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医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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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30日
本报记者 汪少颖
7月3日下午，南京中医药大学会议室，一场关于中医未来之路的大讨论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来自这所素有“高等中医教育摇篮”之称的中医名校的各个院系的“顶尖高手”们，就中医现代化及中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激昂陈词，有关中医危机的深刻讨论，让校园中弥漫的暑假临近的轻松气氛变得异常沉重。
中医发展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
带着刚刚从瑞士归来的风尘仆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王旭东教授首先发言。作为1995年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的金奖得主，他近两年一直在国外从事中医医疗、教学工作，并对欧洲的中医药市场进行了深入调查。海外游历的亲身体验使他对中医的发展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
王说，其实目前有关中医危机的问题只有国内才会讨论，在国外，是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医在国外的上升速度之快另人瞠目结舌。以瑞士为例，2003年，瑞士的中医从业人员不到300人，可不到一年间就翻了一番，增加到700人。至于中医诊所，更是如雨后春笋，开得人眼花缭乱。而且目前瑞士的每一家医院都在积极筹办中医科室。
同时，欧洲人对中医理论的接受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他行医的州，每当他和病人讲气血阴阳，病人都会表示很理解，认为这是东方医学对人体和生命的独特认识。在他为当地的西医学生讲授中医时，谈到心肝脾肺肾这些中医特有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脏腑概念时，西医们也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同。“我觉得在欧洲对中医的认同度和热情甚至比国内还要多一些。”他说。“我讲课时发现，那些西医学生们很喜欢听气血、阴阳、五行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医的精髓。而且他们很排斥用西医的理论解读中医的东西，对神经、细胞、分子这些现代中医的研究成果全不感兴趣。”
“所以我认为，中医的价值和生命力不是讨论出来的，也不是谁给她的。中医的价值和生命力源于她本身内在的东西，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她那种深层次的、对人、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压制不住的。中医用她卓越的疗效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青睐，甚至在西方的医生心中，中医也有她独特的地位，因为她确实能够解决西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如何将中医推广、弘扬、光大，让她更健康地成长，才是我们这一代中医学者最重要的职责。”
但是在海外中医繁荣的背后，王旭东也透露出了深深的忧虑。“目前中医高级人才向海外流失的非常严重”，他说，“在欧洲各地的中医院，都有来自国内各大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的教师、医生的身影。他们都有着副教授以上的职称，都是很优秀的中医人才。”然而真正让他焦虑的还不止于此。最让他揪心的是，作为中医的发源地，中国的中医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标准取代、超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一幕很有可能在中医上演。一次上课时被学生反诘的经历让他至今久久难忘。那是一次讲针灸治疗忧郁症，他讲了很多不同证型的取穴、用药。快下课时，下边的学生突然反驳，老师你讲得不对，少海也可治忧郁症。他当时一愣，反问道，少海可以治忧郁症吗？没想到学生们理直气壮，当然，因为我们德国针灸学会制订的标准中就讲了少海可以治疗忧郁症。
“西方人是非常善于制订标准的。”王说。“只要他们觉得你好，他们就会进行研究，制订出自己的标准，然后将这些标准向全世界推广。目前德国的针灸学会正在用他们制订的标准与我们抗衡，而法国耳针学会也宣称他们制订的耳针标准要比中国的耳针标准强100倍。我们教会了西方人中医，可是如果一个中国中医要在国外给人看病，却要经过那些红头发、蓝眼睛的、学问远不如你的徒子、徒孙的层层审核，怎么能不生气、窝火？我们的中医行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世界上为自己树立起良好的形象，结果是人家只承认中医是好东西，却不买中国中医的账。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为什么我们的有关机构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起中国中医的强势品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医作为最强有力的一种政治文化工具，在全世界推广，就像美国大片一样呢？为什么我们总拿不出中医发源地老祖宗国的气势和权威呢？”
中医现代化 让大象钻针眼的无奈
关于中医现代化的反思是最近一段时期中医界的焦点话题。从五四运动至今的近一百年来，“科学”一词就总如悬于中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中医屡屡面临危境。对中医的改造取代了应有的尊重，中医的精神被别有用心者借“现代”之名肆意扭曲、蹂躏，中医的发展，难道注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
