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住“最痛心的问题”
代表委员深度剖析“看病难看病贵”症结所在，提议建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相关部委彻底解决问题
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会厅向中外记者坦陈：我最痛心医疗等问题未解决得更好。字字句句，感人至深。“两会”结束后，本报驻京记者面对面采集了部分医药界代表委员们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满腔热情的声音。
名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主席 谢炳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神威药业董事长 李振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端湜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晓恩
一味降价不利于产业发展
有媒体报道认为药价虚高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医和药的关系似乎演变成一种矛盾的对立体。那么，目前的药价是否虚高？虚高的原因在哪里？
李振江：近年来，药价虚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抨击，但是从药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来看，药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很少存在过高或者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近几年，通过国家发改委的降价策略，药品的出厂价已经一降再降。目前社会物价综合指数呈上涨的趋势，但药价却逐年下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些问题。
贺端湜：药价高，根本上是因为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合理，药品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补偿功能。目前医院补偿渠道有3个：一是财政补贴，二是医疗服务收费，三是药品差价收入。实际上，财政补贴在医院收入中所占比例在不断下降，医疗服务长期实行低价政策，短期内这方面的收费不可能大幅提高，因此医院越来越依靠药品差价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和估算，2003年医疗机构药品差价收入高达500多亿元，实际加价率达40%以上。药品承担了本该财政和医疗服务收费补偿的那部分费用。
谢炳：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也确实存在药品虚高定价的问题。国家发改委一直在通过行政手段来降低药价，但我们看到有的药降价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因为某些降价品种的利润很薄或没有利润，为了生存企业不愿意生产，导致一些好的普药消亡。也确实有一些是自主创新的药，其所用的敷料、工艺和生物利用度不一样。这种药的成本比原来高，定价时如果还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定，企业就没法生存。这对我国制药工业的创新、研发是一种打击，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甄别药品的技术含量来定价。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为了解决看病贵问题，实施了一系列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从卫生政策的角度考虑，降低药品价格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药品的有效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一些基本医疗问题。但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一味地降低价格，会限制产业发展，不利于新药研发。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李晓恩：药价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医院药品定价原则是在进价基础上顺加15%的差价，因此医院就有了进贵药的动力。另外，招标费用高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导致药价不降反升。
听证制度将完善药价监管体制
国家发改委已经进行了17次降价，并且在去年开始了一系列的药品价格管理体系改革。药品是特殊商品，药品价格的管理体系怎样才能体现科学、公平、合理的原则？
谢炳：单纯靠行政手段难以调整到位，需要采取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发挥好价格这把双刃剑的调节作用。政府定价范围应该只限定由政府出钱的那部分药品，其他药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来调节。
为此，建议加快建立以企业生产信息管理流程为源头的成本监控系统，解决政府和企业成本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在管理体系上，建议将药品价格制定部门、质量成本监控部门和市场准入、运行规程制定与管理机构合并或有机结合，建立完善的药品价格监管体制。应建立有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专业型消费者协会代表等共同参与的药品价格听证制度，形成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
在具体品种的定价中，建议对原创药和仿制药、品牌药和非品牌药实施区别对待的定价办法。同时，遴选一批疗效好、生产成本低的国产普药，对这些药品的生产实施特殊政策，在准入、医疗保险给付、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贺端湜：经过17次降价，降价总额已经达到几百亿元，但是老百姓还是感觉不到价格在下降。药价调整应有升有降，通过价格杠杆，鼓励制药企业生产群众急需、质优价廉的常用药品，让生产这些药品的企业有利可图，让这些药品重新进入市场，从而达到控制医药费上升的目的。
价格管理体系应从整体上考虑，建立综合改革的机制。在定价时应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定价要考虑科技投入和开发成本。现在的定价原则只考虑生产成本，没有包含研发成本；二是要体现平等原则。“原研药”的提法有些欠妥，国家在定价时可以按照专利期药品、首次仿制药品、一般仿制药划分三个档次。不应该有“原研药”的概念，并且“原研药”与一般药品之间的价格差别不应过大。
李振江：近日外界报道发改委将进行一次药品价格的梳理工作，对部分普药将给予适当的价格上调，这对于鼓励企业投入生产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晓恩：对于很多普药，国家已经把价格降到很低了。价格调整应有升有降，常用的普药应该往上调，新药应该往下降。
卫生总费用政府投入在逐步缩小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目前社会普遍诟病的顽疾，也是国家目前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因为药价虚高吗？
贺端湜：看病难的问题，本质上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
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严重滞后，投入不足，设施条件差，医务人员匮乏。患者只得舍近求远，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看常见病，而大医院则人满为患。
