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医在传统文化中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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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
本报记者 佳 愉
人们一致认为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中医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真正弄懂传统文化并不容易，而有意识地深入浅出地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应用于中医就更加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讲授“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已近十年，其间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相信通过记者对曲黎敏的访谈中，读者们会再一次的另眼看中医。
记者：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浅一点儿的就会想到琴棋书画，深一点儿的就会想到儒道等，那么蕴含着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典黎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道”，西方人总在问“道”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即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每当西方人探询中国之道和何谓中医之道时，我们总是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因此，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如何求中华文化之根本，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便是中医文化的最大特性。这是个大课题。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这个民族将走向危机。中医学术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危机。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和劣势呢？
曲黎敏：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比如，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得现代医学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那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无休无止的战役。
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性味、音声、方位等进行比类，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它把一种更宽广、更高明、更深刻的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通过生活去理解。它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而非某种神秘的直觉。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持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记者：传统文化与中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呢？
曲黎敏：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它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日用而不知”，对于习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其实，学中医远比学西医难，学西医，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你，但即便现在的检测仪器多么灵敏，茶叶与酒必须由品酒师和品茶师来定其优劣，因此，学中医，你必须启动你全部的感官与灵感，你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你才能治病如神。
这个“道的医学”除了重视人的修为与直觉外，还非常重视其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研究人体时如果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是研究不清人体的。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尽管现代西方也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相关，但只看到了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在中医中，因此我们说中医是传统文化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股力量。
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象”思维，和“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是有所体现，而且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并有可操作性。单说形气神吧，西医对“形”的研究可谓达到极致，但如果你只是胸闷气短、肩背疼痛，并无心脏器质性病变，西医便认为你没病，而中医则认为每一个脏器都有形气神三个方面，正是心气、心神的问题使你处在某种亚健康状态。在中医看来，任何情志的波动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四时有关，与六气有关，与地域有关，甚至与你睡觉的床向有关……于是，医生的诊疗远远超出了四诊：望、闻、问、切，他综合了时空中的诸多因素，然后给你一个原因和结果。
记者：那么懂得传统文化对中医到底有什么促进呢？
曲黎敏：10年前，我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中医学》、《道家思想研究》等选修课，教授学生已近4000人次，其中感慨颇多。因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与联系始终是困扰广大中医学者的一个问题，是固守传统，还是坚持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热潮下，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等等问题，十分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医学者面前。
