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时间的噪音

    作?者 [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 严蓓雯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6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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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封面

    引子

    第一章 在电梯旁

    第二章 在飞机上

    第三章 在汽车里

    后记

    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

    注释献给帕特一个听

    一个记

    一个饮。

    ——谚语引子

    这事儿发生在战争中期，那地方有个火车站台，就像周围一望

    无际的平原一样，单调素朴，灰蒙蒙的。慢吞吞的火车从莫斯科出

    来有两天了，一路往西；还得跑上两三天吧，看煤剩多少，车跑多

    快。天刚蒙蒙亮，但那人——事实上是半个人——已经在木轮小推

    车上，朝着软卧车厢的位置，努力推着自己前进了。除了前头的操

    纵杆，没有别的法子驱动小车，为了不从推车上翻落出去，一根绳

    子穿过车底，系在了他的裤腰上。男人的手上缠着污黑的布条，因

    为一直在街上和车站乞讨，皮肤糙得很。

    他的父亲是之前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受村里牧师祝福后，他就

    出发去为祖国和沙皇而战。等到回来时，牧师和沙皇都不在了，他

    的祖国也不是原来那个了。他的妻子看到战争对他下的毒手，尖叫

    了起来。现在，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同样的入侵者回来了，不过

    改换了名姓：双方都是。但其他的都没变：年轻人仍然被枪崩成碎

    渣，然后被外科医生粗暴地切开。他自己的腿就是在一家野战医院

    里被切掉的，周围是被炮弹炸断的树木。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事

    业，从来都是如此。他根本不在乎。让别人去争吧，他只关心每一

    天怎么熬过。他已经成了一种生存技术。某种程度上，所有男人都

    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

    一些乘客下车来呼吸满是灰尘的空气，另一些脸贴在车窗上。

    这个乞丐靠近他们，开始高唱一首下流的军营歌曲。有的乘客也许

    会扔给他一两个戈比，听他唱歌图个乐子；另一些则直接给钱把他

    打发走了。有的故意把硬币扔在自己这边，硬币滚远了，他去追，双手蹭着水泥站台往前，他们大笑不已。这情景让其他人出于同情

    或羞愧，直接递来更多的钱。他眼里只有手指、硬币和衣袖，对羞

    辱无动于衷。这就是那个饮者。

    两个坐软卧车厢出行的人站在车窗前，想搞清楚他们在哪里，会停留多久：几分钟？几小时？或者一整天？没公布什么消息，他

    们也知道不能去打听列车的动向——即便你是车上的乘客——那样你就会被列为破坏分子。这两人都三十来岁，年纪不小了，对这样

    的教训已经心领神会。那个在听的人是个戴眼镜的瘦子，有些神经

    质；脖子和手腕上挂着大蒜护身符。他那位旅伴的名字被历史遗忘

    了，尽管他是那个在记的人。

    坐着半个人的小推车嘎吱嘎吱地朝着他们驶来。欢快的乡村下

    流小曲一路向他们吼来。歌者停下来，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戴眼

    镜的人举起一瓶伏特加回敬。那是一种多余的礼貌，一个乞丐什么

    时候拒绝过伏特加呀？一分钟后，那两个乘客跑到站台上，跟乞丐

    会合。

    于是，就有了三个人，那是喝伏特加时约定俗成的人数。那个

    戴眼镜的人还拿着酒瓶，同伴拿来三个杯子。酒快从杯子里溢出来

    了，两位旅客屈身祝酒。他们碰杯的时候，那个神经质的家伙转过

    头去——清晨的阳光在他的镜片上闪烁着——叨叨了一句什么；他

    的朋友笑了起来。然后他们将伏特加一饮而尽。那个乞丐举起杯

    子，想再要一些。他们又给他倒了一杯，然后拿走杯子，回到车

    上。借着酒劲在截得只剩一半的身体里奔腾，乞丐让自己朝另一伙

    乘客滚了过去。等到两个人重新落座，那个听者几乎忘了他说了些

    什么。但那个记的人，才刚刚开始记。第一章 在电梯旁

    他只知道，这是最坏的时候。

    他已经在电梯边站了三小时。他在抽他的第五支烟，他的思绪在跳

    跃。