从各国实践看，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应是金字塔型。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应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和资源投入最多的地方，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和主体。而多年来，我国卫生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大医院集中，医疗卫生资源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型。这就导致群众有病要辗转到城市的大医院去看，而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疗费用相对较贵。这不仅加重了群众负担，而且造成低收入人群无力支付而难以上医院看病的问题。
看病贵本质上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高的问题。从卫生总费用构成看，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负担比例从1980年的21.2%逐步扩大到2003年的55.5%，政府投入从1980年的36.2%逐步缩少到17%。而欧洲发达国家，卫生费用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美国这样主要靠市场运作的国家，政府在全部医疗卫生支出中也负担了45.6%。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如泰国政府投入占56.3%、墨西哥占33%。
从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看，目前公费医疗约5000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约1.3亿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约1.7亿人，全国有近10亿人(农村占71.9%，城镇占44.8%)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由个人负担。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也要个人承担相当比重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降低药价，医药费用不增长，群众也会感觉到看病贵。而国际经验表明，医药费用不断上涨是正常的，因此从根本上看，看病贵主要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大造成的。
谢炳：造成看病难与看病贵的原因并不在药价上。事实上药厂并不愿意先报一个高价，然后再通过给医院回扣的方式进行销售。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在卫生事业上投入不够、医疗体制还在沿袭旧的体制。并且，目前国家的投入重点放在了大病的治疗和临终关怀阶段，没有在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等环节更多投入，这样的投入方式事倍功半。
李振江：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里有两点需要马上解决。首先，必须尽快解决“医药分业”的问题。只要“以药养医”的情况一天不改变，药价虚高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在这里，药价虚高只是一个表象，因为医院要生存，这才会给那些高价药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国家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使医院有能够保证日常经营所需的费用。
“废除医生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
卫生部部长高强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对于医疗体制改革未来的方向，各位有何建议？
李振江：医疗体制改革未来的方向应完成两项任务。首先是建立社区医院缓解看病难的问题。这也是我国自2005年以来积极推广医疗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目前已经看到了一定成效。
其次，就是要对现有的大型医院进行“瘦身”。医院管理落后、服务人员过多的现象非常突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维持经营的费用从哪里来？在国家财政无法支付提供足够费用的情况下，这部分费用都要从患者身上获得。因此，必须让医院合理“瘦身”。
最后，在提高医疗工作者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的基础上，加大对医生资质和职称的考核。建立起一套更加科学和系统的培训、考核制度，这项工作必须被尽快纳入议程。
谢炳：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看到和承认客观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要调整卫生政策，以适应多元化的需求。政府应在疾病预防、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加大投入，办好公益性平价医院，保障人们基本的医疗保健需求。同时，向社会资本放开高端医疗市场，以满足消费能力高的人群的需求。由此使医疗市场合理分流。同时，要教育大众小病到社区，大病上医院。
为了发展社区、基层的医疗服务，应加强基层医生的培养，并在政策上鼓励医生安心在基层工作，以此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在现阶段，在大部分人都不富有的情况下，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应采取有中国特色、价廉有效的治疗方法、设备和药品。几千年来，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加强中医药的专业教育和大众意识的教育。同时，国家要在政策上支持中医药的发展。此外，国家应出台政策支持研发、生产低价药物的企业，从新药审批等环节上对低价格的药品优先审批，而这就要进行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创新。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到很多部委，需要部委之间的协调。我认为国家应该成立一个长期、固定的机构来统筹协调相关部委，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应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贺端湜：我的意见也是国家应成立一个专门的高层次协调机构，积极研究卫生和医药流通、生产总体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强化政府责任。此外，要切实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集中财力办好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体现公益性质，主要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功能及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功能，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通过积极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层医疗需求。
要加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扩大保险覆盖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少数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群众个人过高支付医疗费用的压力。
