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丽萍:很幸运，我是站在最上边的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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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邹丽萍: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在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和康复中心主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科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神经组成员。
有资料表明，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婴儿出生缺陷至少有80万～100万例，其所导致的残疾给家庭、社会造成了沉重负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儿科医学领域的科研队伍在数量和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不小差距。幸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于2005年设立了“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旨在表彰儿科医学领域的科研成果，鼓励更多的儿科医务工作者致力于儿科医学的研究工作。
由北京儿童医院邹丽萍教授所领衔的《降低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死亡率的研究与对策》获得了今年的“第二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殊荣。记者获悉，这项研究历经30余年，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死亡率降至1.1%，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当蚁群翻越城墙时，一只蚂蚁会用它弱小的身体顶起另一只蚂蚁，第三只蚂蚁又会踩在第二只蚂蚁的头上，并让第四只蚂蚁站在其上面，就这样蚂蚁们配合默契，一个接一个自觉地担当起其他蚂蚁的梯子，梯子越垒越高，犹如一架‘云梯’，那景观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最终，几千只蚂蚁集体站在了高墙上。它们征服了这道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巨大屏障，尽管它们的身体极其弱小，但团队协作却使它们拥有了无比惊人的力量。”谈及这次获奖，邹丽萍认为力量来自团队协作，“很幸运，我是站在最上边的蚂蚁”。
大树底下好“乘凉”
1978年邹丽萍考大学报志愿时，除了医学，她什么专业都没有报，最后她如愿以偿地被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录取了，从此儿科医学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毕业后，她本可以留校的，但她觉得自己更喜欢到临床一线去，所以选择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每当谈到北京儿童医院，邹丽萍都有一种感激之情。北京儿童医院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儿科医院，这里有一批非常敬业的、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又集中了来自全国的大量的疑难病例，学习环境是独一无二的。邹丽萍认为，医院的环境和前辈们给每一位年轻医生都搭建了起点很高的平台，并竖好了梯子，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爬这个梯子呢？
格林-巴利综合征(GBS)又称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是一种周围神经系统疾病。2000年我国被证实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以后，它已成为引起儿童弛缓性麻痹的主要疾病之一。为了深入研究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北京儿童医院早在1978年就成立了神经内科。进入北京儿童医院后，在老一辈神经内科专家吴沪生等教授的指导下，邹丽萍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临床和科研思路，那就是多观察、多总结、多发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
干医学这一行，越是在名师、大师的指点下工作，越要付出得多，同时得到的回报也越大，这一点，邹丽萍深有体会。1986年，在刚刚毕业3年的时候，邹丽萍就成为了我国第一个诊断出“大田原综合征”的人；在诸福棠院士等老前辈的鼓励下，邹丽萍又对儿童年龄依赖性癫痫性脑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6年，已是副主任医师的邹丽萍被派往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读博士，其导师是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导师的指导下，邹丽萍对GBS的免疫机制及免疫治疗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抗IFN-抗体可以帮助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人缩短病程；Rolipram、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和IFN-不但能缩短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神经炎的病程，而且还能预防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神经炎的发生。邹丽萍高兴地告诉记者，目前上述研究成果正逐步用在GBS病人身上。
