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琼，许 丰，吴海波，苏 亮(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000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 广州 5055；广州公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广东 广州 50095)

    受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及诊疗过程中患方依从性较差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医疗纠纷呈现出高频发展态势，医患冲突日益升级，暴力伤医、杀医等恶性医闹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为妥善解决医疗纠纷，全国各地区开创了多种调处模式，以广州市为例，主要有：①自行协商；②卫生行政部门处理；③法律诉讼；④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调解；⑤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模式，如仲裁。

    由于各调处模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从医疗纠纷的解决效果来看，差异性较大且问题突出。因此，本文通过比较医疗纠纷调处的几种模式，提出解决医疗纠纷相应的模式选择，并根据实际问题总结相关的优化对策与建议，对改善就医环境以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1 医疗纠纷调处模式的比较

    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广州市医疗纠纷调处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模式。

    第一，自行协商。以广州市为例，赔付金额不超过一万元医患双方可自行协商解决(各地区限额不同，如江苏省不超过两万元、上海市不超过三万元等[1-2])。自行协商针对的医疗纠纷案情简单，赔偿金额较小，解决成本较低，在协商过程中医患双方通常不谈责任。但由于赔付金额限制、信息不对称以及关系对立等原因，易使医患双方信任感缺失，故自行协商可能会导致矛盾不断深化，诱发医闹事件的发生，且协商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根据2002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3]，具体还包括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和医疗事故鉴定等程序。卫生行政部门处理过程技术性较强，且结果具有法律效力。但多数患方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官医相护”的寻租行为，缺乏信任机制。

    第三，法律诉讼。医患双方任一方可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律强制保证判决结果的实施，程序严谨，权威性强。但法律诉讼通常会导致医患关系进一步恶化，且由于诉讼的时间周期长、费用成本高，医患双方一般将法律诉讼作为“最后的武器”。同时，由于法官多为非卫生专业人员，在处理复杂的医疗纠纷案件时仍需依靠医学专家的意见进行裁决，可能会影响案件的时效性。

    第四，医调委调解。医调委根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