学生们懂得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变得非常爱中医了，这种狂热是对经典的狂热，对《内经》、《伤寒论》的狂热，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至少他们对中医的信仰加强了，对中医充满信心了。学中医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困惑，这种困惑解决不好就容易沮丧和浮躁。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重要的是训练大家一种中医学的思辨方式，说得通俗一点，让初涉中医的学生开窍了，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学中医并不是很复杂、很厌倦的事情，而是自得其乐。学习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知道中医是什么，中医医道如何发生，中医学最终将走向何处……。对传统文化了解多了，把各种知识关联在一起的能力就强了，当然临床技能也会提高了。而且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我经常和学生们讨论中国古代时空观、汉字与医学、取象思维等诸多问题，讨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鼓励学生不仅要学好中医，还要学好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学好现代科学和西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中医不仅是救人之术，也是解决人类生命困境之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它，是中医向前发展的瓶颈，也是现代青年学子的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时，仍建议学生积极到临床中去体验中医，并积极学习现代医学。这都很重要，但关键是始终要用中医的思维来驾驭。
记者：您自己多年从事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目前的中医文化的研究现状，您有什么感想和希望？
曲黎敏：中医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是很重要的，希望更多的人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记得一位美国总统在观赏西安古城后说：“中国要在几十年中建成美国那样的城市，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建成西安和北京故宫那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花上几千年”。
返观中国历史，我们常常可以感到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所带给我们理智和精神深处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每每都是在根植于内部的文化遭到周围民族的扰乱后，吸收外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繁荣。如果在感情上能够容纳这种文化上的联姻，就往往会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它将带给中国与世界以不同凡响的未来。但我们必须牢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不必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文化为归依，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人物链接
曲黎敏 女，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医史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哲学与文化。著有《易道气功养生》、《中医与传统文化》(待版)，论文有《中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五运六气与流行病相关问题研究》、《中医抗击瘟疫史》、《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中医学--人的学说》等30余篇。
本报记者 佳 愉
人们一致认为学习中医一定要懂得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提高中医感悟能力大有裨益，但是多数人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真正弄懂传统文化并不容易，而有意识地深入浅出地将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应用于中医就更加困难。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副教授讲授“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导读”课程已近十年，其间对中医和传统文化作了长期深入的探索，相信通过记者对曲黎敏的访谈中，读者们会再一次的另眼看中医。
记者：一提到中国传统文化，浅一点儿的就会想到琴棋书画，深一点儿的就会想到儒道等，那么蕴含着中国人大智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到底是什么呢？
典黎敏：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道”，西方人总在问“道”的确切意思是什么，这种提问本身即是非常典型的西方式思维方式。每当西方人探询中国之道和何谓中医之道时，我们总是感到难以回答，因为它关系到一种体验，一种切身的感受，一种信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
当视中医学为“医道”时，我们便在方法论上与所谓的科学以及现代西医学发生了歧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两者在研究对象、方法，及理论、概念范畴上都有极大的不同。“道”所强调的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认识“道”需要理性与直觉，需要一种系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类比概念，描述的是事物本质“象”什么；而“器”为盛受之物，强调的是物质的结构性用与功能，认识“器”需要借助物理、化学等科技手段，需要一种还原的方法，且语言描述上多用具体概念，明确指出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道的医学”从来都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心”是什么，而是像“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不曾告诉我们“肝”是什么，而是像“将军之官，谋略出焉”，强调的都是运动过程与状态变化。因此，理解医学也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差别，形而下有如“肺在上，肝在右”；形而上有如“左肝右肺”，肝在右而其气在左，主“升”，肺在上而其气在向下，主“降”，形而下重表象，形而上重气化；一个看现象，一个看本质。
因此，所谓中医特色就是中国文化，而文化形态无高低之分。如何求中华文化之根本，并在生活实践中加以应用，便是中医文化的最大特性。这是个大课题。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的支撑，这个民族将走向危机。中医学术要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危机。
记者：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优点和劣势呢？
曲黎敏：千百年来，中西方都在致力于把这个世界弄清楚，弄明白，人类的目标是一致的，关键是他们求“道”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看待生命的问题上，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机器。于是他把人不断地拆解、分割，然后做到极致，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你认识的东西越多，你未知的领域就越大，困惑也就越多。比如，西方医学与病毒敌对的对抗态度，使得现代医学陷入了一场生物学领域的“军备竞赛”，那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无休无止的战役。