还要强化医院内部管理，废除科室承包、医生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等做法。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促进医药分开改革，改变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查处医药购销中商业贿赂行为，为合理用药，合理施治创造条件。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31期(王丹 孙书博 摄影报道)
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会厅向中外记者坦陈：我最痛心医疗等问题未解决得更好。字字句句，感人至深。“两会”结束后，本报驻京记者面对面采集了部分医药界代表委员们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满腔热情的声音。
名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主席 谢炳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神威药业董事长 李振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贺端湜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晓恩
一味降价不利于产业发展
有媒体报道认为药价虚高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医和药的关系似乎演变成一种矛盾的对立体。那么，目前的药价是否虚高？虚高的原因在哪里？
李振江：近年来，药价虚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抨击，但是从药品销售的各个环节来看，药品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很少存在过高或者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近几年，通过国家发改委的降价策略，药品的出厂价已经一降再降。目前社会物价综合指数呈上涨的趋势，但药价却逐年下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药价虚高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也能从侧面反映一些问题。
贺端湜：药价高，根本上是因为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合理，药品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补偿功能。目前医院补偿渠道有3个：一是财政补贴，二是医疗服务收费，三是药品差价收入。实际上，财政补贴在医院收入中所占比例在不断下降，医疗服务长期实行低价政策，短期内这方面的收费不可能大幅提高，因此医院越来越依靠药品差价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和估算，2003年医疗机构药品差价收入高达500多亿元，实际加价率达40%以上。药品承担了本该财政和医疗服务收费补偿的那部分费用。
谢炳：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也确实存在药品虚高定价的问题。国家发改委一直在通过行政手段来降低药价，但我们看到有的药降价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因为某些降价品种的利润很薄或没有利润，为了生存企业不愿意生产，导致一些好的普药消亡。也确实有一些是自主创新的药，其所用的敷料、工艺和生物利用度不一样。这种药的成本比原来高，定价时如果还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定，企业就没法生存。这对我国制药工业的创新、研发是一种打击，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甄别药品的技术含量来定价。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为了解决看病贵问题，实施了一系列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从卫生政策的角度考虑，降低药品价格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药品的有效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一些基本医疗问题。但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一味地降低价格，会限制产业发展，不利于新药研发。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李晓恩：药价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医院药品定价原则是在进价基础上顺加15%的差价，因此医院就有了进贵药的动力。另外，招标费用高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导致药价不降反升。
听证制度将完善药价监管体制
国家发改委已经进行了17次降价，并且在去年开始了一系列的药品价格管理体系改革。药品是特殊商品，药品价格的管理体系怎样才能体现科学、公平、合理的原则？
谢炳：单纯靠行政手段难以调整到位，需要采取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发挥好价格这把双刃剑的调节作用。政府定价范围应该只限定由政府出钱的那部分药品，其他药品的价格应该由市场来调节。
为此，建议加快建立以企业生产信息管理流程为源头的成本监控系统，解决政府和企业成本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在管理体系上，建议将药品价格制定部门、质量成本监控部门和市场准入、运行规程制定与管理机构合并或有机结合，建立完善的药品价格监管体制。应建立有企业代表、消费者代表、专业型消费者协会代表等共同参与的药品价格听证制度，形成相互制衡的约束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
在具体品种的定价中，建议对原创药和仿制药、品牌药和非品牌药实施区别对待的定价办法。同时，遴选一批疗效好、生产成本低的国产普药，对这些药品的生产实施特殊政策，在准入、医疗保险给付、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贺端湜：经过17次降价，降价总额已经达到几百亿元，但是老百姓还是感觉不到价格在下降。药价调整应有升有降，通过价格杠杆，鼓励制药企业生产群众急需、质优价廉的常用药品，让生产这些药品的企业有利可图，让这些药品重新进入市场，从而达到控制医药费上升的目的。
价格管理体系应从整体上考虑，建立综合改革的机制。在定价时应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定价要考虑科技投入和开发成本。现在的定价原则只考虑生产成本，没有包含研发成本；二是要体现平等原则。“原研药”的提法有些欠妥，国家在定价时可以按照专利期药品、首次仿制药品、一般仿制药划分三个档次。不应该有“原研药”的概念，并且“原研药”与一般药品之间的价格差别不应过大。
李振江：近日外界报道发改委将进行一次药品价格的梳理工作，对部分普药将给予适当的价格上调，这对于鼓励企业投入生产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李晓恩：对于很多普药，国家已经把价格降到很低了。价格调整应有升有降，常用的普药应该往上调，新药应该往下降。
卫生总费用政府投入在逐步缩小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目前社会普遍诟病的顽疾，也是国家目前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是因为药价虚高吗？
贺端湜：看病难的问题，本质上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供给相对不足。
目前我国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严重滞后，投入不足，设施条件差，医务人员匮乏。患者只得舍近求远，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看常见病，而大医院则人满为患。
