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失的文明.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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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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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19630KB,351页)。
那些消失的文明是由环球科学杂志社推出的考古书籍,这本一共页数有145页,内容讲述了对哈拉帕的考古工作,来寻找古人类仅留存的物品和文化。

那些消失的文明内容提要
《环球科学(考古专刊)》讲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发掘早已消失多年的古城,考古学家口中的哈拉帕。在发掘工作开始的头几季里,我和同事曾数次目睹一年一度的春季集市,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集市对古印度河文明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村民们每年都会前往较大的城镇。
那些消失的文明目录预览
亚洲
验拉帕:五壬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马什王沙皮尔:兴王战争,衰王战鱼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欧洲
冰人奥兹传奇
史前马耳他的死亡崇拜
拾塔霍裕克的男人和女人
西方食人录
还原西千年前的古希腊让算机
美洲
兰巴耶克: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亚马孙从林里的失落之城
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非洲
“祈雨公生”古韭洲的精神图腾
古埃及的修墓人
太津巴布韦: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330万年地球最古老的小孩
那些消失的文明精彩内容
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村民们每年都会前往较大的城镇,参加当地人称之为“桑”(sang,集市之意)的节庆活动,那里会有乐师、艺人和马戏团表演各种节目,还有行商和小贩兜售商品。在这场为期一天的盛事里,妇女们向职业朝圣者献上供品,好让他们稍后替自己向“苏菲派”(Sufi,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的圣者沙祁沙瓦(Sakhi Sarwar)祈求生下健康的孩子,最好是男孩。
待到这一天几近结束时,这些神圣的行者,与形形色色的世俗追随者一起,沿着当地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赶着驴车,步行前往下一个城镇。
那些消失的文明截图


那些消失的文明
《环球科学》考古专刊
《环球科学》
中信出版社SCIENTIFIC AMERICAN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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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资深研究员、丹麦奥胡斯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史蒂文·凯尔(Steven Kyle)
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系教授
罗伯特·S·兰格
(Robert S. Langer)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戴维·H·科赫研究所教授
劳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约翰·P·穆尔
(John P. Moore)
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
M·格兰杰·摩根
(M. Granger Morgan)
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教授兼系主任
米格尔·尼科莱利斯
(Miguel Nicolelis)
杜克大学神经工程中心负责人
马丁·A·诺瓦克
(Martin A. Nowak)
哈佛大学生物学和数学教授、进化动力学项目负责人
罗伯特·E·帕拉佐
(Robert E. Palazzo)
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文理学院院长
卡洛琳·波尔柯(Carolyn Porco)
卡西尼探测器成像科学团队、太空科学研究所卡西尼成像中心运营实验
室负责人
马丁·里斯(Martin Rees)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天文学研究所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教授
维兰努亚·S·拉玛钱德朗
(Vilayanur S. Ramachandra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大脑与认知中心主任
丽莎·兰道尔(Lisa Randall )
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
约翰·里根沃德
(John Reganold)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土壤科学和农业生态学终身教授
杰弗里·D·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尤金妮亚·斯科特
(Eugenie Scott)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执行主任
特里·诺斯基
(Terry Sejnowski)
美国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计算神经生物学实验室教授、负责人迈克尔·舍默
(Michael Shermer)
《怀疑论》杂志出版人
迈克尔·施耐德
(Michael Snyder)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
迈克尔·E·韦伯
(Michael E. Webber)
清洁能源孵化器负责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系副教
授
史蒂文·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理论
研究组主任
乔治·怀特塞兹
(George M. Whitesides)
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
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
全球病毒预警计划(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itiative )负责人
R·詹姆斯·沃尔赛
(R. James Woolsey )勒克斯资本管理合伙人
安东·齐林格
(Anton Zeilinger)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量子光学、量子纳米物理学、量子信息学教授
乔纳森·齐特林
(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目录
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亚洲
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欧洲
冰人奥兹传奇
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恰塔霍裕克的 男人和女人
西方食人录
还原两千年前的 古希腊计算机
美洲
兰巴耶克: 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亚马孙丛林里的 失落之城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非洲
“祈雨公牛” 古非洲的精神图腾
古埃及的修墓人
大津巴布韦: 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他头顶王冠,身着锦缎布料的斜肩服饰,略显倨傲地窥视着我,不过我
并不介意。
这里的“他”,就是本期考古专刊的封面“人物”。
我之所以不介意,是因为这位所谓的“祭司君王”(priest-king)自重见
天日以来,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来客的——包括拿到这本专刊的
你。“他”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
雕刻家之手。
对于试图还原阐释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考古学家而言,这位君王神秘
莫测的凝视——似乎也可以说是警戒、沉思、自鸣得意,或者只是困了
——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
祭司君王这类人物在古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艺术家在为君王雕刻石像
时,他在想什么?普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祭司君王所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本期考古专刊《哈拉帕:五千年
前的奢侈品之都》一文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因为考
古学家很难破译上面的字迹。缺乏古老民族留下的这种直接的公文,考
古学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线索:社会结构、艺术品、工具,甚至是遗
骸。考古学家通过考察这类遗物,试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文化图。
作为人类社会的“元老”,古人肯定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极为相似。但近
些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古人与现代社会的诸多不同,这些不同甚至令人
惊讶。想想9 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恰塔霍裕克居
民:他们行走于城市之上,从房子顶部进入室内;城市没有人行道,房
屋没有前门,但男女分工合作的模式却极具现代技巧。
可能还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大约在公元前1 500年埃及一个高度重视读
写能力的社区里,即便是石匠也有学习的机会(见《古埃及的修墓
人》)。当然,并非所有的文明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西西里岛附近的马耳他史
前居民就是其中一例。面临当地环境逐渐恶化,马耳他人民疯狂地迷上
了死亡。但更让人悲痛的是,这种对死亡的迷恋有可能会导致文化消
亡。如果想探究其原因,请看《史前马耳他的死亡崇拜》一文。
本期考古专刊涉及多种古代文明,而上述这些文明拥有的神奇力量激发
了我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下面,我们诚挚地邀请你,与我们
一同分享、思考人类的伟大遗产——它们都属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曾经
辉煌一时的文明。
“祭司君王”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雕刻家之手。
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
《科学美国人》主编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在巴基斯坦出土的最新文物,让考古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谜一般的印度河
流域文明,而它正是历史上伟大的早期城市文化之一。
撰文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 [1]
翻译 薄锦五彩石珠“祭司君王”皂石雕像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老居民而言,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出土的五彩石珠并不仅仅是
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它们还被视作财富、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技艺高超的工匠们开发出了先进
的手工工艺,为这座早期城市的社会精英阶层打制了这些石珠以及其他类型的饰物。考古学家
认为,这座惟妙惟肖的“祭司君王”皂石雕像,就是以印度河流域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原形塑造
的。
20 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发掘早已消失多年的古城——考
古学家口中的哈拉帕(Harappa)。在发掘工作开始的头几季里,我和同事曾数次目睹一年一度的春季集市,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集市
对古印度河文明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村民们每年都会前往较大的城镇,参加当地人称之为“桑”(sang,集市之意)的节庆活动,那里会有乐师、艺人和马戏团表演各种节
目,还有行商和小贩兜售商品。在这场为期一天的盛事里,妇女们
向职业朝圣者献上供品,好让他们稍后替自己向“苏菲派”(Sufi,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的圣者沙
祁沙瓦(Sakhi Sarwar)祈求生下健康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待到
这一天几近结束时,这些神圣的行者,与形形色色的世俗追随者一
起,沿着当地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赶着驴车,步行前往下一个城
镇。▲印度河流域的商人们会为货物加盖上釉的封签,封签上印有用动物图案和尚未破译的印度河
书写符号组成的印记,以标示货物的所有权和价格信息。
最后,来自巴基斯坦各地的虔诚的朝圣者队伍将齐聚在俾路支山
(Baluchistan hills)外数百千米远的圣墓之前。在这里,他们会敬献上
之前的一路收到的供品和祈愿。来年,朝圣者们仍会沿着同样的路线返
回,并从远方的圣地带回盐和圣土,作为那些幸运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
儿受到眷顾的象征。
后来,我们的挖掘工作进展到哈拉帕的南大门以内,靠近传统露天市场
的位置。这时我们对“桑”集市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扫去新挖开的探
沟中最上层的泥土,我们先后找到了现代陶器的碎片、数百只新近制造
的玻璃手镯、一些当代的钱币、集市上用来射击气球的气枪铅弹、塑料
及金属玩具的残片,甚至还有一只金耳环。但是,就在地表土的下方,我们找到了古代哈拉帕的多件文物,它们与那些现代物件的残骸惊人地
相似——碎瓷器、红陶手镯、黏土弹珠、玩具马车、雕像碎片,不时地
还能找到一些刻字的陶土板和砝码,估计是在城门处进行交易和征税时所用到的。
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残存物证明,这一带曾经有过一个繁华的集市,不过
在4 000多年前的时候,集市里的活动与现在不大一样,我们的进一步
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与现在一样,附近的村民们会在特殊集市或者
节庆的日子里来到这座大城市,参加庆典和活动,联络家庭或宗族成员
之间的感情,或者购买(或用其他物品交换)一些特殊的物品,例如首
饰和陶器。就在朝圣者及其追随者所走过的同一条路线上,当年曾有来
自内陆地区的各种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哈拉帕,城内作坊里的工匠
们会将这些原材料打造成精美的奢侈品,然后出售给当地的精英阶层,或者出口到遥远的海外市场。和现代一样,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会通
过佩戴珠宝首饰来展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从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来,从古至今,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贯性。作为考古学
家,我们可以试着找出,这些相似点究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还是因为
当地使用的材料和技术在这几千年里都没有什么变化的缘故。
神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古代四大城市文明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美索
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黄河文明。但是,真正了解印度河流域
文明的人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语言学家还没有破解出我们在印戳、护
身符和陶器上看到的那些哈拉帕文字。我们正在不断努力,试图搞清楚
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是如何保持社会秩序的,也试着判断在这个高度
繁荣及城市化的国度里,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形态(宗教)的权力
源头何在。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同事能够用来抽丝剥茧、钩沉探微的,就只有目前发现的各种文物,还有在那些城市和村庄遗迹中发现的建筑
布局和风格。
不过,哈拉帕的文字并非毫无帮助。虽然我们尚无法译出物品上所刻符
号的意义,致使我们难以直接获知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是如何获取并维持
自己的权力的,但通过研究这些文字的使用场景,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一
些有价值的判断。这些研究,再加上对已在哈拉帕地区沿用了数个世纪
的先进手工制造技术的最新分析,开始让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社会权力
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理解。
消失的城市
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现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境内,挖
开了陈年的泥土和垃圾,发掘出两座青铜时代的古城——哈拉帕和摩亨
佐达罗(Mohenjo Daro,意为“亡者之丘”),从而将印度河文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此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国,在贯
穿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冲积而成的富饶平原上蓬勃发展。随后,在印度
西部和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勘测和发掘工作,又另外发现了1 500余处
定居点,分布在一片面积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土地上,是美索不达米亚或
古埃及面积的两倍。
尽管生活在古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并没有制作出不朽的石刻,也没有用大
量的财宝做为陪葬品,但他们修建了一座座规模庞大、规划合理的城
市,还产出了精美的奢侈品,除本地贸易外,还出口至波斯湾、中亚和
美索不达米亚等遥远地区。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镇布局和手工艺品的风
格都存在着相似之处,反映出当时高度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19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F·戴尔斯(George F.
Dales,已故)设立了“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这是一项长期性的跨学科研究,后来则由我和哈佛
大学的理查德·H·梅多(Richard H. Meadow)、纽约大学的丽塔·怀特
(Rita Wright)共同主持,并与巴基斯坦联邦考古和博物馆部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开展合作。我们进行了实地
考查和实验室研究,研究最早的哈拉帕定居点,追溯当地曾经出现过的
较大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些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印度河文明发展的数
个不同阶段。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经济主要以农产品和牲畜为基础,同时以捕鱼和狩猎
作为补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精英阶层,都可以靠生产商品和进行贸
易获取额外的收入,包括棉花、羊毛纺织品以及种类多样的手工艺品。
哈拉帕最早的村落定居点,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800年之间
[被称为“拉维” (Ravi) 时期],同一时期里,苏美尔人正在修建他
们的第一批金字形神塔(ziggurat)和精心装饰的庙宇,埃及人则在将
他们的统治者以及大量的财宝,埋葬到泥砖砌成的陵墓中。古印度河居
民从事农业的环境与中东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指两河流域及
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而得名)相似,他
们在那里放牧牲畜,种植小麦、大麦、豆类和芝麻。专门的工艺技术沿
着贸易网络,在早期的定居点之间传播开来;同样,一套通用的宗教符
号以及手工制品的风格,也随着这个贸易网络被带到了该地区的各个角
落。
考古学家发现,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小型农业部落,分散在哈拉帕北部和南部的拉维河(Ravi River)沿岸地区,但是这些村庄都没能
进一步发展为更大的城镇。在哈拉帕为数不多的几处拉维时期发掘点
里,调查人员发现了由陶土和石头制造的珠子与手镯的痕迹。其中陶制
饰品有可能是供孩童或平民佩戴的,而更加洋气的石头和贝壳饰品,则
可能是当地上流阶层的专享。通过对这些原材料的细致分析,并对其已
知产地进行比较,考古学家发现,早期拉维工匠所使用的原材料中,有
部分产自300 ~ 800千米以外的地方。陶珠上的纺织品印痕,证明了当时
存在纺织业生产活动,而且有可能同时拥有到棉纺和毛纺这两大种类。
▲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祥于约4 800年前,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鼎盛时期总共拥有逾
1 500座城市和村落,面积大小与西欧相仿。
在这处早期的聚居地,还首次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抽象符号,或者说是
象形文字。当前研究显示,在之后形成的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体系中,这
些符号中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正如美索不达米亚于公元前3500年
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古埃及于公元前3200年刻在粘土板上的符号一样,也都分别在后来被吸纳到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体系当中。
公元前2800年-2600年期间,哈拉帕发展成了繁荣的经济中心。在形式上,哈拉帕扩张为一座大型城镇,包含两块由城墙环绕的区域,总面积
超过25公顷——大体相当于几座大型购物中心的面积。与此同时,在附
近的一些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村庄。在“果德迪吉安”(Kot Dijian,以
南边的一处地名“果德迪吉”命名)时期,工匠们开发了出了新工艺,用
来生产那些用途更为广泛的产品,比如灰色的烧制手镯和彩陶(一种釉
面陶器),而这些产品通常都会用到高温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石材及其他原料被运往哈拉帕,运输工具可能是
牛车和平底河船。在哈拉帕发掘出了这一时期用红陶制成的牛车和车轮
模型,而之后也有完善的文献记录了车船的使用情况。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牛和人物的小型雕像,其上似乎还附有纺织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衣物的重要性也日益提
高,除了日常穿戴的功用,其装饰性功能也越来越重要。
正式的书写体系,即早期印度河文字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大量的
陶器碎片和粘土制成的印章或印戳上都出现了这种文字。商人们通过印
章来标明自己对仓库或者某批货物的所有权,他们会在绳子或者有人看
守的门上印上粘土作为标签或标记。他们在方形的印章上刻下几何或动
物图案的阴纹,用做商业凭证。由于目前发现的印章数量很少,所以其
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拥有相当权力的个人或群体,例如地主、商人和
宗教领袖。
发掘工作中,科学家还发现了果德迪吉安时期经济发展的其他标志,特
别是出土了一枚很小的立方体石灰石砝码。这枚砝码重1.13克,正符合
后来的印度河流域各城市所用的标准称重体系。这个发现表明,早在整
个印度河流域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砝码的2个世纪以前,哈拉帕就已经建
立起了一套根据重量来衡量价值的体系,而且可能是用于税金或贡品的
缴纳。
在哈拉帕以及印度河地区,发现许多拉维时期和果德迪吉安时期的陶器
上,都绘有宗教符号,其中包括长角的人形和仪式的图案。同一时期的
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通过军事侵略的方式将不同的地区整合成一
个国家,而在印度河一带的早期定居点中,却没有看到类似的模式。看
起来,哈拉帕的第一批定居者依靠拉维河沿岸富饶的农田及牧场实现了
自给自足,他们通过生产和贸易,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然后通
过宗教活动——而非战争,使自身的地位合法化。哈拉帕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称作“哈拉帕阶段”)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
右,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这段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
里,哈拉帕一直都是印度河流域最庞大、也最强盛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虽然他们似乎还缺少一支军队。在春季和夏末的贸易时节,这座城市会
迎来数百名商人,他们的到来会从附近的农村地区吸引来数以千计的人
群。每年的不同时间里,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可能达到4万~ 8万人不
等。富裕的顾客、商户之间的竞争,都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
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在整个大印度河流域内的所有定居点遗址
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绘有仪式图案的特殊陶器,同时还有一些独特的
物品,例如石制的立方体砝码和印章,印章上除了刻有印度河文明的文
字符号,还刻画着一头神秘的独角兽图案。
远方的贸易
虽然大部分商贩都在印度河流域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但有某些材料却只
能从更远的产地获得。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来自阿富汗和中亚的原料
和成品,这说明在当时已有商贩从这些地区来到哈拉帕,并且带来了天
青石、锡、金、银,可能还有精制羊毛纺织品(后已绝迹)。同时,商
贩也将哈拉帕的谷物和牲畜带回高地,此外还有优质棉花,甚至可能还
有丝织品。不过这些物品都没能很好地保存至今。而在中亚和美索不达
米亚,发掘出了一些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不易腐烂的物品,如红玉髓(红
玛瑙的一种)制成的优雅长珠串,以及贝壳手镯。
在全盛时期,哈拉帕总面积超过150公顷——周界线总长超过5千米,三
座高大的土丘及周边的郊区被环绕其中。而今天的哈拉帕城镇大约拥有
2万人口,仍然占据了古城三分之一的面积。这座城市的建筑和街道布
局经过精心设计,不但可以方便地进出不同的街区,同时还能将公共地
带与私人领域分割开来。泥砖砌成的巨大城墙将每座土丘封闭其中,狭
小的城门每次仅允许一辆牛车通过,起到控制进出的作用。沿着南北和
东西方向的街道,石匠用窑砖修建多层房屋。城中主干道的宽度在8米
以上,部分路段还装有中央分隔栏,可能是用于规范牛车的双向通行。
建设者在城市内部及周边挖掘水井,以提供饮用水。哈拉帕的房屋配有
洗浴区、公共厕所和下水道。房屋的下水道连着更大的主干排污系统,一直延伸到城墙外进行排放。这些下水道被用来排放住宅区的废水,可
以在周围的农田里沉积成肥沃的淤泥。除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外,古时
候再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成熟的供水及废水管理系统。即使是约2000年后的罗马帝国,也只有上层阶级的居住区才能拥有类似的设施。
在此期间,印度河文明的抄写员们设计出了一套成熟的书写系统,由
400多个符号构成,被包括商人、地主和祭司在内的社会精英阶层作为
工具,用来对百姓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考古学家并不清楚这种文
字是针对哪一种语言设计的,不过很有可能是,这种文字对应不止一种
语言,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那样。除非能有人发现某种形式的双语
对照表(比如一块印度河地区的“罗塞塔石碑”),帮助学者们破解这套
书写系统的密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这套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印度河流域的所有主要城市。其中最大的用途便
是刻在印章上,印章上同时还刻有动物图案和祭祀的对象。其中独角兽
的形象是最常见的(目前发现的印章中有65%以上都刻有这一形象)。
当然,也会出现其他动物,包括大象、瘤牛、水牛、野牛、老虎和犀
牛。这些动物符号或许代表着某个重要的氏族或官员阶层;文字可能被
用来标记所有者的姓名与合法性。独角兽符号的普遍使用,说明它代表
的是一个强大而广泛存在的群体,很可能是商人阶层。
除了刻有文字和动物标记的印章外,发掘团队还发现了用来盛放商品的
大型陶罐,上面的刻蚀有可能代表了主人或收货人名字,还有对货品的
说明。研究人员将刻在青铜工具和黄金首饰上的文字解读为人名或价
目。
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刻在块滑石(皂石)制成的石币或石板上的文字和
符号。这些物品上的有很多符号都属于同一个系列,看起来应该是数
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字是用来记账的。而那些文字则可能标注的
是主人的名字,商品的名称及数量,抑或是商品的买家。研究人员发
现,在哈拉帕后续的考古时期中,在类似的粘土板或彩陶板上用印章加
盖戳记这种形式,也已经十分普遍。其中有一部分陶板被故意掰成了两
半,这可能用来代表两方之间的契约,双方各持一半,直到交易或工作
完成为止。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带有特殊标记的铜板上印有文字
和动物图案,而这些铜板在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帕得到了广泛地使用,这或许就是印度河流域城市货币制度形式的最早证据。▲欢呼的朝圣者们沿着印度河流域古老的贸易路线,一天走过一座城镇,带着信徒们的祈祷与
供奉前往远方的圣地。
▲在巴基斯坦进行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一点点地还原着失落之城哈拉帕那绵长的城墙的本
来面貌,作者(图中远处右方的人群中)则在向游客们解释这处遗址的重要性。
2001年,我们在哈拉帕发现了一个制作印章、刻蚀陶土板的作坊,再加
上之前16年里在当地的发掘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印度河文字发展史的全新年代表。过去,学者们一直把所有的印章和陶土板都混为一谈,但如
今我们可以证明,不同类型的印章和陶土板出现于不同的时期,上面的
文字可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目前,我们正在试着总结
出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并期望这份年代表能为文字的破翻工作
打开全新的局面。
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期间,随着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人口增长,装饰品、工具和制造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考古学家相信,这些文字发
生的变化反映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过程—— 一边是区分城市内不同群体
和阶层的企图,一边是通过推广共同的思想形态来整合这些不同群体的
努力。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发现文字的记录逐渐与一些叙事性的神话场景相结
合,说明这些文字已经开始应用到当地的宗教领域中。精神领袖极有可
能是通过印章和陶土板,将神祇的名字和祭祀仪式的内容传达给普通百
姓的。虽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印度河文化中神祇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
有一个主题反复出现:一名席地而坐、摆出瑜伽姿势的男性形象,头上
带着有角的头饰。有一套叙事图中,一只水牛在这位神祇的面前被献
祭;在其他图画中,他的身边则围绕着凶猛的野兽。印章上也出现过女
性神祇的形象,她有时会头戴有角头饰与老虎搏斗。在许多印章和粘土
板上的,都出现过的同一个主题—— 一位神祇扼住两只老虎的咽喉。
这位神祗有时还被描画成站在一头大象的背上。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吉
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中
也有类似的场景——英雄扼住一对狮子的喉咙。这两幅画面的相似之
处,证明两个文明对于权力和统治有着相同的观念,但是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传说的具体内容是不是从其中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
随着开始迎来更多的异域客人,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或许觉得,需要通过
举行公开祭祀和庆典,来巩固主流的宗教习俗,进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
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用来实现这一目的
的手段,就是绘制大型壁画,在石头或砖垒成的墙面上描画统治者征服
敌人的场景,以此起到宗教和政治宣传的作用,但在印度河流域并没有
发现类似的文物。
以前的学者们认为,印度河的城市是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突然遭到废弃
的,但是我们的最新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300
年,也就是在其文明的晚期阶段,哈拉帕确实是有人居住的。事实上,哈拉帕的下水道和城墙均未得到维护,也证明了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城内的秩序已然崩溃。当地的遗迹表明,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已经无力继续
控制城市中心的日常运作。权力的倒台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不仅
仅发生在哈拉帕,上层阶级统治了700年的整个地区都被波及。类似的
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大城市里,例如哈拉帕以南的摩亨佐达罗和印度西部
的多拉维拉(Dholavira)。
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印度河精英文化的种种印记的中断。绘有祭祀题材
和印度河文字的独特陶器,刻有独角兽及其他动物图案的传统方形印
章,均就此消失。用于税收和贸易的方形砝码被弃用,贸易网络开始瓦
解。沿海地区的贝壳不再被运往北方,平原上的居民区也再也没有得到
过来自北方的青金石(lapis lazuli)。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文献曾经记
载过与一处名为美路哈(Meluhha)的地方进行的贸易往来,这个地方
很可能指的就是印度河流域,但之后的记录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地
方了。
造成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与重组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系列因
素的综合结果。贸易的增长,以及定居地从印度河向恒河平原和如今的
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部)一带的扩张,导致印度河的政治和经济体
系过度膨胀。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河流之一,嘎哈克
拉河(Ghaggar Hakra)的河道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彻底干涸,令许多居
住点失去了自给自足的基本生存条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纷纷迁往其他
农业地区,或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城市,结果导致了人口爆炸
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借助军队来强制维持社会完整性
的传统,所以当这些百姓涌入时,领导阶层没有相应的体制来维持贸易
网络和控制人口流动。▲作者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印度河流域的古文物。
制珠工艺
珠子讲述的故事
我们在定居点发掘出的石珠,可追溯至哈拉帕的所有主要历史时
期,这说明当地居民自最初定居此处以来,便一直在制造这些石
珠。其他证据,特别是那些以大量珠宝作为点缀的小型居民雕像,则表明哈拉帕人经常会同时佩戴多条珠串,这些珠串由雕有图案的
彩色石珠串成。部分石珠的生产可能得到了精英阶层的资助,一些
稀有、且制造难度很高的石珠,是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从一些半成品和作坊的遗迹中,我们已经能够整理出在1 400多年的时间里,石珠样式和钻孔工艺的演变进程。工艺的不断改进,很
可能是受到了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刺激,并且得到了富人的资助——
他们希望得到价值更高、更加眩目的饰品。
早在拉维时期,对于高品质石珠的追求就已空前高涨,这推动了制
造方法的不断改良。虽然制作大颗石珠的工艺相对简单,但在这一
时期,最流行的仍是那种较小的石珠,其直径在1.5~3毫米之间,长度为1~2毫米。其制作工艺尤为困难,因为需要打出非常细的穿
线孔(直径约0.5~0.75毫米)。
部分早期石珠由块滑石制成,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块滑石珠,比其他
种类的都要多,而且遍布哈拉帕各地,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从拉维
时期一直到哈拉帕晚期。工匠们利用铜钻,或是直径约0.5毫米、经过硬化处理的灌木刺,在初步成形的块滑石珠上轻松地钻出孔
洞。然后,他们用磨石将这些半成品打磨成适当的大小,并进行抛
光。最后,工人们将其送入窑炉烧制,最终石珠会变成白色,材质
也更加坚硬耐磨。
部分用块滑石制成的珠子特地保留了粗糙的表面,工匠们会用一种
经过仔细研磨的二氧化硅釉料混以氧化铜涂在石珠表面,在加热后
形成一层蓝绿色的釉层。用850℃以上的温度烧制时,块滑石晶体
会脱去水分,转化成更为坚硬的材质,包括方英石、顽辉石和氧化
铝。在印度河流域,许多工匠都采用了这样的流程,这或许就是后
来彩陶饰品、印章和陶土板的制作过程中上釉工艺的前身。
从拉维时期开始,贯穿城市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印度河流域城市
的制珠工匠们,也会加工一些硬度更高的石材,例如玛瑙和碧玉,这就需要另一种钻孔技术:先用石制或铜制工具在珠上开凿,再用
更加坚硬的石钻,钻出孔洞。研究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学者们尚未还
原出这种凿珠技术,因而对具体工艺还不是很了解。不过已知的
是,工匠们会使用坚硬的石钻为珠子钻孔,这种石钻是通过将小片
的石头磨成细长的锥形而制成的。石钻被装到薄木榫上,靠把弓弦
来带动旋转,分别从珠子的两端开始钻到中心位置,形成贯穿的孔
洞。由于这些石钻和珠子的硬度相差无几,所以为高硬度石珠钻孔
的过程非常劳心费力。
公元前26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硬度高很多的
石钻,我们将其称为“欧氏钻”(Ernestite),用来纪念英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J·H·麦凯(Ernest J. H. Mackay),是他首先在巴基斯
坦的强胡达罗(Chanhu Daro)发现了这种石钻。
欧氏钻似乎含有多种矿物成分,初步分析显示,它是一种细粒度的
变质岩,主要由石英、硅线石、富铝红柱石、赤铁矿和二氧化钛构
成。天然的富铝红柱石是很难找到的,通常需要用现代的高温陶瓷
材料来制造。石钻中含有富铝红柱石成分,意味着它们应该是对原
生岩石进行加热处理后的副产品,在当时,哈拉帕的工匠们普遍会
通过这种工艺,来强化块滑石的硬度,令其更容易凿开其他岩石。
虽然我们不知道第一把欧氏钻是在何处制成的,但目前为止,发现
欧氏钻的区域仅限于印度河流域一带,由此可见,它们应是这一地
区的独有产物。使用欧氏钻,工匠们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玛瑙珠,供
印度河流域的精英阶层佩戴,或是出售给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
民,甚至是乌尔人(Ur. People,苏美尔人的一支,居住在古美索
不达米亚)。人们通常会把多串长玛瑙珠并排串起,用经过抛光的
铜片加以固定,当做腰带佩戴。
欧氏钻被哈拉帕的制珠匠们沿用了7个世纪之久,直到在公元前
1900年左右时,这种钻孔技术在北方地区消失了,这或许与当时该
地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中断有关。
但是,哈拉帕人并没有中断给珠子打孔的工作。后来,工匠们开始
使用空心的管状铜钻,配合研磨剂为石头钻孔。之前,哈拉帕人就
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制造石戒指和雪花石膏器皿,之后,他们实现
了技术的小型化,使用直径仅1毫米的细小管钻。这种铜钻的效率
虽然不如欧氏钻高,但也可以在较硬的石珠两端,分别钻凿至中心
位置,从而打出贯通的孔洞。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印度河流域的能工巧匠使用复杂的磨削、钻孔和装饰方法,把来自远方的彩色矿石,加工打造成精致的珠饰。
烧制技术
哈拉帕施釉工艺的奥秘
彩陶,这种闪耀着美丽光泽、魅力无穷的釉面陶瓷或石制品,是哈
拉帕的工匠采用复杂工艺创造出的一种高级商品,在印度河文明的
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品。印度河流域出产的彩陶
要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坚固,因为在二次入窑煅烧前,其表面会被施上用部分熔化的石英研磨而成的细糊状釉液,通过加
热,这种玻璃质地的粉末与器皿的胎体融合在一起。印度河流域的
工匠们之所以需要一种质地更为坚固的彩陶,是因为要制造出与其
他地区不同的产品,尤其是彩陶手镯。他们还生产非常细小的釉面
石珠,以及用精致的模具制造出刻有书写符号的陶土板,用作货物
进出城市时记账用的信用标牌。
对于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来说,彩陶的用途不仅限于装饰和商业,在
仪式过程中也会用到。记录着叙事场景的陶土板,可能是专门为某
种特别的仪式而制造的,被发放给那些参加仪式、并提供捐助或献
祭的人。对彩陶生产技术及生产设施的严格管控,是哈拉帕精英阶
层创造并维护自身地位与权力象征的重要手段。
尽管生产彩陶所用的原材料极易获取,但用来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
最终成品所需的工艺,却要求制陶工人有极为高超的专业技术。他们使用高温窑将粉末状的石英石部分熔化,利用草木灰制成的熔融
添加剂(助熔剂),制造出一种玻璃质地的釉料熔块。随后,将釉
料熔块研磨成细粉,用940℃左右的高温再次煅烧,最后生成胎体
致密的釉面彩陶。如果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铜或蓝铜矿,最后的成品
则会呈现出类似绿松石或青金石般的色泽,即使在炎热潮湿气候中
贴身佩戴,也不会褪色。
在哈拉帕遗迹所在的不同地层中,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彩陶制造工程
中的碎片残骸,但在前后长达70年的考古工作中,他们仍未找到彩
陶窑口的位置所在。我们在2001年发现了一座小型彩陶作坊,这让
我们意识到:一直以来研究人员的搜寻方向都是错误的。这就像发
现了哈拉帕的造币厂,因为这间作坊也被用于制造块滑石板,还有
各种石珠及其他装饰品——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代表财富。
对作坊内数百件文物的艰苦发掘和测绘,让我们得以还原出制造石
珠、手镯和陶土板的部分工艺流程。在通过模具制造彩陶板时,工
匠们首先将原始的块状块滑石锯成较薄的板胚,然后在上面刻制颠
倒的图案,制成模具。用这些模具制出小尺寸的陶板,并将其放在
由沙子和柴烧粘土制成的陶制容器中——这两种材料在煅烧釉层所
需的高温环境中都不会熔化。为了不让釉面陶板及其他烧制品粘连
在陶质煅烧容器上,还要在容器内侧表面上涂抹厚厚的一层粗糙的
白色粉末,其成分主要是骨头的灰烬,有时则是研磨后的块滑石
粉。
在这间小型作坊所在区域没有发现任何窑口,尽管我们发掘出了大
量的木炭、带气泡的玻璃状黄绿彩陶碎碴,以及破碎的煅烧罐。在
仔细检测过这些容器和用于在煅烧过程中固定这些容器的玻化支架
后,我开始怀疑当时的工匠们所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新颖的烧制方
法。2001年的夏季,在我的研究生们的协助下,我在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进行了一场实验性的工艺重构,并成功地测试了这一流
程。
似乎哈拉帕的彩陶上釉工人们会用两只煅烧容器组成一座迷你窑
口,而不是使用那种规模更大、更加传统的煅烧建筑。只要利用开
放式的篝火加热,这种迷你窑便能达到为小尺寸物品上釉所需的高
温。在实验中,使用与古哈拉帕人类似的原料和工具,我复制出了
彩陶釉水的配方、煅烧容器和模具。我们将经过预烧的模制彩陶板
和包括块滑石模具在内的其他测试对象,一起摆放入容器中,并盖上盖子。之后将锥形支架置入其中,让盖子的方向始终向上,同时
留出一个小小的开口,以确保火焰能够进入这座迷你尺寸的煅烧室
内部。我将这组装置安放在一小堆柴禾上,然后用更多的柴禾将其
盖住。点燃柴堆后,不断及时补充新柴,让装置始终保持红热状
态。
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煅烧后,就可以在窑盖下面的装置中隐约看到
彩陶成品了,它绽放出深橙色的光泽,同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
味。利用带有电子测温装置的热电偶,我们成功地记录下了实验中
的煅烧温度——935℃,即哈拉帕彩陶釉层成形的临界点温度。我
们不停地添加木柴,将这一温度大致保持约了1个小时。
迷你窑冷却下来后,我和学生们聚在它的周围,观察此次实验的成
果。尽管无法与哈拉帕的大师级工匠制成的彩陶制品媲美,但我们
的确成功地烧制出了彩陶板和彩陶珠。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它证
明了对于彩陶和煅烧块滑石制品的制造来说,罐窑技术是一种非常
高效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留下的残留物—— 一堆木炭
和灰烬、一只破裂的煅烧容器、若干废弃的锥形支架、烧焦的骨头
以及少量不合格的珠子与陶板——与我们在古哈拉帕的作坊中找到
的残留物十分相似。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印度河文化的变迁
变迁的速度因地区而异,不过到了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 000年,在
印度河流域北部及其以东的恒河流域区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
序,并以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及语言为特征。据经书 《吠陀》(Vedas),以及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
(Ramayana)等古代印度文学记载,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相互竞争的
政权,他们信仰吠陀教(Vedic),讲雅利安语系的语言,如梵语和各
种梵语方言。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卡在了一个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印度
河流域定居点,要么在后来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洗劫,要么就是一直有
人类在那里居住至今,导致我们无法开展发掘工作。哈拉帕和摩亨佐达
罗这两座城市均曾为晚些时候的定居点提供过物资,但供应水平与之前
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印度河流域精英文化的许多特性都失去了踪影,但这支文化在城市
规划的某些方面以及重要的工艺技术都被传承了下来。印度河地区仍在
继续生产陶器、彩陶、铜器和青铜,虽然为了适应原材料和社会需求的
变化,这些物品在形态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证据表明,哈拉帕
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开始制造玻璃珠,比埃及早了大约200年。
随后的彩绘灰器皿(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800年)期间,印度北部及
巴基斯坦的各个地区开始制作玻璃瓶、玻璃手镯以及玻璃珠。一种风靡
了整个印度河流域北部和恒河地区的新技术——冶铁术,也是在这一时
期出现的。虽然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西亚的也拥有类
似技术,但古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冶铁术却与它们并无关联,是一种独
立发展出来的技术。
印度河文化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索,但近期我们在哈拉帕等地的研究
成果,已经逐渐揭开笼罩在这一重要文明之上的重重迷雾。▲哈拉帕的商人们利用一套标准化的石制砝码,为市场中待售的贵重商品称重。
扩展阅读
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 Asko Parpo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cavations at Harappa 1994–1995: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ndus Script, Craft Activities, and City Organization.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Edited by Bridget Allchin and F. Raymond Allchin. Oxford IBH, New Delhi, 1997.
