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医用药那样解决看病问题
业界声音之徐宏峰专栏
各部门需要统一行动
举国关注的“两会”已经闭幕，在畅谈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同时，许多参会代表和媒体记者对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备加关注，卫生部高强部长再次成为焦点人物。高强称，通过学习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他有三点体会：“一是看病难、看病贵已不是一般性问题，关系到社会是否有公平正义，也关系到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除卫生部、药监局以外，还涉及十几个部门。三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只靠一个方面是不行的，政府应该协调组织这些部门，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他举例说，医疗体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建设涉及发改委，药价、医疗收费涉及物价局，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教育部，医疗市场、药品质量还有医疗广告的管理涉及工商局，总之很多很多。他同时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的。既要有紧迫感，努力研究措施，还不能急于求成，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解决。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要像中医用药一样，把很多味中药配在一起，煎出一副药来。
笔者认为，高强部长的话这次确实说到点子上了。第一，将看病难、看病贵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体现了这一任政府亲民爱民的执政风范，卫生部的执政地位也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提高；第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在“相当复杂”四个字中得到明确体现，三医联动改革效果不尽人意，卫生部责无旁贷，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的无奈；第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有真正牵头的部门，卫生部要像中医配药一样，讲究君、臣、佐、使，即使病去如抽丝，也要真正拿出解决办法来。
众所周知，以药养医是当前医疗机构运行的客观实际，药品费用大约占医疗支出的50%，看病贵首先应该从医疗费用结构调整入手。笔者十分赞同卫生部曾经尝试过的单病种费用包干的做法，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业务利润，一定会从降低药品费用入手，这也是强力调整医院用药结构，如杜绝抗生素滥用和减少高价药品使用比例的唯一办法。试想，医生开高价药品拿回扣大多基于个人私利，而单病种费用包干是医院整体利益的体现，在医院利益与医生个人利益的博弈中，医院高于医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通过其他形式适当提高“被迫养廉”的医生的收入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而且，按正态分布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单病种包干的合理定价以及合理竞价，在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方面既做到费用降低，又做到病人，尤其是非医保病人的合理分流。千万不要小看价格的巨大竞争力，想想看，平价药房都能使老百姓像超市采购一样提篮购药，对于医疗技术手段非常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来讲，前景应该会很乐观。
所以，笔者建议，卫生部的单病种费用包干制应该充分研究，大力推广，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有效做法。而前一阶段讨论热烈的平价医院可能是卫生部两会之前出于平息群众舆论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手段，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后不仅老百姓没得到实惠，医疗机构也是一肚子埋怨。市场需要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医疗行为部分市场化的客观存在，也就决定了群众就医行为的调节也必须通过适当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同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等措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杠杆进行调节，最后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协调社保、物价、财政是关键
首先，社保部门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三甲医院对各类病人、病种，大小通吃，动辄每天几千人的门诊量，直接造成看病难，尤其疑难杂症看专家更难。而且，由于三甲医院整体用药档次较高，检查设备先进，同样的疾病出现看病贵在所难免。社保部门是代表国家为群众健康埋单，如果不建立合理的医疗费用调控机制对病人进行分流，就无法奠定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市场基础。
其次，物价部门是解决看病贵的关键。药品价格也好，医疗收费价格也好，物价部门是一定要审批或备案的。医疗收费价格与药品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解决以药养医，必须确定此消彼长的合理调控机制。或者，首先通过单病种费用包干制的合理定价，谋求部分医疗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最佳方案。
第三，财政部门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支撑。显然，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是医疗机构被迫走上市场化牟利之路的根源，但是，短期之内完全靠财政投入来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财政投入的增加只能优先用于如公共卫生、社区医疗、农村卫生、医疗救济等目前医疗体系中关键方面的建设上。
