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漢人的人觀、疾病觀與民俗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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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共同主办的
「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24-25日。台北：南港。
台湾汉人的人观、疾病观与民俗疗法：
以收惊为例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摘要
有关台湾汉人的心理(精神)疾病与心理治疗之探讨，以往的研究较偏重于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及临床应用为主，而对于传统文化所延续下来之中国医学知识、方法与技术，以及一般民俗疗法(folk therapy)的了解，则相当有限与缺乏。有鉴于此，在当前台湾社会许多心理(精神)疾病患者仍十分普遍地寻求非西医疗法，或所谓另类疗法(alternative healing)的情况下，本研究认为这些求医或求助行为背后，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求医或求助者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是什么，他们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又如何影响或决定其求医的对象、方法与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疾病非仅是人生理上的病痛，它涉及人所处之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与态度，例如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的认识与经验，疾病的解释与处置等等。甚且，疾病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基于这样的观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了解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之「收惊者」对于人的身体及疾病的认识与观念，以及其处理与治疗疾病的方法，此即「收惊者」之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2)探讨「被收惊者」及其家属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并尝试了解其求医的心理与行为；(3)分析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治疗中之文化意涵。
在方法方面，本研究乃采取深度面谈方式来了解「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之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同时，并探讨前者对疾病的处置与疗法，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在人观方面，包括人观的形成、发展及变迁，人观与社会行动及生活实践之关系等；在疾病观方面，包括疾病的病症、病征、病因、疗法及预防，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与人观之关系，以及疾病与求医行为之关系等等。此外，本研究实际参与观察收惊仪式过程中，就仪式本身及其所关涉之象征符码系统(包括各种器物、符谶等)，加以系统性的分析，以探讨其中之文化意涵，及其可能的治疗意义。在样本方面，本研究将以5位不同「收惊者」为访谈对象与仪式观察的田野现象。同时，并以20位「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显示：收惊的起因乃一般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西医及其它另类疗法，无法处理或治愈人身体的不适或疼痛；于是寻求收惊治疗变成是另一种必要的选择。收惊者对病因的解释主要为：邪灵或无形之物侵犯或干扰到人的灵魂或魂魄，因而导致人的魂魄不稳定，甚至部分魂魄离开人体，人的种种生理症状于焉发生。在收惊者及被收惊者的观念中，人的构成主要有三，即肉体、气及灵魂；此三者各有其特性，但彼此之关系却极为密切。收惊仪式的有效性从人体之不适或病痛的减除可以得到验证；而其背后的机制或者来自收惊者之功力，或者来自神明之法力，从而使得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灵象征各自安置在其原本的位置，彼此重新得到一种动态而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可称之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平衡。此外，人体不正常之现象也有来自人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紧张的可能。收惊仪式的目的之一，即在处理人际之间的问题，从而使其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与圆融的状态；于是，收惊做为一种象征仪疗的文化性与社会性，乃重新被看到与被发现。
一、研究目标
以往国内学者有关民俗疗法中的宗教仪式的研究并不少，譬如宋锦秀(2000)、张珣(1993，1996)、林玮嫔(1999)等人有关「收惊」的研究，其中有详细的理论部分的描述，它们是以道家三魂七魄的概念来解释人的魂魄因各种因素而离开身体，因而可以「收惊」仪式来收惊。至于收惊是否有效，则缺乏有系统的研究。
灵魂之说并非汉人特有，犹太人，Baly，欧美人士、台湾原住民(黄应贵，1993)等等皆有此说，但一直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范围。即便是在中医的架构里，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疗法；倒是各民族的民俗疗法，常常可观察到「灵疗」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倡导多元典范，承认这些疗法的存在性外，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理清这些疗法的有效性之社会与文化意涵，以及它的局限性。因此本计划将针对「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做深入的访谈研究，重点除放在身体观、人观、疾病观的了解之外，更想了解的是前者之处置与疗法的文化意涵，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换言之，本研究之目的是：
