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伟，王秀超，刘旭峰，王 卉

    (空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心理学系，陕西 西安 710032)

    在自陈式量表的应用过程中，存在作伪现象，对于涉及社会道德评判以及个人价值等内容的量表，应答者往往会有夸大自身的积极面，缩小甚至否认自己所具有的消极特征的倾向，进而可能会选择最能为社会所认可的选项，即作出社会赞许性反应(social desirability responding，SDR)，从而使得测量结果出现偏差[1]。SDR是影响测量信效度的最主要来源[2]。研究SDR普遍采用社会赞许性量表。但是，LANZ等[3]在最新的元分析中质疑了社会赞许性量表的有效性，它既不能测量反应偏差，也不能等同人格特质。

    一些研究者认为SDR是一种防御方式，是为了将非期望的想法排除在意识之外以避免焦虑。UZIEL[4]指出SDR的防御途径是为了保护脆弱的自尊免受社会排斥，而不得不歪曲事实，欺骗和操纵，从而导致了焦虑、紧张、情绪枯竭、认知被占据等不良反应。GAROFALO等[5]认为防御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可能报告更低的人际矛盾和攻击性水平。ZHONG等[6]认为，SDR也可能表现为特定的作答风格, 需要额外认知努力。这些研究普遍采用问卷和行为学的方式，将SDR与精神分析中的防御机制相关联。

    于是，研究者们采用社会赞许性量表或者其他方式来激发个体防御机制，并通过神经电生理方法来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认为防御性与额叶α活动及其非对称性有关[7-9]。DAVIDSON[10]的一项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EEG)研究提出了动机导向模型，他认为左前脑区的α功率下降代表了一种接近动机，是积极情绪和社交能力的体现。GINETTE等[11]根据动机导向理论进行了实验，认为高防御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时通过分散策略来让自己产生积极情绪避免消极，这可能导致其左前额活动，是一种机体的防御应对。ANTONOV等[12]的研究认为α振幅的变化可能是注意力转移的结果，而且顶枕区偏侧化的α活动代表了视觉皮层感受到的与预期目标的偏差[13]。HORSCHIG等[14]也认为后部α活动反映了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这也就暗示着偏侧化或者非对称性的顶枕区α活动可能代表某种心理冲突。也有EEG研究表明，α事件相关去同步化(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ERD)与工作负荷的增加有关，且主要集中在额叶和顶叶[15]。

    由于SDR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期望与自身实际的冲突，导致注意分散、焦虑、认知负荷增加、自我控制感降低等一系列防御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