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患艾滋病议员情牵女主播在学校教艾滋病课
去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在东京选区高票胜出的议员川田龙平，是日本艾滋病受害者的代言人。他出生后不久就患上了血友病，后因使用含有艾滋病病毒的生物制剂，不幸成了“带原者”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病毒在他体内近30年，但他没倒下。32岁的他，如今不但享誉政坛，更在3月初宣布与时事女主播堤未果成婚，快乐地走上爱情红地毯。
10岁得知感染病毒
谈起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经过，川田龙平回忆说：“10岁那年，有一天，妈妈突然告诉我，你身上有艾滋病病毒，以后可能得艾滋病，或许只剩下5年生命了。”
“那时候，我就认为自己不会有将来。我经常不去学校上课，也不愿阅读有关艾滋病的书。我经常对自己说，反正是个要死的人了，还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可是，妈妈却经常劝我，你只是受病毒感染而已，没有发病就不会死。总有一天，会有治疗艾滋病的药，你要想活下去，就得使艾滋病不发作。”川田龙平说。
在日本，与川田龙平一样，使用了制药公司未能很好消毒的、进口血液制造的生物制剂，而无缘无故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多达2000人，其中约500人已离开了人世。
成为追究药害小英雄
19岁那年，在妈妈的鼓励下，川田龙平终于打破外界对艾滋病的偏见，成为“药害艾滋病”诉讼的原告。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成为日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追究药害问题的小英雄。1996年，日本群众为“药害艾滋病”举行了上万人的示威活动，政府不得不低头赔罪。
川田母子俩是一起为艾滋病病毒所苦恼时，找到了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母亲悦子是前众议院议员，当议员期间，曾致力于追究日本战前的731部队问题。去年当上议员的川田龙平，正努力改善日本封建的医疗制度。
他指出“‘药害艾滋病’问题之所以发生，应归咎于日本医药公司与官僚裙带关系密集的腐败勾结。在打官司时，我发现日本高层有逃避责任的情况，一场官司可以拖上许多年。他们以为原告们等不及判决就死了，事情就没人追究了。其实，这种态度是负面的，不愿认错，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学校里教艾滋病课程
从政前，川田龙平曾经在大学里执教，专门向学生教授艾滋病与性课程。他很担心亚洲目前的艾滋病状况。“首先，是日本在这方面的退步。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艾滋病患者数字仍然居高，而且有上升现象。这主要归咎于日本的学校教育，对灌输防止艾滋病的性教育知识不积极。”
川田龙平说：“我决定参政时，家人都极力反对，担心我的身体支撑不住。我自己也一直很小心，尽量让自己不伤风感冒。前一阵子，去演讲时，还有人惊讶地问，你怎么还活着？”(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符祝慧)
病毒在他体内近30年，但他没倒下。32岁的他，如今不但享誉政坛，更在3月初宣布与时事女主播堤未果成婚，快乐地走上爱情红地毯。
10岁得知感染病毒
谈起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经过，川田龙平回忆说：“10岁那年，有一天，妈妈突然告诉我，你身上有艾滋病病毒，以后可能得艾滋病，或许只剩下5年生命了。”
“那时候，我就认为自己不会有将来。我经常不去学校上课，也不愿阅读有关艾滋病的书。我经常对自己说，反正是个要死的人了，还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可是，妈妈却经常劝我，你只是受病毒感染而已，没有发病就不会死。总有一天，会有治疗艾滋病的药，你要想活下去，就得使艾滋病不发作。”川田龙平说。
在日本，与川田龙平一样，使用了制药公司未能很好消毒的、进口血液制造的生物制剂，而无缘无故地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多达2000人，其中约500人已离开了人世。
成为追究药害小英雄
19岁那年，在妈妈的鼓励下，川田龙平终于打破外界对艾滋病的偏见，成为“药害艾滋病”诉讼的原告。他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成为日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追究药害问题的小英雄。1996年，日本群众为“药害艾滋病”举行了上万人的示威活动，政府不得不低头赔罪。
川田母子俩是一起为艾滋病病毒所苦恼时，找到了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母亲悦子是前众议院议员，当议员期间，曾致力于追究日本战前的731部队问题。去年当上议员的川田龙平，正努力改善日本封建的医疗制度。
他指出“‘药害艾滋病’问题之所以发生，应归咎于日本医药公司与官僚裙带关系密集的腐败勾结。在打官司时，我发现日本高层有逃避责任的情况，一场官司可以拖上许多年。他们以为原告们等不及判决就死了，事情就没人追究了。其实，这种态度是负面的，不愿认错，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学校里教艾滋病课程
从政前，川田龙平曾经在大学里执教，专门向学生教授艾滋病与性课程。他很担心亚洲目前的艾滋病状况。“首先，是日本在这方面的退步。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艾滋病患者数字仍然居高，而且有上升现象。这主要归咎于日本的学校教育，对灌输防止艾滋病的性教育知识不积极。”
川田龙平说：“我决定参政时，家人都极力反对，担心我的身体支撑不住。我自己也一直很小心，尽量让自己不伤风感冒。前一阵子，去演讲时，还有人惊讶地问，你怎么还活着？”(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符祝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