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豪向我提出离婚时，我很冷静地只提了一个要求：女儿刚刚1周岁，可不可以等她上了幼儿园再离？因为，3岁前，是孩子性格的形成期，作为爸爸，他有责任和我一起培养她形成一个健康的性格。

    我的要求合情合理，张豪没有理由不应允。我又加了一句：“只要你每周能让女儿见到你两三面就行，其他时间我不介意你人在哪里。”这个附属条件，令张豪很是兴奋，在他看来，这无疑是已婚享受未婚待遇的通行证。这样的让步，比离婚更合他的意。

    其实，这层窗户纸捅开了，挺好——再也不必忍受张豪绞尽脑汁的谎言。一个月后，我们默契到这样的程度——他如果回家吃饭，下班时，我的手机会响一声；不回来，响三声；如果有事要说，打家里或单位的座机就行了。

    约定达成后的第一个月，我的手机大多时候响三下。我开始有些得意于这样的形式——不必争吵，不必欺骗，更不成为他外遇路上那个痴痴守候的怨妇。

    偶尔，张豪回来，我会留给他大把的亲子时光，自己则和保姆有说有笑地做家务，热烈地讨论一地鸡毛般的家长里短，轻松、愉快。原来，男主人只是个过客，并没有那么冷清。

    但考验还是来临了，女儿在那个秋末冬初的时节，先是得了喉炎，然后发展成支气管炎，最后发展为严重的肺炎。大量的抗生素注入孩子的体内，病情却始终得不到缓解。作为本来学医后来半道出家做了人力资源的我来说，当然知道这么大量的抗生素对于孩子的身体而言意味着什么。面对着大批量入院的孩子，医生在病毒不断变异的情况下，也只能出此下策。我们的孩子在接受救治的同时，又充当了“小白鼠”。我一切的心疼、愤怒还有担忧，都无处安放。

    在那段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