“科学这个词在现代被滥用了。科学的本义是分科的学问，后来被演变为人类知识的总和，最后又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不科学就是不正确，就是伪科学，就是迷信、愚昧、落后，就应该扫荡，这种观念在我们国家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是大势所趋，但研究者不等于被研究者，不能说我们用白话文翻译了唐诗之后，就说李白的水平提高了。同时，传统又岂是我们能用现在所谓的科学思想来束缚的呢？中医的思想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考验，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过才几百年，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剪裁中医学，那不是等于让大象穿针眼吗？”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吉文辉教授用特有风趣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他的“一只茶杯的故事”也为中医独特、深奥的思维方式加了一个通俗生动的注脚。“中医学强调的就是取类比象，比如一只茶杯，书本上只能写他是喝茶的工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茶杯可不可以用来装水、装酒，甚至装酱油呢？只要体积比它小的，茶杯都可以来装嘛。那一阵风过来，茶杯可不可以用来压压纸？茶杯造得精致美观，可不可以作为工艺品来欣赏？生气时，我又可不可以顺手拿起一只茶杯来打人呢？可茶杯这些变化是书本所不能尽言的，这种变化也是无穷的，需要在实际中去悟、去用的。这种推理的变化才是中医思维的精髓，没有这种脑袋，是不能来学中医的。其中的意境，也是现代医学所不能体会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天水堂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李铁君也认为中医现代化确实有陷入科学崇拜误区。他说，“过去人们总用是否科学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的依据。可是随着后科学时代的来临，人们发现，对事物合理与否的判断不再是简单的是与非，人们开始认识到真理是多元的。”
基础医学院的沈澍农教授则通过中西医学体系的比较对中医现代化提出了异议。“中医是不能以西医先验的观点，先入为主的来研究的。中医是宏观的，她的文化的内容多于技术的内容；而西医则是微观的，其中技术的内容大于文化的内容。可现在我们的研究恰恰是用西医微观的技术的视角来寻找中医的合理内涵，如果找到了，就是科学，反之，就是不科学。在目前我们对人体认识还很肤浅的情况下，这种用西医的尺度判断中医的方式无疑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公平的。”
对此，金鑫教授也表示了赞同，并通过知识与智慧的不同辩证地阐释了中医坚持自我的重要性。“中医现代化过程中最可怕的就是简单拿来和西化，失去中医的特色。中医特点与她的传统有关，中医的传统就是她很宏观，很模糊。在人们试图改造中医时，总希望把她宏观的优势保存下来，而抛弃她的模糊的弱点。可中医的优势和弱点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共生共亡的，如果我们把她的弱点丢掉，她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长期以来，我们希望通过现代化，简单地用现代的知识来取代中医，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中医既是传统知识的表达，更是我们传统智慧的结晶。中医与古代的哲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用简单的现代知识来代替中医，无疑是徒劳的，因为知识代替不了智慧。智慧除了书本的学习外，还需要在实践中悟。这也是智慧是比知识层次更高，是知识所不能取代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从现代知识中找到与中医相近的东西，但还不是相应的东西。中医现代化应该是传统的知识转化为现代的知识、传统的智慧上升为现代智慧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决不能放弃自己的智慧来简单套用别人的知识。”
可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现代化是中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实现现代化与保持中医特色间取得平衡是中医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张宗明副教授认为，中医学的发展不能游离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外。但是否这种研究会导致中医失去本体和特色，则应该有所区分。近代科学与中医学确有很多难以通约性的东西，用它来肢解中医是不合理的。但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又有很大的区别，关键之一就是近代科学追求简单性、还原性和线性，而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还原论知识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的融合，她追求复杂性，这在很多方面正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一致。所以研究中医，两种科学我们都不应拒绝，在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用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或现在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些知识，保持中医思维方式的优势，这样既可以使中医走向现代化，也可以保持中医的特色。张说，中医的特色应该并不简单地保存在阴阳气血这些具体的概念中，中医更重要的特色是她看待人体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
第一临床医学院的潘立群教授则提出采用只了解“输入-输出”的黑箱式的方式来研究中医。“中医是宏观的、非定性定量的，如果要把中医定性定量，肯定会出问题。研究中医应该采用一种输入-输出的方式，即用药之前，所反映出的表象是什么，用药之后，发生什么变化，症状如何改善，结果如何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药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搞清，也不可能把每个东西都搞清。就像研究飞机的飞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架飞机长得如何，都装了什么东西，只要通过它运行时的光点判断它的轨迹最终可以到达目的地就足够了。中医研究的方式也应如此。”