Origins of a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y and Early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F. Raymond Allchin and Bridget Allchin. Viking Penguin, Delhi, 1997.
Trad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dus Valley: New Insights from Harappa, Pakistan.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9, No. 2, pages 262–280; October 1, 1997.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Jonathan Mark Kenoy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arachi, 1998.
The Indus Valley Mystery.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Discovering Archaeology, Vol. 2, No. 2, pages 38–43; April 2000.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arappa, visit www.harappa.com
[1]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主要教授的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和古代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巴
基斯坦与印度地区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叙利亚北部的考古发掘,让世人认识了4 800多年前建立的大都市纳巴
达。
它复杂、精妙的行政体系与文化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些传说中的
城市相媲美。
撰文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joachim bretschneider) [1]
翻译 张逸夫贝达尔土丘高台下,古城纳巴达的宫殿遗迹。自 19世纪末以来,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揭开中东地区的古老面
纱,并追溯圣经与那里的渊源。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亚述
(Assur)、巴比伦(Babylon)、乌尔(Ur)和乌鲁克(Uruk)的
古城邦遗址都散布于此。废墟中的建筑、泥板和手工艺品,生动地
展现了这段始于5 000多年前的纷繁历史。学者们认为,在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只有南部地区才是权力最早的中心、文明的发源之
地。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发明了文
字、车轮和啤酒,创造了最早的律法,建立了数学和天文学,并改
进了陶瓷、金属和石器生产工艺。就连圣经中“伊甸园”、“大洪
水”和“巴别塔”的概念,都与这片土地有渊源。巴比伦国王尼布甲
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05-前562年)曾摧毁耶利哥
之墙(Wall of Jericho),并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
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
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地区(现叙利亚境内)一直没得到考
古界的重视,直到最近才出现转机。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后,由
于前往南部遗址的通道遭到了封锁,考古学才家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周边
地区。欧洲北美索不达米亚研究中心的马克·勒博(Marc Lebeau)和叙
利亚文物与博物馆管理总局的安托万·苏莱曼(Antoine Suleiman)带领
一支研究团队,开始发掘贝达尔土丘(Tell Beydar)——一座位于哈布
尔河(Khābūr River)畔草原上的台形隆起。团队中还有来自比利时鲁
汶大学的卡雷尔·凡·勒伯格(Karel Van Lerberghe)、威尼斯大学的菲利
普·塔隆(Philippe Talon)、布鲁塞尔大学的卢西奥·米拉诺(Lucio
Milano),以及本文的作者。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上,一座台形土
丘,就意味着有一座尘封已久的古城埋藏其下。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贝达尔土丘并没有令人失望。
在这座28米高的圆形土丘内部,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和年代都几
乎与特洛伊古城相当的复合建筑群。这座城市古称“纳巴
达”(Nabada)。现有证据表明,它在公元前2800 -前2200年的青铜器时
代早期最为繁盛,考古发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目的,是了
解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大城”统治着周围的乡
村,有时还将势力延伸到部分城市。泥板和印章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复
杂的城市行政系统就在这个时期发展而成。▲4 500年前宫殿的拱形门道。
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Max Freiherr von
Oppenheim)就指出,叙利亚北部现已荒芜的广大地区,古时曾有密集
的人口聚居。另外,他还勘探了分布在哈布尔河上游的几座更引人注目
的环形土丘。他将这种土丘称作“花环山丘”(Kranzhügel):每座土丘
都由一圈泥砖制成的防御墙围成,这些泥砖现在已被岁月销蚀。冯奥本
海姆认为,这些城镇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建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
的政治或文化单元,也就是所谓的“花环山丘文化”(Kranzhügel
culture)。纳巴达以西的楚艾拉土丘(Tell Chuera)的发掘,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可
追溯至公元前2500多年的城市综合体。楚艾拉土丘由晒干的泥砖建造而
成——这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中十分常见,但其中的庙宇都沿着
一条大道而建,立在一座座巨大的石台上。
是什么人建造了楚艾拉土丘?他们又来自哪里?这些问题都尚未可知,是我们待解的谜团。贝达尔土丘是仅有的另一个被系统发掘、研究过的
环形土丘,但奇怪的是,它却表现出了与楚艾拉土丘大不相同的特征。
在贝达尔土丘中,我们鉴定出了3个主要的、有居民居住的阶段。研究
人员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对这3个阶段进行了年代测定,比如对比陶
器的设计风格、测量尘土和有机残骸的放射性碳含量、以及将泥板上的
名字与其他物品上的的名字联系起来等。虽然学者意见不一,但在我看
来,最终测出的年代误差仅在50年到100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城市
今叙利亚境内哈布尔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草原,是包括纳巴达在内众多古城遗址的所在
地。纳巴达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地区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几
个大城市内,包括现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乌玛、乌尔、乌鲁克,和现叙利亚北部的楚
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纳巴达和图图尔。纳巴达及其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
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红线)往来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
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考古学家在纳巴达发现了各种手工艺品,反映出
当时纳巴达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地位。花环城市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于纳巴达古城建成之时(大约公元前
2800年)。城市建设者显然有既定的规划,建造了一个直径达600米的
圆形居住区。他们还在城外筑起高高的护坡,并在护坡上建造了一堵5
米厚的城墙,以保护城市安全。被尘土掩埋的外墙上有4个缺口,是过
去洞穿城墙的四道城门。农民和工匠的房子紧挨着城墙内侧,和欧洲中
世纪的城市布局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城墙附近还发掘出大约20座
坟墓。坟墓的底座比地面要高,特征十分明显。
还有些坟墓位于房屋下面。这些墓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提供了
线索。其中一座坟墓的墓室由泥砖建造,出口密封,有一道竖井直通其
中。死者显然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围摆满
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另一座坟墓里则有一把
青铜斧、装满小麦的陶罐和许多其他陪葬品。士兵的陪葬品是他们的武
器,工匠的则是他们的工具。不同的人,陪葬品的丰富程度相差极大,这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层级十分明显。
一些巴比伦晚期的史料把坟墓比作通往阴间的入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
诅咒之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人们认为死亡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是人
生的一部分。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够躲开死亡的魔爪,因为每个人自出生
时起,神就已赋予了他死亡。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35岁,男性45
岁,儿童的夭折率也非常高,这些也不容人们对死亡的事实存有任何怀
疑。死者的亲属会送上食物、饮料等祭品,抚慰死者在那黑暗阴间的灵
魂。显然,纳巴达的市民也拥有类似的信仰。
直径为300米的内环城墙保护着居住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的人们可能允
许来往的商人在两道城墙之间过夜,这样既可以让他们避开公路上的劫
匪,又不会对纳巴达城中熟睡的居民构成威胁。发生动乱时,双层结构
的城墙也许还能让周边地区的农民在其中避难。城中央的高地上伫立着
一座宫殿,宫殿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往各个城门。街道两边排列着一
座座房屋,填满了宫殿到内城墙之间的空隙。房屋和庭院里的废水可以
通过排水系统,汇入街道和小巷底下的管道中。▲象牙做的家具镶嵌装饰,公元前1400年。
▲仪式用花瓶,公元前1400年。在城东,有一座长达27米、墙高3米的宏伟建筑。宽阔的拱形门道把建
筑内的4个房间连通起来,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建筑结构。墙壁上的凹槽
表明,这些房间曾安装过木地板,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以储存谷物或
羊毛。地板下通风良好,才使得上面的物品保持干燥。如此大规模的库
房表明,当时的纳巴达已是相当复杂的经济体。
相对于其规模而言,贝达尔土丘内的房屋数量则少得惊人。一座高达20
米的宫殿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像堡垒一样矗立在中央的高地上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发掘面底下,至少还有20米厚的文化层和另外几
座宫殿的残骸,都是青铜器时代早期的遗迹)。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
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就有大约50个房间。大多数泥砖墙都
保存完好,高达4米,且具有完整的拱形门道。很多房间里的墙面上还
都有精美的白色石灰涂层。
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主要房间里都装饰
着横饰带,上面有土雕出的玫瑰形饰物。沿着楼梯上去,可以到达国王
接见臣民的正殿,用来举行仪式的房间则在更高一层。考古学家通过祭
坛和其他特征辨认出了以上房间,这些房间都各具副室,里面有深达20
米的陶土竖井。小一点的房间很可能用于仪式前的洗礼或清洁,竖井则
起到排水作用。
从大庭院可以到达一个东南朝向的小花园,里面有台阶通往更高处,上面很可能是统治者的住处。宫殿周边都是库房,里面现在还摆着曾经装
满物品的大陶罐。宫殿南部有精致的壁龛和祭坛。统治者遵从古老的叙
利亚习俗,埋葬在此处的地下(我们在2000年发现了未经打扰的墓
穴)。一座具有三间墓室的坟墓埋藏在地板下3米多深的地方。其中的
死者身高超过1. 8米,陪葬品有他所有的武器和大量装在陶制容器里的
祭品。墓室中,一圈石头中央放着一把匕首,另一圈石头围起了一些动
物骨骼,还有一个粘土人像,这些均代表了某种未知殡葬仪式的早期记
录。
1999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有趣的台阶,这说明,有可能存在一条
从外墙南门一直通向宫殿的巨大阶梯。这些阶梯形成了一条坡道,有点
像阶梯形金字塔,并且有庙宇坐落在坡道两边。阶梯、坡道、庙宇,可
能从整体构成了一个壮观的入口,用来迎接显要人物和随行的队列。
▲沙暴、高温和尘土,是考古工作者在宫殿遗址上发掘时面对的几种主要困难。纳巴达的记录
1993到1994年间,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一批泥板详尽记录了宫殿
内的日常活动。从那时起到2005年,我们一共发现了216块用楔形文字
刻写的泥板,该文字常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大多数泥板都是房
子里地板的一部分,显然它们已经被丢弃并被当做建筑材料重新利用。
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堆从城墙里扔出来的垃圾,其中就有很多泥板。这
些文字记录能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如此高龄让这些文字成为解读当时
文化的关键所在。
这些泥板有一点很奇怪:刻上的文字是苏美尔文字(Sumerian),可表
达的语言却是闪族语(Semitic)。文献学家推测,闪族人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大规模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当地苏美尔人混合,并最终主
导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由于苏美尔文字是当时唯一的书写系
统,他们便采用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贝达尔土丘的泥板是哈布尔
河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闪族语资料。
闪族人的都城马里(Mari)和埃布拉(Ebla)都曾出土了记录这一时期
的档案。马里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处在南北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充当
了连接两个文化的纽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座城市的势力范围一
直延伸到它的北方地区。埃布拉位于叙利亚西部,由一支意大利考古队
在1968年发现,领队是罗马大学的保罗·马提亚(Paolo Matthiae)。考
古学家在此找到了刻有很多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描述了纳加尔
(Nagar)和马里之间的贸易关系。据记载,纳加尔位于南美索不达米
亚群山之间的一条国际贸易线路上,山中盛产矿石,其主要中心城市是
基什(Kish)。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瓦尔特·萨拉伯格(Walther Sallaberger)破译了部分
泥板上的文字,内容提及纳巴达管辖下的一些周边小村庄。一组文本讲
述了纳巴达管理旅行者的方式,精确记录了发给人和动物的食物配给
量。有一次,11支商队带来了44头中亚野驴(现在生活在伊朗北部的野
驴的一个亚种),一共停留了4天,消耗了城内大量的谷物。纳巴达城墙内的生活
纳巴达建于公元前2800年左右,为一个直径达600米的圆形聚集区。早期的居民在城周围隆起的
护坡上,修了一堵5米厚的城墙来保卫城镇。在遗址开始发掘之前,城市外墙的残骸和中央高地
就已在叙利亚沙漠中清晰可见。从护坡上发掘出大约20个坟墓,其中一座坟墓里有一道竖井直
通墓室,墓室用泥砖建成并密封。死者明显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
围摆满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直径300米的内墙保护着聚集区的中心——
坐落在20米高土丘上的纳巴达宫殿。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
就有大约50个房间。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发掘之前的贝达尔土丘,摄于1927年。
▲城墙附近的墓室。▲纳巴达城堡高地上见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惊人美景。
另一篇文字提及了纳加尔城的君王,他在公元前2 350年左右统治着纳
巴达。在举行重大会议或祭祀活动时,他会在纳巴达“省内”进行巡视。
还有一块泥板上列举了为一名叫作帕巴(Paba)的女性所准备的佳肴,她很有可能是马里的王后,也就是伊布卢里尔国王(King Iblul-il)的妻
子。她的到访说明,纳巴达还具有广泛的政治关系。
印章上的图案同样揭示了古城中的一部分日常活动。宫殿中的高级官员
拥有精雕细琢的圆形柱石,用于擀平粘土块,以封印门、容器和文件。
我们在贝达尔土丘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印章,通常出现在陶罐上,储藏
室的门上,还有正殿和庙宇的入口上。这些房间的门可能只在特殊场合
才会打开。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格丽塔·扬斯(Greta Jans)在我们的团队
中负责印章雕刻材料方面的研究。据她所说,很多印章都是微型的杰出
作品,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
动。
历史学家现在已经知道,在公元前3000 -前2500年这段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中心。因此,才产生了现
在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Lagash)、乌玛(Umma)、乌尔、乌
鲁克,和现在叙利亚北部的楚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
(Urkesh)、纳巴达和图图尔(Tuttul)等城市(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
洛伊和黎巴嫩海岸上的比布鲁斯最早也产生于这个时期)。每个城市都
有防御工事、宫殿、储存区和寺庙建筑群等。
相对而言,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了解较多。兴旺
繁荣的农业生产允许人们集体喂养一些牲畜,食物的富余为手工艺和管
理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铜等原材料的繁荣贸易又刺激了中央集权的
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战争。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就是文字了。
纳巴达的文字
在印章印出的图像上能看到纳巴达的生活场景。印章要在某个物件
上印出图像,人们首先得精心雕刻一枚柱石,接着在柱石上裹满湿
润的粘土,然后用在柱石,在罐口、文件,甚至房门上滚动。滚动
后,粘土会留在物件上,当粘土干燥,就会在物件上留下印记。很
多这类印章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动
等。上图的这枚印章展示了马车在宗教仪式和战争中的作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城市是否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尚不甚明了。北方的大
城市很可能和南方一样,也控制了大片区域以及贸易要道。纳巴达及其
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往来于安纳托利亚
(Anatolia,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同南方一样,显赫的家族和长老会统治城邦,并向当地的神明献祭。随着定居点的增多,人们也会为了争夺用水权、农业用地、牧场和商道的控制权而引发武装冲突。
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历史学家想知道,是谁建立了纳巴达及其他北部城
市,他们从何而来,说何种语言,他们的社会又遵从怎样的政治和道德
准则呢?此外,纳巴达看起来与另一座环状台形遗址——楚艾拉土丘相
差甚远(楚艾拉土丘比目前贝达尔土丘发掘出的建筑层都要古老,因此
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楚艾拉遗址有宏伟的石质建筑,而且更值得注意
的是,15年来的发掘活动都尚未在那里发现任何文字证据。比起楚艾
拉,纳巴达可能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邦的交往更为密切,而南部城邦
又与土耳其文明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长达500多年的繁荣后,纳巴达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被废弃,原因尚
未知晓。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其他的已知城邦也都于这一时期衰落。阿卡
德帝国(Akkad)的国王们曾征服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也许是
他们像对待埃布拉那样,烧毁了纳巴达。但是,我们在纳巴达只能找到
少许火灾或其他破坏的痕迹。
某些建筑上的变化或许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就在纳巴达居
民弃城而去的不久之前,他们为宫殿新添了一个圣坛,而且重新装修了
几个仪式用的房间。这样的宗教活动会不会是由诸如干旱一类的自然灾
害所引起的?宫殿的墙壁上有很多深深的缝隙和裂纹,是否代表了一段
地震活动频繁的时期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哈特穆特·库纳(Hartmut
Kühne)提出,有可能是人口急剧增加导致该地区自然资源过度开采,使得人们最后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商路上
经过的商队减少,导致北部城市经济衰落而已。
贝达尔土丘在此后又短暂地恢复了使用。然而,在公元前2250年左右,它又遭到了劫掠、衰落和侵蚀。在之后的一千年里,起源于东安纳托利
亚山区的胡里安人(Hurrian)来到了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都城,比如
沃克什,后由乔吉奥·布切拉蒂(Giorgio Bccellati)和玛里琳·布切拉蒂
(Marilyn Buccellti)在莫赞土丘(tell Mozan)发掘而出。约公元前
1600年左右,一个名为米坦尼王国的胡里安人政权在哈布尔河地区发展
成为帝国。米坦尼王国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达到巅峰,领土从地中海沿
岸一直延伸到伊朗西南部的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在纳
巴达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大都市陨落了1 000年之后,胡里安人又在它的
废墟中安顿下来。
在西侧防御城墙外侧,包围着纳巴达旧王宫的下属城镇中,初步的发掘
工作已经确认了一些米坦尼时期遗迹的所在位置。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
件有公羊头形装饰的仪式用花瓶,还有一组刻有狮子和公牛的象牙浮
雕,可能是用于镶嵌家具的。但是,胡里安人并没有建造宫殿,而且此
时整个贝达尔土丘远没有在其全盛时期作为纳巴达时的重要性了。
随后,米坦尼帝国也迎来了自身的灭亡。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征服
了哈布尔河地区。从他们的都城亚述到巴比伦的西北,这些好战的人在
公元前1100年之后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甚至一度推进到埃及。提及亚
述人,他们的敌人无不胆寒。据说他们会把对手的所有人口全部驱逐出
境,且不分年龄和性别地展开屠杀。亚述人入侵者在胡里安人居住过的贝达尔土丘下属的城镇定居下来,但
时间非常短暂。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Medes,来自当时的波斯)联合
兵力攻击了他们。在尼尼微——亚述帝国最后也是最为繁盛的都城——
于公元前612年化为灰烬的时候,先知那鸿在《旧约》里写道:“凡听到
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
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贝达尔土丘再一次归于尘土,恢复宁静。
一种新的语言
在纳巴达发现的文字很独特:文字是苏美尔语,但表达的语言却是
闪族语。贝达尔土丘的泥板(如右图)代表了哈布尔河地区发现的
最大规模的旧闪族语资料。语言专家已经破译了符号所代表的含
义,下面右图给出了一个词汇参照样本。扩展阅读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Marc Van De Mieroop. Blackwell, 2003.
Tell Beydar, the 1995–1999 Seasons of Excavations. Edited by M. Lebeau and A. Suleiman.Brepols, 2003.
La Mort en Mésopotamie. A. Berlejung and J. Bretschneider in Pour la Science, No. 315,pages 48–54; January 2004.
Third Millennium 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eydar (Seasons 1996–2002). L. Milano, W.Sallaberger, P. Talon and K. Van Lerberghe in Subartu XII. Brepols, 2004.