一群“蚂蚁”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邹丽萍凭借出色的学术造诣和临床经验，成为北京儿童医院学术带头人，尤其是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青年临床医师以后，其在同行与患者的心目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们的团队实际上是老中青结合，我虽然是总负责，但是取得的成果绝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邹丽萍透露说，他们的团队基本上汇集了全国最好的专家队伍，“有德高望重的吴沪生等老专家为课题把握方向，干劲十足的后起之秀们便也心无旁骛了”。邹丽萍告诉记者，实际上，《降低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死亡率的研究与对策》这个课题是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同时进行的。
在临床上，吴沪生等老专家在上世纪70年代就创立了简易的可操作性的呼吸肌麻痹分度标准，并依照此标准在临床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气管切开，争取患儿的抢救时间。“从1991年开始，我们率先在全国对伴有呼吸肌麻痹的重型GBS患儿采用了静脉大剂量丙种球蛋白的治疗，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邹丽萍说，大剂量免疫球蛋白目前已成为GBS的常规治疗措施，大大减少了气管切开率，缩短了治疗时间。广州一位儿科副主任医师曾去北京儿童医院进修过，学到了邹丽萍团队所创造的人工拍背吸痰方法、雾化气体吸入法。这位副主任医师介绍说，以前并没有心电监测设备，邹丽萍他们只能通过观察患儿出汗情况、每天4～6次的测血压和听诊这些最简单的方法，减少GBS合并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造成的死亡率。
据邹丽萍透露，经过他们团队近30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中国北方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患儿以急性运动轴索神经病为主(41%)，而经典的急性炎性脱髓鞘型仅占10%。轴索型的腓肠神经病理改变以少许神经纤维轴索变性(0.1%～0.7%)为主，而脱髓鞘型的病理改变为巨噬细胞介导的脱髓鞘为主并伴有淋巴细胞和补体激活物的沉积，邹丽萍的团队对格林-巴利综合征有了深入的了解。
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但是邹丽萍的团队并没有把成果“据为己有”，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学习班，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更多的同行掌握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治疗方法，还给孩子们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用心面对“特殊”病人
喜欢孩子的人，听到孩子的哭声总想去抚慰他；而不喜欢孩子的人，听到孩子的哭声会觉得很烦。邹丽萍属于前者，不光是在医院，就是平时走在路上，看到小孩子她也想去逗逗他们。
因为喜欢孩子，所以邹丽萍面对自己的病人——受病魔折磨的患儿时总是特别用心。邹丽萍的同事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例子。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5点多钟，邹丽萍把预约的病人都看完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与她的学生总结今天看的病人情况。一些没有挂上号的家长在门外等着希望邹大夫能够抽空给他们的孩子看一眼，这时一个青年男子抱着一个新生婴儿挤到了其他家长的前面。他带着哭腔说：“邹主任帮帮我吧，我的前两个孩子都死了。这个孩子跟前两个一样，又抽风了。”邹丽萍听了，马上放下手上的东西，仔细询问婴儿的情况，判断可能是家族性维生素B6缺乏，决定给孩子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B6治疗。
第二天，那个青年男子特地赶来医院告诉邹丽萍：孩子已发作十余天的抽风停止了，可以安静地入睡了；第三天，这个年轻的父亲激动地向邹丽萍报告：孩子吸奶有力了，并可睁开双眼看看这美丽的世界了。听到这些好消息，邹丽萍欣慰地笑了。
邹丽萍告诉记者，孩子不像成人那样可以配合医生，这就需要儿科医生有更好的耐心、更广博的爱心，他们不仅要尽量与患儿沟通，还要和家长做好沟通。而且，作为儿童医院的神经科医生还有其特殊之处，邹丽萍说，一些患儿因为神经疾病而影响到了智力、生活能力，家长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非常沉重，导致一些家长自己都有些精神恍惚，所以每次和家长讲注意事项的时候，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耐心解释，直到他们听懂为止。
对话邹丽萍
记者：《降低儿童格林-巴利综合征死亡率的研究与对策》立项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邹丽萍：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华北地区的农村儿童在夏季的发病率较高，但因为患儿病情进展迅速，重症患儿累及呼吸肌，住院病人50%需要使用人工呼吸支持，病死率相当高。有文献记载，1966年北京儿童医院的GBS患儿的死亡率是30%，如何降低这些患儿的死亡率，是临床科研的重要内容。
记者：为什么这个课题是在你们医院立项？
邹丽萍：不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儿童医院都是全国最好和病人最多的儿童医院，因此，我们对GBS患儿不可能无动于衷。我院每年七八月份都会召开协调会，要求传染科和内科各拿出一个病房与神经科病房一起收治GBS病人。本课题立项于1975年，最开始创立了简易的可操作性的呼吸肌麻痹分度标准，依照此标准在临床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气管切开，争取患儿的抢救时间，然后一步一步深入研究。
1989年，在诸福棠院士的努力下, 我们课题组又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春岩院士的课题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Mc Khann教授一起开始对我国北方的格林-巴利综合征流行病学特点进行研究。
记者：30多年毕竟是个不短的时间，这个课题的时间跨度为什么会这么“长”呢？在您看来，有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邹丽萍：我们必须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凝练出科学假说。进行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及向临床实践转化的创新探索，没有捷径，也没有终点。(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