美国中医学体系研究院首席顾问吴云波教授也对两种中医研究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西医学为标准来整理、吸收、改造中医，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提出的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中医客观化，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另一种趋势就是中医学的独立发展，并以传统中医的思维、理论、方法为主体，坚持自身的独立发展，其中也不排斥西医的生理解剖、仪器和实验的方法，进行信息转换为我所用。对于这两种取向，我的观点是不要互相攻击，两者的发展可以相辅相承，西医对中医的解读对中医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好处，针灸是因为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才走向世界的，而针刺麻醉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以在坚持自身科学原理的同时，中医完全可以大量吸收西医的技术成果，为我所用。”
中医教育 传统文化断层的危机
比起现代化之路的不甚明朗，与自己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的割裂让中医显得更加无所适从。这种与自己生命之源的断层不仅让中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也使中医深受各种问题困扰，而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备受争议中医教育。
“中医教育五年是中医两年，西医两年，外语一年，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不像中医，西医不像西医，只不过是两个中专生而矣。”盛良教授这样评价中医本科毕业生。王旭东教授也认为，现在很多的中医学生“很糟”，“谈起阴阳五行，满脸的不屑一顾；谈起现代医学，又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说临床是现代中医教育缺憾之一的话，至少这种缺憾还可以通过学生毕业后的积累弥补、再造。可如果他们连中医的科学精神都没有掌握，那就连再造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能成为大师是需要有大师的思维方式的，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特点都与中医方式格格不入，又怎么能成为大师？”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薛公忱教授和张宗明教授的话一针见血。薛认为，“目前中医理论面临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因为中医属于传统文化，但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直在遭受批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和信仰，而结果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中医现在也在拼命割断自己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可是失去了传统文化依托的中医，就如同离开土壤的大树，只有枯萎和死亡。”张则更加直接地指出了中医目前正遭遇的危机，“我记得一个哲学家讲过，当一门学科的学者们关注到这门学科的基础问题的时候，当他们关注到这门学科的发展模式和方向的问题的时候，这门学科就遭遇到了危机。而这正是目前中医学所处的状态。中医的危机就在于她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土壤的破坏，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中医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使人们对中医学产生信仰危机。更为可怕的是，中医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连博士生都不相信自己所学的东西，中医教育很可能培养的不是自己的继承人，而是掘墓人。”
可是究竟该怎样才能重塑中医的自信心，让中医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呢？加强传统教育，让学生在传统中学习中医以克服文化苍白症；提高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让他们掌握与经典心灵相通的工具；增加临床实践，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中医的乐趣都是教授们提出的解决良策。
而在这些观点之中，基础医学院的黄煌教授的观点更加独树一帜，他的中医发展公式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在中医现代化的内涵目前还不甚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把中医现代化理解为发展中医。而发展中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给老百姓实惠。给老百姓实惠＝有效+安全+经济，这个公式就是中医一切发展的准绳。那么有效+安全+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规范。”
而要加强对中医的规范，黄认为，首先应该尽快为中医立法，实现中医和西医管理上的两元制。“现在很多中医看病都是西药、成药加汤药，不少中医师甚至首选的是西药，这很成问题。看好了病，到底是中药的作用还是西药的作用？这样一来，中医的经验没法总结，学术不能传承，中医生和学习者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长此以往，怎么谈发展？因此加快中医立法，实现中医和西医管理上两元制刻不容缓。长期以来，我们的机疗卫生体制表面上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但实际上还是西医一主天下。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明确中医的责权利，中医才能真正开好业。否则再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中医的阵地还要萎缩，因为中医生存的土壤已经没有了。”