[1]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在德国明斯特大学从事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也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和新鲁汶大学的副教授。布雷特施奈德带领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考古团队,从
1992年到2000年在贝达尔土丘参与欧洲和叙利亚的合作发掘工作,也曾在叙利亚海岸上对特维尼遗址(Tweini,古代为吉巴拉,Gibala)进行发掘。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马什干沙皮尔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个时期十分短暂。
传统上,我们认为早期城市社会的权力分配是集权式的,但马什干沙皮
尔遗址却挑战了这一看法。
撰文 伊丽莎白·C·斯通(Elizabeth C. Stone) 保罗·齐曼斯基(Paul Zimansky) 翻译 阳曦
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什干沙皮尔到达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以拉尔萨为中
心,马什干沙皮尔则是王国的第二首都。在这座城市里,进行着政治、商业、制造业和宗教仪
式等各方面的活动,本文作者认为,马什干沙皮尔的权力结构更可能是协商式的,而不是集权
式。
伊 拉克南部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那些古老城市的遗址,近200
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考察这些遗址,殚精竭虑地研究遗址内的人
工制品。这些城市的建筑时间前后绵延约5 500年,每座遗址的残
垣断壁和相关的人工制品,分布范围方圆可达1英里(约1.6千
米),有些废墟的高度超过100英尺(约30.5米)。巴比伦(Babylon)、乌尔(Ur)、乌鲁克(Uruk)、尼普尔(Nippur)
和启什(Kish)等地的遗址,提供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物质文
化的大量证据。这些城市的居民使用的书写媒介是不易损毁的陶
板,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详细书面证
据。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古老城市的整体结构和社会构成,我们仍知之甚
少,这背后有各种原因。矛盾的是,有时候证据太多反而会让我们无从
下手。遗迹的规模太过庞大,哪怕是资金最充裕的野外考察团队,也只
能在每座遗址内挖掘一些小的碎片。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辛苦探索出
来了城市的大体建筑分布,却无法确定这座城市在某个特定时期中的面
貌。古代的人们有时候会修改、拆除原来的建筑,有时候会在旧建筑的
基础上修筑新的房子。你也许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
试图了解伦敦,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眼前的遗址里既有现代的摩天
大楼,也有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诺曼式的城堡,甚至还有罗马式的要
塞。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要想还原它在某个特定时期的面貌,几乎是不
可能的。
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当代城市的整体规划,可以反映当
地的社会结构模式。我们对一些非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古代城市。如果某座城市权力高度
集中,那么在这样的城市里,行政、宗教、制造业和贸易中心会聚集在
一起,周围分布着精英阶层的居住区。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地方的权力
由一些不同的群体共同分享,社会各阶层都有决策权,那么它的城市规
划里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中心聚集区。在这些分散型的城市里,富人和穷
人的房子在各个居住区里都有分布,反映出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密切
关系。
那么,人类的早期城市到底是中心型还是分散型的呢?考古学家一直倾
向于前者,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理由,再加上我们最近在一座名
为马什干沙皮尔(Mashkan-shapir)的遗址内的一些发现,这一传统看
法就需要修正了。对美索不达米亚遗址的早期发掘主要集中在宫殿、庙
宇等代表财富与权力的建筑上,于是研究人员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修建
这些建筑的社会,其结构也是中心型的。但是,我们过于关注这些重要
建筑的物质遗址,以至于忽略了一个事实: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记录
里,并未明确区分各个社会阶层。与此相反,他们却记录了召开全体会
议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学界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偏见。历史学家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现代社会里根本找不到
类似古代城市的存在。但是,有一部分学者可能过于“先入为主”了,他
们以一些经过充分研究的(中心型)城市遗址为基础,脑子里形成了一
套“前工业化城市”(preindustrial city)的固化模式,但他们却没有考虑
到,古代的城市结构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成固化印象以后,他们就
几乎不再去考虑古希腊以前的城市面貌,有时候甚至只考虑中世纪的欧
洲。
结果,研究人员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结构与后来
那些欧洲城市类似——有着稳定的农业基础、每块土地都有固定的价
值。但实际上,游牧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十分重要,所
以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哪怕是那些开垦出来的
耕地也并不稳定:每年的洪水泛滥、水分的大量蒸发和耕地的快速盐碱
化,使得土地的状况总在不断变化——肥沃的农田和果园也许很快就会
变成荒地与沼泽,或者反之。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权力很难长期集中
在某个特定地区。在西非、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殖民时代的美洲大陆,都有许多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这些文明留下的详细书面记录表明,它们的组织结构十分多样;从中我们还能发现,稳定的农业用地与社
会、政治的中心化程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
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就一定是中心型的。▲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上图)。由
于地理位置靠近底格里斯河,马什干沙皮尔(下图)开始崛起;它控制着来自北方上游地区许
多货物的贸易。
沉睡的遗址
当我们决定,寻找一个只在某一段时期有人居住的城市,从而探索城市
的组织结构时,我们发现了马什干沙皮尔。
城市的寿命短暂,它的遗址才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真实的城市面貌;通过
对遗址结构的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这座城市是处于祭司和国王的威
权之下,还是由社会各阶层协商管理。当时,我们要寻找的是这样一座
城市:它达到了城市规模,但在其他方面与学界曾经调查过的那些著名
的古代城市非常不同——这个地方在短时期内有人居住,但被遗弃以
后,相对来说受到的干扰不大。
逐一查阅了其他考古学家搜集的伊拉克所有古代遗址资料后,我们选择
了罗伯特·麦克·亚当斯(Robert McC. Adams)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
的一处遗址。亚当斯给这个遗址编了号,但没有命名。
1987年1月,我们首次拜访了这处遗址,当时的环境并不理想。那时候
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在我们到达遗址那天,伊朗发起了对伊拉克的“最
后进攻”(final offensive)。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遗址内到处都是人类居住时留下的痕迹。遗址直径超过0.5英里(约0.8千米),断壁残
垣、陶器、坟墓甚至古运河都清晰可见。大部分残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
元前2000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残骸的数量和质量清晰地表明,近期
到过这里的只有贝都因人(bedouin,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
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驼队,而且他们基本上没动过这
里的东西。
直到两年后,我们重新来到这里,这片遗址依然没有名字。1989年的那
次考察刚开始不久,我们在城门遗址附近偶然发现了一大块烧制陶片,上面有楔形文字。我们立即清理了150块类似的碎片,并将它们拼了起
来,发现上面刻的是纪念城墙落成的铭文,有多份相同的副本。检查到
第三块陶片时,我们发现上面的4个符号里有3个清晰可辨——“马什干
沙皮尔”(Mashkan-shapir)——这个名字属于一座城市,它曾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段历史非常短暂。
马什干沙皮尔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时候,它还是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边缘地带的一座牧羊小村,那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如果
不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些政治纷争,马什干沙皮尔也许一直都是个
默默无名的小地方。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以乌尔为中心、曾经控
制着整个冲积平原的帝国分崩离析。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几个城市为
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其中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城市是伊辛
(Isin)和拉尔萨(Larsa)。拉尔萨的势力可能更强,但伊辛在幼发拉
底河畔的位置远在拉尔萨的上游,所以它能够阻止来自西北方的重要商
品(例如木材、金属和石材)流向下游的竞争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情
况,拉尔萨转而控制河谷东部地区,保障自己与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通
畅。所以,作为拉尔萨在北方的前哨,马什干沙皮尔迅速膨胀为一座城
市,最终成为王国的第二首都。
伊辛被击败后,马什干沙皮尔的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在公元前18世纪早
期,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下的巴比伦同样要争夺对商路的控制
权。不过,汉谟拉比节节胜利,很快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大部分
地区,马什干沙皮尔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公元前1720年左
右,马什干沙皮尔被遗弃了,曾经给城市带来繁荣的河道也因年久失修
而破损,这座城市消失在了沙漠中。
在马什干沙皮尔短暂的繁华期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量历
史证据为我们勾勒出了下面这样一幅画面。作为仅次于拉尔萨的第二首
都,马什干沙皮尔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大量外交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它还是通往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门户。最后,马什干沙皮尔还有一座供奉冥
神涅伽尔(Nergal)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强大神灵的神庙。因为其他美
索不达米亚的大型城市的主要职能也是行政管理、宗教和贸易,所以马
什干沙皮尔的城市结构对其他类似城市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宝贵的实地考察
对马什干沙皮尔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十分珍贵,因为一方面需要时间来
募集资金,另一方面该地区时局不稳,纷争不断。1987年和1989年,我
们分别进行了两次为期3周的初步考察。1990年1月到5月,在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国东方研究
学院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得以对当地展开连续考察。我们全面探查了马
什干沙皮尔遗址的地表情况,并借由空中勘测,绘制了遗址内主要建筑
的地图,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以确定地表遗迹与地下残骸之间
的联系。我们还利用卫星图像来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考察并返回美国后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
得外国人无法再进入该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我们曾经希望,有朝一日我
们能依靠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马什干沙皮尔遗址进行发掘。因为要了解
这座古代城市如何运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现在我们得知,从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多处极具考古价值的遗址都遭
到洗劫,这种破坏行为自2003年以来更加猖獗,马什干沙皮尔也深受其
害。2004年1月,麻省艺术学院(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Art,现改名
为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约翰·M·拉塞尔(John M. Russell)乘坐直升
机拍摄了一张马什干沙皮尔遗址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遗址的核
心区域大部分已经遭到彻底破坏。
绘制马什干沙皮尔的地图并不容易。这座城市留下的残骸几乎称不上是
传统意义上的遗迹。现场风蚀严重,哪怕是年代最近的建筑也已被夷为
平地,较沉重的人工制品直接暴露在地表。整片遗址内只有少数遗迹的
高度超过2米。
所以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较大型的建筑结构,例如城墙上的
通道。实际上,只有从空中观察,才能看到马什干沙皮尔城墙的大体轮
廓,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彻底消失。所以空中勘测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
要。利用现场的强劲风力,我们用风筝把相机送上了天。风筝的高度会
随风速变化,所以拍下来的照片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对众多区域反复拍
摄了大量照片,希望借此弥补相机高度不一带来的偏差。城市规划人员和地理学家有一种专门的辅助软件,可用于分析卫星图片并绘制地图。
多亏了这款软件,否则我们航拍的1 600张照片根本没法用于制作地
图。我们将勘测场地划分为边长50米的网格,在每个格子的角落放置了
可在照片中显示出来的十字标记,以标明方向并补偿相机晃动造成的失
真。这样拍摄下来的照片通过数字化处理校正,再以统一的比例尺重新
拼接起来,就得到了足以确认遗址地表每块砖头确切位置的细节图片。
我们还按照同样边长50米的网格,在地面上徒步考察,以辅助空中勘
测。考察组的一位成员按照预先设计的模式,走过每一个格子,确保无
一遗漏,并在关键地貌和人工制品处插上标志性的小旗子。我们在地图
上按照密集度的不同,标出了散落的砖头碎片、陶器残片、铜矿渣或陶
渣、窑的残骸和柏油。之所以没有标出单独的每一件物品,是因为它们
的数量实在太大了。根据对部分地区的取样研究,我们估计,遗址地表
超过指甲盖大小的陶器残片至少有3 000万片。 考察期间,我们还在地
图上绘出了坟墓、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的平台、运河河岸和城墙的痕
迹,并发现了1 200件以上的人工制品,包括工具、武器、首饰、雕塑
残片、饰板、小雕像、小模型和完整的罐子。丰富多样的人工制品,彰
显了这座短命城市的复杂性。
为了了解马什干沙皮尔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我们参考了法国一颗
SPOT遥感卫星于1988年5月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底格里斯河的
古河床位于马什干沙皮尔遗址附近,这解释了为什么这座城市离最近的
现代水道有20英里(约32千米)以上的距离。照片上还能看出,一系列
发源于底格里斯河的运河,曾在这座城市中纵横交错。
多姿多彩的城市
城区地图
马什干沙皮尔城区面积约为1平方千米,被运河分成5个区域。宗教
活动和行政活动区域的遗迹位于城市边缘。私人房屋和石匠、铜
匠、陶匠的作坊遍布城市其他区域;铜匠的店铺沿着中区的主街道
分布。各行业与生活区的分布相对均衡,说明在这座城市里,不同
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杂居在一起的。运河之城
根据以上发现,我们了解了马什干沙皮尔的很多情况。和那个年代的其
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外围有一圈泥土砖砌成的城
墙,墙上开有几座城门。我们已确认的城门有三座,其中两座用于陆路
交通,位于主运河附近;这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和现在一样,道路都沿着
重要的水道修建。第三座城门的门楼分别位于一条运河的两侧,可能曾
用于调节水流或水路交通。
让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的某些城墙地段远离人口密集区。居住区与城
墙之间有一片空地,里面只有6座独立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是仓库。根
据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载,商品交易在城门附近进行,所以这片地
区可能是某种市场。运河附近还有另一片明显的空白区域,则可能是一
座花园。我们早就知道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有类似的花园,因为学界以前曾发现过一块石板,其历史比马什干沙皮尔遗迹晚几个世纪,那
块石板上面绘制了尼普尔的地图,显示尼普尔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有一座
巨大的花园。
马什干沙皮尔的市区被运河分为5个区域。城市中央是一个四边形区
域,它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外各有一个较大的区域。最大的区域位于东
北方,被运河分割成了小块。运河的两个交汇处有宽阔的港湾,这里必
然曾是贸易中心。
城市里的很多建筑都沿着水道修建,运河也因此融入了整座城市的“肌
理”。据我们所知,马什干沙皮尔并非唯一一座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城
市,不过其他地方的运河已被沉积物淤塞,不容易看出走向。其他城市
遗址里的街道,也常常被碎屑遮盖,而在马什干沙皮尔,街道也勉强还
能看清。在马什干沙皮尔,有的街道沿着运河修建,有的分布在各区内
部。在一条街道跨越运河的地方,我们还能看到烧结砖砌成的桥梁(也
可能是两座码头)留下的遗迹。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遗址中,我
们还发现城市里除了主要的街道以外,还有一系列通往独立房屋的小
巷,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补充。
航拍照片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界标。西区里有一堵墙围起了一块地方,还有一堵墙屹立在中区南部。这两堵墙都类似乌尔的内墙,在乌尔,这
样的内墙里围着的是主神庙周围的圣地。 由街道、运河和内墙组成的
马什干沙皮尔城,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功能的?
我们从废墟中发现了各种活动发生的地方。
马什干沙皮尔的涅伽尔神庙,应该是这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它矗
立在一座平台或是庙塔上,从几英里外都能看到,这座神庙代表着权
力,就像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平台的遗迹由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台
上的神庙应该是南区(这片宗教区被一条运河分隔了出来)最重要的建
筑物。这个地方曾有一些与实物等大的陶瓦塑像,题材包括人类、狮
子、狗和马,考古学家发现了70块这样的塑像碎片,证明了这些平台的
宗教意义。虽然在马什干沙皮尔兴起的那个年代,小型神庙的入口处也
常常有狮子塑像作为装饰,不过考古学家只在伊辛之类的大城市里发现
过人类和动物塑像,这样的塑像比狮子的更为复杂。
在这条运河对面的中区里,有另一块相对次要的宗教区域,那里也有一
座平台——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在宗教区外发现的平台。这一区域
里有大量墓葬遗迹,还有密集的陪葬品,例如首饰和武器。这里也有一堵墙将该区域与其他地方分隔开。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遗址里,坟墓主
要出现在生活区,马什干沙皮尔也有很多坟墓位于生活区,所以这片独
立的墓地也许意味着当地社会中的某些人(可能是与宗教中心或行政中
心有关的人)拥有独立的墓葬区,很可能还有附设的庙宇。
这座城市的西边还有一片高墙环绕的区域,我们认为这里是城市的行政
中心。该区域内有一系列非常有规则的建筑结构,明显不同于杂乱无章
的私人房屋。同时期的马里城(Mari)内有一片宫殿,马什干沙皮尔的
这些建筑显然无法构成宫殿,但它的行政功能可能类似前者。就像其他
城市里的宫殿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这片独立区域也位于城市的边缘。
此外,1990年考察期间,我们曾从该区域的建筑中发掘出大量未经烧制
的陶土密封物,上面有刻石封印留下的印记;这些陶片系在栓门的绳子
上或是嵌在储存罐的封口处,非常类似信件上的蜡封。民居里不会有这
样的物品。这片区域内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里密集分布着饰有马什
干沙皮尔主神涅伽尔和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战车模型。我们很
难弄清这些小型双轮车辆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在一个官方行政区域里发
现了这么多相同的模型,它们不可能是玩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
模型可能在某些法律事务(例如宣誓)中用来代表相应的神祇。
人人平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特殊区域,马什干沙皮尔的其他区域则没有太多特
别之处。城市内的其他区域的人工制品都可看作是生活用品——小雕
像、小型工具和武器、普通的首饰(例如贝壳环),以及房屋和墓葬的
遗迹。
城市内的大片空间,由主干道和运河,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如果
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座城市就不是靠财富或社会地位来划分居住区
域的。石碗和金属物品(用外来材料制成,凝聚了大量的劳动力)的分
布相当均衡。如果某个区域的金属制品出现得更加频繁,那么就可以假
设该区域是精英阶层的居住区。但马什干沙皮尔没有这样的情况。圆筒
印章(古代的办公印章,它本身也价值不菲)的分布也没什么特别的规
律。
我们还发现,制造业也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烟囱工业”似乎比
较集中,例如制陶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南方的下风方向,但手工匠的作
坊在居住区中的分布则很随意。不过,城里还有其他制造业区域。比如
说,铜匠——铜矿渣标明了他们的作坊所在地——的店铺集中在中区的主街道附近,不过我们在位于东南方的区域,发现了大量装饰性的石头
和与之相关的研磨机。陶器生产集中在两个地方,陶渣和窑的废墟“暴
露”了它们的所在之处,分别位于城市的北部和东部,这两片制造业区
域都聚集在流经本区的小运河附近。简而言之,制造业的分布和房屋、人工制品的分布一样,没有中心化的特征。
文明之源?
我们对马什干沙皮尔的考察结果显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社会结
构)并不是高度中心化的。虽然我们清晰辨认出了宗教中心与行政中
心,但它们只是遗址南部的两片独立区域。事实上,这两个中心彼此孤
立,然后又被主运河与城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此外,这两处可能的权
力中心远离商业区,也就是港口和已确认的城门。看起来,货物的生产
必然掌握在遍布居住区的工匠手里,这些居住区里既有平民也有精英阶
层。
马什干沙皮尔的整体组织结构表明,文字资料并未误导我们,美索不达
米亚城市里的居民的确广泛参与了本地的管理。这一结论可能反映出早
期的社会结构:如果在古巴比伦时期,也就是马什干沙皮尔的全盛期,公民生活在相对非中心化的体系里,那么当地政权似乎不太可能稳固掌
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要在征服与威权的进程中寻
找文明的起源,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本文作者 伊丽莎白·C·斯通和保罗·齐曼斯基合作,从事中东地区古城市
的研究已有30多年。1979年,斯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她在美国纽约石溪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齐曼斯基于1980年获得芝
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
扩展阅读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Michael Roaf. Facts on File, 1990.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J. Nicholas Postgate.Routledge, 1992.“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最新研究显示,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并非直立人,而是一群比直立人
更古老的人类。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 翻译 邢松
在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这具人类骨骼非常奇怪,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让人们怀疑直立人可
能并非首批迁移出非洲的古人类。
2004 年,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发掘一个名为梁布亚
(Liang Bua)的洞穴时,发现了一具不太完整但非常特殊的成年女
性人类骨架:身高仅约一米,脑容量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科学家
把这具骨架命名为LB1,但它很快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霍
比特人”(hobbit),得名于英国作家托尔金(Tolkien)的著作《指
环王》中的虚构种族。这个研究团队认为,LB1和他们找到的其他
散碎遗骸,来自于一个未知人类种属——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可能是从非洲迁徙出来的直立人的后裔。他们推
测,由于岛上资源有限,弗洛勒斯人在进化过程中变得矮小。据文
献记载,这种现象也曾见于其他哺乳动物,但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生
过。
这一发现震惊了古人类学界——不仅因为弗洛勒斯人是“岛屿法
则”(island rule,在岛屿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小动物的体型就会增
大;相反,如果食物缺乏,大型动物就会变小)的首个人类实例,似乎
还与“人类大脑容量会随着进化而逐渐变大”的观点相悖。在发现LB1的
同一地层中,科学家还找到了很多猎杀动物的石器和烤炙肉食留下的灰
烬残余。对于这种脑容量仅与黑猩猩相当的生物来说,猎杀动物、烹饪
已经是相当高级的行为。更让人惊讶的是,LB1生活在距今18 000年
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等人类近亲消失的好几千年后。
有人怀疑,LB1不过是一个因患病而发育不良的现代人。自科学家宣布
发现LB1以来,怀疑者就不断提出各种可能的疾病——从呆小病
(cretinism)到Laron综合征(一种遗传疾病,患者对生长激素不敏
感),来解释这位远古女性的奇怪体征。但这些论断并不能让“霍比特
人”的支持者信服,相反,他们找到的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怀疑者。
奇怪的骨骼化石
尽管如此,一些新的分析结果还是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初对“霍
比特人”某些重要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最近的发现也迫使古人类学家
重新审视,把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作为人类进化史上的转折点是否正确
(本文的“人类”是指,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人类世系包含的所有种
属)。
最新研究表明,LB1的很多身体特征都极为原始——这或许是最让人吃
惊的发现 (至今,科学家已在梁布亚洞穴中发现了14个古人类的骨骼
标本,但LB1的骨骼标本是最完整的)。从发现LB1之初,科学家就把她拿来与330万年前的露西对比(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因为两
者的身高和脑容量很相似。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体型,LB1与露西等直
立人之前的人类祖先还有不少共同特征,有些特征甚至与猿类相似。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威廉·扬戈斯(William Jungers)曾在一篇
文章中指出,他们在分析LB1的脚部特征时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LB1的脚部呈现出少量现代人的特征,比如她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并排
在一起,而不像猿类和南方古猿那样分得很开。但总体而言,LB1的脚
很原始:长约20厘米,相当于股骨长度的70%。在人类中,这样的比例
可谓闻所未闻——一般说来,现代人脚长仅为股骨长度的55%。在这个
特征上与LB1相似的物种,除了托尔金在《指环王》中虚构的大脚“霍
比特人”,就只有矮黑猩猩了。此外,LB1的大脚趾较短,其他脚趾较
长且轻微弯曲,没有足弓,这些都是很原始的特征。
扬戈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在此前的人类化石中,科学家从未发现这
样的脚部特征。”这使得“霍比特人”奔跑不便。盆骨、腿和脚部特征都
显示,“霍比特人”已能直立行走,但由于他们腿短而脚长,行走时要想
避免脚趾拖地,就必须把腿高高抬起。或许,为了不被弗洛勒斯岛上的
科莫多巨蜥抓去当晚餐,“霍比特人”可以短距离冲刺,但绝对不擅于长
跑。
如果“霍比特人”只有脚具有原始特性,科学家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他
们是直立人的矮小后裔,脚上的原始特性不过是身体矮化过程中发生的
进化倒退现象。但事实是,在LB1的整副骨架上,原始特征随处可见:
她手腕上的小多角骨(trapezoid)呈锥形,与猿猴类似,而在现代人
中,这块骨头呈靴子状;她的锁骨短而弯曲,现代人的却更长更直;她
的盆骨形状与南方古猿相似,像一个盆,而直立人及以后人属成员的盆
骨都呈漏斗状从脖子以下的部位来看,LB1更像露西及其他南方古猿,而不是人类,但从她的头骨来看,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经测量,LB1
的大脑容量仅有417立方厘米,与黑猩猩和南方古猿相当,但窄窄的鼻
梁、突出的眉弓却明确告诉人们,LB1是人属的一员。
智人向“霍比特人”学习?
分析“霍比特人”在9.5万年前~1.7万年前使用过的工具时,科学家
发现,这些矮小古人类仍在使用非洲奥杜威文化时期(约200万年
前)的工具制造技术。他们还发现,在1.1万年前,居住在梁布亚
的智人竟沿用了这种古老的制造技术,这一发现催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智人与“霍比特人”可能有过交流,并学会了他们的工具制
造技术。
揭秘“霍比特人”兼具“现代头骨”和“原始躯干”的人类化石并非只有LB1。人属最早的成
员——能人(H. habilis)就具有这种“新旧结合”的特征。因此,随着
对“霍比特人”颅下骨骼的细节特征分析日渐深入,科学家越来越觉得这
一矮小人种可能是一种原始人类,而不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他们认为
直立人体型已接近现代人。
上述观点得到了最新分析结果的支持。为了弄清楚“霍比特人”与其他人
属成员的关系,当时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德比·阿格(Debbie
Argue)及其同事采用遗传分类法(通过观察生物共有的、新出现的一
些特征,厘清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比较了LB1和其他人属成员及猿类
之间的解剖学特征。
在一篇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文章
中,阿格和同事根据分析结果,指出了“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可能
存在的两个位置:一个位于23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1972年发现于肯尼亚鲁道夫湖)之后,但在约200万年前出现的能人之
前;另一个位置在能人之后,但在直立人(出现于约180万年前)进化
出现之前。更重要的是,阿格并没有找到弗洛勒斯人与直立人存在紧密
联系的证据,因此这让“‘霍比特人’是直立人在岛屿上的矮小后裔”的观
点受到了强烈冲击(这项研究还排除了“霍比特人”属于现代人类的可
能)。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是比直立人更原始的早期人类,那就很好解释LB1
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小,因为相对于直立人的平均水平,人属早期成员的
大脑灰质要少很多。然而,在脑容量这个问题上,阿格的分析并没能给
出完美的解释。在所有人属成员中,能人的估测脑量最小,只有509立
方厘米,而LB1的脑量比这个“最低值”还要小20%左右。
岛屿矮化效应可能是“霍比特人”脑量大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吗?发掘出
LB1的科学家首次把这位古老女性的微小脑量归因于岛屿效应时,很多
批评家反驳说,根据人属成员体型与脑量的比例关系,LB1的脑量实在
太小了。一般说来,如果哺乳动物患了矮化病,脑量只会稍有缩小。但
2009年5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岛屿上的矮化哺乳动物
可能是个特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埃莉诺·韦斯顿(Eleanor
Weston)和阿德里安·利斯特(Adrian Lister)发现,在马达加斯加这个
非洲岛国上,一些矮化河马化石的脑量明显小于标准模型的预测值,因
此根据“河马模型”,他们认为直立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脑量与
体型的比例关系完全可能变得与LB1一样。这项研究给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在同一期《自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
在韦斯顿与利斯特的研究报告之后。利伯曼在文章中写道,要解释“霍
比特人”的脑量为何如此之小,韦斯顿与利斯特的发现堪称“雪中送
炭”。
尽管不少科学家仍赞同最初的观点——“霍比特人”的脑容量小,是因为
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但梁布亚洞穴考古项目的协调者、澳大利亚
伍伦贡大学的麦克·摩尔伍德(Mike Morwood)认为,LB1及其同类是
人属的早期成员,在踏上弗洛勒斯岛之前,他们已经比已知最矮小的直
立人更为矮小。来到岛上后,矮化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霍比特人”遗留的器具也暗示,他们是非常原始的人类。在发掘梁布亚
洞穴初期,科学家发表的初步研究报告主要关注的是,与LB1从同一土
层出土的少量石器。他们认为,对于脑容量如此小的人类来说,这些石
器的复杂程度令人惊讶。在一些科学家看来,能制作出这类工具的“霍
比特人”肯定是现代人类,而不是一个新种。但不久后,澳大利亚新英
格兰大学的马克·W·摩尔(Mark W. Moore)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当·布
鲁姆(Adam Brumm)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霍比特人”制作的都是基
本工具,与其他脑容量较小的人类制作的工具很相似。摩尔和布鲁姆认
为,在梁布亚洞穴出土的看似高级的工具可能是偶然诞生的——“霍比
特人”制作过成千上万件工具,偶然出现一件高级工具并非没有可能。
为了制造工具,他们可能会先从洞外的岩石上打下大块石片,再在洞内
把大块石片打碎,做成小块石片。除了“霍比特人”,还有其他早期人类
使用这种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在梁布亚洞穴以东50千米处一个名为
Mata Menge的地方,科学家发现了88万年前的石器工具,此时弗洛勒斯
岛上的现代人类还远未出现。但对于是谁制作了这些工具,科学家并不
清楚,因为这里至今没有人类遗骸出土,不过科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
是梁布亚洞穴中“霍比特人”的祖先。此外,出土于梁布亚洞穴和Mata
Menge的石器,与科学家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
的石器惊人的相似,后者可能是距今120万~190万年的能人制造的。
欣谷地区神秘的骨架拼图
至今,在弗洛里斯岛上的梁布亚洞中,科学家发现了14具古人类的
骨骼标本,最完整的一具被称作为LB1,绰号“霍比特人”,拥有几
乎完整的骨架,生存在距今1.8万年前。LB1的许多特征类似于猿和
南方古猿 (比如著名的露西),但也有些特征与现代人类接
近。“原始”与“现代”的这种组合,使科学家很难确定“霍比特人”在
人类进化树上的位置。野外笔记
挖掘霍比特人
梁布亚(右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地处弗洛里斯岛西部的
丘陵地区。发掘至今,科学家已发现14个“霍比特人”的骨架、成千
上万件石制品、巨蜥、剑齿象、巨鼠以及站起来有3米高的食肉鸟
类化石。从10万年前~1.7万年前,“霍比特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山洞
中,他们选择这里,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穴靠近一条河,河水能吸引
许多猎物来此喝水。科学家正在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霍比特
人”在这里居住数万年后为何突然消失。目前,他们希望能找到第
二个小型头骨,以证明LB1及其他“霍比特人”并不是患有疾病的现
代人类,而是一个新种。如果能在一些骨骼或牙齿中发现适用于分
析的DNA,对研究也会有重大意义。▲“霍比特人”化石所在的土层很深,一直延伸到地下很潮湿的地方。为了防止塌方而伤害
到工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很精密的支柱系统。▲在挖掘坑中,研究人员小心地清理泥土,露出骨骼和工具。在将有价值的标本放进塑
料袋前,他们必须将每件标本的确切出土地点记录清楚。同时,清理掉的泥土也会被送到地面,以进行细致的挑选。
▲一名发掘人员正在检查一根巨蜥肋骨。在这个地点,出土了很多石制品,表明“霍比特
人”可能猎食了这只巨蜥。▲科学家要细致筛查从挖掘坑中运出的泥土,以发现那些可能遗漏的骨骼和工具碎片。
在发掘点,科学家聘请了当地村民参与发掘工作,这些村民经过三道程序,来对泥土进
行筛查:第一步用手挑选;第二步用筛子筛;第三步将泥土运到洞穴外的水田进行清
洗,然后再筛,以获得更小的牙齿或骨骼碎片。
谁最早走出非洲?
某种意义上,“霍比特人”并非直立人后裔的观点,要比最初的看法更具
革命性意义。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戴维·S·斯特雷特(David S. Strait)
说:“过去几年,古人类学界有一个极具争议的假说:约在200万年前,人属的一个原始成员走出非洲,他的后裔生生不息,直到几千年前才彻
底消亡。”科学家长期认为,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到其他大陆开辟
疆土的人类成员,因为在非洲大陆以外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直立人最为古老。为什么是直立人而不是更早的古人类首先走出非洲?科学家的解
释是,只有进化出了较大的大脑、更长更适于远距离迁徙的肢体,并发
明了先进的工具制造技术后,人类祖先才可能离开非洲。
迄今为止,人类走出非洲的最古老确凿证据来自于格鲁吉亚共和国——
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17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很多人认为,首先走出
非洲的人类成员可能很粗壮,能制作设计巧妙的工具,但“格鲁吉亚
人”的发现颠覆了这个观点,因为这些古人类比直立人矮小,仅能制作
奥杜威文明时期的工具 (距今200多万年,以简单的石制砍砸器、刮削
器为特征),而不是比较先进的阿舍利工具(Acheulean implement)
——科学家本以为,首批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应该能制作这些工具。但
不管怎样,“格鲁吉亚人”仍属于直立人。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不是直立人后裔,人类祖先首次走出非洲的时间可
能就要比此前认为的早几十万年;这些人类祖先也不会是直立人,而是
另一种早期人类——他们与露西等小型猿人的共同点要比考古学家预想
的多得多。这就是说,如果科学家仔细勘查,在非洲和东南亚之间的某
个地方找到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填补人类进化史上的这段
空白,弄清楚是谁最早走出非洲。
一些科学家对这个假设不以为然。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罗伯特·
马丁(Robert Martin)说:“在寻找‘霍比特人’祖先的这条道路上,我们
走得越远,就越难解释一个起源于非洲的人类世系,为何只在小小的弗
洛勒斯岛上留下些许遗迹。”马丁也认为“霍比特人”不是一个新种。在
他看来,LB1是现代人类,因患某种未知疾病致使脑量变小的可能性并
未完全排除——到目前为止,LB1是脑量已知的唯一一位“霍比特人”。
马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除了导致脑量变小,这种未知疾
病是否也会使LB1的身体变得像南方古猿一样。
同时,更多学者在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如果LB1生存在200万年前的
非洲,她不会引发争议,但问题是她生活在1万多年前的印度尼西
亚,”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马修·W·托谢里(Matthew W. Tocheri)这样说
道,他分析过LB1手腕骨。不过他补充说,还有更多的“霍比特人”化石
有待发现,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罗宾·W·丹内尔(Robin W. Dennell)说:“很多科
学家对亚洲的古人类化石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
多惊喜。”他推测,甚至南方古猿就已开始向非洲以外迁徙,因为在300万年前,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就已蔓延至亚洲。“当然,我们需要在弗
洛勒斯岛及其邻近岛屿(如苏拉威西岛)、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发现
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丹内尔说。
摩尔伍德正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除了在梁布亚和Mata Menge搜寻,他还帮助协调了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考古项目,婆罗洲也已成为他的目
标。不过,在大陆上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比较困难,因为在这些地
区,与“霍比特人”同时期的岩石很少暴露出来。但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如
此重大,困难根本不能阻止科学家探索的步伐。托谢里说:“如果在未
来15年内,我们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现新的化石证据,我可能会考虑是不
是我们弄错了,但我估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类生存记录。”
发现
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起初,研究者认为LB1和其他“霍比特人”是直立人的后代,为了适
应岛上有限的生活资源而变得身材矮小。但新的研究发现,“霍比
特人”比直立人更原始,进化出现的时间可能与能人差不多(能人
是人属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些研究暗示,“霍比特人”与其他早期
人属成员一样出现于非洲,但在到达弗洛勒斯岛之前就已经变得很
矮小。到达岛上之后,他们只经历了轻微的矮化过程。开辟道路教科书告诉我们,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在180万年
前扩散到各个大陆。但“霍比特人”告诉我们,最早走出非洲的应该
是一个更原始的祖先,这个过程应发生在大约200万年前。如果真
是这样,古人类学家就必须找到化石证据,来证明人类在200万年
前从非洲扩散到东南亚的这段历史。
“霍比特人”的发现者迈克·摩尔伍德正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
的两个地点寻找更多的“霍比特人”遗迹。他认为,在尼亚石洞
(Niah cave,位于婆罗洲北部)的进一步发掘,有望找到比梁布亚
洞穴中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在大陆上寻找古人类遗迹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岩石层很少暴露出来。扩展阅读
The Primitive Wrist of Homo floresien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minin Evolution. Matthew W. Tocheri et al. in Science, Vol. 317, pages 1743–1745; September 21, 2007.