1. 探讨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收惊者」与「被收惊者」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
2. 探讨「收惊者」对疾病的处理与疗法，以及「被收惊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
3. 探讨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疗法中的文化意涵。
二、研究背景与缘起
台湾学术界对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反省与推动，或许可以将《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李亦园、杨国枢，1974)这本书的出版视为开端。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其目的之一在于「得以促进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或科际合作的趋势。」该书的主题是有关「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讨论，而其知识背景是在所谓「文化与人格」研究取向的影响之下蕴育而成。
在学术研究「中国化」的第二波运动中，《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出版(杨国枢、文崇一，1982)，正是该项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展现。诚如两位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而其目的与意义之一，在于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
显然地, 十多年来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学术运动与知识论述，对于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刺激与启发，是相当明显且巨大的，其结果更具体表现在杨国枢(1993)所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个问题上面。于此之前，所谓「心理学本土化」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等议题的讨论，已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杨中芳，1991)。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份国内最早标榜「本土」的学术性期刊的正式问世，正代表当时国内心理学者，尤其是人格及社会心理学者的学术意识型态与研究方向。诚如《本土心理学研究》之发刊辞所提及：有志于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学者，皆认为要深入探讨三地(指台湾、香港、大陆)民众之心理与行为的共相及殊相，别无他途，只有采取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善用这样的策略才能适切有效地描述、分析及理解三地华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并进而建构恰当而有用的本土性理论。
延续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思维模式，杨中芳(1993)在「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能：(1)更真切及全面地去描述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现象；(2)提供一套有系统的解释架构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本土化研究之前，必须寻求如何将文化∕历史∕社会等观念放入研究思考架构之中。本研究认为：「人观」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它的性质及与其相关的疾病与心理疗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本土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研究课题；而探讨「人观」 的基本性时，「身体」是其中一项相当重要的概念意涵。当我们思考「人观」与「身体」的基本性与衍生性时，无疑地必须紧扣着所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脉络，亦即必须回归到文本背后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背景之知(background knowing)的理解与诠释。
诚如杨国枢(1993)所说：「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而所谓「本土性契合」就是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契合状态。本研究在思考有关「人观」、「疾病观」与「心理疗法」等本土观念与现象时，即持着「本土性契合」的观点，企图将研究对象之人观、身体、疾病之文化的、社会的及历史的意涵，注入研究问题意识及文本分析之中。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之观念、心理与行为的认识与掌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观、社会观及历史观是什么，皆为本研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余安邦，1996)。
纵观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汉人的心理疾病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主因与其「人观」、「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盖因汉人善以整体观、有机观来解释人的行为，因此在治病疗病时，也就没有特别把「心理」的向度抽取出来处理。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口密度并不密集，又没有与外来强势文化接触的社会，以这种文化观、人观来处理人的「心理」疾病倒是勉强可行。