黄教授关于中医师管理的思路是这样的：单纯中医师应该必须以中为主，其中根据他们专业的不同特点，又有具体的细分，比如以汤方为主的就是中医师；以针灸为主的就是针灸师；还有推拿师、食疗师等等。分类后，就要对各种中医师的资格进行严格认证，并明确规定他们不能用西医的处方药，只能用非处方药，否则就是就违法。而如果是中西医结合医师，应该有中医、西医两个执照。同时，法律还应规定许多中医应遵循的条款，对中医的法律职能加以明确和规范。比如肝阳上亢的诊断有没有法律价值，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哪些病中医治疗有效，哪些病西医治疗有效，哪些病适宜中西医结合治疗等。只有给了中医独立生存的空间，中医的临床和教育才能得上去，学生们才能真正喜爱、认可、信仰中医，中医最终才能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一种热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中医的反思更是首当其冲。这也许反映了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足之后，开始寻找自身精神家园的一种回归。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中医里，记录着我们祖先艰难探索的足迹、包涵着我们民族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失去了与传统的交连，孤军奋战的中医，在现代化的滚滚红尘中，注定只能节节败退，遍体鳞伤。可是如果失去了传统支撑，貌似现代的我们在通往世界的名片中将以何自居？中华民族又凭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医学的技术是先进的，但这并不能掩饰它在思想上的苍白。这么说，并不代表中医的思想有多完美，正如潘立群教授所言，那是我们祖先在“五千年前不得已而为之的智慧”。所以中医需要发展，需要现代，需要吸收一切她可以吸收的东西完善自己。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判断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又有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这不仅需要一个清醒冷净的头脑，更需要一颗坚定自信的心。可事实却是，在现代科研繁花似锦的表面下，我们看到了中医灵动的身影日益僵化，中医自由的精神正在窒息，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又怎能不值得反思？
也许回顾汉字走过的曲折迂回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把中医的困扰看得更清楚。从五四运动开始，汉字也曾惨遭口诛笔伐，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字太难，用拼音甚至英文取代汉字是那个时代学者的理想。可如今，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猛然回首，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汉字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字，她音形义俱全，便于制造新字，甚至打字的速度也快于英文。几十年，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还好，为时尚不太晚。那么中医呢？在现代车轮的倾轧下，我们又该怎样保存中医的风骨？
也许路只有一条，中医当自强!
7月3日下午，南京中医药大学会议室，一场关于中医未来之路的大讨论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来自这所素有“高等中医教育摇篮”之称的中医名校的各个院系的“顶尖高手”们，就中医现代化及中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激昂陈词，有关中医危机的深刻讨论，让校园中弥漫的暑假临近的轻松气氛变得异常沉重。
中医发展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
带着刚刚从瑞士归来的风尘仆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王旭东教授首先发言。作为1995年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的金奖得主，他近两年一直在国外从事中医医疗、教学工作，并对欧洲的中医药市场进行了深入调查。海外游历的亲身体验使他对中医的发展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
王说，其实目前有关中医危机的问题只有国内才会讨论，在国外，是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中医在国外的上升速度之快另人瞠目结舌。以瑞士为例，2003年，瑞士的中医从业人员不到300人，可不到一年间就翻了一番，增加到700人。至于中医诊所，更是如雨后春笋，开得人眼花缭乱。而且目前瑞士的每一家医院都在积极筹办中医科室。
同时，欧洲人对中医理论的接受程度也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他行医的州，每当他和病人讲气血阴阳，病人都会表示很理解，认为这是东方医学对人体和生命的独特认识。在他为当地的西医学生讲授中医时，谈到心肝脾肺肾这些中医特有的、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脏腑概念时，西医们也表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认同。“我觉得在欧洲对中医的认同度和热情甚至比国内还要多一些。”他说。“我讲课时发现，那些西医学生们很喜欢听气血、阴阳、五行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中医的精髓。而且他们很排斥用西医的理论解读中医的东西，对神经、细胞、分子这些现代中医的研究成果全不感兴趣。”