A New Human: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and Strange Story of the“Hobbits” of Flores, Indonesia. Mike Morwood and Penny van Oosterzee. Smithsonian, 2007.
The Foot of Homo floresiensis. W. L. Jungers et al. in Nature, Vol. 459, pages 81–84; May 7,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nd the African Oldowan. Mark W. Moore and Adam R. Brumm i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Oldowan. Edited by Erella Hovers and David R. Braun. Springer,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 Cladistic Analysis. Debbie Argue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
LB1’s Virtual Endocast, Microcephaly and Hominin Brain Evolution. Dean Falk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冰人奥兹传奇
冰人奥兹是最古老且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完整的衣着和装备,以
及肠道内的食物残留,提供了5 300年前人类生活的重要信息。经过多
年的研究,科学家得出了有凭有据的结论,这些结论与原来的推断大相
径庭。
撰文 詹姆斯·H·迪克森(James H. Dickson)
克劳斯·厄格尔(Klaus Oeggl) 琳达·L·汉德利(Linda L. Handley)
翻译 董继平
1991 年9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一对夫妇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
脊上徒步旅行,在融化的冰雪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体,于
是立即返回临时歇息的小棚屋,向当地警方报警。警方认为,这具
尸体可能是多年以前的登山失踪者,因为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冰
川遍布裂缝,每年都有不少登山者不幸失足,命丧黄泉。
然而,当这具遗骸送到附近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后,鉴定结果令人大
吃一惊。当地一所大学的考古学家康拉德·斯平德勒(Konrad Spindler)
断言:这是一具史前时代的男性尸体,已经死去了好几千年!斯平德勒
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推断,死者的尸体及遗物一直封存在冰雪中,直到最
近撒哈拉沙漠吹来大量的沙尘,又时逢天气异常暖和,所以才导致了冰
雪消融,让这具在冰雪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尸体重见天日,让他的头颅、背部和肩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骸,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这具被称
为“冰人”(Iceman)的遗骸,生活的年代不仅远远早于从丹麦泥炭遗址
中发掘出来的铁器时代的遗骸,甚至比神秘的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还要
早。更令人称奇的是,冰人衣着整齐,就连随身携带的各种用具,也都
完好无损。
“冰人”的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媒体开始大肆炒作,研究人员也作出了
种种臆测。斯平德勒更是别出心裁,精心编织了一个灾难故事。按照他
的说法,“冰人”在他所居住的村庄受了伤,逃到山上来避难。由于伤势过重,再加上精疲力竭,他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倒在一块巨石上便开始
睡觉,哪知道这一睡就是整整5 300年。当时大雪纷飞,很快就把他的
身体掩埋在白雪之下。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白雪的保护下,他没有
落入凶残而饥饿的野兽之口。加之冷冻脱水,他的尸体得以保全,我们
才有幸目睹这位史前人类的容颜。冰人遗体的发现,堪称考古学上的奇
迹,但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也没有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因此在把他从冰雪中发掘出来时,很多宝贵的考古资料都遭到破坏,就
连遗体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1992年夏天,考古人员对现场进行了
仔细彻底地发掘和清理,又发现了许多重要证据,包括大量有机物质
(比如种子、叶子、木材、藓类植物等)。这些资料的发现,让冰人曾
经的食谱大大丰富了起来,尤其是藓类植物,原来就从冰人的衣物里找
到不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科学家致力于分析这些植物,以及从遗
体的肠道中取出的样本,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改变了人们最初对冰
人的粗略看法,并逐渐还原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冰人奥兹发现于阿尔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处,那里的冰雪终年不化。压在他身上的冰层,将他的头皮损坏了一块。他的尸体俯卧在一块巨石上。有证据表明,他是在过去的融冰期中,漂流到这个地方的,这点与我们以前的认识相反。
横空出世
发现冰人的地方,是位于海拔3 210米的奥兹山谷( tztal Alps),因此
人们便把冰人称为“奥兹”。奥兹的遗体隐藏在一个浅岩凹处中,靠近意
大利境内的豪斯拉布居须(Hauslabjoch)山口,距奥地利边境仅有92
米,在意大利的许纳斯陀(Schnalstal)与奥地利的艾特陀(Ventertal)
之间(见地图)。奥兹的姿势有些别扭,他面朝下俯卧在一块巨石上,左臂压在身体下面,朝右边伸出,而右手则卡在一块大石头下面。他的
随身用品和衣物散落在四周,一部分冻结在冰里,其中有些东西离他有
好几米远。3个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对奥兹身上遗留的植物、奥兹遗体的
组织标本以及他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均证明奥兹生
活在5 300年以前。
奥兹的身体特征非常明显。身高1.59米,算不上魁梧,他的身材与今天
许纳斯陀地区的很多男子相仿;对奥兹的骨头研究表明,他年龄为46
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了;DNA分析则表明,奥兹来自中北欧,这似乎显
而易见,但其意义在于,这个结论把他与地中海族群区别开来,而地中
海族群就生活在南边不远之处。
科学家发现,奥兹身上有一处先天性缺陷:他没有第12对肋骨。分析表
明,他还在世时,他的第5~9对肋骨曾经断裂过,后来又愈合了。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的小威廉·A·墨菲(William A. Murphy, Jr.)认
为,奥兹身上的其他多处骨折和胸廓畸形可能是死后由于冰川的压力以
及挖掘时的破坏导致的。这些死后才发生的骨折,让人们对先前的灾难
说产生了怀疑。此外,科学家还发现奥兹的头颅上缺失了一小块头皮,估计是冰的压力造成的,而并非遭到打击或者腐烂所致。这也是人们不
再相信灾难说的原因之一。
奥兹是否死于暴力?这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奥兹
生前的健康状况堪忧。漫长的时间消磨掉了奥兹的大部分表皮、毛发和
指甲,但是拥有现代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还是从他的遗体上找到了一
些能显示他健康状况的记录。在奥兹身上,只剩下一块指甲,在这块指
甲上有3条博氏线(Beau's line,指甲上出现的横沟,表示营养不良或得
了某种会暂时影响指甲生长的严重病症)。这三条线是一个重要线索,它们证明,奥兹在死前的6个月里,曾经三次病倒。最严重的是最后一
次,大约是在他死前两个月,持续了两周的时间。维也纳大学的霍斯特
·阿斯波克(Horst Asp ck)发现,奥兹的肠道里残留有鞭虫的遗体。鞭
虫会引起腹泻、痢疾,损害寄主的身体。不过,鞭虫到底给奥兹带来了
多大的伤害尚不清楚。
尽管奥兹的大部分皮肤已经消失,但仍可在没有表皮的皮肤上,看到许
多简单的碳粉纹。这些纹路并非装饰,很可能是疾病治愈后的残留。有
些纹路正好通过或接近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穴位”(acupuncture
point),还有一些则在奥兹可能患关节炎的部位,如腰椎、右膝和脚踝
等。这些惊人的巧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或许奥兹曾经接受过某些类似
于中国针灸的疗法的治疗。不过,英国法庭科学服务中心(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in London)的彼得·瓦内兹斯(Peter Vanezis)和意大利
维罗纳大学的佛朗哥·塔利亚罗(Franco Tagliaro)通过X光检验,并未
发现奥兹患有明显的关节炎。
在奥兹左脚的小趾头上,发现了冻疮的痕迹。他的牙齿严重磨损,说明
他的年龄已经不小,食用的食物可能也比较坚硬。另外,在他的衣服
里,还发现了两只跳蚤,但没发现虱子。不过,由于他的表皮已经缺
失,就算有虱子,可能也跟着倒霉了。
“高档”装备
根据奥兹身穿的衣服以及随身携带的用品,科学家不仅获得了奥兹本人
的一些信息,而且对他所在的族群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他的随身物品
来看,他的族人已经适应了当时的生活环境,并且开始利用一些自然资
源,比如岩石、菌类、植物及动物。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学
会了开发新资源,例如燧石和铜矿。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奥兹动用身
边的资源,充分地装备自己,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
在奥兹身上,穿戴着绑腿、腰布以及用鹿皮和羊皮做成的夹克,因此相当暖和。他披着用草和树皮纤维做的斗篷,戴着用熊皮做的帽子。脚上
穿的是一双“高档”皮鞋:熊皮鞋底、山羊皮鞋帮和鞋面,鞋里面是柔软
的干草做的内衬。看得出来,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奥兹煞费苦心,做
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腰间还发现了一把铜斧和一把燧石短刀。根据分析,燧石来自于南
方150千米外的加尔达湖。燧石短刀的制作精美实用,白蜡木做成的刀
柄不仅美观而且韧劲十足,不易断裂,就算在今天,白蜡木做的刀柄也
很常见。在他身边有一张尚待完成的长弓。奥兹可能是一位用箭高手,因为他选用了最适合做弓的木材——张力十足的紫杉木。在奥兹的兽皮
箭筒内,还留有14支箭,其中仅有两支装上了羽毛和燧石箭头,不过都
已经被折断。14支箭中,只有一支是由忍冬木和山茱萸两种木材做的,其余13支都由忍冬木做成,这些箭杆有共同的特点:长、直、细、坚
硬。
奥兹的腰间还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一套打火用具,包括一种长在树上
的多孔菌,名叫木蹄层孔菌(tinder fungus),以及用来打火的黄铁矿
与燧石等。另外,一个专门用于打磨燧石的小工具也躺在离他不远的地
方。在一条兽皮绳上,串着两个桦木多孔菌,这是一种草药,含有药物
成分(三萜类物质),可能是奥兹用来治病的。除了以上这些,科学家
还发现了一张破烂不堪的网、木制背架以及两个用桦树皮做的小包。在
一个小包里,还装有木炭与树叶,或许是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的吧。
地图
冰人奥兹生前可能走过的路
发现冰人的地点(图中红圈)位于奥地利与意大利交界处。最初人
们以为该地点在奥地利境内,因此把遗体送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
克。不过,后来官方确认冰人遗址位于意大利境内,于是冰人又被
送到意大利,目前放在博尔扎诺市专为冰人设置的博物馆内。本文
作者主要根据冰人体内的植物遗留,推测冰人的最后旅程(桔色
线)可能是从居佛堡附近出发,穿越许纳斯陀,最后攀上了陡峭的
提森陀(Tisental,见下列地形剖面图)。迪克森等人到现场进行
了考察,从冰人身上及附近的沙砾中,共发现了80种藓类植物。而
现今只有20种生长在冰人遗址附近。粘在冰人衣服上的藓类,以扁
枝平藓为最多(绿圈表示它现今的生长区域)。这种藓生长最茂盛
的地方是南边的居佛堡,冰人身上的其他植物,许多在那里也有。根据考古证据,居佛堡存在史前人类定居点,冰人也许就来自那
里。来自何方
奥兹遗体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被发现的,这里的山谷均为南北走向,山谷
的两边则是威严的大山。因此从地形上来看,奥兹要么从南而来要么从
北而来,肯定不会从东西方过来。通过对植物的分析,科学家认为奥兹
应该来自南方。在许纳斯陀的南端,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叫做居佛
(Juval)。在那里,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遗址的海拔高度要
比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低了2 000多米,直线距离却只有15千米。人们
在居佛发现了不少与奥兹有关的开花植物与藓类,而离发现奥兹的地点
最近,并有这类植物的地方就只有居佛。如果史前时代的居佛也生长着
这类植物,那么这里可能就是奥兹的故乡。
在整理奥兹的衣物时,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植物碎片,包括一大把疏林带
的大型藓类植物:扁枝平藓(Neckera complanata)。在奥兹遗体发现地
的南北两面,都长有这类植物,只是南边更近一些。在居佛周围,扁枝
平藓很常见,长得也还比较茂盛。但德国夫琅和费建筑物理研究所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Building Physics)的沃尔夫冈·霍夫鲍尔
(Wolfgang Hofbauer)发现,在距离奥兹发现地仅5千米的佛纳格
(Vernagt),扁枝平藓更多、更茂盛,而且这里的海拔也只下降了1
450米。最近,因斯布鲁克大学植物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Innsbruck
Institute of Botany)的亚历山德拉·施米德尔(Alexandra Schmidl),在
取自奥兹结肠部的标本中,发现了牛舌藓(Anomodon viticulosus)的碎
小叶片。牛舌藓与扁枝平藓都长在许纳斯陀的最低处。
如果居佛不是奥兹的故乡,那会是哪里呢?毗邻居佛、位于阿迪杰河谷
(river Etsch)、拥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什高(Vinschgau)可能就是
答案。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北边,最近的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在几十千米之
外,但是在文特陀(Ventertal)或奥兹陀( tztal)的其他地方,还未发
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果奥兹的故乡确实是在许纳斯陀海拔最低的
地方,或者说在文什高,那么他的族群肯定享受着四季如春的气候,因
为这里相对温暖、冬季持续时间短,并且一般不会下雪。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先对奥兹的牙
齿釉质、骨骼以及肠道中的同位素成分进行了分析,又对奥兹遗体所在
地的砂土、水质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奥兹最初可能在埃萨克山谷(Eisack Valley)的布里克森(Brixen)附近出生、成长,后来才迁徙
到了文什高。
冰人食谱
科学家从奥兹的消化道中取出标本,研究其中的植物遗留,从中可以清
楚地知道奥兹最后几餐吃了什么。这项研究正在进行中,本文作者之一
厄格尔已经从中发现了原始小麦(二倍体小麦)的麦麸。这些麦麸非常
细,因此很可能是先磨成了面粉再烤制成面包,而不是直接做成麦糊。
标本中还有一些细微碎片,它们表明奥兹还吃了其他食物。意大利卡梅
里诺大学的佛朗哥·罗洛(Franco Rollo)领导的团队通过DNA分析奥兹
肠内的食物遗留,鉴定出食物中有红鹿和野生阿尔卑斯山羊的肉。在奥
兹遗体附近,还发现了山羊颈骨的碎片,以及一颗完整的黑刺李的果
实。黑刺李果实小,味苦,外观与李子非常相像,奥兹可能是随身带着
一些干果,以备不时之需。
科学家在奥兹的消化道中,还找到了几种藓类。从未有证据表明人类曾
以藓类为食,更别说以它为主食了。但是在5 000多年以前,人类并没
有专门用于包装、填塞和擦拭的材料,而藓类植物用于这些场合,却是
既方便又现成的。欧洲各地的许多考古发现,在北欧中世纪粪坑里找到
的藓类植物,最显然的作用是当手纸。如果奥兹是用藓类来包装食物,那么,在他肠道内发现几片扁枝平藓叶子碎片,就能解释了——或许是
奥兹进食时无意中吃下的。
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遗骸,分析其骨骼和毛发中的碳-13、氮-15等稳定
同位素的丰度,可以了解有关饮食的信息。氮-15可以揭示食物中动植
物蛋白质的比例,而碳-13可以表明食物中的植物类型,以及遗骸的主
人当年究竟是以海生食物还是陆生食物为主。
结果,同位素证据与其他方面的证据相吻合,证明奥兹是一位杂食者,既吃植物也吃动物。他从食物中摄取的氮,大约30%来自动物蛋白,其
余则来自植物蛋白。今天的“狩猎-采集”部落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源比
例,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同位素证据还显示,奥兹的食物中大概没什么
海生食物。这一结果合情合理——因为他住在远离大海的地方。▲冰人遗址处在遍布岩石的冰雪地区,现在当地已树起了一个纪念碑。图中3人所站之处,正好
就是当时尸体躺着的地方。这张照片摄于2000年夏,与往常一样,当时冰雪并没有融掉,因此
岩凹底部的巨石与砂砾并没有露出来。▲居佛堡,位于许纳斯陀最下方。那些在冰人遗址发现的植物,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有生长,但
是居佛堡是距遗址最近的生长区。
身份之谜
如今,当地的牧羊人在每年6月把牲口从许纳斯陀赶上高地牧场,到9月
才带下山来,这也许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奥兹的遗体发现地在一条传统
山路附近,无怪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位牧羊人。然而,他的衣着
和用具,没有一样能证明他是牧羊人。他身上及周围找不到一丝羊毛,脚边没有牧羊犬,手里也没有牧羊人的弯柄杖。他身上以草和韧皮纤维
做的斗篷,倒是为牧羊人假说提供了某些证据,因为现代巴尔干地区牧
羊人的服饰与他的斗篷有几分相似。不过,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下定
论,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斗篷也是旅行者的标准行头。此外,厄格尔及其团队发现的另一个证据,也不支持奥兹是牧羊人这一
假设。考古学家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的附近,找到了100多粒动物粪
球,通过分析这些粪球后,就能判断这些粪球是来自于野生动物(野山
羊和岩羚羊),还是人为饲养的家畜(绵羊和山羊)。这些粪球是在
199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中采集到的,通过碳-14同位素测年,得出的结
论是,这些粪球的出现时间大约为公元前5400-公元前2000年。分析结
果最后显示,粪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野生动物的排泄物。这一发现
进一步否定了当地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季节性大规模放牧的猜想,同时
也让奥兹是牧羊人这一假设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家对奥兹仅剩的几丝头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高含量的砷和
铜。一些已经发表的研究称,这是由于奥兹干过炼铜的活。但是,英国
萨里大学的杰弗里·格赖姆(Geoffrey Grime)现在认为,头发中砷和铜
的含量异常高,可能是奥兹死后,能够固定金属的细菌在他身上活动的
结果。他还指出,检测到的铜不是在头发里面,而是在头发表面。另一
个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俗称铜藓(Mielichhoferia elongata)的藓
类,喜欢在含铜的岩脉上生长,这更说明了铜是在奥兹死后才粘到他头
发上去的。本文作者之一迪克森在冰人遗址发现了铜藓,在英国政府的
自然保护机构“自然英国”(English Nature)服务的罗纳德·D·帕利
(Ronald D. Porley),也发现了这种藓类。
另一种假说认为,奥兹是到阿尔卑斯山上猎野羊的猎人,他身上的长弓
和箭可为证据。然而,如果他在死亡前正忙于打猎,为何弓没做好,也
没上弦?箭也没簇没羽,而有簇有羽的两支箭却又是断的关于奥兹身
份,还有种种猜测——他是亡命徒、燧石贩子、巫师、武士……巫师之
说还算有点靠谱,因为他携带的菇类或可用作药物和通灵,其余的则多
为无稽之谈。
他杀?
2001年7月,意大利博尔扎诺(Bolzano)地区医院的保罗·戈斯特纳
(Paul Gostner)和爱德华·埃加特·维格尔(Eduard Egarter Vigl)宣布,他们用X光在奥兹左肩下方的背部发现了一个箭头。这一发现立即被媒
体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这支箭伤到了动脉,奥兹可能在中箭后的几个小
时内就身亡了,如果没有伤中要害,他可能在中箭后还存活了好几天。
要想解开这个谜,需要高超的技巧,既将箭头拔出,又不能破坏伤口。
后来,埃加特·维格尔和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安德烈亚斯·G·内利希(Andreas G. Nerlich)
再次检查了奥兹的尸体,发现在奥兹的右手掌有一道3.7 厘米长的戳
伤,受伤时间大约在奥兹死前的3~8天。研究人员不知道,两道伤口是
不是同时获得的,不过如果是同时获得,则可以说明奥兹在中箭后还存
活了好几天。
2003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汤姆·洛伊(Tom Loy)还提出了一种说
法,奥兹可能参加了一场战争,因为在他的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迹。不
过,这种说法只在新闻招待会和电视上出现过,并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
论文发表,所以无法证实。
▲冰人的穿着很齐全,共有三层衣服,分别用兽皮、草和树皮纤维制作,右边的重构图由德国
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考古学家绘制,冰人的所有遗留衣物都用上了。
濒死时节最初的报告把奥兹死亡的季节定为秋季。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遗体旁有
夏季尚未成熟的黑刺李果实,还有衣服上的谷物碎片,估计是秋收打谷
时沾到衣服上的。然而,现在有过硬的植物学证据表明,奥兹死在春末
或夏初。厄格尔研究了取自奥兹大肠的微量食物残渣标本,发现了一种
矮树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花粉仍保持着正常的细胞形态,而
通常它们会很快腐烂。这项发现意味着,奥兹在死亡前不久,吸入了空
气中的花粉,或者喝水时把散落在水中的花粉一起喝了。在许纳斯陀,这种矮树生长在海拔1 200米处,仅在晚春或初夏时节开花。
至于遗体旁的黑刺李果实,如果它们是奥兹随身带的类似梅脯的风干食
物,那他一定是在出发前就把它们晒干了。谷物碎片也能经久不坏,而
且谷物无意中粘上了他的衣服,很久不脱落,也是有可能的。
▲冰人现躺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的南提罗尔考古博物馆(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
中,这是一间特制的小室,温度保持在-6℃,湿度为99%。历史遗产
奥兹是最古老、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是谁?怎么会死在阿尔
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里?自从他被发现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些
问题的答案,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还有更多
更细致的研究需要做。对遗体内外的花粉、种子、藓类及真菌等植物遗
留的研究,已经揭开了奥兹众多惊人秘密。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位杂
食者,他对生活环境有切实的知识,他的家乡在南方,他的年龄和健康
状况,他死亡的季节,还有他生活环境的某些情况。随着对奥兹的深入
研究和诠释,人们逐步改变了原来的许多看法,也许其中最出人意料的
是,奥兹并非死于他被发现的地方。他的尸体是在冰短暂融化后,漂移
到那里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5 000年中,曾发生过若干次这种解
冻的情况。奥兹遗体的姿势(左臂压在俯卧的身子下面,不自然地向右
边伸出,而右手卡在一块石头下面),以及皮肤表皮的脱落,都指向遗
体漂移这个结论。奥兹的随身物品,有一些散落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好
像是从遗体旁边漂移出去的,这一点也有助于证明上述结论。
但是,我们不知道奥兹为什么要跑到阿尔卑斯高山上去,也许永远都不
会知道。同样,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他可能死于别
处,死后才被人搬到5 000年后登山客发现他的那个地方。只要没有验
尸证据,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尸体解剖会破坏遗体,因而
不可行。
像奥兹这种在冰川下保存完好的尸体,是我们了解古人类科学和文化水
平的重要资料。这些尸体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充分适应环
境。与那些被埋葬入土的尸体不同,冰雪保存下来的尸体,可以给考古
学家提供更多信息: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随身带着什么东西,身体健康吗,刚吃过些什么,饮食习惯是怎样的。通过分析尸体肠道内
的物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去过哪些地方。
随着越来越多的冰川开始消融,更多古代的尸体也许会浮现出来,不过
像奥兹这样历史悠久又保存完好的尸体不太可能遇到了。即便如此,所
有从冰川下“复出”的尸体,哪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也值得仔细地分析
和研究,尤其是当他们吃下来的食物还保留在肠道中的话。
本文作者 詹姆斯·H·迪克森、克劳斯·厄格尔、琳达·L·汉德利均热衷于
研究冰人日常生活中可能用到的植物。迪克森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古
植物学与植物分类学教授,曾获爱丁堡皇家学会尼尔(Neil)奖。他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和5部专著,包括《爱尔兰古代的植物与族群》
(Plants and People in Ancient Scotland),这是他与已故夫人卡米拉
(Canmilla)合著的。厄格尔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专长于考古植物学,是《冰人与自然环境》(The Iceman and His
Natural Environment)一书的作者之一。汉德利是英国苏格兰作物研究
所(Scottish Crop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态生理学家,专长是对植物与
土壤中的碳和氮进行同位素分析。
扩展阅读
The Omnivorous Tyrolean Iceman: Colon Contents (Meat, Cereals, Pollen, Moss and Whipworm)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es. James H. Dickson et al.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Vol. 355, pages 1843–1849; December 29, 2000.
INSIGHT: Report of Radiological-Forensic Findings on the Iceman. Paul Gostner and Eduard Egarter Vigl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29, No. 3, pages 323–326; March 2002.
·tzi's Last Meals: DNA Analysis of the Intestinal Content of the Neolithic Glacier Mummy from the Alps. Franco Rollo et al.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Vol. 99,No. 20, pages 12594–12599; October 1, 2002.
The Iceman: Discovery and Imaging. W. A. Murphy et al. in Radiology, Vol. 226, No. 3, pages 614–629; March 2003.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Alpine Iceman. Wolfgang Müller et al. in Science, Vol. 302, pages 862–866; October 31, 2003.
Kw?day D?n Ts'ìnchí, the First Ancient Body of a Man from a North American Glacier:Reconstructing His Last Days by Intestinal and Biomolecular Analyses. J. H. Dickson et al. in Holocene,Vol. 14, No. 4, pages 481–486; 2004.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考古研究表明,古代马耳他岛民的生存环境曾经不断恶化,他们也因此对生命和死亡越发重视,发展出一套极端的宗教思想。
撰文 卡罗琳·马隆(Caroline Malone) 安东尼·博南诺(Anthony Bonanno) 坦克雷德·古达
(Tancred Gouder) 西蒙·斯托达特(Simon Stoddart) 戴维·特朗普(David Trump)
翻译 刘雨歆这尊并肩人物坐像正帮助考古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对马耳他史前宗教的看法。这一雕像出土于戈佐岛的一处地下墓葬群,左图显示的是出土时的情形。
要 对早期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地中海地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
择,因为这里曾诞生过无数宗教。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希腊神话和
罗马帝国周边地区的种种宗教祭祀,但那些宗教都是城邦宗教,而
古代城邦和我们当代社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对于古希腊—罗马文
明之前的农业社会,我们对其宗教仍然所知甚少。▲马耳他群岛上遍布着大型石砌神庙建筑群。
在许多早期农业社会里,一些体态肥胖的人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中不少人偶呈现出了女性的样貌特征,所以考古学家有时候会把它们
称作“胖女士”,将它们跟祝祷“丰产”联系起来。这里的“丰产”,既包括
人类繁衍,也包括农业丰收。在一小群岛屿 (属于现在的马耳他国)
上,这类人偶更是人们疯狂迷恋的对象,这种迷恋,与世界上第一座独栋公共石砌建筑的建成密切相关。
马耳他史前神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下墓穴里,放置了许多肥胖的人偶,有些只有几厘米高,有些却是庞然大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动物和男
性生殖器的符号。英国和马耳他的考古学家发起了一个联合项目,我们
几人(本文作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在两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在 “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es,或称“地母神”、“大地女神”——译
者注)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获得了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
对马耳他地区一些宗教仪式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或许还能帮助我们
解释,马耳他史前宗教为何最终会走向衰亡。这些发现表明,马耳他的
史前宗教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对人类生殖能力的崇拜。这些结果还有
着警示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花费太多精力来崇拜生命而非维系生命,将
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对于马耳他的考古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已经做出了解读,但对于这些解
读,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误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些解读与人们
对“母亲女神”意义的广泛猜想是对立的。大致符合“母亲女神”形象的人
偶的出现时间,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5 000年前)到新石器时代金
属社会诞生之初。西欧地区曾经发现过一些“母亲女神”形象的人偶,而
埃及、地中海东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巴尔干地区的同类发现
最为丰富。其中最精美的一尊,是在马耳他群岛发现的,来自公元前
3000年。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从很多人偶那里获取的信息,远远少于它们本来可
以提供的信息——这是不科学的收集方法造成的结果。我们往往不能进
行准确的年代测定,关于它们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考古记录也很不完
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来自墓穴、神庙还是民居。但我们知
道,在巴尔干地区,这类人偶常被安放在民居内,放置在墙壁上专门建
造的壁龛里。比如在土耳其,公元前8000年,恰塔霍裕克小镇(?atalh
yük)的居民曾在此定居。在这一地区,由粘土和石块制成的最精美的
人偶,会伴随地位崇高之人,安葬在特殊的神庙之内;而较粗糙的人
偶,则常见于民居(见“恰塔霍裕克的男人和女人”)。
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年代,考古学家都曾发现这种有着类
似造型的人偶。长久以来,这些发现让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想:这
世界上是否有过一个崇拜“母亲女神”、曾经广泛传播的史前宗教?比如
在上世纪中叶,部分考古学家曾试图证明,对“眼睛女神”(Eye
Goddess,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崇拜物上,常有“眼睛”图案)的崇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最近更有学者声
称,巴尔干是古欧洲某种宗教的中心。
不过,现代的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每个史前社会的早期祭祀都截然不
同;而且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祭祀活动,又和与死亡、丧葬有关的祭祀活
动截然不同。马耳他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早期崇拜的多元性。在其
他地中海地区,祭祀活动一般仅限于简单的家庭仪式,人们很少关注宗
教艺术和建筑。但在马耳他地区,对肥胖人偶的崇拜,逐渐发展为一种
......
《环球科学》考古专刊
《环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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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 Nicol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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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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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兰努亚·S·拉玛钱德朗
(Vilayanur S. Ramachandran)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大脑与认知中心主任
丽莎·兰道尔(Lisa Randall )
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
约翰·里根沃德
(John Reganold)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土壤科学和农业生态学终身教授
杰弗里·D·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尤金妮亚·斯科特
(Eugenie Scott)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心执行主任
特里·诺斯基
(Terry Sejnowski)
美国索尔克生物学研究所计算神经生物学实验室教授、负责人迈克尔·舍默
(Michael Shermer)
《怀疑论》杂志出版人
迈克尔·施耐德
(Michael Snyder)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
迈克尔·E·韦伯
(Michael E. Webber)
清洁能源孵化器负责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系副教
授
史蒂文·温伯格
(Steven Weinberg)
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理论
研究组主任
乔治·怀特塞兹
(George M. Whitesides)
美国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
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
全球病毒预警计划(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itiative )负责人
R·詹姆斯·沃尔赛
(R. James Woolsey )勒克斯资本管理合伙人
安东·齐林格
(Anton Zeilinger)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量子光学、量子纳米物理学、量子信息学教授
乔纳森·齐特林
(Jonathan Zittrain)
哈佛大学法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目录
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亚洲
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欧洲
冰人奥兹传奇
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恰塔霍裕克的 男人和女人
西方食人录
还原两千年前的 古希腊计算机
美洲
兰巴耶克: 鲜为人知的“黄金文明”
阿兹特克帝国的平民故事
史前墨西哥的水利传奇
亚马孙丛林里的 失落之城特奥蒂华坎:消失的古文明
非洲
“祈雨公牛” 古非洲的精神图腾
古埃及的修墓人
大津巴布韦: 所罗门王的藏宝地?
