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茹楠，董浩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中西医结合科，湖北 武汉 430000)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19，COVID-19)疫情在武汉地区暴发后，迅速播散至全国。2020年1月末至2月中旬，确诊的病例数迅速呈指数增长，升至数万例。疫情暴发迅猛，这让原有的医疗资源，包括定点医院床位、发热门诊接诊能力、相应的医护人员短期内处于相对紧缺状态，医疗资源处于严重挤兑状态。随着疫情的暴发，国家迅速动员军队及各省从事呼吸科、感染科和重症医学科的医务人员组成4.2万余人的支援队伍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迅速支援湖北，并组织本省医护人员分批投入到发热门诊和发热病房的工作中。

    2020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COVID-19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1]，至今已经累及201个国家[2]。截至中欧时间,2020年6月29日10∶00，全球确诊数已升至10 021 401人，死亡人数高达499 913[2]。随着疫情的蔓延，意大利、韩国、伊朗、美国、英国等国均先后出现了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激增[3]，并开始面临和武汉初期应对疫情时同样的困境。笔者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医师，从疫情开始，一直在武汉参与临床一线的救治工作，并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态势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本文结合自身经历，总结出对COVID-19所致的例外灾难状态下的若干伦理问题的思考，以供伦理学家，管理部门、临床和科研决策者参考。

    1 COVID-19灾难状态形成的“医患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挑战

    疫情当前，首当其冲的是医患。医师是站在疫情前线的战士，而患者是疫情影响的主体。疫情期间，既往长期持续存在的就医秩序和医患关系受突如其来的疫情的影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疫情期间，为了避免医院的交叉感染，医院的普通科室面临“新常态”，即除发热门诊和急诊接诊外，普通门诊停诊；住院部病房维持现状，不收治新的非COVID-19的患者。原本医疗任务繁重的各个科室转变为无新患者可以医治；原来大量开展的手术改为仅在严格防护措施下开展必要的急诊手术。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专科的医生，因为疫情需要，通过短时间的培训转变为感染科专科医生的角色投入一线的发热门诊和发热病房承担救治任务。同时，门诊严格了筛查程序，发热的病患需要经历严格的筛查，然后被判断是否为COVID-19患者，是否需要隔离治疗。

    在疫情的中心，医生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物资和人员都极为匮乏的条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