台湾割让日本后的五十年，其医疗制度逐渐转型，出现汉医、西医并陈的现象，也逐渐有「精神科」的出现，而台湾大学也于战后设有临床心理学来培养心理治疗师。但是由西方传入台湾的「心理治疗」一直未能有效的推展开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譬如专业人员之不足，对于心理卫生及心理治疗的欠缺了解，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执照之迟缓建立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往深一层去思考，则会发现台湾人四处去烧香、拜佛、卜卦、相命、收惊、牵亡等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为何他们鲜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师呢？吾人可从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的方向来做如下的分析：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没有把市场调查好，因此不知如何好好的将商品卖出，或是产品有限，或者产品不佳？如果是前者，解决之道相当容易，只要找工商业心理学家来帮忙即可;如果瓶颈是在后者，那么如何提供质量良好的产品，或者发展设计出适合本地人需要的心理疗法，就是当务之急了。因为台湾当前社会风气败坏已是人所共知，夫妻反目、杀亲、弒子、绑票、撕票、鳏寡孤独之自生自灭等等，比比皆是，心理专业人员自然是解决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文化、心理病理与身体
在文化及心理病理(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athology)与医疗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的知识领域里头，与身体(body)之论述相关者，大抵有两个重要而互相牵连的议题，一是有关对病痛(illness)与疾病(disease)的分野，另一是病痛经验(illness experience)的文化/社会建构。病痛指的是病人、家属或更广的社会网络对身体症状或残障的如何理会、共存和反应；它是监控身体种种作用(例如气喘)的实际经验；它牵连到对这些身体作用的评估、判断、是否如预期、是否严重、是否需要治疗。病痛经验包括对这些病理生理作用所引起的苦痛加以分类与解释。病痛经验不能脱离人所处之文化氛围单独存在而被理解。文化思维方式及习惯性语言的使用(pragmatics)，有意无意间形塑了人对生病的归因、处理方式、病痛的诠释、以及治疗方式的选择。病痛经验的形成受到文化的影响，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的(cultural construction)(Kleinman，1980，1988)。
但是，以往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流的流行病学研究，大多仅关心疾病的多寡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形；对于症状的命名、分类、解释与处理，多是以西方精神医学的角度加以审视，其结果乃造成病痛「疾病化」的现象；病痛经验遂与病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与病人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与行为常模更加疏离;文化与异常行为及心理病理之间的关系因而屡被忽略，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殊不知症状与病痛经验很清楚地是受制于文化规范、信仰观念、及行为常模的(Kleinman， et al.， 1978)。
例如，华人及许多非西方社会的人常常把精神病以身体症状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表达出来。心理(精神)疾病躯体化(somatization)变成是非西方社会普通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Kleinman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心理问题，也表达了许多个人的或社会的问题(Kleinman，1980)。但是这个论点却颇有商榷的余地，例如李清泽(1999a)认为这个印象也可以「气」的观点去理解。
人们之观念信仰与病痛或疾病的关系之探讨，学者早已注意到。例如，Obeyesekere(1976)曾讨论印度传统文化中「Ayurvedic」观念对于Sri Lanka文化和个人的影响。在当地曾有一种与文化观念相关的「Prameha」病。当地居民认为该疾病的原因是「dhatu」(身体的精力)的流损过多，尤其是精液的流失。「Prameha」病共有廿种类型，它们都是尿中有精液、频繁的梦遗、以及尿中排泄白浊的物质所引起。过度的性行为、性行为不正常、及生活不检点等是该病的常因。除女人的精液被认为是以白色分泌物的型式排出阴道外，男人和女人的症状相似。因为根据「Ayurvedi」信仰，女人也会分泌精液；精液是人身体中最重要的「dhatus」，若有耗损，就会产生焦虑。Sri Lanka人从小就被训练不可随便表达性和攻击行为，所以对于性会感到罪恶和焦虑。梦遗与手淫会导致罪恶和焦虑，从而引起对精液流失的恐惧(参考Wen ＆ Wang， 1980)。Obeyesekere(1985)后来还深入讨论到Sri Lanka人之忧郁症(depression)与佛教信仰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医学里也认为精液流失太多会导致肾亏，进而影响健康，甚而引起了焦虑症与「缩阳」之症。
华人社会与Sri Lanka社会关于神经衰弱与肾亏，以及从心理症状转变为生理异常现象的例子，细究起来，均涉及这些心理症状或精神症候群之文化特性的问题。它们意味着文化运作提供了文化所界定的疾病类别、症状命名与解释、病痛经验的形塑、以及社会所认可的异常与正常之分野。尤其对于心理(精神)疾病普遍躯体化的现象，提出了其显然与当地人之身体观念有密切关联性的视野。
虽然以往学界不乏对于身体与疾病之文化史或文化层面的论述，但以现代人为对象，从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角度加以实征性之探讨的研究，是相当稀少的，所累积的知识是十分单薄的，从而对于「身体」、「疾病」与「病痛」的认识与理解是非常浅显、片面的。甚且，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者或临床心理学工作者通常将重点摆在病痛或疾病的心理症状，忽略躯体化现象的文化的意涵。即使研究者注意到躯体化现象，华人社会特殊的表达用语，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尤其是人观与疾病观念也往往被忽略; 躯体化的倾向可能深受中国文化信念和语言系统所强化(Kleinman，1979)；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西方无异的精神症状对华人的特殊含义也往往不被了解。......（后略) ......