330万年 地球最古老的小孩卷首 PREFACE
伟大的人类遗产
他头顶王冠,身着锦缎布料的斜肩服饰,略显倨傲地窥视着我,不过我
并不介意。
这里的“他”,就是本期考古专刊的封面“人物”。
我之所以不介意,是因为这位所谓的“祭司君王”(priest-king)自重见
天日以来,都是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来客的——包括拿到这本专刊的
你。“他”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
雕刻家之手。
对于试图还原阐释古老民族的日常生活的考古学家而言,这位君王神秘
莫测的凝视——似乎也可以说是警戒、沉思、自鸣得意,或者只是困了
——似乎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
祭司君王这类人物在古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艺术家在为君王雕刻石像
时,他在想什么?普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关于祭司君王所处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本期考古专刊《哈拉帕:五千年
前的奢侈品之都》一文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因为考
古学家很难破译上面的字迹。缺乏古老民族留下的这种直接的公文,考
古学家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线索:社会结构、艺术品、工具,甚至是遗
骸。考古学家通过考察这类遗物,试图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文化图。
作为人类社会的“元老”,古人肯定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极为相似。但近
些年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古人与现代社会的诸多不同,这些不同甚至令人
惊讶。想想9 000年前,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中部的恰塔霍裕克居
民:他们行走于城市之上,从房子顶部进入室内;城市没有人行道,房
屋没有前门,但男女分工合作的模式却极具现代技巧。
可能还有点让人意外的是,大约在公元前1 500年埃及一个高度重视读
写能力的社区里,即便是石匠也有学习的机会(见《古埃及的修墓
人》)。当然,并非所有的文明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西西里岛附近的马耳他史
前居民就是其中一例。面临当地环境逐渐恶化,马耳他人民疯狂地迷上
了死亡。但更让人悲痛的是,这种对死亡的迷恋有可能会导致文化消
亡。如果想探究其原因,请看《史前马耳他的死亡崇拜》一文。
本期考古专刊涉及多种古代文明,而上述这些文明拥有的神奇力量激发
了我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兴趣。下面,我们诚挚地邀请你,与我们
一同分享、思考人类的伟大遗产——它们都属于人类历史上的某个曾经
辉煌一时的文明。
“祭司君王”的材质为皂石,雕刻细致,出自大约4 000年前印度河谷的一位雕刻家之手。
玛丽特·迪克里斯蒂娜
《科学美国人》主编哈拉帕:
五千年前的奢侈品之都
在巴基斯坦出土的最新文物,让考古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谜一般的印度河
流域文明,而它正是历史上伟大的早期城市文化之一。
撰文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 [1]
翻译 薄锦五彩石珠“祭司君王”皂石雕像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老居民而言,摩亨佐达罗(Mohenjo Daro)出土的五彩石珠并不仅仅是
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它们还被视作财富、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技艺高超的工匠们开发出了先进
的手工工艺,为这座早期城市的社会精英阶层打制了这些石珠以及其他类型的饰物。考古学家
认为,这座惟妙惟肖的“祭司君王”皂石雕像,就是以印度河流域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原形塑造
的。
20 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发掘早已消失多年的古城——考
古学家口中的哈拉帕(Harappa)。在发掘工作开始的头几季里,我和同事曾数次目睹一年一度的春季集市,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集市
对古印度河文明研究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村民们每年都会前往较大的城镇,参加当地人称之为“桑”(sang,集市之意)的节庆活动,那里会有乐师、艺人和马戏团表演各种节
目,还有行商和小贩兜售商品。在这场为期一天的盛事里,妇女们
向职业朝圣者献上供品,好让他们稍后替自己向“苏菲派”(Sufi,伊斯兰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的圣者沙
祁沙瓦(Sakhi Sarwar)祈求生下健康的孩子,最好是男孩。待到
这一天几近结束时,这些神圣的行者,与形形色色的世俗追随者一
起,沿着当地历史悠久的贸易路线,赶着驴车,步行前往下一个城
镇。▲印度河流域的商人们会为货物加盖上釉的封签,封签上印有用动物图案和尚未破译的印度河
书写符号组成的印记,以标示货物的所有权和价格信息。
最后,来自巴基斯坦各地的虔诚的朝圣者队伍将齐聚在俾路支山
(Baluchistan hills)外数百千米远的圣墓之前。在这里,他们会敬献上
之前的一路收到的供品和祈愿。来年,朝圣者们仍会沿着同样的路线返
回,并从远方的圣地带回盐和圣土,作为那些幸运的母亲和她们的新生
儿受到眷顾的象征。
后来,我们的挖掘工作进展到哈拉帕的南大门以内,靠近传统露天市场
的位置。这时我们对“桑”集市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扫去新挖开的探
沟中最上层的泥土,我们先后找到了现代陶器的碎片、数百只新近制造
的玻璃手镯、一些当代的钱币、集市上用来射击气球的气枪铅弹、塑料
及金属玩具的残片,甚至还有一只金耳环。但是,就在地表土的下方,我们找到了古代哈拉帕的多件文物,它们与那些现代物件的残骸惊人地
相似——碎瓷器、红陶手镯、黏土弹珠、玩具马车、雕像碎片,不时地
还能找到一些刻字的陶土板和砝码,估计是在城门处进行交易和征税时所用到的。
这些埋藏在地下的残存物证明,这一带曾经有过一个繁华的集市,不过
在4 000多年前的时候,集市里的活动与现在不大一样,我们的进一步
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与现在一样,附近的村民们会在特殊集市或者
节庆的日子里来到这座大城市,参加庆典和活动,联络家庭或宗族成员
之间的感情,或者购买(或用其他物品交换)一些特殊的物品,例如首
饰和陶器。就在朝圣者及其追随者所走过的同一条路线上,当年曾有来
自内陆地区的各种原材料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哈拉帕,城内作坊里的工匠
们会将这些原材料打造成精美的奢侈品,然后出售给当地的精英阶层,或者出口到遥远的海外市场。和现代一样,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会通
过佩戴珠宝首饰来展现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从现代旁观者的角度看来,从古至今,这一地区的日常生活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贯性。作为考古学
家,我们可以试着找出,这些相似点究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还是因为
当地使用的材料和技术在这几千年里都没有什么变化的缘故。
神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古代四大城市文明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美索
不达米亚、古埃及和古代中国的黄河文明。但是,真正了解印度河流域
文明的人却要少得多,这是因为语言学家还没有破解出我们在印戳、护
身符和陶器上看到的那些哈拉帕文字。我们正在不断努力,试图搞清楚
古代印度河流域的人们是如何保持社会秩序的,也试着判断在这个高度
繁荣及城市化的国度里,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形态(宗教)的权力
源头何在。在这一过程中,我和同事能够用来抽丝剥茧、钩沉探微的,就只有目前发现的各种文物,还有在那些城市和村庄遗迹中发现的建筑
布局和风格。
不过,哈拉帕的文字并非毫无帮助。虽然我们尚无法译出物品上所刻符
号的意义,致使我们难以直接获知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是如何获取并维持
自己的权力的,但通过研究这些文字的使用场景,我们依然可以得出一
些有价值的判断。这些研究,再加上对已在哈拉帕地区沿用了数个世纪
的先进手工制造技术的最新分析,开始让我们对印度河文明的社会权力
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理解。
消失的城市
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现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境内,挖
开了陈年的泥土和垃圾,发掘出两座青铜时代的古城——哈拉帕和摩亨
佐达罗(Mohenjo Daro,意为“亡者之丘”),从而将印度河文明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此前,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曾经有这样一个大国,在贯
穿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冲积而成的富饶平原上蓬勃发展。随后,在印度
西部和巴基斯坦境内进行的勘测和发掘工作,又另外发现了1 500余处
定居点,分布在一片面积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土地上,是美索不达米亚或
古埃及面积的两倍。
尽管生活在古印度河流域的人们并没有制作出不朽的石刻,也没有用大
量的财宝做为陪葬品,但他们修建了一座座规模庞大、规划合理的城
市,还产出了精美的奢侈品,除本地贸易外,还出口至波斯湾、中亚和
美索不达米亚等遥远地区。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镇布局和手工艺品的风
格都存在着相似之处,反映出当时高度统一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19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F·戴尔斯(George F.
Dales,已故)设立了“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这是一项长期性的跨学科研究,后来则由我和哈佛
大学的理查德·H·梅多(Richard H. Meadow)、纽约大学的丽塔·怀特
(Rita Wright)共同主持,并与巴基斯坦联邦考古和博物馆部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开展合作。我们进行了实地
考查和实验室研究,研究最早的哈拉帕定居点,追溯当地曾经出现过的
较大城市的发展历程。这些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出印度河文明发展的数
个不同阶段。
印度河流域城市的经济主要以农产品和牲畜为基础,同时以捕鱼和狩猎
作为补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精英阶层,都可以靠生产商品和进行贸
易获取额外的收入,包括棉花、羊毛纺织品以及种类多样的手工艺品。
哈拉帕最早的村落定居点,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800年之间
[被称为“拉维” (Ravi) 时期],同一时期里,苏美尔人正在修建他
们的第一批金字形神塔(ziggurat)和精心装饰的庙宇,埃及人则在将
他们的统治者以及大量的财宝,埋葬到泥砖砌成的陵墓中。古印度河居
民从事农业的环境与中东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指两河流域及
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由于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而得名)相似,他
们在那里放牧牲畜,种植小麦、大麦、豆类和芝麻。专门的工艺技术沿
着贸易网络,在早期的定居点之间传播开来;同样,一套通用的宗教符
号以及手工制品的风格,也随着这个贸易网络被带到了该地区的各个角
落。
考古学家发现,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小型农业部落,分散在哈拉帕北部和南部的拉维河(Ravi River)沿岸地区,但是这些村庄都没能
进一步发展为更大的城镇。在哈拉帕为数不多的几处拉维时期发掘点
里,调查人员发现了由陶土和石头制造的珠子与手镯的痕迹。其中陶制
饰品有可能是供孩童或平民佩戴的,而更加洋气的石头和贝壳饰品,则
可能是当地上流阶层的专享。通过对这些原材料的细致分析,并对其已
知产地进行比较,考古学家发现,早期拉维工匠所使用的原材料中,有
部分产自300 ~ 800千米以外的地方。陶珠上的纺织品印痕,证明了当时
存在纺织业生产活动,而且有可能同时拥有到棉纺和毛纺这两大种类。
▲印度河流域文明,发祥于约4 800年前,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鼎盛时期总共拥有逾
1 500座城市和村落,面积大小与西欧相仿。
在这处早期的聚居地,还首次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抽象符号,或者说是
象形文字。当前研究显示,在之后形成的印度河文明的文字体系中,这
些符号中有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正如美索不达米亚于公元前3500年
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古埃及于公元前3200年刻在粘土板上的符号一样,也都分别在后来被吸纳到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体系当中。
公元前2800年-2600年期间,哈拉帕发展成了繁荣的经济中心。在形式上,哈拉帕扩张为一座大型城镇,包含两块由城墙环绕的区域,总面积
超过25公顷——大体相当于几座大型购物中心的面积。与此同时,在附
近的一些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村庄。在“果德迪吉安”(Kot Dijian,以
南边的一处地名“果德迪吉”命名)时期,工匠们开发了出了新工艺,用
来生产那些用途更为广泛的产品,比如灰色的烧制手镯和彩陶(一种釉
面陶器),而这些产品通常都会用到高温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石材及其他原料被运往哈拉帕,运输工具可能是
牛车和平底河船。在哈拉帕发掘出了这一时期用红陶制成的牛车和车轮
模型,而之后也有完善的文献记录了车船的使用情况。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些牛和人物的小型雕像,其上似乎还附有纺织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纺织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衣物的重要性也日益提
高,除了日常穿戴的功用,其装饰性功能也越来越重要。
正式的书写体系,即早期印度河文字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在大量的
陶器碎片和粘土制成的印章或印戳上都出现了这种文字。商人们通过印
章来标明自己对仓库或者某批货物的所有权,他们会在绳子或者有人看
守的门上印上粘土作为标签或标记。他们在方形的印章上刻下几何或动
物图案的阴纹,用做商业凭证。由于目前发现的印章数量很少,所以其
使用范围有可能仅限于拥有相当权力的个人或群体,例如地主、商人和
宗教领袖。
发掘工作中,科学家还发现了果德迪吉安时期经济发展的其他标志,特
别是出土了一枚很小的立方体石灰石砝码。这枚砝码重1.13克,正符合
后来的印度河流域各城市所用的标准称重体系。这个发现表明,早在整
个印度河流域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砝码的2个世纪以前,哈拉帕就已经建
立起了一套根据重量来衡量价值的体系,而且可能是用于税金或贡品的
缴纳。
在哈拉帕以及印度河地区,发现许多拉维时期和果德迪吉安时期的陶器
上,都绘有宗教符号,其中包括长角的人形和仪式的图案。同一时期的
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通过军事侵略的方式将不同的地区整合成一
个国家,而在印度河一带的早期定居点中,却没有看到类似的模式。看
起来,哈拉帕的第一批定居者依靠拉维河沿岸富饶的农田及牧场实现了
自给自足,他们通过生产和贸易,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然后通
过宗教活动——而非战争,使自身的地位合法化。哈拉帕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称作“哈拉帕阶段”)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
右,并且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在这段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
里,哈拉帕一直都是印度河流域最庞大、也最强盛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虽然他们似乎还缺少一支军队。在春季和夏末的贸易时节,这座城市会
迎来数百名商人,他们的到来会从附近的农村地区吸引来数以千计的人
群。每年的不同时间里,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可能达到4万~ 8万人不
等。富裕的顾客、商户之间的竞争,都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
网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在整个大印度河流域内的所有定居点遗址
中,考古人员都发现了绘有仪式图案的特殊陶器,同时还有一些独特的
物品,例如石制的立方体砝码和印章,印章上除了刻有印度河文明的文
字符号,还刻画着一头神秘的独角兽图案。
远方的贸易
虽然大部分商贩都在印度河流域地区从事经营活动,但有某些材料却只
能从更远的产地获得。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来自阿富汗和中亚的原料
和成品,这说明在当时已有商贩从这些地区来到哈拉帕,并且带来了天
青石、锡、金、银,可能还有精制羊毛纺织品(后已绝迹)。同时,商
贩也将哈拉帕的谷物和牲畜带回高地,此外还有优质棉花,甚至可能还
有丝织品。不过这些物品都没能很好地保存至今。而在中亚和美索不达
米亚,发掘出了一些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不易腐烂的物品,如红玉髓(红
玛瑙的一种)制成的优雅长珠串,以及贝壳手镯。
在全盛时期,哈拉帕总面积超过150公顷——周界线总长超过5千米,三
座高大的土丘及周边的郊区被环绕其中。而今天的哈拉帕城镇大约拥有
2万人口,仍然占据了古城三分之一的面积。这座城市的建筑和街道布
局经过精心设计,不但可以方便地进出不同的街区,同时还能将公共地
带与私人领域分割开来。泥砖砌成的巨大城墙将每座土丘封闭其中,狭
小的城门每次仅允许一辆牛车通过,起到控制进出的作用。沿着南北和
东西方向的街道,石匠用窑砖修建多层房屋。城中主干道的宽度在8米
以上,部分路段还装有中央分隔栏,可能是用于规范牛车的双向通行。
建设者在城市内部及周边挖掘水井,以提供饮用水。哈拉帕的房屋配有
洗浴区、公共厕所和下水道。房屋的下水道连着更大的主干排污系统,一直延伸到城墙外进行排放。这些下水道被用来排放住宅区的废水,可
以在周围的农田里沉积成肥沃的淤泥。除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外,古时
候再没有哪座城市拥有如此成熟的供水及废水管理系统。即使是约2000年后的罗马帝国,也只有上层阶级的居住区才能拥有类似的设施。
在此期间,印度河文明的抄写员们设计出了一套成熟的书写系统,由
400多个符号构成,被包括商人、地主和祭司在内的社会精英阶层作为
工具,用来对百姓实施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考古学家并不清楚这种文
字是针对哪一种语言设计的,不过很有可能是,这种文字对应不止一种
语言,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那样。除非能有人发现某种形式的双语
对照表(比如一块印度河地区的“罗塞塔石碑”),帮助学者们破解这套
书写系统的密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这套文字被广泛应用于印度河流域的所有主要城市。其中最大的用途便
是刻在印章上,印章上同时还刻有动物图案和祭祀的对象。其中独角兽
的形象是最常见的(目前发现的印章中有65%以上都刻有这一形象)。
当然,也会出现其他动物,包括大象、瘤牛、水牛、野牛、老虎和犀
牛。这些动物符号或许代表着某个重要的氏族或官员阶层;文字可能被
用来标记所有者的姓名与合法性。独角兽符号的普遍使用,说明它代表
的是一个强大而广泛存在的群体,很可能是商人阶层。
除了刻有文字和动物标记的印章外,发掘团队还发现了用来盛放商品的
大型陶罐,上面的刻蚀有可能代表了主人或收货人名字,还有对货品的
说明。研究人员将刻在青铜工具和黄金首饰上的文字解读为人名或价
目。
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刻在块滑石(皂石)制成的石币或石板上的文字和
符号。这些物品上的有很多符号都属于同一个系列,看起来应该是数
字,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数字是用来记账的。而那些文字则可能标注的
是主人的名字,商品的名称及数量,抑或是商品的买家。研究人员发
现,在哈拉帕后续的考古时期中,在类似的粘土板或彩陶板上用印章加
盖戳记这种形式,也已经十分普遍。其中有一部分陶板被故意掰成了两
半,这可能用来代表两方之间的契约,双方各持一半,直到交易或工作
完成为止。此外,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带有特殊标记的铜板上印有文字
和动物图案,而这些铜板在摩亨佐达罗以及哈拉帕得到了广泛地使用,这或许就是印度河流域城市货币制度形式的最早证据。▲欢呼的朝圣者们沿着印度河流域古老的贸易路线,一天走过一座城镇,带着信徒们的祈祷与
供奉前往远方的圣地。
▲在巴基斯坦进行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们,一点点地还原着失落之城哈拉帕那绵长的城墙的本
来面貌,作者(图中远处右方的人群中)则在向游客们解释这处遗址的重要性。
2001年,我们在哈拉帕发现了一个制作印章、刻蚀陶土板的作坊,再加
上之前16年里在当地的发掘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印度河文字发展史的全新年代表。过去,学者们一直把所有的印章和陶土板都混为一谈,但如
今我们可以证明,不同类型的印章和陶土板出现于不同的时期,上面的
文字可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目前,我们正在试着总结
出这些变化发生的具体时间点,并期望这份年代表能为文字的破翻工作
打开全新的局面。
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期间,随着印度河流域城市的人口增长,装饰品、工具和制造技术也越来越多样化。考古学家相信,这些文字发
生的变化反映了两种相互竞争的过程—— 一边是区分城市内不同群体
和阶层的企图,一边是通过推广共同的思想形态来整合这些不同群体的
努力。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发现文字的记录逐渐与一些叙事性的神话场景相结
合,说明这些文字已经开始应用到当地的宗教领域中。精神领袖极有可
能是通过印章和陶土板,将神祇的名字和祭祀仪式的内容传达给普通百
姓的。虽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印度河文化中神祇的名字,但是我们看到
有一个主题反复出现:一名席地而坐、摆出瑜伽姿势的男性形象,头上
带着有角的头饰。有一套叙事图中,一只水牛在这位神祇的面前被献
祭;在其他图画中,他的身边则围绕着凶猛的野兽。印章上也出现过女
性神祇的形象,她有时会头戴有角头饰与老虎搏斗。在许多印章和粘土
板上的,都出现过的同一个主题—— 一位神祇扼住两只老虎的咽喉。
这位神祗有时还被描画成站在一头大象的背上。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吉
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中
也有类似的场景——英雄扼住一对狮子的喉咙。这两幅画面的相似之
处,证明两个文明对于权力和统治有着相同的观念,但是我们并不清楚
这个传说的具体内容是不是从其中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的。
随着开始迎来更多的异域客人,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或许觉得,需要通过
举行公开祭祀和庆典,来巩固主流的宗教习俗,进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
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用来实现这一目的
的手段,就是绘制大型壁画,在石头或砖垒成的墙面上描画统治者征服
敌人的场景,以此起到宗教和政治宣传的作用,但在印度河流域并没有
发现类似的文物。
以前的学者们认为,印度河的城市是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突然遭到废弃
的,但是我们的最新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300
年,也就是在其文明的晚期阶段,哈拉帕确实是有人居住的。事实上,哈拉帕的下水道和城墙均未得到维护,也证明了城市已经拥挤不堪,城内的秩序已然崩溃。当地的遗迹表明,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已经无力继续
控制城市中心的日常运作。权力的倒台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不仅
仅发生在哈拉帕,上层阶级统治了700年的整个地区都被波及。类似的
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大城市里,例如哈拉帕以南的摩亨佐达罗和印度西部
的多拉维拉(Dholavira)。
这场危机最终导致了印度河精英文化的种种印记的中断。绘有祭祀题材
和印度河文字的独特陶器,刻有独角兽及其他动物图案的传统方形印
章,均就此消失。用于税收和贸易的方形砝码被弃用,贸易网络开始瓦
解。沿海地区的贝壳不再被运往北方,平原上的居民区也再也没有得到
过来自北方的青金石(lapis lazuli)。美索不达米亚有一些文献曾经记
载过与一处名为美路哈(Meluhha)的地方进行的贸易往来,这个地方
很可能指的就是印度河流域,但之后的记录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地
方了。
造成印度河文明的衰落与重组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唯一的,而是一系列因
素的综合结果。贸易的增长,以及定居地从印度河向恒河平原和如今的
古吉拉特邦(位于印度西部)一带的扩张,导致印度河的政治和经济体
系过度膨胀。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河流之一,嘎哈克
拉河(Ghaggar Hakra)的河道开始发生变化,最后彻底干涸,令许多居
住点失去了自给自足的基本生存条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纷纷迁往其他
农业地区,或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样的城市,结果导致了人口爆炸
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再加上当时并没有借助军队来强制维持社会完整性
的传统,所以当这些百姓涌入时,领导阶层没有相应的体制来维持贸易
网络和控制人口流动。▲作者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印度河流域的古文物。
制珠工艺
珠子讲述的故事
我们在定居点发掘出的石珠,可追溯至哈拉帕的所有主要历史时
期,这说明当地居民自最初定居此处以来,便一直在制造这些石
珠。其他证据,特别是那些以大量珠宝作为点缀的小型居民雕像,则表明哈拉帕人经常会同时佩戴多条珠串,这些珠串由雕有图案的
彩色石珠串成。部分石珠的生产可能得到了精英阶层的资助,一些
稀有、且制造难度很高的石珠,是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从一些半成品和作坊的遗迹中,我们已经能够整理出在1 400多年的时间里,石珠样式和钻孔工艺的演变进程。工艺的不断改进,很
可能是受到了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刺激,并且得到了富人的资助——
他们希望得到价值更高、更加眩目的饰品。
早在拉维时期,对于高品质石珠的追求就已空前高涨,这推动了制
造方法的不断改良。虽然制作大颗石珠的工艺相对简单,但在这一
时期,最流行的仍是那种较小的石珠,其直径在1.5~3毫米之间,长度为1~2毫米。其制作工艺尤为困难,因为需要打出非常细的穿
线孔(直径约0.5~0.75毫米)。
部分早期石珠由块滑石制成,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块滑石珠,比其他
种类的都要多,而且遍布哈拉帕各地,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从拉维
时期一直到哈拉帕晚期。工匠们利用铜钻,或是直径约0.5毫米、经过硬化处理的灌木刺,在初步成形的块滑石珠上轻松地钻出孔
洞。然后,他们用磨石将这些半成品打磨成适当的大小,并进行抛
光。最后,工人们将其送入窑炉烧制,最终石珠会变成白色,材质
也更加坚硬耐磨。
部分用块滑石制成的珠子特地保留了粗糙的表面,工匠们会用一种
经过仔细研磨的二氧化硅釉料混以氧化铜涂在石珠表面,在加热后
形成一层蓝绿色的釉层。用850℃以上的温度烧制时,块滑石晶体
会脱去水分,转化成更为坚硬的材质,包括方英石、顽辉石和氧化
铝。在印度河流域,许多工匠都采用了这样的流程,这或许就是后
来彩陶饰品、印章和陶土板的制作过程中上釉工艺的前身。
从拉维时期开始,贯穿城市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印度河流域城市
的制珠工匠们,也会加工一些硬度更高的石材,例如玛瑙和碧玉,这就需要另一种钻孔技术:先用石制或铜制工具在珠上开凿,再用
更加坚硬的石钻,钻出孔洞。研究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学者们尚未还
原出这种凿珠技术,因而对具体工艺还不是很了解。不过已知的
是,工匠们会使用坚硬的石钻为珠子钻孔,这种石钻是通过将小片
的石头磨成细长的锥形而制成的。石钻被装到薄木榫上,靠把弓弦
来带动旋转,分别从珠子的两端开始钻到中心位置,形成贯穿的孔
洞。由于这些石钻和珠子的硬度相差无几,所以为高硬度石珠钻孔
的过程非常劳心费力。
公元前26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硬度高很多的
石钻,我们将其称为“欧氏钻”(Ernestite),用来纪念英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J·H·麦凯(Ernest J. H. Mackay),是他首先在巴基斯
坦的强胡达罗(Chanhu Daro)发现了这种石钻。
欧氏钻似乎含有多种矿物成分,初步分析显示,它是一种细粒度的
变质岩,主要由石英、硅线石、富铝红柱石、赤铁矿和二氧化钛构
成。天然的富铝红柱石是很难找到的,通常需要用现代的高温陶瓷
材料来制造。石钻中含有富铝红柱石成分,意味着它们应该是对原
生岩石进行加热处理后的副产品,在当时,哈拉帕的工匠们普遍会
通过这种工艺,来强化块滑石的硬度,令其更容易凿开其他岩石。
虽然我们不知道第一把欧氏钻是在何处制成的,但目前为止,发现
欧氏钻的区域仅限于印度河流域一带,由此可见,它们应是这一地
区的独有产物。使用欧氏钻,工匠们能够制作出精美的玛瑙珠,供
印度河流域的精英阶层佩戴,或是出售给中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
民,甚至是乌尔人(Ur. People,苏美尔人的一支,居住在古美索
不达米亚)。人们通常会把多串长玛瑙珠并排串起,用经过抛光的
铜片加以固定,当做腰带佩戴。
欧氏钻被哈拉帕的制珠匠们沿用了7个世纪之久,直到在公元前
1900年左右时,这种钻孔技术在北方地区消失了,这或许与当时该
地区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出现了中断有关。
但是,哈拉帕人并没有中断给珠子打孔的工作。后来,工匠们开始
使用空心的管状铜钻,配合研磨剂为石头钻孔。之前,哈拉帕人就
一直在使用这种方法制造石戒指和雪花石膏器皿,之后,他们实现
了技术的小型化,使用直径仅1毫米的细小管钻。这种铜钻的效率
虽然不如欧氏钻高,但也可以在较硬的石珠两端,分别钻凿至中心
位置,从而打出贯通的孔洞。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印度河流域的能工巧匠使用复杂的磨削、钻孔和装饰方法,把来自远方的彩色矿石,加工打造成精致的珠饰。
烧制技术
哈拉帕施釉工艺的奥秘
彩陶,这种闪耀着美丽光泽、魅力无穷的釉面陶瓷或石制品,是哈
拉帕的工匠采用复杂工艺创造出的一种高级商品,在印度河文明的
整个历史进程中,都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品。印度河流域出产的彩陶
要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更为坚固,因为在二次入窑煅烧前,其表面会被施上用部分熔化的石英研磨而成的细糊状釉液,通过加
热,这种玻璃质地的粉末与器皿的胎体融合在一起。印度河流域的
工匠们之所以需要一种质地更为坚固的彩陶,是因为要制造出与其
他地区不同的产品,尤其是彩陶手镯。他们还生产非常细小的釉面
石珠,以及用精致的模具制造出刻有书写符号的陶土板,用作货物
进出城市时记账用的信用标牌。
对于哈拉帕的精英阶层来说,彩陶的用途不仅限于装饰和商业,在
仪式过程中也会用到。记录着叙事场景的陶土板,可能是专门为某
种特别的仪式而制造的,被发放给那些参加仪式、并提供捐助或献
祭的人。对彩陶生产技术及生产设施的严格管控,是哈拉帕精英阶
层创造并维护自身地位与权力象征的重要手段。
尽管生产彩陶所用的原材料极易获取,但用来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
最终成品所需的工艺,却要求制陶工人有极为高超的专业技术。他们使用高温窑将粉末状的石英石部分熔化,利用草木灰制成的熔融
添加剂(助熔剂),制造出一种玻璃质地的釉料熔块。随后,将釉
料熔块研磨成细粉,用940℃左右的高温再次煅烧,最后生成胎体
致密的釉面彩陶。如果在釉料中加入氧化铜或蓝铜矿,最后的成品
则会呈现出类似绿松石或青金石般的色泽,即使在炎热潮湿气候中
贴身佩戴,也不会褪色。
在哈拉帕遗迹所在的不同地层中,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彩陶制造工程
中的碎片残骸,但在前后长达70年的考古工作中,他们仍未找到彩
陶窑口的位置所在。我们在2001年发现了一座小型彩陶作坊,这让
我们意识到:一直以来研究人员的搜寻方向都是错误的。这就像发
现了哈拉帕的造币厂,因为这间作坊也被用于制造块滑石板,还有
各种石珠及其他装饰品——所有这些都被用来代表财富。
对作坊内数百件文物的艰苦发掘和测绘,让我们得以还原出制造石
珠、手镯和陶土板的部分工艺流程。在通过模具制造彩陶板时,工
匠们首先将原始的块状块滑石锯成较薄的板胚,然后在上面刻制颠
倒的图案,制成模具。用这些模具制出小尺寸的陶板,并将其放在
由沙子和柴烧粘土制成的陶制容器中——这两种材料在煅烧釉层所
需的高温环境中都不会熔化。为了不让釉面陶板及其他烧制品粘连
在陶质煅烧容器上,还要在容器内侧表面上涂抹厚厚的一层粗糙的
白色粉末,其成分主要是骨头的灰烬,有时则是研磨后的块滑石
粉。
在这间小型作坊所在区域没有发现任何窑口,尽管我们发掘出了大
量的木炭、带气泡的玻璃状黄绿彩陶碎碴,以及破碎的煅烧罐。在
仔细检测过这些容器和用于在煅烧过程中固定这些容器的玻化支架
后,我开始怀疑当时的工匠们所采用的其实是一种新颖的烧制方
法。2001年的夏季,在我的研究生们的协助下,我在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进行了一场实验性的工艺重构,并成功地测试了这一流
程。
似乎哈拉帕的彩陶上釉工人们会用两只煅烧容器组成一座迷你窑
口,而不是使用那种规模更大、更加传统的煅烧建筑。只要利用开
放式的篝火加热,这种迷你窑便能达到为小尺寸物品上釉所需的高
温。在实验中,使用与古哈拉帕人类似的原料和工具,我复制出了
彩陶釉水的配方、煅烧容器和模具。我们将经过预烧的模制彩陶板
和包括块滑石模具在内的其他测试对象,一起摆放入容器中,并盖上盖子。之后将锥形支架置入其中,让盖子的方向始终向上,同时
留出一个小小的开口,以确保火焰能够进入这座迷你尺寸的煅烧室
内部。我将这组装置安放在一小堆柴禾上,然后用更多的柴禾将其
盖住。点燃柴堆后,不断及时补充新柴,让装置始终保持红热状
态。
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煅烧后,就可以在窑盖下面的装置中隐约看到
彩陶成品了,它绽放出深橙色的光泽,同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
味。利用带有电子测温装置的热电偶,我们成功地记录下了实验中
的煅烧温度——935℃,即哈拉帕彩陶釉层成形的临界点温度。我
们不停地添加木柴,将这一温度大致保持约了1个小时。
迷你窑冷却下来后,我和学生们聚在它的周围,观察此次实验的成
果。尽管无法与哈拉帕的大师级工匠制成的彩陶制品媲美,但我们
的确成功地烧制出了彩陶板和彩陶珠。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它证
明了对于彩陶和煅烧块滑石制品的制造来说,罐窑技术是一种非常
高效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留下的残留物—— 一堆木炭
和灰烬、一只破裂的煅烧容器、若干废弃的锥形支架、烧焦的骨头
以及少量不合格的珠子与陶板——与我们在古哈拉帕的作坊中找到
的残留物十分相似。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
印度河文化的变迁
变迁的速度因地区而异,不过到了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 000年,在
印度河流域北部及其以东的恒河流域区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秩
序,并以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及语言为特征。据经书 《吠陀》(Vedas),以及史诗《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和《罗摩衍那》
(Ramayana)等古代印度文学记载,这一地区居住着许多相互竞争的
政权,他们信仰吠陀教(Vedic),讲雅利安语系的语言,如梵语和各
种梵语方言。我们的资料收集工作卡在了一个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印度
河流域定居点,要么在后来遭到风雨侵蚀或人为洗劫,要么就是一直有
人类在那里居住至今,导致我们无法开展发掘工作。哈拉帕和摩亨佐达
罗这两座城市均曾为晚些时候的定居点提供过物资,但供应水平与之前
无法相提并论。
尽管印度河流域精英文化的许多特性都失去了踪影,但这支文化在城市
规划的某些方面以及重要的工艺技术都被传承了下来。印度河地区仍在
继续生产陶器、彩陶、铜器和青铜,虽然为了适应原材料和社会需求的
变化,这些物品在形态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证据表明,哈拉帕
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开始制造玻璃珠,比埃及早了大约200年。
随后的彩绘灰器皿(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800年)期间,印度北部及
巴基斯坦的各个地区开始制作玻璃瓶、玻璃手镯以及玻璃珠。一种风靡
了整个印度河流域北部和恒河地区的新技术——冶铁术,也是在这一时
期出现的。虽然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西亚的也拥有类
似技术,但古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冶铁术却与它们并无关联,是一种独
立发展出来的技术。
印度河文化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索,但近期我们在哈拉帕等地的研究
成果,已经逐渐揭开笼罩在这一重要文明之上的重重迷雾。▲哈拉帕的商人们利用一套标准化的石制砝码,为市场中待售的贵重商品称重。
扩展阅读
Deciphering the Indus Script. Asko Parpol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Excavations at Harappa 1994–1995: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Indus Script, Craft Activities, and City Organization.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5.
