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月，我已经出现脑部中枢神经受损的初步症状，走路时脚步开始变得不协调，双腿有时候怎么也伸不直。9月的一天早上，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左脸变得比右脸小了很多，而这同样是病情加重的典型表现!正好这时，护士进来准备给我打针时，我突然崩溃，大叫：“我不治了，去死吧!”抓起针管就往地上砸，针头被弄掉了，药液顷刻间洒到地上。

    那护士叫陈梅，是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和我已经比较熟了。她急速地蹲下身体，反复用针管吸着那些药液，当然，只是徒劳。片刻后，她站起来，满脸通红、带着哭腔说：“你怎么对得起葛妈妈？!”

    从陈梅嘴里，我才知道，被我打翻的这支药液有多么昂贵，葛妈妈所背负的有多么沉重!就在不久前，她还因为长期无法到岗，不得不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之后她每个月只能领2000元不到的退休金。而医生说，到底能否控制住，只能看我的运气。

    简单地说，这是一场赌注巨大、结局未明的赌博。不要说我和葛妈妈这种实际上毫无关系的，就是亲生父母也未必愿意一试。我被震惊了，久久说不出一句话。陈梅走后，我艰难地爬下床来，跪在地上，低下头，用舌头去舔那些再也回不来的药液，直到那酸涩的药味，都变成眼泪的咸味。

    我又一次想到了自杀，就在我准备付诸行动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远在韩国的父亲偶然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那里，知道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惨烈变故，于是和我的母亲一起来到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