    脸庞，名字，记忆。切下的泥煤在他手里沉甸甸的。瑞典水鸟从头

    顶掠过。遍野的向日葵。康乃馨精油的气味。网球场传来的妮塔温暖甜

    蜜的气息。一个寡妇高潮时沁出的汗液。脸庞，名字。

    还有死人的脸庞和名字。

    他可以从公寓里拿一把椅子过来。但他紧张的神经无论如何都要让

    他合乎寻常。显然，坐着等电梯看上去多怪啊。

    他的情境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就像生命里的其他事情。

    比如性欲。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

    他试着让思绪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脑子不肯听话。它就像一只绿头

    苍蝇，聒噪而淫乱。它落在了塔尼娅身上，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它嗡

    嗡嗡跑到了另一个女孩身上，那是罗扎利娅。他脸红了，是因为想到了

    她，还是为那个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

    元帅对他的眷顾，也是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对元帅的命

    运，也可以这样说吗？

    尤尔根森和蔼可亲、胡子拉碴的脸；然后记起来的，是他母亲攥着

    他手腕的凶悍愤怒的手指。还有他的父亲，那个生性亲切、可爱、不切

    实际的父亲，站在钢琴旁，唱着“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刺耳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响。他父亲的声音，他弹奏着华尔兹和波

    尔卡，向妮塔献殷勤，工厂的汽笛发出了升F大调的四声轰鸣，狗冲着

    一个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钢衬的政府包厢下方，响起一阵打击乐和铜

    管乐的尖啸。

    这些噪音被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打断了：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

    声。他的脚动了一下，踢翻了靠在腿边的小箱子。他等着，记忆突然一

    片空白，只充满恐惧。电梯停在下一层后，他的手脚才听使唤。他捡起

    箱子，感觉里面的东西轻轻移动。这让他的思绪跳到了普罗柯菲耶夫

    [1]

    睡衣的故事上。

    不，那不是绿头苍蝇。更像是阿纳帕

    [2]

    的蚊子。随处降落，吸食

    血液。

    站在这里，他原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绪。但是，夜晚，孤身一

    人，好像是思绪在控制他。是的，人无法逃脱命运，就像诗人向我们保

    证过的那样。也无法逃脱思绪。

    他记得切除阑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他吐了二十二次，冲护士骂光

    了所有他知道的骂人话，然后乞求朋友叫个民兵来结果他，这样就可以

    结束疼痛了。叫他来，干掉我，不用再疼了，他恳求道。然而朋友拒绝

    帮忙。

    现在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民兵了。这里有足够多的志愿者。

    他跟自己的脑子说，一切都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尔汉格

    尔斯克

    [3]

    火车站发生的。不，他的脑子回答，不是那样的，不是在某

    一天某一地发生的。是在许多地方，在许多时候发生的，有些甚至发生

    在你出生前，发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其他人脑海里。

    之后，无论接着会发生什么，它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脑海里继续。

    他想起了香烟：一包包卡兹别克、别洛莫尔、赫泽格维娜·伏洛尔。想起有人将半打纸烟碾碎，塞进他的烟斗，桌上留下一些纸筒和碎

    纸片。

    即使到了眼下，这是否还能修补、恢复、反转？他知道答案：医生

    说过鼻子的复位。“它当然能复位，但我向你保证，看上去只会更糟。”

    [4]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还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谁可能会在那里