本文发表于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共同主办的
「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24-25日。台北：南港。
台湾汉人的人观、疾病观与民俗疗法：
以收惊为例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摘要
有关台湾汉人的心理(精神)疾病与心理治疗之探讨，以往的研究较偏重于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及临床应用为主，而对于传统文化所延续下来之中国医学知识、方法与技术，以及一般民俗疗法(folk therapy)的了解，则相当有限与缺乏。有鉴于此，在当前台湾社会许多心理(精神)疾病患者仍十分普遍地寻求非西医疗法，或所谓另类疗法(alternative healing)的情况下，本研究认为这些求医或求助行为背后，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求医或求助者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是什么，他们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又如何影响或决定其求医的对象、方法与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疾病非仅是人生理上的病痛，它涉及人所处之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与态度，例如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的认识与经验，疾病的解释与处置等等。甚且，疾病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基于这样的观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了解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之「收惊者」对于人的身体及疾病的认识与观念，以及其处理与治疗疾病的方法，此即「收惊者」之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2)探讨「被收惊者」及其家属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并尝试了解其求医的心理与行为；(3)分析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治疗中之文化意涵。
在方法方面，本研究乃采取深度面谈方式来了解「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之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同时，并探讨前者对疾病的处置与疗法，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在人观方面，包括人观的形成、发展及变迁，人观与社会行动及生活实践之关系等；在疾病观方面，包括疾病的病症、病征、病因、疗法及预防，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与人观之关系，以及疾病与求医行为之关系等等。此外，本研究实际参与观察收惊仪式过程中，就仪式本身及其所关涉之象征符码系统(包括各种器物、符谶等)，加以系统性的分析，以探讨其中之文化意涵，及其可能的治疗意义。在样本方面，本研究将以5位不同「收惊者」为访谈对象与仪式观察的田野现象。同时，并以20位「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显示：收惊的起因乃一般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西医及其它另类疗法，无法处理或治愈人身体的不适或疼痛；于是寻求收惊治疗变成是另一种必要的选择。收惊者对病因的解释主要为：邪灵或无形之物侵犯或干扰到人的灵魂或魂魄，因而导致人的魂魄不稳定，甚至部分魂魄离开人体，人的种种生理症状于焉发生。在收惊者及被收惊者的观念中，人的构成主要有三，即肉体、气及灵魂；此三者各有其特性，但彼此之关系却极为密切。收惊仪式的有效性从人体之不适或病痛的减除可以得到验证；而其背后的机制或者来自收惊者之功力，或者来自神明之法力，从而使得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灵象征各自安置在其原本的位置，彼此重新得到一种动态而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可称之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平衡。此外，人体不正常之现象也有来自人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紧张的可能。收惊仪式的目的之一，即在处理人际之间的问题，从而使其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与圆融的状态；于是，收惊做为一种象征仪疗的文化性与社会性，乃重新被看到与被发现。
一、研究目标
以往国内学者有关民俗疗法中的宗教仪式的研究并不少，譬如宋锦秀(2000)、张珣(1993，1996)、林玮嫔(1999)等人有关「收惊」的研究，其中有详细的理论部分的描述，它们是以道家三魂七魄的概念来解释人的魂魄因各种因素而离开身体，因而可以「收惊」仪式来收惊。至于收惊是否有效，则缺乏有系统的研究。
灵魂之说并非汉人特有，犹太人，Baly，欧美人士、台湾原住民(黄应贵，1993)等等皆有此说，但一直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范围。即便是在中医的架构里，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疗法；倒是各民族的民俗疗法，常常可观察到「灵疗」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倡导多元典范，承认这些疗法的存在性外，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理清这些疗法的有效性之社会与文化意涵，以及它的局限性。因此本计划将针对「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做深入的访谈研究，重点除放在身体观、人观、疾病观的了解之外，更想了解的是前者之处置与疗法的文化意涵，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换言之，本研究之目的是：
1. 探讨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收惊者」与「被收惊者」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