“所以我认为，中医的价值和生命力不是讨论出来的，也不是谁给她的。中医的价值和生命力源于她本身内在的东西，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她那种深层次的、对人、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是任何势力都压制不住的。中医用她卓越的疗效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青睐，甚至在西方的医生心中，中医也有她独特的地位，因为她确实能够解决西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如何将中医推广、弘扬、光大，让她更健康地成长，才是我们这一代中医学者最重要的职责。”
但是在海外中医繁荣的背后，王旭东也透露出了深深的忧虑。“目前中医高级人才向海外流失的非常严重”，他说，“在欧洲各地的中医院，都有来自国内各大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的教师、医生的身影。他们都有着副教授以上的职称，都是很优秀的中医人才。”然而真正让他焦虑的还不止于此。最让他揪心的是，作为中医的发源地，中国的中医有可能被其他国家的标准取代、超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一幕很有可能在中医上演。一次上课时被学生反诘的经历让他至今久久难忘。那是一次讲针灸治疗忧郁症，他讲了很多不同证型的取穴、用药。快下课时，下边的学生突然反驳，老师你讲得不对，少海也可治忧郁症。他当时一愣，反问道，少海可以治忧郁症吗？没想到学生们理直气壮，当然，因为我们德国针灸学会制订的标准中就讲了少海可以治疗忧郁症。
“西方人是非常善于制订标准的。”王说。“只要他们觉得你好，他们就会进行研究，制订出自己的标准，然后将这些标准向全世界推广。目前德国的针灸学会正在用他们制订的标准与我们抗衡，而法国耳针学会也宣称他们制订的耳针标准要比中国的耳针标准强100倍。我们教会了西方人中医，可是如果一个中国中医要在国外给人看病，却要经过那些红头发、蓝眼睛的、学问远不如你的徒子、徒孙的层层审核，怎么能不生气、窝火？我们的中医行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世界上为自己树立起良好的形象，结果是人家只承认中医是好东西，却不买中国中医的账。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为什么我们的有关机构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起中国中医的强势品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医作为最强有力的一种政治文化工具，在全世界推广，就像美国大片一样呢？为什么我们总拿不出中医发源地老祖宗国的气势和权威呢？”
中医现代化 让大象钻针眼的无奈
关于中医现代化的反思是最近一段时期中医界的焦点话题。从五四运动至今的近一百年来，“科学”一词就总如悬于中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中医屡屡面临危境。对中医的改造取代了应有的尊重，中医的精神被别有用心者借“现代”之名肆意扭曲、蹂躏，中医的发展，难道注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
“科学这个词在现代被滥用了。科学的本义是分科的学问，后来被演变为人类知识的总和，最后又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不科学就是不正确，就是伪科学，就是迷信、愚昧、落后，就应该扫荡，这种观念在我们国家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是大势所趋，但研究者不等于被研究者，不能说我们用白话文翻译了唐诗之后，就说李白的水平提高了。同时，传统又岂是我们能用现在所谓的科学思想来束缚的呢？中医的思想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考验，而现代医学的发展不过才几百年，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剪裁中医学，那不是等于让大象穿针眼吗？”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吉文辉教授用特有风趣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而他的“一只茶杯的故事”也为中医独特、深奥的思维方式加了一个通俗生动的注脚。“中医学强调的就是取类比象，比如一只茶杯，书本上只能写他是喝茶的工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茶杯可不可以用来装水、装酒，甚至装酱油呢？只要体积比它小的，茶杯都可以来装嘛。那一阵风过来，茶杯可不可以用来压压纸？茶杯造得精致美观，可不可以作为工艺品来欣赏？生气时，我又可不可以顺手拿起一只茶杯来打人呢？可茶杯这些变化是书本所不能尽言的，这种变化也是无穷的，需要在实际中去悟、去用的。这种推理的变化才是中医思维的精髓，没有这种脑袋，是不能来学中医的。其中的意境，也是现代医学所不能体会的。”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天水堂中医药研究所所长李铁君也认为中医现代化确实有陷入科学崇拜误区。他说，“过去人们总用是否科学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的依据。可是随着后科学时代的来临，人们发现，对事物合理与否的判断不再是简单的是与非，人们开始认识到真理是多元的。”
基础医学院的沈澍农教授则通过中西医学体系的比较对中医现代化提出了异议。“中医是不能以西医先验的观点，先入为主的来研究的。中医是宏观的，她的文化的内容多于技术的内容；而西医则是微观的，其中技术的内容大于文化的内容。可现在我们的研究恰恰是用西医微观的技术的视角来寻找中医的合理内涵，如果找到了，就是科学，反之，就是不科学。在目前我们对人体认识还很肤浅的情况下，这种用西医的尺度判断中医的方式无疑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公平的。”
对此，金鑫教授也表示了赞同，并通过知识与智慧的不同辩证地阐释了中医坚持自我的重要性。“中医现代化过程中最可怕的就是简单拿来和西化，失去中医的特色。中医特点与她的传统有关，中医的传统就是她很宏观，很模糊。在人们试图改造中医时，总希望把她宏观的优势保存下来，而抛弃她的模糊的弱点。可中医的优势和弱点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共生共亡的，如果我们把她的弱点丢掉，她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长期以来，我们希望通过现代化，简单地用现代的知识来取代中医，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中医既是传统知识的表达，更是我们传统智慧的结晶。中医与古代的哲学的关系很密切，所以用简单的现代知识来代替中医，无疑是徒劳的，因为知识代替不了智慧。智慧除了书本的学习外，还需要在实践中悟。这也是智慧是比知识层次更高，是知识所不能取代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从现代知识中找到与中医相近的东西，但还不是相应的东西。中医现代化应该是传统的知识转化为现代的知识、传统的智慧上升为现代智慧的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决不能放弃自己的智慧来简单套用别人的知识。”