    取代扎克列夫斯基。应该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从来不缺扎克列夫斯基

    们，这个世界不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造起来的。可能抵达理想世界

    后，确切地说，那差不多是两千亿年后，扎克列夫斯基们就不需要再存

    在了。

    时不时地，他的脑子拒绝去相信发生的事情。这不可能，因为从来

    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这么说。但这是可能的，它也发生了。

    命运。这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某些事你无能为力。当生活告诉

    你，“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自然，他不记得自己的命

    名仪式了，但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一家人聚在他父亲的书

    房里，围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牧师来了，问他父母想给这个新生儿起

    什么名字。雅罗斯拉夫，他们回答。雅罗斯拉夫？牧师不太起劲。他说

    这个名字太与众不同。他说名字与众不同的孩子会在学校遭到取笑和嘲

    弄：不，不，他们不能叫这孩子雅罗斯拉夫。如此直接反对，让他的父

    母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又不想得罪牧师。那么，你建议用什么名字

    呢？他们问。给他起个普通点的，牧师说，譬如德米特里。他父亲指出

    自己已经叫德米特里了，雅罗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听起来比德米特

    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要更好一些。但牧师不同意。就这样，他变成了德

    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名字有什么关系？他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成长，在列宁格

    勒长大成人。名字又有什么关系？

    他三十一岁了。几码外，他的妻子妮塔躺在他们女儿加琳娜身边。

    加莉娅

    [5]

    一岁了。最近，他的生活好像稳定了下来。他从未如此直接

    地感受过事物的这一面。他感受过强烈的情感，但从来不能娴熟地将它

    们表达出来。即使在球赛中，他也很少叫嚷，或像别人那样失控；对球

    员技巧或是技巧不足的安静讲解让他心满意足。有人会认为，这是列宁格勒人典型的闷罐子风格；但除此之外，或心底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

    羞怯而焦虑的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当他抛开羞涩后，他会在殷勤可笑

    和犹豫沮丧间摇摆不定。就好像他总是踩错点。

    但即使如此，他的生活最终还是步入正轨，有了正确的节拍。只是

    现在又开始动荡不安。动荡不安：这不只是一个委婉说法。

    过夜的小箱子靠在他的小腿肚上，让他想起以前试图离家出走的时

    刻。那时候他多大？可能七岁，或者八岁。他是否带了一个小提箱？可

    能没有——他母亲的恼怒应该让他根本没时间收拾。那是夏天，在伊林

    诺夫卡，他父亲在那里做总经理。尤尔根森是房子的勤杂工，他会做东

    西，修东西，用小孩子能明白的办法解决问题。他从不指导他做任何

    事，只是让他看着一片木头如何变成一把匕首，或一只口哨。他会递给

    他一块新出炉的泥煤，让他闻上一闻。

    他和尤尔根森越来越亲。当那些让他不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那种事

    情经常发生)，他就会说：“好吧好吧，我要走了，去和尤尔根森一起

    生活。”一天早上，他还躺在床上，就发出了当天的第一次威胁，或者

    誓言。但就这一次，对他母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穿上衣服，我这就

    带你去，她答道。他接受了她的挑战——不行，没时间让你收拾——索

    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然后他们开始穿过田野，去尤

    尔根森的住处。起初，他表现出毫不畏惧的强硬，在母亲身边大摇大摆

    地走着。但慢慢的，他的步伐迟疑了，他的手腕，然后是手，开始从母

    亲的手里溜脱出来。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

    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不是可以自由

    地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调转屁股。他泪如泉涌，跑回

    了家。

    手，溜脱的手，紧握的手。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怕死人，怕他们会

    从坟墓中爬起来，抓住他，把他拽进冰冷黑暗的土地中，他的嘴巴和眼

    睛里塞满了泥土。这样的恐惧慢慢消失了，因为，原来，活人的手更可

    怕。彼得格勒的妓女对他的天真无知没有丝毫尊重。时世越艰难，双手

    越贪婪。伸出来就为了抓住你的鸡巴、你的面包、你的朋友、你的家

    庭、你的生计、你的存在。像害怕妓女一样，他害怕门卫。还怕警察，不管他们管自己叫什么。

    但接着，有一种相反的恐惧：害怕从那双让你安全的手中滑脱。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让他安全。安全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他看见

