现了对疾病特定病因病理的特异性认识、分析与处理，不仅使其在疾病的特异性防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也使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然而，由于疾病的发生不仅是由特定病因所决定的，还与机体、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临床实际中并不像实验室中那样可以进行人为的条件控制，而是不确定性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干扰性因素；研究报告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对群体进行均质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