可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现代化是中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实现现代化与保持中医特色间取得平衡是中医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张宗明副教授认为，中医学的发展不能游离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外。但是否这种研究会导致中医失去本体和特色，则应该有所区分。近代科学与中医学确有很多难以通约性的东西，用它来肢解中医是不合理的。但现代科学与近代科学又有很大的区别，关键之一就是近代科学追求简单性、还原性和线性，而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还原论知识基础上的一种更高级的融合，她追求复杂性，这在很多方面正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一致。所以研究中医，两种科学我们都不应拒绝，在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用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或现在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些知识，保持中医思维方式的优势，这样既可以使中医走向现代化，也可以保持中医的特色。张说，中医的特色应该并不简单地保存在阴阳气血这些具体的概念中，中医更重要的特色是她看待人体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相吻合的。
第一临床医学院的潘立群教授则提出采用只了解“输入-输出”的黑箱式的方式来研究中医。“中医是宏观的、非定性定量的，如果要把中医定性定量，肯定会出问题。研究中医应该采用一种输入-输出的方式，即用药之前，所反映出的表象是什么，用药之后，发生什么变化，症状如何改善，结果如何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药中的每一个成分都搞清，也不可能把每个东西都搞清。就像研究飞机的飞行，我们不需要知道这架飞机长得如何，都装了什么东西，只要通过它运行时的光点判断它的轨迹最终可以到达目的地就足够了。中医研究的方式也应如此。”
美国中医学体系研究院首席顾问吴云波教授也对两种中医研究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种趋向，一种是以西医学为标准来整理、吸收、改造中医，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提出的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中医客观化，就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另一种趋势就是中医学的独立发展，并以传统中医的思维、理论、方法为主体，坚持自身的独立发展，其中也不排斥西医的生理解剖、仪器和实验的方法，进行信息转换为我所用。对于这两种取向，我的观点是不要互相攻击，两者的发展可以相辅相承，西医对中医的解读对中医的发展也不是没有好处，针灸是因为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才走向世界的，而针刺麻醉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以在坚持自身科学原理的同时，中医完全可以大量吸收西医的技术成果，为我所用。”
中医教育 传统文化断层的危机
比起现代化之路的不甚明朗，与自己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土壤的割裂让中医显得更加无所适从。这种与自己生命之源的断层不仅让中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也使中医深受各种问题困扰，而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备受争议中医教育。
“中医教育五年是中医两年，西医两年，外语一年，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不像中医，西医不像西医，只不过是两个中专生而矣。”盛良教授这样评价中医本科毕业生。王旭东教授也认为，现在很多的中医学生“很糟”，“谈起阴阳五行，满脸的不屑一顾；谈起现代医学，又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说临床是现代中医教育缺憾之一的话，至少这种缺憾还可以通过学生毕业后的积累弥补、再造。可如果他们连中医的科学精神都没有掌握，那就连再造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能成为大师是需要有大师的思维方式的，可现在很多毕业生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特点都与中医方式格格不入，又怎么能成为大师？”
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薛公忱教授和张宗明教授的话一针见血。薛认为，“目前中医理论面临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因为中医属于传统文化，但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就一直在遭受批判。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和信仰，而结果是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自信心没有了。中医现在也在拼命割断自己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可是失去了传统文化依托的中医，就如同离开土壤的大树，只有枯萎和死亡。”张则更加直接地指出了中医目前正遭遇的危机，“我记得一个哲学家讲过，当一门学科的学者们关注到这门学科的基础问题的时候，当他们关注到这门学科的发展模式和方向的问题的时候，这门学科就遭遇到了危机。而这正是目前中医学所处的状态。中医的危机就在于她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土壤的破坏，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中医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使人们对中医学产生信仰危机。更为可怕的是，中医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连博士生都不相信自己所学的东西，中医教育很可能培养的不是自己的继承人，而是掘墓人。”