    汗珠从元帅的发际线滚落下来。一块大大的白手帕在飘动，在轻拍，然

    后他知道，他不再安全了。

    元帅是他遇到的人中最世故、最老练的。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军事

    家：报纸称他为“红色拿破仑”。他还是个音乐爱好者和业余的小提琴制

    作者；一个开明而多疑的人，喜欢讨论小说。他认识图哈切夫斯基十多

    年了，常常看见他在天黑后穿着元帅制服，搜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半

    认真半嬉戏，将愉悦掺进政治；他侃侃而谈，与人争论，吃吃喝喝，不

    吝于表现出对芭蕾舞女演员的欣赏。他喜欢讲述法国人曾经怎么教他喝

    香槟而喝不醉的秘密。

    他本人从没那么通达。他缺乏自信；也许，也缺乏兴趣。他不喜欢

    复杂的食物，喝酒会头晕。回首他的学生生涯，那时，一切都在被重新

    思考、重新制造，他像大多数学生那样，装出很懂人情世故的样子。譬

    如，大家都不得不重新思考性爱，老法子一去不复返了；有人提出

    了“杯水”理论。年轻的无所不知们宣称，性行为就像喝一杯水：你渴

    了，你就去喝，你感觉到了欲望，你就去做爱。他从未反对这套体系，尽管这的确依赖于你想要女人时，女人也想要谁就要谁。有些女人想

    要，有些女人不想要。但类比只能到此。一杯水是不走心的。

    而且，塔尼娅那时候已经走进了他的生活。

    他过去常常宣称要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时，父母以为他可能只是恼

    火家里的规矩，甚至只是恼火童年本身的限制。现在想起这件事，他不

    再那么肯定了。他们在伊林诺夫卡的夏季公寓一定有哪里不对劲，有什

    么错得很离谱。像所有孩子那样，他一直以为所有事情都很正常，直到

    被告知恰恰相反。所以，只有当他听到大人们在讨论，在笑，他才意识

    到，这栋房子的一切都不合比例。房间那么大，窗子却丁点小。五十平

    方米的房间只有一扇小窗。大人们认为建筑者一定搞错了尺寸，将米算

    成了厘米，或倒过来。但其后果，一旦你注意到，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很

    吓人的。就像是为最黑暗的梦境而准备的房屋。也许这就是他要逃走的

    原因。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因此，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或被迫在一些轻蔑冷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面前穿上衣服，他宁愿和

    衣而睡，躺在毯子上面，小箱子早就收拾好，放在身旁的地板上。他几

    乎没合眼，躺在那里，想象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形。他翻来覆

    去，反过来又妨碍了妮塔入睡。他们躺在那里，各自装睡；也装着没有

    听见、嗅到另一个人的恐惧。不断让他惊醒的噩梦之一，就是内务部会

    抓走加莉娅，然后，如果她够幸运，会被送到某家特别的孤儿院，那里

    专门收养人民公敌的孩子。在那里，她会被给予一个新名字，一个新角

    色；在那里，她将被变成一个模范的苏联公民，一朵小小的向日葵，脸

    蛋儿朝着自称斯大林的太阳。因此他提议，在那些注定无法入眠的时

    光，他就出门在电梯旁的平台上消磨时间。妮塔很固执，她希望在可能

    是他们最后一夜的那个夜晚，肩并肩躺在一起。然而他很罕见地在争论

    中赢了一次。

    等待电梯的第一个夜晚，他决定不抽烟。他的箱子里有三包卡兹别

    克，在接受审问，及随之而来的拘留时，他会用得着它们。头两个晚上

    他坚持住了。然后有个念头击中了他：如果他一到那间“大房子”，他们

    就没收了他的香烟呢？或者，如果根本没有审讯，或只简短问几句？也

    许，他们只是在他面前放一张薄纸，命令他签字。如果……他没再想下

    去。不过，无论哪种情况，他的香烟都浪费了。

    就这样，他想不出一个不吸烟的理由。

    就这样，他吸了。

    他看着手指间的卡兹别克。马尔科

    [6]