2. 探讨「收惊者」对疾病的处理与疗法，以及「被收惊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
3. 探讨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疗法中的文化意涵。
二、研究背景与缘起
台湾学术界对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反省与推动，或许可以将《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李亦园、杨国枢，1974)这本书的出版视为开端。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其目的之一在于「得以促进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或科际合作的趋势。」该书的主题是有关「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讨论，而其知识背景是在所谓「文化与人格」研究取向的影响之下蕴育而成。
在学术研究「中国化」的第二波运动中，《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出版(杨国枢、文崇一，1982)，正是该项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展现。诚如两位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而其目的与意义之一，在于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
显然地, 十多年来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学术运动与知识论述，对于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刺激与启发，是相当明显且巨大的，其结果更具体表现在杨国枢(1993)所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个问题上面。于此之前，所谓「心理学本土化」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等议题的讨论，已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杨中芳，1991)。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份国内最早标榜「本土」的学术性期刊的正式问世，正代表当时国内心理学者，尤其是人格及社会心理学者的学术意识型态与研究方向。诚如《本土心理学研究》之发刊辞所提及：有志于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学者，皆认为要深入探讨三地(指台湾、香港、大陆)民众之心理与行为的共相及殊相，别无他途，只有采取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善用这样的策略才能适切有效地描述、分析及理解三地华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并进而建构恰当而有用的本土性理论。
延续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思维模式，杨中芳(1993)在「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能：(1)更真切及全面地去描述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现象；(2)提供一套有系统的解释架构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本土化研究之前，必须寻求如何将文化∕历史∕社会等观念放入研究思考架构之中。本研究认为：「人观」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它的性质及与其相关的疾病与心理疗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本土心理与行为的重要研究课题；而探讨「人观」 的基本性时，「身体」是其中一项相当重要的概念意涵。当我们思考「人观」与「身体」的基本性与衍生性时，无疑地必须紧扣着所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脉络，亦即必须回归到文本背后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背景之知(background knowing)的理解与诠释。
诚如杨国枢(1993)所说：「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而所谓「本土性契合」就是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契合状态。本研究在思考有关「人观」、「疾病观」与「心理疗法」等本土观念与现象时，即持着「本土性契合」的观点，企图将研究对象之人观、身体、疾病之文化的、社会的及历史的意涵，注入研究问题意识及文本分析之中。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之观念、心理与行为的认识与掌握，以及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观、社会观及历史观是什么，皆为本研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余安邦，1996)。
纵观台湾四百年来的历史，汉人的心理疾病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主因与其「人观」、「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盖因汉人善以整体观、有机观来解释人的行为，因此在治病疗病时，也就没有特别把「心理」的向度抽取出来处理。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口密度并不密集，又没有与外来强势文化接触的社会，以这种文化观、人观来处理人的「心理」疾病倒是勉强可行。