可是究竟该怎样才能重塑中医的自信心，让中医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呢？加强传统教育，让学生在传统中学习中医以克服文化苍白症；提高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让他们掌握与经典心灵相通的工具；增加临床实践，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中医的乐趣都是教授们提出的解决良策。
而在这些观点之中，基础医学院的黄煌教授的观点更加独树一帜，他的中医发展公式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在中医现代化的内涵目前还不甚明朗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把中医现代化理解为发展中医。而发展中医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给老百姓实惠。给老百姓实惠＝有效+安全+经济，这个公式就是中医一切发展的准绳。那么有效+安全+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规范。”
而要加强对中医的规范，黄认为，首先应该尽快为中医立法，实现中医和西医管理上的两元制。“现在很多中医看病都是西药、成药加汤药，不少中医师甚至首选的是西药，这很成问题。看好了病，到底是中药的作用还是西药的作用？这样一来，中医的经验没法总结，学术不能传承，中医生和学习者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长此以往，怎么谈发展？因此加快中医立法，实现中医和西医管理上两元制刻不容缓。长期以来，我们的机疗卫生体制表面上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驾马车，但实际上还是西医一主天下。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明确中医的责权利，中医才能真正开好业。否则再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中医的阵地还要萎缩，因为中医生存的土壤已经没有了。”
黄教授关于中医师管理的思路是这样的：单纯中医师应该必须以中为主，其中根据他们专业的不同特点，又有具体的细分，比如以汤方为主的就是中医师；以针灸为主的就是针灸师；还有推拿师、食疗师等等。分类后，就要对各种中医师的资格进行严格认证，并明确规定他们不能用西医的处方药，只能用非处方药，否则就是就违法。而如果是中西医结合医师，应该有中医、西医两个执照。同时，法律还应规定许多中医应遵循的条款，对中医的法律职能加以明确和规范。比如肝阳上亢的诊断有没有法律价值，能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哪些病中医治疗有效，哪些病西医治疗有效，哪些病适宜中西医结合治疗等。只有给了中医独立生存的空间，中医的临床和教育才能得上去，学生们才能真正喜爱、认可、信仰中医，中医最终才能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最近一段时间成为一种热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对中医的反思更是首当其冲。这也许反映了人们在物质生活逐渐富足之后，开始寻找自身精神家园的一种回归。
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中医里，记录着我们祖先艰难探索的足迹、包涵着我们民族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失去了与传统的交连，孤军奋战的中医，在现代化的滚滚红尘中，注定只能节节败退，遍体鳞伤。可是如果失去了传统支撑，貌似现代的我们在通往世界的名片中将以何自居？中华民族又凭什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医学的技术是先进的，但这并不能掩饰它在思想上的苍白。这么说，并不代表中医的思想有多完美，正如潘立群教授所言，那是我们祖先在“五千年前不得已而为之的智慧”。所以中医需要发展，需要现代，需要吸收一切她可以吸收的东西完善自己。但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判断什么是应该坚持的，又有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这不仅需要一个清醒冷净的头脑，更需要一颗坚定自信的心。可事实却是，在现代科研繁花似锦的表面下，我们看到了中医灵动的身影日益僵化，中医自由的精神正在窒息，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又怎能不值得反思？
也许回顾汉字走过的曲折迂回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把中医的困扰看得更清楚。从五四运动开始，汉字也曾惨遭口诛笔伐，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字太难，用拼音甚至英文取代汉字是那个时代学者的理想。可如今，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猛然回首，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汉字竟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文字，她音形义俱全，便于制造新字，甚至打字的速度也快于英文。几十年，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还好，为时尚不太晚。那么中医呢？在现代车轮的倾轧下，我们又该怎样保存中医的风骨？
也许路只有一条，中医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