从各国实践看，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应是金字塔型。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应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和资源投入最多的地方，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和主体。而多年来，我国卫生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大医院集中，医疗卫生资源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型。这就导致群众有病要辗转到城市的大医院去看，而大城市的大医院医疗费用相对较贵。这不仅加重了群众负担，而且造成低收入人群无力支付而难以上医院看病的问题。
看病贵本质上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高的问题。从卫生总费用构成看，我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负担比例从1980年的21.2%逐步扩大到2003年的55.5%，政府投入从1980年的36.2%逐步缩少到17%。而欧洲发达国家，卫生费用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美国这样主要靠市场运作的国家，政府在全部医疗卫生支出中也负担了45.6%。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如泰国政府投入占56.3%、墨西哥占33%。
从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看，目前公费医疗约5000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约1.3亿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约1.7亿人，全国有近10亿人(农村占71.9%，城镇占44.8%)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看病吃药全部由个人负担。即使是参加医疗保险的人，也要个人承担相当比重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降低药价，医药费用不增长，群众也会感觉到看病贵。而国际经验表明，医药费用不断上涨是正常的，因此从根本上看，看病贵主要是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个人负担费用比例过大造成的。
谢炳：造成看病难与看病贵的原因并不在药价上。事实上药厂并不愿意先报一个高价，然后再通过给医院回扣的方式进行销售。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在卫生事业上投入不够、医疗体制还在沿袭旧的体制。并且，目前国家的投入重点放在了大病的治疗和临终关怀阶段，没有在疾病预防、公共卫生等环节更多投入，这样的投入方式事倍功半。
李振江：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里有两点需要马上解决。首先，必须尽快解决“医药分业”的问题。只要“以药养医”的情况一天不改变，药价虚高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在这里，药价虚高只是一个表象，因为医院要生存，这才会给那些高价药品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国家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使医院有能够保证日常经营所需的费用。
“废除医生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
卫生部部长高强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要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对于医疗体制改革未来的方向，各位有何建议？
李振江：医疗体制改革未来的方向应完成两项任务。首先是建立社区医院缓解看病难的问题。这也是我国自2005年以来积极推广医疗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目前已经看到了一定成效。
其次，就是要对现有的大型医院进行“瘦身”。医院管理落后、服务人员过多的现象非常突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维持经营的费用从哪里来？在国家财政无法支付提供足够费用的情况下，这部分费用都要从患者身上获得。因此，必须让医院合理“瘦身”。
最后，在提高医疗工作者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的基础上，加大对医生资质和职称的考核。建立起一套更加科学和系统的培训、考核制度，这项工作必须被尽快纳入议程。
谢炳：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看到和承认客观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要调整卫生政策，以适应多元化的需求。政府应在疾病预防、保健、公共卫生等方面加大投入，办好公益性平价医院，保障人们基本的医疗保健需求。同时，向社会资本放开高端医疗市场，以满足消费能力高的人群的需求。由此使医疗市场合理分流。同时，要教育大众小病到社区，大病上医院。
为了发展社区、基层的医疗服务，应加强基层医生的培养，并在政策上鼓励医生安心在基层工作，以此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在现阶段，在大部分人都不富有的情况下，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应采取有中国特色、价廉有效的治疗方法、设备和药品。几千年来，中医药在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加强中医药的专业教育和大众意识的教育。同时，国家要在政策上支持中医药的发展。此外，国家应出台政策支持研发、生产低价药物的企业，从新药审批等环节上对低价格的药品优先审批，而这就要进行政府管理体制上的创新。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到很多部委，需要部委之间的协调。我认为国家应该成立一个长期、固定的机构来统筹协调相关部委，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应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贺端湜：我的意见也是国家应成立一个专门的高层次协调机构，积极研究卫生和医药流通、生产总体改革方案和相关配套措施，强化政府责任。此外，要切实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投入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集中财力办好公立医院，公立医院必须体现公益性质，主要承担基本医疗服务功能及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的防治功能，不能以盈利为目的。通过积极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促进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层医疗需求。
要加快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扩大保险覆盖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切实解决少数贫困人群的医疗费用问题，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群众个人过高支付医疗费用的压力。
还要强化医院内部管理，废除科室承包、医生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等做法。完善医院补偿机制，促进医药分开改革，改变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补偿机制。查处医药购销中商业贿赂行为，为合理用药，合理施治创造条件。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31期(王丹 孙书博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