    有一次用一种同情的，事实

    上是赞赏的语调，说他的手有点小，“不宜弹钢琴”。马尔科还告诉他，这次没那么赞赏，他练习得还不够。这取决于你说的“够”是什么意思。

    他需要练多少就练多少。马尔科应该只管好他的谱子和指挥棒就行了。

    他十六岁了，在克里米亚一家疗养院治疗肺结核。塔尼娅和他同

    岁，又正好同一天出生，只有一点小差别：他生于新历9月25日，她生

    于旧历9月25日。这种虚拟的同步认可了他们的关系；或者换一种说

    法，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塔季扬娜·?格利文科

    [7]

    一头短发，像他一

    样渴望生活。这是初恋，那么简单，命中注定。陪他休养的姐姐马鲁

    霞，把此事泄露给了他们的母亲。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立即写信警告

    她的儿子，远离那个陌生的女孩，远离这种关系，事实上，是远离任何

    关系。出于十六岁少年的所有的傲慢浮夸，他在回信中向母亲宣讲了自由恋爱的原则。所有人如何必须获得想要的恋爱自由；肉体之爱如何为

    时不长；两性如何完全平等；婚姻制度如何该被废除，不过，如果它要

    延续，那么女人也完全有权追求外遇，只要她想，而如果她之后想离

    婚，男人必须接受，承担责任；不过，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孩子们是

    多么神圣。

    对他这番关于人生的居高临下且故作圣洁的解释，他母亲没有回

    复。总之，在他们刚刚相遇不久，他和塔尼娅就被分开了。她回了莫斯

    科；他和马鲁霞去了列宁格勒。但他不断给她写信，互相探访；他还决

    定将他的第一钢琴三重奏献给她。他母亲还是不同意。然后，三年后，他们最终在高加索一起过了几周。他们都十九岁，都没人陪伴，他刚在

    哈尔科夫

    [8]

    演奏音乐挣到了三百卢布。那几个星期，他们一起待在阿

    纳帕……感觉是很久以前了。是啊，很久以前——他人生的三分之一已

    经过去了。

    就这样，这一切就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发

    生的。他被邀请和维克托·库宾斯基领导下的当地管弦乐队一起演奏他

    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他和维克托还演奏了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奏鸣

    曲。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第二天早上，他去火车站买了一份《真理

    报》。他扫了一眼头版，接着翻到另外两个版面。就像他后来说的，这

    是他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每年，他都标出这个日子，一直到死。

    只是——他的思绪顽固地反驳——没什么是恰好这样开始的。它在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脑海里开始了。真正的触发点可能是他自己的名

    声。或者是他的歌剧。也可能是斯大林，那个永远正确，因此要对所有

    事情负责的人。或者，它可以是一件小事引起的，简单得就像管弦乐队

    的席位排列。事实上，最终，这可能是看待它的最佳方式：一个作曲家

    第一次受到了谴责和羞辱，然后被捕枪决，所有原因只是因为管弦乐队

    的席位排列。

    如果这一切是在别的地方、别人的脑海里开始的，那么，他可能会

    怪莎士比亚，怪他写了《麦克白》。或怪列斯科夫

    [9]

    ，怪他写了俄罗

    斯版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不，不是他们。这显然是他自己

    的错，他写了那部冒犯的作品。是他的歌剧的错，它在海内外如此成

    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好奇。这是斯大林的错，因为他授意并认可了

    《真理报》的社论——有可能就是他自己写的：里面有太多的语法错

    误，足以暗示出自一支其错误永不能被修改的钢笔。斯大林还错在，他首先把自己想成是艺术的赞助人和鉴赏家。听说他从未错过《鲍里斯·

    戈东诺夫》

    [10]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任何一次演出。他对《伊戈尔王子》 [11]