台湾割让日本后的五十年，其医疗制度逐渐转型，出现汉医、西医并陈的现象，也逐渐有「精神科」的出现，而台湾大学也于战后设有临床心理学来培养心理治疗师。但是由西方传入台湾的「心理治疗」一直未能有效的推展开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譬如专业人员之不足，对于心理卫生及心理治疗的欠缺了解，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执照之迟缓建立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往深一层去思考，则会发现台湾人四处去烧香、拜佛、卜卦、相命、收惊、牵亡等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为何他们鲜少去找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师呢？吾人可从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的方向来做如下的分析：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员没有把市场调查好，因此不知如何好好的将商品卖出，或是产品有限，或者产品不佳？如果是前者，解决之道相当容易，只要找工商业心理学家来帮忙即可;如果瓶颈是在后者，那么如何提供质量良好的产品，或者发展设计出适合本地人需要的心理疗法，就是当务之急了。因为台湾当前社会风气败坏已是人所共知，夫妻反目、杀亲、弒子、绑票、撕票、鳏寡孤独之自生自灭等等，比比皆是，心理专业人员自然是解决这些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文化、心理病理与身体
在文化及心理病理(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pathology)与医疗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的知识领域里头，与身体(body)之论述相关者，大抵有两个重要而互相牵连的议题，一是有关对病痛(illness)与疾病(disease)的分野，另一是病痛经验(illness experience)的文化/社会建构。病痛指的是病人、家属或更广的社会网络对身体症状或残障的如何理会、共存和反应；它是监控身体种种作用(例如气喘)的实际经验；它牵连到对这些身体作用的评估、判断、是否如预期、是否严重、是否需要治疗。病痛经验包括对这些病理生理作用所引起的苦痛加以分类与解释。病痛经验不能脱离人所处之文化氛围单独存在而被理解。文化思维方式及习惯性语言的使用(pragmatics)，有意无意间形塑了人对生病的归因、处理方式、病痛的诠释、以及治疗方式的选择。病痛经验的形成受到文化的影响，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的(cultural construction)(Kleinman，1980，1988)。
但是，以往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流的流行病学研究，大多仅关心疾病的多寡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形；对于症状的命名、分类、解释与处理，多是以西方精神医学的角度加以审视，其结果乃造成病痛「疾病化」的现象；病痛经验遂与病人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与病人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与行为常模更加疏离;文化与异常行为及心理病理之间的关系因而屡被忽略，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殊不知症状与病痛经验很清楚地是受制于文化规范、信仰观念、及行为常模的(Kleinman， et al.， 1978)。
例如，华人及许多非西方社会的人常常把精神病以身体症状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表达出来。心理(精神)疾病躯体化(somatization)变成是非西方社会普通存在的一种表达方式。Kleinman认为中国社会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心理问题，也表达了许多个人的或社会的问题(Kleinman，1980)。但是这个论点却颇有商榷的余地，例如李清泽(1999a)认为这个印象也可以「气」的观点去理解。
人们之观念信仰与病痛或疾病的关系之探讨，学者早已注意到。例如，Obeyesekere(1976)曾讨论印度传统文化中「Ayurvedic」观念对于Sri Lanka文化和个人的影响。在当地曾有一种与文化观念相关的「Prameha」病。当地居民认为该疾病的原因是「dhatu」(身体的精力)的流损过多，尤其是精液的流失。「Prameha」病共有廿种类型，它们都是尿中有精液、频繁的梦遗、以及尿中排泄白浊的物质所引起。过度的性行为、性行为不正常、及生活不检点等是该病的常因。除女人的精液被认为是以白色分泌物的型式排出阴道外，男人和女人的症状相似。因为根据「Ayurvedi」信仰，女人也会分泌精液；精液是人身体中最重要的「dhatus」，若有耗损，就会产生焦虑。Sri Lanka人从小就被训练不可随便表达性和攻击行为，所以对于性会感到罪恶和焦虑。梦遗与手淫会导致罪恶和焦虑，从而引起对精液流失的恐惧(参考Wen ＆ Wang， 1980)。Obeyesekere(1985)后来还深入讨论到Sri Lanka人之忧郁症(depression)与佛教信仰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医学里也认为精液流失太多会导致肾亏，进而影响健康，甚而引起了焦虑症与「缩阳」之症。
华人社会与Sri Lanka社会关于神经衰弱与肾亏，以及从心理症状转变为生理异常现象的例子，细究起来，均涉及这些心理症状或精神症候群之文化特性的问题。它们意味着文化运作提供了文化所界定的疾病类别、症状命名与解释、病痛经验的形塑、以及社会所认可的异常与正常之分野。尤其对于心理(精神)疾病普遍躯体化的现象，提出了其显然与当地人之身体观念有密切关联性的视野。
虽然以往学界不乏对于身体与疾病之文化史或文化层面的论述，但以现代人为对象，从社会及行为科学的角度加以实征性之探讨的研究，是相当稀少的，所累积的知识是十分单薄的，从而对于「身体」、「疾病」与「病痛」的认识与理解是非常浅显、片面的。甚且，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者或临床心理学工作者通常将重点摆在病痛或疾病的心理症状，忽略躯体化现象的文化的意涵。即使研究者注意到躯体化现象，华人社会特殊的表达用语，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信仰观念，尤其是人观与疾病观念也往往被忽略; 躯体化的倾向可能深受中国文化信念和语言系统所强化(Kleinman，1979)；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与西方无异的精神症状对华人的特殊含义也往往不被了解。......（后略) ......
相关资料1：
- 穴位埋线治疗支气管哮喘50例观察.pdf
- 【骨与关节疾病诊断学-第2卷】【（美）雷斯尼克主编；王学谦译】【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9-1；页数-990】.pdf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pdf
- 常见内科疾病诊治表解手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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