当然，药监、工商、教育等部门也都非常关键，但比较而言，卫生部在国务院的支持和领导下，只要能首先协调好与社保、物价、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真正负起责任来，能够牵得起这个头，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已经成功解决一大半了。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1期
各部门需要统一行动
举国关注的“两会”已经闭幕，在畅谈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同时，许多参会代表和媒体记者对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备加关注，卫生部高强部长再次成为焦点人物。高强称，通过学习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他有三点体会：“一是看病难、看病贵已不是一般性问题，关系到社会是否有公平正义，也关系到群众对政府的信任。二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除卫生部、药监局以外，还涉及十几个部门。三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只靠一个方面是不行的，政府应该协调组织这些部门，统一目标，统一行动。”他举例说，医疗体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基础建设涉及发改委，药价、医疗收费涉及物价局，日常经费投入和维持医院的运转涉及财政部，医疗救助涉及民政部，医疗人才培养，包括附属医院的管理涉及教育部，医疗市场、药品质量还有医疗广告的管理涉及工商局，总之很多很多。他同时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的。既要有紧迫感，努力研究措施，还不能急于求成，应从国情出发，逐步解决。现在还没有灵丹妙药，要像中医用药一样，把很多味中药配在一起，煎出一副药来。
笔者认为，高强部长的话这次确实说到点子上了。第一，将看病难、看病贵上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体现了这一任政府亲民爱民的执政风范，卫生部的执政地位也得到空前的重视和提高；第二，“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在“相当复杂”四个字中得到明确体现，三医联动改革效果不尽人意，卫生部责无旁贷，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的无奈；第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有真正牵头的部门，卫生部要像中医配药一样，讲究君、臣、佐、使，即使病去如抽丝，也要真正拿出解决办法来。
众所周知，以药养医是当前医疗机构运行的客观实际，药品费用大约占医疗支出的50%，看病贵首先应该从医疗费用结构调整入手。笔者十分赞同卫生部曾经尝试过的单病种费用包干的做法，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业务利润，一定会从降低药品费用入手，这也是强力调整医院用药结构，如杜绝抗生素滥用和减少高价药品使用比例的唯一办法。试想，医生开高价药品拿回扣大多基于个人私利，而单病种费用包干是医院整体利益的体现，在医院利益与医生个人利益的博弈中，医院高于医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通过其他形式适当提高“被迫养廉”的医生的收入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而且，按正态分布理论，完全可以通过单病种包干的合理定价以及合理竞价，在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方面既做到费用降低，又做到病人，尤其是非医保病人的合理分流。千万不要小看价格的巨大竞争力，想想看，平价药房都能使老百姓像超市采购一样提篮购药，对于医疗技术手段非常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来讲，前景应该会很乐观。
所以，笔者建议，卫生部的单病种费用包干制应该充分研究，大力推广，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有效做法。而前一阶段讨论热烈的平价医院可能是卫生部两会之前出于平息群众舆论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手段，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最后不仅老百姓没得到实惠，医疗机构也是一肚子埋怨。市场需要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医疗行为部分市场化的客观存在，也就决定了群众就医行为的调节也必须通过适当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同样，“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等措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杠杆进行调节，最后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协调社保、物价、财政是关键
首先，社保部门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三甲医院对各类病人、病种，大小通吃，动辄每天几千人的门诊量，直接造成看病难，尤其疑难杂症看专家更难。而且，由于三甲医院整体用药档次较高，检查设备先进，同样的疾病出现看病贵在所难免。社保部门是代表国家为群众健康埋单，如果不建立合理的医疗费用调控机制对病人进行分流，就无法奠定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市场基础。
其次，物价部门是解决看病贵的关键。药品价格也好，医疗收费价格也好，物价部门是一定要审批或备案的。医疗收费价格与药品价格之间，存在一定的联动关系。解决以药养医，必须确定此消彼长的合理调控机制。或者，首先通过单病种费用包干制的合理定价，谋求部分医疗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最佳方案。
第三，财政部门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支撑。显然，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是医疗机构被迫走上市场化牟利之路的根源，但是，短期之内完全靠财政投入来解决问题也是不现实的。财政投入的增加只能优先用于如公共卫生、社区医疗、农村卫生、医疗救济等目前医疗体系中关键方面的建设上。
当然，药监、工商、教育等部门也都非常关键，但比较而言，卫生部在国务院的支持和领导下，只要能首先协调好与社保、物价、财政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且真正负起责任来，能够牵得起这个头，那么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已经成功解决一大半了。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