    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萨德科》

    [12]

    也几乎同样热衷。那

    为什么斯大林不会想听这出备受赞誉的新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

    人》呢？

    就这样，作曲家被要求在1936年1月26日参加一场他自己作品的演

    出。斯大林同志将到场；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日丹诺夫同志。他们

    在政府包厢里入座。很不幸，包厢就位于打击乐组和铜管组的上方。在

    《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里，这些部分的乐谱可不是温柔低调的风

    格。

    他记得从自己的导演包厢向政府包厢望去。斯大林藏在一小块帘子

    后面，那些知名人士很愿意屁颠屁颠地看向这片缺席的在场，知道他们

    自己也在被观察。考虑到是这样一个场合，可以理解，指挥和管弦乐队

    都相当紧张。在“卡捷琳娜婚礼”前的间奏曲中，木管组和铜管组突然自

    说自话奏得比他谱子标记的更响。然后就像病毒，传染了每个乐器组。

    就算指挥注意到了，他也无能为力。弦乐越来越响；每次打击乐和铜管

    乐在他们下面奏起极强音，足够打破窗户时，米高扬和日丹诺夫都夸张

    地颤抖，侧身转向帘子后面的人，嘲弄几句。第四幕开始时，观众们抬

    眼看政府包厢，那里已经空空如也。

    演出结束后，他收拾好他的公文包，直接去北站赶那班到阿尔汉格

    尔斯克的火车。他记得当时想，政府包厢是用钢板特别加固过的，以防

    里面的人遭到暗杀。但导演包厢没有这样的装备。他还不到三十，他的

    妻子这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1936年：他一直对闰年有些迷信。就像许多人一样，他相信闰年会

    带来霉运。

    电梯的机械装置又一次响了起来。当他意识到它已经过了四层，他

    提起行李箱贴在身侧。他在等待门打开，等待看见穿制服的人，等待一

    个会心的示意，然后那些伸出的手会伸向他，拳头紧抓住他的手腕。这

    毫无必要，因为他急切地想跟他们走，让他们离开房子，离开他的妻子

    和孩子。

    然后，电梯门打开了，是一位邻居，是另一种会心的点头，示意他

    什么也不会说出去——甚至毫不惊讶看见他这么晚还要外出。作为答复，他也垂下头，走进电梯，随便按了一个按钮，往下坐了几层，等了

    几分钟，再回到刚刚出发的五层，重新开始守夜。这情况以前有过，也

    是这样。从来不互相说话，话语是危险的。有可能，他看着就像个一晚

    接一晚被老婆赶出家门的男人，很丢脸；又或者，他就像个优柔寡断的

    男人，一晚接一晚抛弃他的妻子，但又重回家门。不过，很可能他就是

    看上去的样子：一个男人，就像这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一样，一夜又一

    夜，等着被捕。

    多年以前，有一辈子了，回到上个世纪那些逝去的岁月，当时他母

    亲还在伊尔库茨克女子贵族学院，和其他两个女孩在尼古拉二世(那时

    还是皇子)面前跳玛祖卡舞

    [13]

    《为沙皇献身》。在苏联，格林卡

    [14]

    的这出歌剧肯定是不能上演的，即便它的主题可能会讨斯大林欢心。这

    是一出关于贫农的道德剧，他为一位伟大的领袖放弃了自己的生

    命。“献给沙皇的舞蹈”：他好奇扎克列夫斯基知不知道这件事。在过

    去，一个孩子可能会为父亲甚至母亲的罪恶还债。现在，在地球上最先

    进的社会里，父母可能要为孩子，还有叔婶、表兄、姻亲、同事、朋友

    的罪恶还债，甚至为某个人受罚，这人不过就是凌晨三点从电梯里走出

    来，轻率地朝你笑了笑。惩罚系统大大改进了，比起过去，没有谁会漏

    网。

    他母亲是婚姻中的坚强力量，就像妮娜

    [15]

