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侣华，陈丽云(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受着“上帝”指引的传教士们，纷纷涌入中国，企图“拯救”国人的灵魂。传教本身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来，加之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大相径庭，不免使得国人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于是，便出现了借医传教和医学传教士——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当时的中国，医疗卫生环境落后，许多疾病传统中医难以治疗，为西方教会开辟了一条借医传教的捷径。

    教会医院，通过免费施医救治，通过“疗身”企图达到“疗灵”的效果。因此，早期教会在评价第一位美国来华的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年)时，直言不讳地说：“当西方的大炮轰不开中国门户的横栓时，他以一把手术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借医传教的过程中，医疗和传教的界限愈加清晰，同教会的初衷越走越远。回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借医传教”的特殊模式，使得教会医院更像是一个近现代文化的传播地。本文将近十年的全国教会医院文献进行研究整理，根据文献研究角度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展望与讨论。

    1 对当时各地医疗卫生状况的影响

    1.1 公共卫生的改善

    教会医院的出现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不言而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同时也是教会医院最早出现的几大城市。当时国内的公共卫生条件相对落后，教会医院本着疗灵的初衷，组织开展卫生讲座，告诉百姓饭前洗手，不吃腐烂的食物，喝干净的水，还针对妇女开展了卫生保健和生产的宣讲等等。有趣的是，1906年创办的上海广慈医院，最初在建设院舍时也对当地的卫生环境做出了一大贡献。教会选取的院址远离市区，周围都是散发恶臭的河浜，坟墓伫立。为了建立广慈医院，这些河浜被填埋，医院一片区域的公共卫生环境得到了大大的改善[1]。到19世纪末，教会医院在这些地区的开办已经初步成熟，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较内陆地区也相对完善。然而，教会“拯救灵魂”的计划，绝不仅限于这些相对发达的地区。

    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传教士把握机会向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开展布道工作，如河南、山西、陕西、四川、重庆、宁夏、湖北等地。交通闭塞、人口众多，各方面相对落后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然而，正是这样的相对落后，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保健观念、治病就医条件的缺乏，使得借医传教更能借“疗身”达到“疗灵”的目的，教会医院的开办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河南早期的教会医院在本土化及乡村卫生网络的建设中较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