Edited by Bridget Allchin and F. Raymond Allchin. Oxford IBH, New Delhi, 1997.
Origins of a Civilization: The Prehistory and Early Archaeology of South Asia. F. Raymond Allchin and Bridget Allchin. Viking Penguin, Delhi, 1997.
Trad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dus Valley: New Insights from Harappa, Pakistan.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29, No. 2, pages 262–280; October 1, 1997.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Jonathan Mark Kenoy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Karachi, 1998.
The Indus Valley Mystery. Richard H. Meadow and Jonathan Mark Kenoyer in Discovering Archaeology, Vol. 2, No. 2, pages 38–43; April 2000.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arappa, visit www.harappa.com
[1] 乔纳森·马克·克诺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主要教授的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和古代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巴
基斯坦与印度地区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城纳巴达的生与死
叙利亚北部的考古发掘,让世人认识了4 800多年前建立的大都市纳巴
达。
它复杂、精妙的行政体系与文化可以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那些传说中的
城市相媲美。
撰文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joachim bretschneider) [1]
翻译 张逸夫贝达尔土丘高台下,古城纳巴达的宫殿遗迹。自 19世纪末以来,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揭开中东地区的古老面
纱,并追溯圣经与那里的渊源。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是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亚述
(Assur)、巴比伦(Babylon)、乌尔(Ur)和乌鲁克(Uruk)的
古城邦遗址都散布于此。废墟中的建筑、泥板和手工艺品,生动地
展现了这段始于5 000多年前的纷繁历史。学者们认为,在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只有南部地区才是权力最早的中心、文明的发源之
地。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等美索不达米亚居民发明了文
字、车轮和啤酒,创造了最早的律法,建立了数学和天文学,并改
进了陶瓷、金属和石器生产工艺。就连圣经中“伊甸园”、“大洪
水”和“巴别塔”的概念,都与这片土地有渊源。巴比伦国王尼布甲
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公元前605-前562年)曾摧毁耶利哥
之墙(Wall of Jericho),并将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
伦之囚”(Babylonian exile)。这一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
历史进程。
长期以来,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地区(现叙利亚境内)一直没得到考
古界的重视,直到最近才出现转机。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后,由
于前往南部遗址的通道遭到了封锁,考古学才家被迫将注意力转向周边
地区。欧洲北美索不达米亚研究中心的马克·勒博(Marc Lebeau)和叙
利亚文物与博物馆管理总局的安托万·苏莱曼(Antoine Suleiman)带领
一支研究团队,开始发掘贝达尔土丘(Tell Beydar)——一座位于哈布
尔河(Khābūr River)畔草原上的台形隆起。团队中还有来自比利时鲁
汶大学的卡雷尔·凡·勒伯格(Karel Van Lerberghe)、威尼斯大学的菲利
普·塔隆(Philippe Talon)、布鲁塞尔大学的卢西奥·米拉诺(Lucio
Milano),以及本文的作者。在北美索不达米亚的草原上,一座台形土
丘,就意味着有一座尘封已久的古城埋藏其下。经过10年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贝达尔土丘并没有令人失望。
在这座28米高的圆形土丘内部,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和年代都几
乎与特洛伊古城相当的复合建筑群。这座城市古称“纳巴
达”(Nabada)。现有证据表明,它在公元前2800 -前2200年的青铜器时
代早期最为繁盛,考古发掘的重点也放在这一时期。我们的目的,是了
解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大城”统治着周围的乡
村,有时还将势力延伸到部分城市。泥板和印章上的文字记载表明,复
杂的城市行政系统就在这个时期发展而成。▲4 500年前宫殿的拱形门道。
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Max Freiherr von
Oppenheim)就指出,叙利亚北部现已荒芜的广大地区,古时曾有密集
的人口聚居。另外,他还勘探了分布在哈布尔河上游的几座更引人注目
的环形土丘。他将这种土丘称作“花环山丘”(Kranzhügel):每座土丘
都由一圈泥砖制成的防御墙围成,这些泥砖现在已被岁月销蚀。冯奥本
海姆认为,这些城镇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建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单一
的政治或文化单元,也就是所谓的“花环山丘文化”(Kranzhügel
culture)。纳巴达以西的楚艾拉土丘(Tell Chuera)的发掘,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可
追溯至公元前2500多年的城市综合体。楚艾拉土丘由晒干的泥砖建造而
成——这在南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中十分常见,但其中的庙宇都沿着
一条大道而建,立在一座座巨大的石台上。
是什么人建造了楚艾拉土丘?他们又来自哪里?这些问题都尚未可知,是我们待解的谜团。贝达尔土丘是仅有的另一个被系统发掘、研究过的
环形土丘,但奇怪的是,它却表现出了与楚艾拉土丘大不相同的特征。
在贝达尔土丘中,我们鉴定出了3个主要的、有居民居住的阶段。研究
人员利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对这3个阶段进行了年代测定,比如对比陶
器的设计风格、测量尘土和有机残骸的放射性碳含量、以及将泥板上的
名字与其他物品上的的名字联系起来等。虽然学者意见不一,但在我看
来,最终测出的年代误差仅在50年到100年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城市
今叙利亚境内哈布尔河沿岸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草原,是包括纳巴达在内众多古城遗址的所在
地。纳巴达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地区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几
个大城市内,包括现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乌玛、乌尔、乌鲁克,和现叙利亚北部的楚
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纳巴达和图图尔。纳巴达及其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
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红线)往来于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
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考古学家在纳巴达发现了各种手工艺品,反映出
当时纳巴达的文化和贸易中心地位。花环城市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开始于纳巴达古城建成之时(大约公元前
2800年)。城市建设者显然有既定的规划,建造了一个直径达600米的
圆形居住区。他们还在城外筑起高高的护坡,并在护坡上建造了一堵5
米厚的城墙,以保护城市安全。被尘土掩埋的外墙上有4个缺口,是过
去洞穿城墙的四道城门。农民和工匠的房子紧挨着城墙内侧,和欧洲中
世纪的城市布局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城墙附近还发掘出大约20座
坟墓。坟墓的底座比地面要高,特征十分明显。
还有些坟墓位于房屋下面。这些墓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提供了
线索。其中一座坟墓的墓室由泥砖建造,出口密封,有一道竖井直通其
中。死者显然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围摆满
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另一座坟墓里则有一把
青铜斧、装满小麦的陶罐和许多其他陪葬品。士兵的陪葬品是他们的武
器,工匠的则是他们的工具。不同的人,陪葬品的丰富程度相差极大,这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层级十分明显。
一些巴比伦晚期的史料把坟墓比作通往阴间的入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
诅咒之地。在古代的中东地区,人们认为死亡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是人
生的一部分。没有人相信自己能够躲开死亡的魔爪,因为每个人自出生
时起,神就已赋予了他死亡。当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35岁,男性45
岁,儿童的夭折率也非常高,这些也不容人们对死亡的事实存有任何怀
疑。死者的亲属会送上食物、饮料等祭品,抚慰死者在那黑暗阴间的灵
魂。显然,纳巴达的市民也拥有类似的信仰。
直径为300米的内环城墙保护着居住区的中心地带。这里的人们可能允
许来往的商人在两道城墙之间过夜,这样既可以让他们避开公路上的劫
匪,又不会对纳巴达城中熟睡的居民构成威胁。发生动乱时,双层结构
的城墙也许还能让周边地区的农民在其中避难。城中央的高地上伫立着
一座宫殿,宫殿四周的街道呈放射状通往各个城门。街道两边排列着一
座座房屋,填满了宫殿到内城墙之间的空隙。房屋和庭院里的废水可以
通过排水系统,汇入街道和小巷底下的管道中。▲象牙做的家具镶嵌装饰,公元前1400年。
▲仪式用花瓶,公元前1400年。在城东,有一座长达27米、墙高3米的宏伟建筑。宽阔的拱形门道把建
筑内的4个房间连通起来,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建筑结构。墙壁上的凹槽
表明,这些房间曾安装过木地板,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以储存谷物或
羊毛。地板下通风良好,才使得上面的物品保持干燥。如此大规模的库
房表明,当时的纳巴达已是相当复杂的经济体。
相对于其规模而言,贝达尔土丘内的房屋数量则少得惊人。一座高达20
米的宫殿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像堡垒一样矗立在中央的高地上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发掘面底下,至少还有20米厚的文化层和另外几
座宫殿的残骸,都是青铜器时代早期的遗迹)。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
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就有大约50个房间。大多数泥砖墙都
保存完好,高达4米,且具有完整的拱形门道。很多房间里的墙面上还
都有精美的白色石灰涂层。
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主要房间里都装饰
着横饰带,上面有土雕出的玫瑰形饰物。沿着楼梯上去,可以到达国王
接见臣民的正殿,用来举行仪式的房间则在更高一层。考古学家通过祭
坛和其他特征辨认出了以上房间,这些房间都各具副室,里面有深达20
米的陶土竖井。小一点的房间很可能用于仪式前的洗礼或清洁,竖井则
起到排水作用。
从大庭院可以到达一个东南朝向的小花园,里面有台阶通往更高处,上面很可能是统治者的住处。宫殿周边都是库房,里面现在还摆着曾经装
满物品的大陶罐。宫殿南部有精致的壁龛和祭坛。统治者遵从古老的叙
利亚习俗,埋葬在此处的地下(我们在2000年发现了未经打扰的墓
穴)。一座具有三间墓室的坟墓埋藏在地板下3米多深的地方。其中的
死者身高超过1. 8米,陪葬品有他所有的武器和大量装在陶制容器里的
祭品。墓室中,一圈石头中央放着一把匕首,另一圈石头围起了一些动
物骨骼,还有一个粘土人像,这些均代表了某种未知殡葬仪式的早期记
录。
1999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有趣的台阶,这说明,有可能存在一条
从外墙南门一直通向宫殿的巨大阶梯。这些阶梯形成了一条坡道,有点
像阶梯形金字塔,并且有庙宇坐落在坡道两边。阶梯、坡道、庙宇,可
能从整体构成了一个壮观的入口,用来迎接显要人物和随行的队列。
▲沙暴、高温和尘土,是考古工作者在宫殿遗址上发掘时面对的几种主要困难。纳巴达的记录
1993到1994年间,考古学家有了惊人的发现:一批泥板详尽记录了宫殿
内的日常活动。从那时起到2005年,我们一共发现了216块用楔形文字
刻写的泥板,该文字常见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大多数泥板都是房
子里地板的一部分,显然它们已经被丢弃并被当做建筑材料重新利用。
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堆从城墙里扔出来的垃圾,其中就有很多泥板。这
些文字记录能追溯到公元前2350年,如此高龄让这些文字成为解读当时
文化的关键所在。
这些泥板有一点很奇怪:刻上的文字是苏美尔文字(Sumerian),可表
达的语言却是闪族语(Semitic)。文献学家推测,闪族人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大规模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当地苏美尔人混合,并最终主
导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由于苏美尔文字是当时唯一的书写系
统,他们便采用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贝达尔土丘的泥板是哈布尔
河地区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古闪族语资料。
闪族人的都城马里(Mari)和埃布拉(Ebla)都曾出土了记录这一时期
的档案。马里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处在南北美索不达米亚之间,充当
了连接两个文化的纽带。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这座城市的势力范围一
直延伸到它的北方地区。埃布拉位于叙利亚西部,由一支意大利考古队
在1968年发现,领队是罗马大学的保罗·马提亚(Paolo Matthiae)。考
古学家在此找到了刻有很多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描述了纳加尔
(Nagar)和马里之间的贸易关系。据记载,纳加尔位于南美索不达米
亚群山之间的一条国际贸易线路上,山中盛产矿石,其主要中心城市是
基什(Kish)。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瓦尔特·萨拉伯格(Walther Sallaberger)破译了部分
泥板上的文字,内容提及纳巴达管辖下的一些周边小村庄。一组文本讲
述了纳巴达管理旅行者的方式,精确记录了发给人和动物的食物配给
量。有一次,11支商队带来了44头中亚野驴(现在生活在伊朗北部的野
驴的一个亚种),一共停留了4天,消耗了城内大量的谷物。纳巴达城墙内的生活
纳巴达建于公元前2800年左右,为一个直径达600米的圆形聚集区。早期的居民在城周围隆起的
护坡上,修了一堵5米厚的城墙来保卫城镇。在遗址开始发掘之前,城市外墙的残骸和中央高地
就已在叙利亚沙漠中清晰可见。从护坡上发掘出大约20个坟墓,其中一座坟墓里有一道竖井直
通墓室,墓室用泥砖建成并密封。死者明显是一位身份显要的官员,他以胎儿的姿势蜷着,周
围摆满了武器、珠宝和陶器,以使他顺利通往来生。直径300米的内墙保护着聚集区的中心——
坐落在20米高土丘上的纳巴达宫殿。皇室宫殿群覆盖了大约60米长、50米宽的范围,仅第一层
就有大约50个房间。从开阔的中央庭院可以轻松地去往宫殿中很多房间。▲发掘之前的贝达尔土丘,摄于1927年。
▲城墙附近的墓室。▲纳巴达城堡高地上见到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惊人美景。
另一篇文字提及了纳加尔城的君王,他在公元前2 350年左右统治着纳
巴达。在举行重大会议或祭祀活动时,他会在纳巴达“省内”进行巡视。
还有一块泥板上列举了为一名叫作帕巴(Paba)的女性所准备的佳肴,她很有可能是马里的王后,也就是伊布卢里尔国王(King Iblul-il)的妻
子。她的到访说明,纳巴达还具有广泛的政治关系。
印章上的图案同样揭示了古城中的一部分日常活动。宫殿中的高级官员
拥有精雕细琢的圆形柱石,用于擀平粘土块,以封印门、容器和文件。
我们在贝达尔土丘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印章,通常出现在陶罐上,储藏
室的门上,还有正殿和庙宇的入口上。这些房间的门可能只在特殊场合
才会打开。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格丽塔·扬斯(Greta Jans)在我们的团队
中负责印章雕刻材料方面的研究。据她所说,很多印章都是微型的杰出
作品,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
动。
历史学家现在已经知道,在公元前3000 -前2500年这段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中心。因此,才产生了现
在伊拉克境内的基什、拉格什(Lagash)、乌玛(Umma)、乌尔、乌
鲁克,和现在叙利亚北部的楚艾拉、埃布拉、马里、纳加尔、沃克什
(Urkesh)、纳巴达和图图尔(Tuttul)等城市(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
洛伊和黎巴嫩海岸上的比布鲁斯最早也产生于这个时期)。每个城市都
有防御工事、宫殿、储存区和寺庙建筑群等。
相对而言,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了解较多。兴旺
繁荣的农业生产允许人们集体喂养一些牲畜,食物的富余为手工艺和管
理技能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铜等原材料的繁荣贸易又刺激了中央集权的
发展,同时也催生了战争。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就是文字了。
纳巴达的文字
在印章印出的图像上能看到纳巴达的生活场景。印章要在某个物件
上印出图像,人们首先得精心雕刻一枚柱石,接着在柱石上裹满湿
润的粘土,然后用在柱石,在罐口、文件,甚至房门上滚动。滚动
后,粘土会留在物件上,当粘土干燥,就会在物件上留下印记。很
多这类印章描绘了庆典活动、商路上的队伍、战争景象和外交活动
等。上图的这枚印章展示了马车在宗教仪式和战争中的作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城市是否遵循了类似的模式尚不甚明了。北方的大
城市很可能和南方一样,也控制了大片区域以及贸易要道。纳巴达及其
周边城市似乎充当了中继站的角色,为沿着古商道往来于安纳托利亚
(Anatolia,今土耳其)和巴比伦王国之间,或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
原之间的商队提供补给。同南方一样,显赫的家族和长老会统治城邦,并向当地的神明献祭。随着定居点的增多,人们也会为了争夺用水权、农业用地、牧场和商道的控制权而引发武装冲突。
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历史学家想知道,是谁建立了纳巴达及其他北部城
市,他们从何而来,说何种语言,他们的社会又遵从怎样的政治和道德
准则呢?此外,纳巴达看起来与另一座环状台形遗址——楚艾拉土丘相
差甚远(楚艾拉土丘比目前贝达尔土丘发掘出的建筑层都要古老,因此
无法直接进行比较)。楚艾拉遗址有宏伟的石质建筑,而且更值得注意
的是,15年来的发掘活动都尚未在那里发现任何文字证据。比起楚艾
拉,纳巴达可能和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城邦的交往更为密切,而南部城邦
又与土耳其文明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在长达500多年的繁荣后,纳巴达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被废弃,原因尚
未知晓。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其他的已知城邦也都于这一时期衰落。阿卡
德帝国(Akkad)的国王们曾征服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也许是
他们像对待埃布拉那样,烧毁了纳巴达。但是,我们在纳巴达只能找到
少许火灾或其他破坏的痕迹。
某些建筑上的变化或许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就在纳巴达居
民弃城而去的不久之前,他们为宫殿新添了一个圣坛,而且重新装修了
几个仪式用的房间。这样的宗教活动会不会是由诸如干旱一类的自然灾
害所引起的?宫殿的墙壁上有很多深深的缝隙和裂纹,是否代表了一段
地震活动频繁的时期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哈特穆特·库纳(Hartmut
Kühne)提出,有可能是人口急剧增加导致该地区自然资源过度开采,使得人们最后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也有可能仅仅只是商路上
经过的商队减少,导致北部城市经济衰落而已。
贝达尔土丘在此后又短暂地恢复了使用。然而,在公元前2250年左右,它又遭到了劫掠、衰落和侵蚀。在之后的一千年里,起源于东安纳托利
亚山区的胡里安人(Hurrian)来到了这一地区,建立了新的都城,比如
沃克什,后由乔吉奥·布切拉蒂(Giorgio Bccellati)和玛里琳·布切拉蒂
(Marilyn Buccellti)在莫赞土丘(tell Mozan)发掘而出。约公元前
1600年左右,一个名为米坦尼王国的胡里安人政权在哈布尔河地区发展
成为帝国。米坦尼王国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达到巅峰,领土从地中海沿
岸一直延伸到伊朗西南部的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在纳
巴达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大都市陨落了1 000年之后,胡里安人又在它的
废墟中安顿下来。
在西侧防御城墙外侧,包围着纳巴达旧王宫的下属城镇中,初步的发掘
工作已经确认了一些米坦尼时期遗迹的所在位置。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
件有公羊头形装饰的仪式用花瓶,还有一组刻有狮子和公牛的象牙浮
雕,可能是用于镶嵌家具的。但是,胡里安人并没有建造宫殿,而且此
时整个贝达尔土丘远没有在其全盛时期作为纳巴达时的重要性了。
随后,米坦尼帝国也迎来了自身的灭亡。在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征服
了哈布尔河地区。从他们的都城亚述到巴比伦的西北,这些好战的人在
公元前1100年之后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甚至一度推进到埃及。提及亚
述人,他们的敌人无不胆寒。据说他们会把对手的所有人口全部驱逐出
境,且不分年龄和性别地展开屠杀。亚述人入侵者在胡里安人居住过的贝达尔土丘下属的城镇定居下来,但
时间非常短暂。巴比伦人和米堤亚人(Medes,来自当时的波斯)联合
兵力攻击了他们。在尼尼微——亚述帝国最后也是最为繁盛的都城——
于公元前612年化为灰烬的时候,先知那鸿在《旧约》里写道:“凡听到
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
随着亚述帝国的灭亡,贝达尔土丘再一次归于尘土,恢复宁静。
一种新的语言
在纳巴达发现的文字很独特:文字是苏美尔语,但表达的语言却是
闪族语。贝达尔土丘的泥板(如右图)代表了哈布尔河地区发现的
最大规模的旧闪族语资料。语言专家已经破译了符号所代表的含
义,下面右图给出了一个词汇参照样本。扩展阅读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Marc Van De Mieroop. Blackwell, 2003.
Tell Beydar, the 1995–1999 Seasons of Excavations. Edited by M. Lebeau and A. Suleiman.Brepols, 2003.
La Mort en Mésopotamie. A. Berlejung and J. Bretschneider in Pour la Science, No. 315,pages 48–54; January 2004.
Third Millennium Cuneiform Texts from Tell Beydar (Seasons 1996–2002). L. Milano, W.Sallaberger, P. Talon and K. Van Lerberghe in Subartu XII. Brepols, 2004.