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则显然不同，中国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他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按性味、音声、方位等进行比类，把生命过程及其运动方式与自然规律进行类比，他在观察由很多事实组成的集合体时，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并建立自己博大精深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一种洞察生命的直觉力量。它把一种更宽广、更高明、更深刻的理解事物本质的方式摆在世人面前--那就是通过生活去理解。它是以高度发展的中国精神，和行之有效的洞察力为基础的，而非某种神秘的直觉。很久以前，西方人莱布尼兹就坚持中国与欧洲在知识上交换补偿，他坚信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该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记者：传统文化与中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中医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呢？
曲黎敏：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医学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学问。而中医对于中国人而言却是几乎人人皆知，它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日用而不知”，对于习医者，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要将中医上升到哲学与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治病之道。
其实，学中医远比学西医难，学西医，整个现代科学都在帮助你，但即便现在的检测仪器多么灵敏，茶叶与酒必须由品酒师和品茶师来定其优劣，因此，学中医，你必须启动你全部的感官与灵感，你必须让自己的感官非常灵敏，甚至比仪器还要灵敏，这样，你才能治病如神。
这个“道的医学”除了重视人的修为与直觉外，还非常重视其系统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术领域如人体、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甚至军事、武术都是相互贯通的。研究人体时如果不研究人体以外的天文、地理、气候乃至音乐、美术等等，是研究不清人体的。就中医学来说，它的理论和天文、地理、气候、音乐等许多领域密切相关。尽管现代西方也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甚至与动物、植物的生理状况相关，但只看到了现象，没形成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有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就在中医中，因此我们说中医是传统文化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股力量。
而整个中国文化领域“求道”方式的特点都集中体现了一种“象”思维，和“内向认知”。所以，佛为“内明”之学，道称“内丹”，医曰“内景”，武曰“内功”，儒称“内业”……这个“内”，就是反身求诸己，一求己，则所有的空灵思辩都落到了实处。中国古代文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等核心问题都很好地体现在中医学中，不仅是有所体现，而且是有很好的物质基础的研究，并有可操作性。单说形气神吧，西医对“形”的研究可谓达到极致，但如果你只是胸闷气短、肩背疼痛，并无心脏器质性病变，西医便认为你没病，而中医则认为每一个脏器都有形气神三个方面，正是心气、心神的问题使你处在某种亚健康状态。在中医看来，任何情志的波动都不是偶然的，它与四时有关，与六气有关，与地域有关，甚至与你睡觉的床向有关……于是，医生的诊疗远远超出了四诊：望、闻、问、切，他综合了时空中的诸多因素，然后给你一个原因和结果。
记者：那么懂得传统文化对中医到底有什么促进呢？
曲黎敏：10年前，我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传统中医学》、《道家思想研究》等选修课，教授学生已近4000人次，其中感慨颇多。因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与联系始终是困扰广大中医学者的一个问题，是固守传统，还是坚持现代化？在全球化的热潮下，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个性等等问题，十分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医学者面前。
学生们懂得了一定的传统文化后，都变得非常爱中医了，这种狂热是对经典的狂热，对《内经》、《伤寒论》的狂热，对中国文化的狂热。至少他们对中医的信仰加强了，对中医充满信心了。学中医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困惑，这种困惑解决不好就容易沮丧和浮躁。我觉得学习传统文化重要的是训练大家一种中医学的思辨方式，说得通俗一点，让初涉中医的学生开窍了，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学中医并不是很复杂、很厌倦的事情，而是自得其乐。学习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知道中医是什么，中医医道如何发生，中医学最终将走向何处……。对传统文化了解多了，把各种知识关联在一起的能力就强了，当然临床技能也会提高了。而且这种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我经常和学生们讨论中国古代时空观、汉字与医学、取象思维等诸多问题，讨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鼓励学生不仅要学好中医，还要学好中西方文化和哲学，学好现代科学和西医，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不同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使命，中医不仅是救人之术，也是解决人类生命困境之道，如何用现代语言来诠释它，是中医向前发展的瓶颈，也是现代青年学子的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弘扬中医传统文化时，仍建议学生积极到临床中去体验中医，并积极学习现代医学。这都很重要，但关键是始终要用中医的思维来驾驭。
记者：您自己多年从事中医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对于目前的中医文化的研究现状，您有什么感想和希望？
曲黎敏：中医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是很重要的，希望更多的人介入到这个领域中来。
记得一位美国总统在观赏西安古城后说：“中国要在几十年中建成美国那样的城市，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建成西安和北京故宫那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要花上几千年”。
返观中国历史，我们常常可以感到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所带给我们理智和精神深处的益处。中国文化的繁荣期每每都是在根植于内部的文化遭到周围民族的扰乱后，吸收外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繁荣。如果在感情上能够容纳这种文化上的联姻，就往往会成为一种新文化的开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将是中国与世界的一次重要的机会，它将带给中国与世界以不同凡响的未来。但我们必须牢记，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现代化不必在价值取向上以西方文化为归依，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人物链接
曲黎敏 女，1964年生，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硕士，医史人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哲学与文化。著有《易道气功养生》、《中医与传统文化》(待版)，论文有《中医学形成的文化背景》、《五运六气与流行病相关问题研究》、《中医抗击瘟疫史》、《天人合一的医学内涵》、《中医学--人的学说》等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