[1] 约阿希姆·布雷特施奈德在德国明斯特大学从事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也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和新鲁汶大学的副教授。布雷特施奈德带领德国明斯特大学的考古团队,从
1992年到2000年在贝达尔土丘参与欧洲和叙利亚的合作发掘工作,也曾在叙利亚海岸上对特维尼遗址(Tweini,古代为吉巴拉,Gibala)进行发掘。马什干沙皮尔:
兴于战争,衰于战争
马什干沙皮尔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个时期十分短暂。
传统上,我们认为早期城市社会的权力分配是集权式的,但马什干沙皮
尔遗址却挑战了这一看法。
撰文 伊丽莎白·C·斯通(Elizabeth C. Stone) 保罗·齐曼斯基(Paul Zimansky) 翻译 阳曦
公元前2000年左右,马什干沙皮尔到达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国以拉尔萨为中
心,马什干沙皮尔则是王国的第二首都。在这座城市里,进行着政治、商业、制造业和宗教仪
式等各方面的活动,本文作者认为,马什干沙皮尔的权力结构更可能是协商式的,而不是集权
式。
伊 拉克南部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是那些古老城市的遗址,近200
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考察这些遗址,殚精竭虑地研究遗址内的人
工制品。这些城市的建筑时间前后绵延约5 500年,每座遗址的残
垣断壁和相关的人工制品,分布范围方圆可达1英里(约1.6千
米),有些废墟的高度超过100英尺(约30.5米)。巴比伦(Babylon)、乌尔(Ur)、乌鲁克(Uruk)、尼普尔(Nippur)
和启什(Kish)等地的遗址,提供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物质文
化的大量证据。这些城市的居民使用的书写媒介是不易损毁的陶
板,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详细书面证
据。
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古老城市的整体结构和社会构成,我们仍知之甚
少,这背后有各种原因。矛盾的是,有时候证据太多反而会让我们无从
下手。遗迹的规模太过庞大,哪怕是资金最充裕的野外考察团队,也只
能在每座遗址内挖掘一些小的碎片。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家辛苦探索出
来了城市的大体建筑分布,却无法确定这座城市在某个特定时期中的面
貌。古代的人们有时候会修改、拆除原来的建筑,有时候会在旧建筑的
基础上修筑新的房子。你也许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
试图了解伦敦,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们眼前的遗址里既有现代的摩天
大楼,也有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和诺曼式的城堡,甚至还有罗马式的要
塞。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要想还原它在某个特定时期的面貌,几乎是不
可能的。
长期以来,城市社会学家一直认为,当代城市的整体规划,可以反映当
地的社会结构模式。我们对一些非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城市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古代城市。如果某座城市权力高度
集中,那么在这样的城市里,行政、宗教、制造业和贸易中心会聚集在
一起,周围分布着精英阶层的居住区。反过来说,如果某个地方的权力
由一些不同的群体共同分享,社会各阶层都有决策权,那么它的城市规
划里就没有这么明显的中心聚集区。在这些分散型的城市里,富人和穷
人的房子在各个居住区里都有分布,反映出精英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密切
关系。
那么,人类的早期城市到底是中心型还是分散型的呢?考古学家一直倾
向于前者,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理由,再加上我们最近在一座名
为马什干沙皮尔(Mashkan-shapir)的遗址内的一些发现,这一传统看
法就需要修正了。对美索不达米亚遗址的早期发掘主要集中在宫殿、庙
宇等代表财富与权力的建筑上,于是研究人员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修建
这些建筑的社会,其结构也是中心型的。但是,我们过于关注这些重要
建筑的物质遗址,以至于忽略了一个事实: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本记录
里,并未明确区分各个社会阶层。与此相反,他们却记录了召开全体会
议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学界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偏见。历史学家认为,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现代社会里根本找不到
类似古代城市的存在。但是,有一部分学者可能过于“先入为主”了,他
们以一些经过充分研究的(中心型)城市遗址为基础,脑子里形成了一
套“前工业化城市”(preindustrial city)的固化模式,但他们却没有考虑
到,古代的城市结构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成固化印象以后,他们就
几乎不再去考虑古希腊以前的城市面貌,有时候甚至只考虑中世纪的欧
洲。
结果,研究人员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结构与后来
那些欧洲城市类似——有着稳定的农业基础、每块土地都有固定的价
值。但实际上,游牧业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十分重要,所
以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哪怕是那些开垦出来的
耕地也并不稳定:每年的洪水泛滥、水分的大量蒸发和耕地的快速盐碱
化,使得土地的状况总在不断变化——肥沃的农田和果园也许很快就会
变成荒地与沼泽,或者反之。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权力很难长期集中
在某个特定地区。在西非、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和殖民时代的美洲大陆,都有许多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文明,这些文明留下的详细书面记录表明,它们的组织结构十分多样;从中我们还能发现,稳定的农业用地与社
会、政治的中心化程度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
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就一定是中心型的。▲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上图)。由
于地理位置靠近底格里斯河,马什干沙皮尔(下图)开始崛起;它控制着来自北方上游地区许
多货物的贸易。
沉睡的遗址
当我们决定,寻找一个只在某一段时期有人居住的城市,从而探索城市
的组织结构时,我们发现了马什干沙皮尔。
城市的寿命短暂,它的遗址才能更好地反映当时真实的城市面貌;通过
对遗址结构的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这座城市是处于祭司和国王的威
权之下,还是由社会各阶层协商管理。当时,我们要寻找的是这样一座
城市:它达到了城市规模,但在其他方面与学界曾经调查过的那些著名
的古代城市非常不同——这个地方在短时期内有人居住,但被遗弃以
后,相对来说受到的干扰不大。
逐一查阅了其他考古学家搜集的伊拉克所有古代遗址资料后,我们选择
了罗伯特·麦克·亚当斯(Robert McC. Adams)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
的一处遗址。亚当斯给这个遗址编了号,但没有命名。
1987年1月,我们首次拜访了这处遗址,当时的环境并不理想。那时候
正值两伊战争期间,在我们到达遗址那天,伊朗发起了对伊拉克的“最
后进攻”(final offensive)。尽管如此,我们仍能看到遗址内到处都是人类居住时留下的痕迹。遗址直径超过0.5英里(约0.8千米),断壁残
垣、陶器、坟墓甚至古运河都清晰可见。大部分残骸的历史可追溯到公
元前2000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残骸的数量和质量清晰地表明,近期
到过这里的只有贝都因人(bedouin,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
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和他们的驼队,而且他们基本上没动过这
里的东西。
直到两年后,我们重新来到这里,这片遗址依然没有名字。1989年的那
次考察刚开始不久,我们在城门遗址附近偶然发现了一大块烧制陶片,上面有楔形文字。我们立即清理了150块类似的碎片,并将它们拼了起
来,发现上面刻的是纪念城墙落成的铭文,有多份相同的副本。检查到
第三块陶片时,我们发现上面的4个符号里有3个清晰可辨——“马什干
沙皮尔”(Mashkan-shapir)——这个名字属于一座城市,它曾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那段历史非常短暂。
马什干沙皮尔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时候,它还是美索不
达米亚文明边缘地带的一座牧羊小村,那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如果
不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那些政治纷争,马什干沙皮尔也许一直都是个
默默无名的小地方。进入公元前2000年后不久,以乌尔为中心、曾经控
制着整个冲积平原的帝国分崩离析。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几个城市为
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其中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城市是伊辛
(Isin)和拉尔萨(Larsa)。拉尔萨的势力可能更强,但伊辛在幼发拉
底河畔的位置远在拉尔萨的上游,所以它能够阻止来自西北方的重要商
品(例如木材、金属和石材)流向下游的竞争对手。为了应对这一情
况,拉尔萨转而控制河谷东部地区,保障自己与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通
畅。所以,作为拉尔萨在北方的前哨,马什干沙皮尔迅速膨胀为一座城
市,最终成为王国的第二首都。
伊辛被击败后,马什干沙皮尔的地位并未动摇,因为在公元前18世纪早
期,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下的巴比伦同样要争夺对商路的控制
权。不过,汉谟拉比节节胜利,很快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大部分
地区,马什干沙皮尔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地位。公元前1720年左
右,马什干沙皮尔被遗弃了,曾经给城市带来繁荣的河道也因年久失修
而破损,这座城市消失在了沙漠中。
在马什干沙皮尔短暂的繁华期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量历
史证据为我们勾勒出了下面这样一幅画面。作为仅次于拉尔萨的第二首
都,马什干沙皮尔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大量外交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它还是通往底格里斯河的商路门户。最后,马什干沙皮尔还有一座供奉冥
神涅伽尔(Nergal)和美索不达米亚其他强大神灵的神庙。因为其他美
索不达米亚的大型城市的主要职能也是行政管理、宗教和贸易,所以马
什干沙皮尔的城市结构对其他类似城市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宝贵的实地考察
对马什干沙皮尔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十分珍贵,因为一方面需要时间来
募集资金,另一方面该地区时局不稳,纷争不断。1987年和1989年,我
们分别进行了两次为期3周的初步考察。1990年1月到5月,在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美国东方研究
学院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得以对当地展开连续考察。我们全面探查了马
什干沙皮尔遗址的地表情况,并借由空中勘测,绘制了遗址内主要建筑
的地图,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挖掘工作,以确定地表遗迹与地下残骸之间
的联系。我们还利用卫星图像来了解当地的地理情况。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考察并返回美国后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
得外国人无法再进入该地区开展考古工作。我们曾经希望,有朝一日我
们能依靠已有的研究成果,对马什干沙皮尔遗址进行发掘。因为要了解
这座古代城市如何运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现在我们得知,从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多处极具考古价值的遗址都遭
到洗劫,这种破坏行为自2003年以来更加猖獗,马什干沙皮尔也深受其
害。2004年1月,麻省艺术学院(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Art,现改名
为麻省艺术与设计学院)的约翰·M·拉塞尔(John M. Russell)乘坐直升
机拍摄了一张马什干沙皮尔遗址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遗址的核
心区域大部分已经遭到彻底破坏。
绘制马什干沙皮尔的地图并不容易。这座城市留下的残骸几乎称不上是
传统意义上的遗迹。现场风蚀严重,哪怕是年代最近的建筑也已被夷为
平地,较沉重的人工制品直接暴露在地表。整片遗址内只有少数遗迹的
高度超过2米。
所以在考察过程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较大型的建筑结构,例如城墙上的
通道。实际上,只有从空中观察,才能看到马什干沙皮尔城墙的大体轮
廓,有些地方的城墙已经彻底消失。所以空中勘测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
要。利用现场的强劲风力,我们用风筝把相机送上了天。风筝的高度会
随风速变化,所以拍下来的照片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对众多区域反复拍
摄了大量照片,希望借此弥补相机高度不一带来的偏差。城市规划人员和地理学家有一种专门的辅助软件,可用于分析卫星图片并绘制地图。
多亏了这款软件,否则我们航拍的1 600张照片根本没法用于制作地
图。我们将勘测场地划分为边长50米的网格,在每个格子的角落放置了
可在照片中显示出来的十字标记,以标明方向并补偿相机晃动造成的失
真。这样拍摄下来的照片通过数字化处理校正,再以统一的比例尺重新
拼接起来,就得到了足以确认遗址地表每块砖头确切位置的细节图片。
我们还按照同样边长50米的网格,在地面上徒步考察,以辅助空中勘
测。考察组的一位成员按照预先设计的模式,走过每一个格子,确保无
一遗漏,并在关键地貌和人工制品处插上标志性的小旗子。我们在地图
上按照密集度的不同,标出了散落的砖头碎片、陶器残片、铜矿渣或陶
渣、窑的残骸和柏油。之所以没有标出单独的每一件物品,是因为它们
的数量实在太大了。根据对部分地区的取样研究,我们估计,遗址地表
超过指甲盖大小的陶器残片至少有3 000万片。 考察期间,我们还在地
图上绘出了坟墓、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的平台、运河河岸和城墙的痕
迹,并发现了1 200件以上的人工制品,包括工具、武器、首饰、雕塑
残片、饰板、小雕像、小模型和完整的罐子。丰富多样的人工制品,彰
显了这座短命城市的复杂性。
为了了解马什干沙皮尔周边地区的地理情况,我们参考了法国一颗
SPOT遥感卫星于1988年5月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底格里斯河的
古河床位于马什干沙皮尔遗址附近,这解释了为什么这座城市离最近的
现代水道有20英里(约32千米)以上的距离。照片上还能看出,一系列
发源于底格里斯河的运河,曾在这座城市中纵横交错。
多姿多彩的城市
城区地图
马什干沙皮尔城区面积约为1平方千米,被运河分成5个区域。宗教
活动和行政活动区域的遗迹位于城市边缘。私人房屋和石匠、铜
匠、陶匠的作坊遍布城市其他区域;铜匠的店铺沿着中区的主街道
分布。各行业与生活区的分布相对均衡,说明在这座城市里,不同
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杂居在一起的。运河之城
根据以上发现,我们了解了马什干沙皮尔的很多情况。和那个年代的其
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外围有一圈泥土砖砌成的城
墙,墙上开有几座城门。我们已确认的城门有三座,其中两座用于陆路
交通,位于主运河附近;这大概是因为那时候和现在一样,道路都沿着
重要的水道修建。第三座城门的门楼分别位于一条运河的两侧,可能曾
用于调节水流或水路交通。
让人惊讶的是,这座城市的某些城墙地段远离人口密集区。居住区与城
墙之间有一片空地,里面只有6座独立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是仓库。根
据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记载,商品交易在城门附近进行,所以这片地
区可能是某种市场。运河附近还有另一片明显的空白区域,则可能是一
座花园。我们早就知道一些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有类似的花园,因为学界以前曾发现过一块石板,其历史比马什干沙皮尔遗迹晚几个世纪,那
块石板上面绘制了尼普尔的地图,显示尼普尔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有一座
巨大的花园。
马什干沙皮尔的市区被运河分为5个区域。城市中央是一个四边形区
域,它的东西南北4个方向外各有一个较大的区域。最大的区域位于东
北方,被运河分割成了小块。运河的两个交汇处有宽阔的港湾,这里必
然曾是贸易中心。
城市里的很多建筑都沿着水道修建,运河也因此融入了整座城市的“肌
理”。据我们所知,马什干沙皮尔并非唯一一座以这种方式构建的城
市,不过其他地方的运河已被沉积物淤塞,不容易看出走向。其他城市
遗址里的街道,也常常被碎屑遮盖,而在马什干沙皮尔,街道也勉强还
能看清。在马什干沙皮尔,有的街道沿着运河修建,有的分布在各区内
部。在一条街道跨越运河的地方,我们还能看到烧结砖砌成的桥梁(也
可能是两座码头)留下的遗迹。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遗址中,我
们还发现城市里除了主要的街道以外,还有一系列通往独立房屋的小
巷,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补充。
航拍照片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界标。西区里有一堵墙围起了一块地方,还有一堵墙屹立在中区南部。这两堵墙都类似乌尔的内墙,在乌尔,这
样的内墙里围着的是主神庙周围的圣地。 由街道、运河和内墙组成的
马什干沙皮尔城,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功能的?
我们从废墟中发现了各种活动发生的地方。
马什干沙皮尔的涅伽尔神庙,应该是这座城市最引人注目的地标。它矗
立在一座平台或是庙塔上,从几英里外都能看到,这座神庙代表着权
力,就像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平台的遗迹由烧结砖和泥土砖砌成,台
上的神庙应该是南区(这片宗教区被一条运河分隔了出来)最重要的建
筑物。这个地方曾有一些与实物等大的陶瓦塑像,题材包括人类、狮
子、狗和马,考古学家发现了70块这样的塑像碎片,证明了这些平台的
宗教意义。虽然在马什干沙皮尔兴起的那个年代,小型神庙的入口处也
常常有狮子塑像作为装饰,不过考古学家只在伊辛之类的大城市里发现
过人类和动物塑像,这样的塑像比狮子的更为复杂。
在这条运河对面的中区里,有另一块相对次要的宗教区域,那里也有一
座平台——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在宗教区外发现的平台。这一区域
里有大量墓葬遗迹,还有密集的陪葬品,例如首饰和武器。这里也有一堵墙将该区域与其他地方分隔开。在其他美索不达米亚遗址里,坟墓主
要出现在生活区,马什干沙皮尔也有很多坟墓位于生活区,所以这片独
立的墓地也许意味着当地社会中的某些人(可能是与宗教中心或行政中
心有关的人)拥有独立的墓葬区,很可能还有附设的庙宇。
这座城市的西边还有一片高墙环绕的区域,我们认为这里是城市的行政
中心。该区域内有一系列非常有规则的建筑结构,明显不同于杂乱无章
的私人房屋。同时期的马里城(Mari)内有一片宫殿,马什干沙皮尔的
这些建筑显然无法构成宫殿,但它的行政功能可能类似前者。就像其他
城市里的宫殿一样,马什干沙皮尔的这片独立区域也位于城市的边缘。
此外,1990年考察期间,我们曾从该区域的建筑中发掘出大量未经烧制
的陶土密封物,上面有刻石封印留下的印记;这些陶片系在栓门的绳子
上或是嵌在储存罐的封口处,非常类似信件上的蜡封。民居里不会有这
样的物品。这片区域内也有一些奇怪的东西,这里密集分布着饰有马什
干沙皮尔主神涅伽尔和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的战车模型。我们很
难弄清这些小型双轮车辆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在一个官方行政区域里发
现了这么多相同的模型,它们不可能是玩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
模型可能在某些法律事务(例如宣誓)中用来代表相应的神祇。
人人平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3个特殊区域,马什干沙皮尔的其他区域则没有太多特
别之处。城市内的其他区域的人工制品都可看作是生活用品——小雕
像、小型工具和武器、普通的首饰(例如贝壳环),以及房屋和墓葬的
遗迹。
城市内的大片空间,由主干道和运河,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如果
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座城市就不是靠财富或社会地位来划分居住区
域的。石碗和金属物品(用外来材料制成,凝聚了大量的劳动力)的分
布相当均衡。如果某个区域的金属制品出现得更加频繁,那么就可以假
设该区域是精英阶层的居住区。但马什干沙皮尔没有这样的情况。圆筒
印章(古代的办公印章,它本身也价值不菲)的分布也没什么特别的规
律。
我们还发现,制造业也广泛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烟囱工业”似乎比
较集中,例如制陶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东南方的下风方向,但手工匠的作
坊在居住区中的分布则很随意。不过,城里还有其他制造业区域。比如
说,铜匠——铜矿渣标明了他们的作坊所在地——的店铺集中在中区的主街道附近,不过我们在位于东南方的区域,发现了大量装饰性的石头
和与之相关的研磨机。陶器生产集中在两个地方,陶渣和窑的废墟“暴
露”了它们的所在之处,分别位于城市的北部和东部,这两片制造业区
域都聚集在流经本区的小运河附近。简而言之,制造业的分布和房屋、人工制品的分布一样,没有中心化的特征。
文明之源?
我们对马什干沙皮尔的考察结果显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社会结
构)并不是高度中心化的。虽然我们清晰辨认出了宗教中心与行政中
心,但它们只是遗址南部的两片独立区域。事实上,这两个中心彼此孤
立,然后又被主运河与城市其他区域隔离开来。此外,这两处可能的权
力中心远离商业区,也就是港口和已确认的城门。看起来,货物的生产
必然掌握在遍布居住区的工匠手里,这些居住区里既有平民也有精英阶
层。
马什干沙皮尔的整体组织结构表明,文字资料并未误导我们,美索不达
米亚城市里的居民的确广泛参与了本地的管理。这一结论可能反映出早
期的社会结构:如果在古巴比伦时期,也就是马什干沙皮尔的全盛期,公民生活在相对非中心化的体系里,那么当地政权似乎不太可能稳固掌
握在少数精英的手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要在征服与威权的进程中寻
找文明的起源,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本文作者 伊丽莎白·C·斯通和保罗·齐曼斯基合作,从事中东地区古城市
的研究已有30多年。1979年,斯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她在美国纽约石溪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齐曼斯基于1980年获得芝
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目前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
扩展阅读
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Michael Roaf. Facts on File, 1990.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J. Nicholas Postgate.Routledge, 1992.“霍比特人”改写人类进化史
最新研究显示,最早走出非洲的古人类并非直立人,而是一群比直立人
更古老的人类。
撰文 凯特·王(Kate Wong) 翻译 邢松
在弗洛勒斯岛上发现的这具人类骨骼非常奇怪,由它引发的一系列争论,让人们怀疑直立人可
能并非首批迁移出非洲的古人类。
2004 年,一支由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上发掘一个名为梁布亚
(Liang Bua)的洞穴时,发现了一具不太完整但非常特殊的成年女
性人类骨架:身高仅约一米,脑容量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科学家
把这具骨架命名为LB1,但它很快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霍
比特人”(hobbit),得名于英国作家托尔金(Tolkien)的著作《指
环王》中的虚构种族。这个研究团队认为,LB1和他们找到的其他
散碎遗骸,来自于一个未知人类种属——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可能是从非洲迁徙出来的直立人的后裔。他们推
测,由于岛上资源有限,弗洛勒斯人在进化过程中变得矮小。据文
献记载,这种现象也曾见于其他哺乳动物,但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生
过。
这一发现震惊了古人类学界——不仅因为弗洛勒斯人是“岛屿法
则”(island rule,在岛屿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小动物的体型就会增
大;相反,如果食物缺乏,大型动物就会变小)的首个人类实例,似乎
还与“人类大脑容量会随着进化而逐渐变大”的观点相悖。在发现LB1的
同一地层中,科学家还找到了很多猎杀动物的石器和烤炙肉食留下的灰
烬残余。对于这种脑容量仅与黑猩猩相当的生物来说,猎杀动物、烹饪
已经是相当高级的行为。更让人惊讶的是,LB1生活在距今18 000年
前,也就是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等人类近亲消失的好几千年后。
有人怀疑,LB1不过是一个因患病而发育不良的现代人。自科学家宣布
发现LB1以来,怀疑者就不断提出各种可能的疾病——从呆小病
(cretinism)到Laron综合征(一种遗传疾病,患者对生长激素不敏
感),来解释这位远古女性的奇怪体征。但这些论断并不能让“霍比特
人”的支持者信服,相反,他们找到的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怀疑者。
奇怪的骨骼化石
尽管如此,一些新的分析结果还是让科学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最初对“霍
比特人”某些重要特征的解释是否合理。最近的发现也迫使古人类学家
重新审视,把古人类首次走出非洲作为人类进化史上的转折点是否正确
(本文的“人类”是指,与黑猩猩进化分离后人类世系包含的所有种
属)。
最新研究表明,LB1的很多身体特征都极为原始——这或许是最让人吃
惊的发现 (至今,科学家已在梁布亚洞穴中发现了14个古人类的骨骼
标本,但LB1的骨骼标本是最完整的)。从发现LB1之初,科学家就把她拿来与330万年前的露西对比(露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因为两
者的身高和脑容量很相似。分析结果显示,除了体型,LB1与露西等直
立人之前的人类祖先还有不少共同特征,有些特征甚至与猿类相似。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威廉·扬戈斯(William Jungers)曾在一篇
文章中指出,他们在分析LB1的脚部特征时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
LB1的脚部呈现出少量现代人的特征,比如她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并排
在一起,而不像猿类和南方古猿那样分得很开。但总体而言,LB1的脚
很原始:长约20厘米,相当于股骨长度的70%。在人类中,这样的比例
可谓闻所未闻——一般说来,现代人脚长仅为股骨长度的55%。在这个
特征上与LB1相似的物种,除了托尔金在《指环王》中虚构的大脚“霍
比特人”,就只有矮黑猩猩了。此外,LB1的大脚趾较短,其他脚趾较
长且轻微弯曲,没有足弓,这些都是很原始的特征。
扬戈斯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在此前的人类化石中,科学家从未发现这
样的脚部特征。”这使得“霍比特人”奔跑不便。盆骨、腿和脚部特征都
显示,“霍比特人”已能直立行走,但由于他们腿短而脚长,行走时要想
避免脚趾拖地,就必须把腿高高抬起。或许,为了不被弗洛勒斯岛上的
科莫多巨蜥抓去当晚餐,“霍比特人”可以短距离冲刺,但绝对不擅于长
跑。
如果“霍比特人”只有脚具有原始特性,科学家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他
们是直立人的矮小后裔,脚上的原始特性不过是身体矮化过程中发生的
进化倒退现象。但事实是,在LB1的整副骨架上,原始特征随处可见:
她手腕上的小多角骨(trapezoid)呈锥形,与猿猴类似,而在现代人
中,这块骨头呈靴子状;她的锁骨短而弯曲,现代人的却更长更直;她
的盆骨形状与南方古猿相似,像一个盆,而直立人及以后人属成员的盆
骨都呈漏斗状从脖子以下的部位来看,LB1更像露西及其他南方古猿,而不是人类,但从她的头骨来看,似乎又不是这么回事。经测量,LB1
的大脑容量仅有417立方厘米,与黑猩猩和南方古猿相当,但窄窄的鼻
梁、突出的眉弓却明确告诉人们,LB1是人属的一员。
智人向“霍比特人”学习?
分析“霍比特人”在9.5万年前~1.7万年前使用过的工具时,科学家
发现,这些矮小古人类仍在使用非洲奥杜威文化时期(约200万年
前)的工具制造技术。他们还发现,在1.1万年前,居住在梁布亚
的智人竟沿用了这种古老的制造技术,这一发现催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智人与“霍比特人”可能有过交流,并学会了他们的工具制
造技术。
揭秘“霍比特人”兼具“现代头骨”和“原始躯干”的人类化石并非只有LB1。人属最早的成
员——能人(H. habilis)就具有这种“新旧结合”的特征。因此,随着
对“霍比特人”颅下骨骼的细节特征分析日渐深入,科学家越来越觉得这
一矮小人种可能是一种原始人类,而不是直立人的后代,因为他们认为
直立人体型已接近现代人。
上述观点得到了最新分析结果的支持。为了弄清楚“霍比特人”与其他人
属成员的关系,当时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德比·阿格(Debbie
Argue)及其同事采用遗传分类法(通过观察生物共有的、新出现的一
些特征,厘清生物体之间的关系),比较了LB1和其他人属成员及猿类
之间的解剖学特征。
在一篇发表于《人类进化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文章
中,阿格和同事根据分析结果,指出了“霍比特人”在人类进化树上可能
存在的两个位置:一个位于230万年前的“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1972年发现于肯尼亚鲁道夫湖)之后,但在约200万年前出现的能人之
前;另一个位置在能人之后,但在直立人(出现于约180万年前)进化
出现之前。更重要的是,阿格并没有找到弗洛勒斯人与直立人存在紧密
联系的证据,因此这让“‘霍比特人’是直立人在岛屿上的矮小后裔”的观
点受到了强烈冲击(这项研究还排除了“霍比特人”属于现代人类的可
能)。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是比直立人更原始的早期人类,那就很好解释LB1
的大脑为什么这么小,因为相对于直立人的平均水平,人属早期成员的
大脑灰质要少很多。然而,在脑容量这个问题上,阿格的分析并没能给
出完美的解释。在所有人属成员中,能人的估测脑量最小,只有509立
方厘米,而LB1的脑量比这个“最低值”还要小20%左右。
岛屿矮化效应可能是“霍比特人”脑量大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吗?发掘出
LB1的科学家首次把这位古老女性的微小脑量归因于岛屿效应时,很多
批评家反驳说,根据人属成员体型与脑量的比例关系,LB1的脑量实在
太小了。一般说来,如果哺乳动物患了矮化病,脑量只会稍有缩小。但
2009年5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岛屿上的矮化哺乳动物
可能是个特例。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埃莉诺·韦斯顿(Eleanor
Weston)和阿德里安·利斯特(Adrian Lister)发现,在马达加斯加这个
非洲岛国上,一些矮化河马化石的脑量明显小于标准模型的预测值,因
此根据“河马模型”,他们认为直立人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脑量与
体型的比例关系完全可能变得与LB1一样。这项研究给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在同一期《自然》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
在韦斯顿与利斯特的研究报告之后。利伯曼在文章中写道,要解释“霍
比特人”的脑量为何如此之小,韦斯顿与利斯特的发现堪称“雪中送
炭”。
尽管不少科学家仍赞同最初的观点——“霍比特人”的脑容量小,是因为
受到岛屿矮化效应的影响,但梁布亚洞穴考古项目的协调者、澳大利亚
伍伦贡大学的麦克·摩尔伍德(Mike Morwood)认为,LB1及其同类是
人属的早期成员,在踏上弗洛勒斯岛之前,他们已经比已知最矮小的直
立人更为矮小。来到岛上后,矮化效应对他们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霍比特人”遗留的器具也暗示,他们是非常原始的人类。在发掘梁布亚
洞穴初期,科学家发表的初步研究报告主要关注的是,与LB1从同一土
层出土的少量石器。他们认为,对于脑容量如此小的人类来说,这些石
器的复杂程度令人惊讶。在一些科学家看来,能制作出这类工具的“霍
比特人”肯定是现代人类,而不是一个新种。但不久后,澳大利亚新英
格兰大学的马克·W·摩尔(Mark W. Moore)和英国剑桥大学的亚当·布
鲁姆(Adam Brumm)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霍比特人”制作的都是基
本工具,与其他脑容量较小的人类制作的工具很相似。摩尔和布鲁姆认
为,在梁布亚洞穴出土的看似高级的工具可能是偶然诞生的——“霍比
特人”制作过成千上万件工具,偶然出现一件高级工具并非没有可能。
为了制造工具,他们可能会先从洞外的岩石上打下大块石片,再在洞内
把大块石片打碎,做成小块石片。除了“霍比特人”,还有其他早期人类
使用这种简单的石器制造技术——在梁布亚洞穴以东50千米处一个名为
Mata Menge的地方,科学家发现了88万年前的石器工具,此时弗洛勒斯
岛上的现代人类还远未出现。但对于是谁制作了这些工具,科学家并不
清楚,因为这里至今没有人类遗骸出土,不过科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
是梁布亚洞穴中“霍比特人”的祖先。此外,出土于梁布亚洞穴和Mata
Menge的石器,与科学家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
的石器惊人的相似,后者可能是距今120万~190万年的能人制造的。
欣谷地区神秘的骨架拼图
至今,在弗洛里斯岛上的梁布亚洞中,科学家发现了14具古人类的
骨骼标本,最完整的一具被称作为LB1,绰号“霍比特人”,拥有几
乎完整的骨架,生存在距今1.8万年前。LB1的许多特征类似于猿和
南方古猿 (比如著名的露西),但也有些特征与现代人类接
近。“原始”与“现代”的这种组合,使科学家很难确定“霍比特人”在
人类进化树上的位置。野外笔记
挖掘霍比特人
梁布亚(右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穴,地处弗洛里斯岛西部的
丘陵地区。发掘至今,科学家已发现14个“霍比特人”的骨架、成千
上万件石制品、巨蜥、剑齿象、巨鼠以及站起来有3米高的食肉鸟
类化石。从10万年前~1.7万年前,“霍比特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山洞
中,他们选择这里,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穴靠近一条河,河水能吸引
许多猎物来此喝水。科学家正在寻找一些线索,以解释“霍比特
人”在这里居住数万年后为何突然消失。目前,他们希望能找到第
二个小型头骨,以证明LB1及其他“霍比特人”并不是患有疾病的现
代人类,而是一个新种。如果能在一些骨骼或牙齿中发现适用于分
析的DNA,对研究也会有重大意义。▲“霍比特人”化石所在的土层很深,一直延伸到地下很潮湿的地方。为了防止塌方而伤害
到工人,研究人员使用了一个很精密的支柱系统。▲在挖掘坑中,研究人员小心地清理泥土,露出骨骼和工具。在将有价值的标本放进塑
料袋前,他们必须将每件标本的确切出土地点记录清楚。同时,清理掉的泥土也会被送到地面,以进行细致的挑选。
▲一名发掘人员正在检查一根巨蜥肋骨。在这个地点,出土了很多石制品,表明“霍比特
人”可能猎食了这只巨蜥。▲科学家要细致筛查从挖掘坑中运出的泥土,以发现那些可能遗漏的骨骼和工具碎片。
在发掘点,科学家聘请了当地村民参与发掘工作,这些村民经过三道程序,来对泥土进
行筛查:第一步用手挑选;第二步用筛子筛;第三步将泥土运到洞穴外的水田进行清
洗,然后再筛,以获得更小的牙齿或骨骼碎片。
谁最早走出非洲?
某种意义上,“霍比特人”并非直立人后裔的观点,要比最初的看法更具
革命性意义。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的戴维·S·斯特雷特(David S. Strait)
说:“过去几年,古人类学界有一个极具争议的假说:约在200万年前,人属的一个原始成员走出非洲,他的后裔生生不息,直到几千年前才彻
底消亡。”科学家长期认为,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到其他大陆开辟
疆土的人类成员,因为在非洲大陆以外发现的人类化石中,直立人最为古老。为什么是直立人而不是更早的古人类首先走出非洲?科学家的解
释是,只有进化出了较大的大脑、更长更适于远距离迁徙的肢体,并发
明了先进的工具制造技术后,人类祖先才可能离开非洲。
迄今为止,人类走出非洲的最古老确凿证据来自于格鲁吉亚共和国——
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178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很多人认为,首先走出
非洲的人类成员可能很粗壮,能制作设计巧妙的工具,但“格鲁吉亚
人”的发现颠覆了这个观点,因为这些古人类比直立人矮小,仅能制作
奥杜威文明时期的工具 (距今200多万年,以简单的石制砍砸器、刮削
器为特征),而不是比较先进的阿舍利工具(Acheulean implement)
——科学家本以为,首批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应该能制作这些工具。但
不管怎样,“格鲁吉亚人”仍属于直立人。
如果“霍比特人”确实不是直立人后裔,人类祖先首次走出非洲的时间可
能就要比此前认为的早几十万年;这些人类祖先也不会是直立人,而是
另一种早期人类——他们与露西等小型猿人的共同点要比考古学家预想
的多得多。这就是说,如果科学家仔细勘查,在非洲和东南亚之间的某
个地方找到20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填补人类进化史上的这段
空白,弄清楚是谁最早走出非洲。
一些科学家对这个假设不以为然。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罗伯特·
马丁(Robert Martin)说:“在寻找‘霍比特人’祖先的这条道路上,我们
走得越远,就越难解释一个起源于非洲的人类世系,为何只在小小的弗
洛勒斯岛上留下些许遗迹。”马丁也认为“霍比特人”不是一个新种。在
他看来,LB1是现代人类,因患某种未知疾病致使脑量变小的可能性并
未完全排除——到目前为止,LB1是脑量已知的唯一一位“霍比特人”。
马丁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确定,除了导致脑量变小,这种未知疾
病是否也会使LB1的身体变得像南方古猿一样。
同时,更多学者在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如果LB1生存在200万年前的
非洲,她不会引发争议,但问题是她生活在1万多年前的印度尼西
亚,”美国史密森学会的马修·W·托谢里(Matthew W. Tocheri)这样说
道,他分析过LB1手腕骨。不过他补充说,还有更多的“霍比特人”化石
有待发现,这可是一个好消息。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罗宾·W·丹内尔(Robin W. Dennell)说:“很多科
学家对亚洲的古人类化石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研究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很
多惊喜。”他推测,甚至南方古猿就已开始向非洲以外迁徙,因为在300万年前,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就已蔓延至亚洲。“当然,我们需要在弗
洛勒斯岛及其邻近岛屿(如苏拉威西岛)、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发现
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丹内尔说。
摩尔伍德正在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除了在梁布亚和Mata Menge搜寻,他还帮助协调了苏拉威西岛上的两个考古项目,婆罗洲也已成为他的目
标。不过,在大陆上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比较困难,因为在这些地
区,与“霍比特人”同时期的岩石很少暴露出来。但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如
此重大,困难根本不能阻止科学家探索的步伐。托谢里说:“如果在未
来15年内,我们没有在这些地区发现新的化石证据,我可能会考虑是不
是我们弄错了,但我估计,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人类生存记录。”
发现
寻找“霍比特人”的祖先起初,研究者认为LB1和其他“霍比特人”是直立人的后代,为了适
应岛上有限的生活资源而变得身材矮小。但新的研究发现,“霍比
特人”比直立人更原始,进化出现的时间可能与能人差不多(能人
是人属最早的成员之一)。这些研究暗示,“霍比特人”与其他早期
人属成员一样出现于非洲,但在到达弗洛勒斯岛之前就已经变得很
矮小。到达岛上之后,他们只经历了轻微的矮化过程。开辟道路教科书告诉我们,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祖先,在180万年
前扩散到各个大陆。但“霍比特人”告诉我们,最早走出非洲的应该
是一个更原始的祖先,这个过程应发生在大约200万年前。如果真
是这样,古人类学家就必须找到化石证据,来证明人类在200万年
前从非洲扩散到东南亚的这段历史。
“霍比特人”的发现者迈克·摩尔伍德正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
的两个地点寻找更多的“霍比特人”遗迹。他认为,在尼亚石洞
(Niah cave,位于婆罗洲北部)的进一步发掘,有望找到比梁布亚
洞穴中更古老的古人类遗迹。在大陆上寻找古人类遗迹比较困难,因为这一时期的岩石层很少暴露出来。扩展阅读
The Primitive Wrist of Homo floresiensi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minin Evolution. Matthew W. Tocheri et al. in Science, Vol. 317, pages 1743–1745; September 21, 2007.
A New Human: The Startling Discovery and Strange Story of the“Hobbits” of Flores, Indonesia. Mike Morwood and Penny van Oosterzee. Smithsonian, 2007.
The Foot of Homo floresiensis. W. L. Jungers et al. in Nature, Vol. 459, pages 81–84; May 7,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nd the African Oldowan. Mark W. Moore and Adam R. Brumm i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he Oldowan. Edited by Erella Hovers and David R. Braun. Springer, 2009.
Homo floresiensis: A Cladistic Analysis. Debbie Argue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
LB1’s Virtual Endocast, Microcephaly and Hominin Brain Evolution. Dean Falk et al. in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in press).冰人奥兹传奇
冰人奥兹是最古老且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完整的衣着和装备,以
及肠道内的食物残留,提供了5 300年前人类生活的重要信息。经过多
年的研究,科学家得出了有凭有据的结论,这些结论与原来的推断大相
径庭。
撰文 詹姆斯·H·迪克森(James H. Dickson)
克劳斯·厄格尔(Klaus Oeggl) 琳达·L·汉德利(Linda L. Handley)
翻译 董继平
1991 年9月的一天,天气晴朗,一对夫妇在高高的阿尔卑斯山
脊上徒步旅行,在融化的冰雪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体,于
是立即返回临时歇息的小棚屋,向当地警方报警。警方认为,这具
尸体可能是多年以前的登山失踪者,因为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冰
川遍布裂缝,每年都有不少登山者不幸失足,命丧黄泉。
然而,当这具遗骸送到附近的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后,鉴定结果令人大
吃一惊。当地一所大学的考古学家康拉德·斯平德勒(Konrad Spindler)
断言:这是一具史前时代的男性尸体,已经死去了好几千年!斯平德勒
和其他一些科学家推断,死者的尸体及遗物一直封存在冰雪中,直到最
近撒哈拉沙漠吹来大量的沙尘,又时逢天气异常暖和,所以才导致了冰
雪消融,让这具在冰雪中沉睡了几千年的尸体重见天日,让他的头颅、背部和肩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发现保存如此完好的新石器时代遗骸,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这具被称
为“冰人”(Iceman)的遗骸,生活的年代不仅远远早于从丹麦泥炭遗址
中发掘出来的铁器时代的遗骸,甚至比神秘的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还要
早。更令人称奇的是,冰人衣着整齐,就连随身携带的各种用具,也都
完好无损。
“冰人”的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媒体开始大肆炒作,研究人员也作出了
种种臆测。斯平德勒更是别出心裁,精心编织了一个灾难故事。按照他
的说法,“冰人”在他所居住的村庄受了伤,逃到山上来避难。由于伤势过重,再加上精疲力竭,他已经奄奄一息,于是倒在一块巨石上便开始
睡觉,哪知道这一睡就是整整5 300年。当时大雪纷飞,很快就把他的
身体掩埋在白雪之下。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在白雪的保护下,他没有
落入凶残而饥饿的野兽之口。加之冷冻脱水,他的尸体得以保全,我们
才有幸目睹这位史前人类的容颜。冰人遗体的发现,堪称考古学上的奇
迹,但当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也没有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因此在把他从冰雪中发掘出来时,很多宝贵的考古资料都遭到破坏,就
连遗体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1992年夏天,考古人员对现场进行了
仔细彻底地发掘和清理,又发现了许多重要证据,包括大量有机物质
(比如种子、叶子、木材、藓类植物等)。这些资料的发现,让冰人曾
经的食谱大大丰富了起来,尤其是藓类植物,原来就从冰人的衣物里找
到不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科学家致力于分析这些植物,以及从遗
体的肠道中取出的样本,发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改变了人们最初对冰
人的粗略看法,并逐渐还原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冰人奥兹发现于阿尔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处,那里的冰雪终年不化。压在他身上的冰层,将他的头皮损坏了一块。他的尸体俯卧在一块巨石上。有证据表明,他是在过去的融冰期中,漂流到这个地方的,这点与我们以前的认识相反。
横空出世
发现冰人的地方,是位于海拔3 210米的奥兹山谷( tztal Alps),因此
人们便把冰人称为“奥兹”。奥兹的遗体隐藏在一个浅岩凹处中,靠近意
大利境内的豪斯拉布居须(Hauslabjoch)山口,距奥地利边境仅有92
米,在意大利的许纳斯陀(Schnalstal)与奥地利的艾特陀(Ventertal)
之间(见地图)。奥兹的姿势有些别扭,他面朝下俯卧在一块巨石上,左臂压在身体下面,朝右边伸出,而右手则卡在一块大石头下面。他的
随身用品和衣物散落在四周,一部分冻结在冰里,其中有些东西离他有
好几米远。3个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对奥兹身上遗留的植物、奥兹遗体的
组织标本以及他的随身物品,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均证明奥兹生
活在5 300年以前。
奥兹的身体特征非常明显。身高1.59米,算不上魁梧,他的身材与今天
许纳斯陀地区的很多男子相仿;对奥兹的骨头研究表明,他年龄为46
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了;DNA分析则表明,奥兹来自中北欧,这似乎显
而易见,但其意义在于,这个结论把他与地中海族群区别开来,而地中
海族群就生活在南边不远之处。
科学家发现,奥兹身上有一处先天性缺陷:他没有第12对肋骨。分析表
明,他还在世时,他的第5~9对肋骨曾经断裂过,后来又愈合了。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的小威廉·A·墨菲(William A. Murphy, Jr.)认
为,奥兹身上的其他多处骨折和胸廓畸形可能是死后由于冰川的压力以
及挖掘时的破坏导致的。这些死后才发生的骨折,让人们对先前的灾难
说产生了怀疑。此外,科学家还发现奥兹的头颅上缺失了一小块头皮,估计是冰的压力造成的,而并非遭到打击或者腐烂所致。这也是人们不
再相信灾难说的原因之一。
奥兹是否死于暴力?这仍然是一个谜,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奥兹
生前的健康状况堪忧。漫长的时间消磨掉了奥兹的大部分表皮、毛发和
指甲,但是拥有现代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还是从他的遗体上找到了一
些能显示他健康状况的记录。在奥兹身上,只剩下一块指甲,在这块指
甲上有3条博氏线(Beau's line,指甲上出现的横沟,表示营养不良或得
了某种会暂时影响指甲生长的严重病症)。这三条线是一个重要线索,它们证明,奥兹在死前的6个月里,曾经三次病倒。最严重的是最后一
次,大约是在他死前两个月,持续了两周的时间。维也纳大学的霍斯特
·阿斯波克(Horst Asp ck)发现,奥兹的肠道里残留有鞭虫的遗体。鞭
虫会引起腹泻、痢疾,损害寄主的身体。不过,鞭虫到底给奥兹带来了
多大的伤害尚不清楚。
尽管奥兹的大部分皮肤已经消失,但仍可在没有表皮的皮肤上,看到许
多简单的碳粉纹。这些纹路并非装饰,很可能是疾病治愈后的残留。有
些纹路正好通过或接近中国传统医学中所谓的“穴位”(acupuncture
point),还有一些则在奥兹可能患关节炎的部位,如腰椎、右膝和脚踝
等。这些惊人的巧合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或许奥兹曾经接受过某些类似
于中国针灸的疗法的治疗。不过,英国法庭科学服务中心(Forensic
Science Service in London)的彼得·瓦内兹斯(Peter Vanezis)和意大利
维罗纳大学的佛朗哥·塔利亚罗(Franco Tagliaro)通过X光检验,并未
发现奥兹患有明显的关节炎。
在奥兹左脚的小趾头上,发现了冻疮的痕迹。他的牙齿严重磨损,说明
他的年龄已经不小,食用的食物可能也比较坚硬。另外,在他的衣服
里,还发现了两只跳蚤,但没发现虱子。不过,由于他的表皮已经缺
失,就算有虱子,可能也跟着倒霉了。
“高档”装备
根据奥兹身穿的衣服以及随身携带的用品,科学家不仅获得了奥兹本人
的一些信息,而且对他所在的族群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他的随身物品
来看,他的族人已经适应了当时的生活环境,并且开始利用一些自然资
源,比如岩石、菌类、植物及动物。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学
会了开发新资源,例如燧石和铜矿。利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奥兹动用身
边的资源,充分地装备自己,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
在奥兹身上,穿戴着绑腿、腰布以及用鹿皮和羊皮做成的夹克,因此相当暖和。他披着用草和树皮纤维做的斗篷,戴着用熊皮做的帽子。脚上
穿的是一双“高档”皮鞋:熊皮鞋底、山羊皮鞋帮和鞋面,鞋里面是柔软
的干草做的内衬。看得出来,为了抵御寒冷的天气,奥兹煞费苦心,做
了充分的准备。
在他腰间还发现了一把铜斧和一把燧石短刀。根据分析,燧石来自于南
方150千米外的加尔达湖。燧石短刀的制作精美实用,白蜡木做成的刀
柄不仅美观而且韧劲十足,不易断裂,就算在今天,白蜡木做的刀柄也
很常见。在他身边有一张尚待完成的长弓。奥兹可能是一位用箭高手,因为他选用了最适合做弓的木材——张力十足的紫杉木。在奥兹的兽皮
箭筒内,还留有14支箭,其中仅有两支装上了羽毛和燧石箭头,不过都
已经被折断。14支箭中,只有一支是由忍冬木和山茱萸两种木材做的,其余13支都由忍冬木做成,这些箭杆有共同的特点:长、直、细、坚
硬。
奥兹的腰间还有一个口袋,里面装着一套打火用具,包括一种长在树上
的多孔菌,名叫木蹄层孔菌(tinder fungus),以及用来打火的黄铁矿
与燧石等。另外,一个专门用于打磨燧石的小工具也躺在离他不远的地
方。在一条兽皮绳上,串着两个桦木多孔菌,这是一种草药,含有药物
成分(三萜类物质),可能是奥兹用来治病的。除了以上这些,科学家
还发现了一张破烂不堪的网、木制背架以及两个用桦树皮做的小包。在
一个小包里,还装有木炭与树叶,或许是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的吧。
地图
冰人奥兹生前可能走过的路
发现冰人的地点(图中红圈)位于奥地利与意大利交界处。最初人
们以为该地点在奥地利境内,因此把遗体送到了奥地利的因斯布鲁
克。不过,后来官方确认冰人遗址位于意大利境内,于是冰人又被
送到意大利,目前放在博尔扎诺市专为冰人设置的博物馆内。本文
作者主要根据冰人体内的植物遗留,推测冰人的最后旅程(桔色
线)可能是从居佛堡附近出发,穿越许纳斯陀,最后攀上了陡峭的
提森陀(Tisental,见下列地形剖面图)。迪克森等人到现场进行
了考察,从冰人身上及附近的沙砾中,共发现了80种藓类植物。而
现今只有20种生长在冰人遗址附近。粘在冰人衣服上的藓类,以扁
枝平藓为最多(绿圈表示它现今的生长区域)。这种藓生长最茂盛
的地方是南边的居佛堡,冰人身上的其他植物,许多在那里也有。根据考古证据,居佛堡存在史前人类定居点,冰人也许就来自那
里。来自何方
奥兹遗体是在阿尔卑斯山脉被发现的,这里的山谷均为南北走向,山谷
的两边则是威严的大山。因此从地形上来看,奥兹要么从南而来要么从
北而来,肯定不会从东西方过来。通过对植物的分析,科学家认为奥兹
应该来自南方。在许纳斯陀的南端,有一座古老的中世纪城堡叫做居佛
(Juval)。在那里,已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遗址的海拔高度要
比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低了2 000多米,直线距离却只有15千米。人们
在居佛发现了不少与奥兹有关的开花植物与藓类,而离发现奥兹的地点
最近,并有这类植物的地方就只有居佛。如果史前时代的居佛也生长着
这类植物,那么这里可能就是奥兹的故乡。
在整理奥兹的衣物时,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植物碎片,包括一大把疏林带
的大型藓类植物:扁枝平藓(Neckera complanata)。在奥兹遗体发现地
的南北两面,都长有这类植物,只是南边更近一些。在居佛周围,扁枝
平藓很常见,长得也还比较茂盛。但德国夫琅和费建筑物理研究所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Building Physics)的沃尔夫冈·霍夫鲍尔
(Wolfgang Hofbauer)发现,在距离奥兹发现地仅5千米的佛纳格
(Vernagt),扁枝平藓更多、更茂盛,而且这里的海拔也只下降了1
450米。最近,因斯布鲁克大学植物学研究所(University of Innsbruck
Institute of Botany)的亚历山德拉·施米德尔(Alexandra Schmidl),在
取自奥兹结肠部的标本中,发现了牛舌藓(Anomodon viticulosus)的碎
小叶片。牛舌藓与扁枝平藓都长在许纳斯陀的最低处。
如果居佛不是奥兹的故乡,那会是哪里呢?毗邻居佛、位于阿迪杰河谷
(river Etsch)、拥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什高(Vinschgau)可能就是
答案。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北边,最近的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在几十千米之
外,但是在文特陀(Ventertal)或奥兹陀( tztal)的其他地方,还未发
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果奥兹的故乡确实是在许纳斯陀海拔最低的
地方,或者说在文什高,那么他的族群肯定享受着四季如春的气候,因
为这里相对温暖、冬季持续时间短,并且一般不会下雪。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沃尔夫冈·米勒(Wolfgang Müller)先对奥兹的牙
齿釉质、骨骼以及肠道中的同位素成分进行了分析,又对奥兹遗体所在
地的砂土、水质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奥兹最初可能在埃萨克山谷(Eisack Valley)的布里克森(Brixen)附近出生、成长,后来才迁徙
到了文什高。
冰人食谱
科学家从奥兹的消化道中取出标本,研究其中的植物遗留,从中可以清
楚地知道奥兹最后几餐吃了什么。这项研究正在进行中,本文作者之一
厄格尔已经从中发现了原始小麦(二倍体小麦)的麦麸。这些麦麸非常
细,因此很可能是先磨成了面粉再烤制成面包,而不是直接做成麦糊。
标本中还有一些细微碎片,它们表明奥兹还吃了其他食物。意大利卡梅
里诺大学的佛朗哥·罗洛(Franco Rollo)领导的团队通过DNA分析奥兹
肠内的食物遗留,鉴定出食物中有红鹿和野生阿尔卑斯山羊的肉。在奥
兹遗体附近,还发现了山羊颈骨的碎片,以及一颗完整的黑刺李的果
实。黑刺李果实小,味苦,外观与李子非常相像,奥兹可能是随身带着
一些干果,以备不时之需。
科学家在奥兹的消化道中,还找到了几种藓类。从未有证据表明人类曾
以藓类为食,更别说以它为主食了。但是在5 000多年以前,人类并没
有专门用于包装、填塞和擦拭的材料,而藓类植物用于这些场合,却是
既方便又现成的。欧洲各地的许多考古发现,在北欧中世纪粪坑里找到
的藓类植物,最显然的作用是当手纸。如果奥兹是用藓类来包装食物,那么,在他肠道内发现几片扁枝平藓叶子碎片,就能解释了——或许是
奥兹进食时无意中吃下的。
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遗骸,分析其骨骼和毛发中的碳-13、氮-15等稳定
同位素的丰度,可以了解有关饮食的信息。氮-15可以揭示食物中动植
物蛋白质的比例,而碳-13可以表明食物中的植物类型,以及遗骸的主
人当年究竟是以海生食物还是陆生食物为主。
结果,同位素证据与其他方面的证据相吻合,证明奥兹是一位杂食者,既吃植物也吃动物。他从食物中摄取的氮,大约30%来自动物蛋白,其
余则来自植物蛋白。今天的“狩猎-采集”部落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源比
例,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同位素证据还显示,奥兹的食物中大概没什么
海生食物。这一结果合情合理——因为他住在远离大海的地方。▲冰人遗址处在遍布岩石的冰雪地区,现在当地已树起了一个纪念碑。图中3人所站之处,正好
就是当时尸体躺着的地方。这张照片摄于2000年夏,与往常一样,当时冰雪并没有融掉,因此
岩凹底部的巨石与砂砾并没有露出来。▲居佛堡,位于许纳斯陀最下方。那些在冰人遗址发现的植物,现在仍在许多地方有生长,但
是居佛堡是距遗址最近的生长区。
身份之谜
如今,当地的牧羊人在每年6月把牲口从许纳斯陀赶上高地牧场,到9月
才带下山来,这也许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奥兹的遗体发现地在一条传统
山路附近,无怪乎一开始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位牧羊人。然而,他的衣着
和用具,没有一样能证明他是牧羊人。他身上及周围找不到一丝羊毛,脚边没有牧羊犬,手里也没有牧羊人的弯柄杖。他身上以草和韧皮纤维
做的斗篷,倒是为牧羊人假说提供了某些证据,因为现代巴尔干地区牧
羊人的服饰与他的斗篷有几分相似。不过,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下定
论,因为据我们所知,当时斗篷也是旅行者的标准行头。此外,厄格尔及其团队发现的另一个证据,也不支持奥兹是牧羊人这一
假设。考古学家在发现奥兹遗体的地方的附近,找到了100多粒动物粪
球,通过分析这些粪球后,就能判断这些粪球是来自于野生动物(野山
羊和岩羚羊),还是人为饲养的家畜(绵羊和山羊)。这些粪球是在
199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中采集到的,通过碳-14同位素测年,得出的结
论是,这些粪球的出现时间大约为公元前5400-公元前2000年。分析结
果最后显示,粪球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野生动物的排泄物。这一发现
进一步否定了当地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季节性大规模放牧的猜想,同时
也让奥兹是牧羊人这一假设更加站不住脚。
科学家对奥兹仅剩的几丝头发进行了化验,发现其中有高含量的砷和
铜。一些已经发表的研究称,这是由于奥兹干过炼铜的活。但是,英国
萨里大学的杰弗里·格赖姆(Geoffrey Grime)现在认为,头发中砷和铜
的含量异常高,可能是奥兹死后,能够固定金属的细菌在他身上活动的
结果。他还指出,检测到的铜不是在头发里面,而是在头发表面。另一
个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俗称铜藓(Mielichhoferia elongata)的藓
类,喜欢在含铜的岩脉上生长,这更说明了铜是在奥兹死后才粘到他头
发上去的。本文作者之一迪克森在冰人遗址发现了铜藓,在英国政府的
自然保护机构“自然英国”(English Nature)服务的罗纳德·D·帕利
(Ronald D. Porley),也发现了这种藓类。
另一种假说认为,奥兹是到阿尔卑斯山上猎野羊的猎人,他身上的长弓
和箭可为证据。然而,如果他在死亡前正忙于打猎,为何弓没做好,也
没上弦?箭也没簇没羽,而有簇有羽的两支箭却又是断的关于奥兹身
份,还有种种猜测——他是亡命徒、燧石贩子、巫师、武士……巫师之
说还算有点靠谱,因为他携带的菇类或可用作药物和通灵,其余的则多
为无稽之谈。
他杀?
2001年7月,意大利博尔扎诺(Bolzano)地区医院的保罗·戈斯特纳
(Paul Gostner)和爱德华·埃加特·维格尔(Eduard Egarter Vigl)宣布,他们用X光在奥兹左肩下方的背部发现了一个箭头。这一发现立即被媒
体闹得沸沸扬扬。如果这支箭伤到了动脉,奥兹可能在中箭后的几个小
时内就身亡了,如果没有伤中要害,他可能在中箭后还存活了好几天。
要想解开这个谜,需要高超的技巧,既将箭头拔出,又不能破坏伤口。
后来,埃加特·维格尔和德国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安德烈亚斯·G·内利希(Andreas G. Nerlich)
再次检查了奥兹的尸体,发现在奥兹的右手掌有一道3.7 厘米长的戳
伤,受伤时间大约在奥兹死前的3~8天。研究人员不知道,两道伤口是
不是同时获得的,不过如果是同时获得,则可以说明奥兹在中箭后还存
活了好几天。
2003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汤姆·洛伊(Tom Loy)还提出了一种说
法,奥兹可能参加了一场战争,因为在他的衣服上沾有别人的血迹。不
过,这种说法只在新闻招待会和电视上出现过,并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
论文发表,所以无法证实。
▲冰人的穿着很齐全,共有三层衣服,分别用兽皮、草和树皮纤维制作,右边的重构图由德国
美因茨的罗马-日耳曼博物馆考古学家绘制,冰人的所有遗留衣物都用上了。
濒死时节最初的报告把奥兹死亡的季节定为秋季。这一论断的依据是,遗体旁有
夏季尚未成熟的黑刺李果实,还有衣服上的谷物碎片,估计是秋收打谷
时沾到衣服上的。然而,现在有过硬的植物学证据表明,奥兹死在春末
或夏初。厄格尔研究了取自奥兹大肠的微量食物残渣标本,发现了一种
矮树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花粉仍保持着正常的细胞形态,而
通常它们会很快腐烂。这项发现意味着,奥兹在死亡前不久,吸入了空
气中的花粉,或者喝水时把散落在水中的花粉一起喝了。在许纳斯陀,这种矮树生长在海拔1 200米处,仅在晚春或初夏时节开花。
至于遗体旁的黑刺李果实,如果它们是奥兹随身带的类似梅脯的风干食
物,那他一定是在出发前就把它们晒干了。谷物碎片也能经久不坏,而
且谷物无意中粘上了他的衣服,很久不脱落,也是有可能的。
▲冰人现躺在意大利博尔扎诺的南提罗尔考古博物馆(South Tyrol Museum of Archaeology)
中,这是一间特制的小室,温度保持在-6℃,湿度为99%。历史遗产
奥兹是最古老、也是保存得最好的人类尸体。他是谁?怎么会死在阿尔
卑斯山高处的一个岩凹里?自从他被发现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对这些
问题的答案,已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还有更多
更细致的研究需要做。对遗体内外的花粉、种子、藓类及真菌等植物遗
留的研究,已经揭开了奥兹众多惊人秘密。我们现在知道,他是一位杂
食者,他对生活环境有切实的知识,他的家乡在南方,他的年龄和健康
状况,他死亡的季节,还有他生活环境的某些情况。随着对奥兹的深入
研究和诠释,人们逐步改变了原来的许多看法,也许其中最出人意料的
是,奥兹并非死于他被发现的地方。他的尸体是在冰短暂融化后,漂移
到那里的。我们已经知道,在过去5 000年中,曾发生过若干次这种解
冻的情况。奥兹遗体的姿势(左臂压在俯卧的身子下面,不自然地向右
边伸出,而右手卡在一块石头下面),以及皮肤表皮的脱落,都指向遗
体漂移这个结论。奥兹的随身物品,有一些散落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好
像是从遗体旁边漂移出去的,这一点也有助于证明上述结论。
但是,我们不知道奥兹为什么要跑到阿尔卑斯高山上去,也许永远都不
会知道。同样,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他是怎么死的。他可能死于别
处,死后才被人搬到5 000年后登山客发现他的那个地方。只要没有验
尸证据,我们就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尸体解剖会破坏遗体,因而
不可行。
像奥兹这种在冰川下保存完好的尸体,是我们了解古人类科学和文化水
平的重要资料。这些尸体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充分适应环
境。与那些被埋葬入土的尸体不同,冰雪保存下来的尸体,可以给考古
学家提供更多信息:他们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随身带着什么东西,身体健康吗,刚吃过些什么,饮食习惯是怎样的。通过分析尸体肠道内
的物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去过哪些地方。
随着越来越多的冰川开始消融,更多古代的尸体也许会浮现出来,不过
像奥兹这样历史悠久又保存完好的尸体不太可能遇到了。即便如此,所
有从冰川下“复出”的尸体,哪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也值得仔细地分析
和研究,尤其是当他们吃下来的食物还保留在肠道中的话。
本文作者 詹姆斯·H·迪克森、克劳斯·厄格尔、琳达·L·汉德利均热衷于
研究冰人日常生活中可能用到的植物。迪克森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古
植物学与植物分类学教授,曾获爱丁堡皇家学会尼尔(Neil)奖。他发表了150多篇论文和5部专著,包括《爱尔兰古代的植物与族群》
(Plants and People in Ancient Scotland),这是他与已故夫人卡米拉
(Canmilla)合著的。厄格尔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植物学教授,专长于考古植物学,是《冰人与自然环境》(The Iceman and His
Natural Environment)一书的作者之一。汉德利是英国苏格兰作物研究
所(Scottish Crop Research Institute)的生态生理学家,专长是对植物与
土壤中的碳和氮进行同位素分析。
扩展阅读
The Omnivorous Tyrolean Iceman: Colon Contents (Meat, Cereals, Pollen, Moss and Whipworm) and Stable Isotope Analyses. James H. Dickson et al. i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Vol. 355, pages 1843–1849; December 29, 2000.
INSIGHT: Report of Radiological-Forensic Findings on the Iceman. Paul Gostner and Eduard Egarter Vigl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Vol. 29, No. 3, pages 323–326; March 2002.
·tzi's Last Meals: DNA Analysis of the Intestinal Content of the Neolithic Glacier Mummy from the Alps. Franco Rollo et al.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Vol. 99,No. 20, pages 12594–12599; October 1, 2002.
The Iceman: Discovery and Imaging. W. A. Murphy et al. in Radiology, Vol. 226, No. 3, pages 614–629; March 2003.
Origin and Migration of the Alpine Iceman. Wolfgang Müller et al. in Science, Vol. 302, pages 862–866; October 31, 2003.
Kw?day D?n Ts'ìnchí, the First Ancient Body of a Man from a North American Glacier:Reconstructing His Last Days by Intestinal and Biomolecular Analyses. J. H. Dickson et al. in Holocene,Vol. 14, No. 4, pages 481–486; 2004.史前马耳他的
死亡崇拜 考古研究表明,古代马耳他岛民的生存环境曾经不断恶化,他们也因此对生命和死亡越发重视,发展出一套极端的宗教思想。
撰文 卡罗琳·马隆(Caroline Malone) 安东尼·博南诺(Anthony Bonanno) 坦克雷德·古达
(Tancred Gouder) 西蒙·斯托达特(Simon Stoddart) 戴维·特朗普(David Trump)
翻译 刘雨歆这尊并肩人物坐像正帮助考古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对马耳他史前宗教的看法。这一雕像出土于戈佐岛的一处地下墓葬群,左图显示的是出土时的情形。
要 对早期宗教进行科学研究,地中海地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
择,因为这里曾诞生过无数宗教。我们每个人都听说过希腊神话和
罗马帝国周边地区的种种宗教祭祀,但那些宗教都是城邦宗教,而
古代城邦和我们当代社会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对于古希腊—罗马文
明之前的农业社会,我们对其宗教仍然所知甚少。▲马耳他群岛上遍布着大型石砌神庙建筑群。
在许多早期农业社会里,一些体态肥胖的人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中不少人偶呈现出了女性的样貌特征,所以考古学家有时候会把它们
称作“胖女士”,将它们跟祝祷“丰产”联系起来。这里的“丰产”,既包括
人类繁衍,也包括农业丰收。在一小群岛屿 (属于现在的马耳他国)
上,这类人偶更是人们疯狂迷恋的对象,这种迷恋,与世界上第一座独栋公共石砌建筑的建成密切相关。
马耳他史前神庙以及与之相关的地下墓穴里,放置了许多肥胖的人偶,有些只有几厘米高,有些却是庞然大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动物和男
性生殖器的符号。英国和马耳他的考古学家发起了一个联合项目,我们
几人(本文作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在两国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在 “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es,或称“地母神”、“大地女神”——译
者注)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获得了惊人的发现。这些发现不仅让我们
对马耳他地区一些宗教仪式的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或许还能帮助我们
解释,马耳他史前宗教为何最终会走向衰亡。这些发现表明,马耳他的
史前宗教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对人类生殖能力的崇拜。这些结果还有
着警示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花费太多精力来崇拜生命而非维系生命,将
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对于马耳他的考古发现,研究人员之前已经做出了解读,但对于这些解
读,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误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些解读与人们
对“母亲女神”意义的广泛猜想是对立的。大致符合“母亲女神”形象的人
偶的出现时间,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5 000年前)到新石器时代金
属社会诞生之初。西欧地区曾经发现过一些“母亲女神”形象的人偶,而
埃及、地中海东部、土耳其、希腊、塞浦路斯和巴尔干地区的同类发现
最为丰富。其中最精美的一尊,是在马耳他群岛发现的,来自公元前
3000年。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从很多人偶那里获取的信息,远远少于它们本来可
以提供的信息——这是不科学的收集方法造成的结果。我们往往不能进
行准确的年代测定,关于它们在何时、何地被发现的考古记录也很不完
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它们究竟来自墓穴、神庙还是民居。但我们知
道,在巴尔干地区,这类人偶常被安放在民居内,放置在墙壁上专门建
造的壁龛里。比如在土耳其,公元前8000年,恰塔霍裕克小镇(?atalh
yük)的居民曾在此定居。在这一地区,由粘土和石块制成的最精美的
人偶,会伴随地位崇高之人,安葬在特殊的神庙之内;而较粗糙的人
偶,则常见于民居(见“恰塔霍裕克的男人和女人”)。
在相距甚远的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年代,考古学家都曾发现这种有着类
似造型的人偶。长久以来,这些发现让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种猜想:这
世界上是否有过一个崇拜“母亲女神”、曾经广泛传播的史前宗教?比如
在上世纪中叶,部分考古学家曾试图证明,对“眼睛女神”(Eye
Goddess,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的崇拜物上,常有“眼睛”图案)的崇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最近更有学者声
称,巴尔干是古欧洲某种宗教的中心。
不过,现代的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每个史前社会的早期祭祀都截然不
同;而且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祭祀活动,又和与死亡、丧葬有关的祭祀活
动截然不同。马耳他的考古发现,充分体现了早期崇拜的多元性。在其
他地中海地区,祭祀活动一般仅限于简单的家庭仪式,人们很少关注宗
教艺术和建筑。但在马耳他地区,对肥胖人偶的崇拜,逐渐发展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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