    ·瓦西里耶芙娜是他们家

    里的强者。他父亲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是一个温和天真的男人，他努力工作，把薪水上交给妻子，只留下一点点烟钱。他拥有漂亮的男

    高音，能在钢琴上玩四手连弹。他唱吉卜赛情歌，诸如“啊，我爱得如

    此深沉，但爱的不是你”，或者“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他喜欢玩

    具、游戏和侦探故事。一款新式打火机或者一个金属解扣能让他玩上几

    个小时。他从未真正入世。他请人做了一枚特殊的橡皮印章，这样，他

    藏书室里每样东西都盖着紫色的词句：“这本书是从D. B.肖斯塔科维奇

    那里偷来的。”

    一个研究创作过程的精神病学家有次向他打听德米特里·勃列斯拉

    夫维奇。他回答说，他父亲“完全是个正常人”。这话不是护短：成为一

    个正常人，每天早晨带着微笑醒来，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技能。而且，他

    父亲死的时候还年轻，不到五十。对家庭、对那些爱他的人来说，这是

    一场灾难；不过，对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本人来说，就不一定

    了。要是活得更长，他会看到革命变了。这并不是说他对革命有什么兴

    趣。这是他的另一个强大之处。他死后，他的遗孀没了收入，留下两个女儿，和那个在音乐上早慧

    的十五岁儿子。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干起了卑微的工作来养活他们。

    她在度量衡局当打字员，教授钢琴换取面包。有时候，他怀疑，他所有

    的焦虑不是从父亲去世时开始的。但他情愿不这么想，因为那几乎是在

    怪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了。所以，这么说更接近真相：他所有的

    焦虑在那一刻翻倍了。多少次，他点头同意那些严肃沉重的鼓励

    话：“现在你是这个家的男人了。”他们的期待，以及一种他也许无法承

    担的责任感，把他吓坏了。而他的健康总是很脆弱：他太熟悉医生叩诊

    的手，那些轻敲与聆听，那探针，那手术刀，那疗养院。他一直在等待

    这种被许诺的男子气概能让他成长。但他知道，他太容易分心；而且太

    任性，不能一直保持坚定。因此他无法和尤尔根森一起造房子。

    他妈妈是个不屈不挠的女人，不管是性格使然，还是环境所迫。她

    保护了他，为他工作，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他当然是爱她的——

    怎么能不爱呢？——但是……有点费劲。强大让他忍不住去对抗；不那

    么强大又让他忍不住要逃避。他父亲就总在逃避困难，在面对生活和妻

    子时养成了幽默和含蓄。所以，他的儿子，尽管知道自己比德米特里·

    勃列斯拉夫维奇更果断些，也很少挑战他母亲的权威。

    但他知道，她常常看他的日记。因此，他会在日记里故意写上几周

    后要“自杀”，或者，有时候是“结婚”。

    她也有她自己的恐吓方式。无论何时他要离家出走，索菲亚·瓦西

    里耶芙娜都会当着他的面跟别人说：“我儿子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

    去。”

    他们俩都不确定对方有多当真。

    那次，在音乐学院小礼堂后台，他感到自责和愧疚。那时他还是个

    学生，他的作品在莫斯科的第一次公演不够顺利：观众显然更喜欢舍巴

    林

    [16]

    的作品。这时，一个穿军装的人出现在他身边，安慰他：他和图

    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友谊就此开始了。元帅成了他的赞助人，为他从列宁

    格勒区的军事指挥官那里筹集资助。他热心而真诚。最近，他告诉每个

    人，在他看来，《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是排名第一的苏联经典歌

    剧。

    到那时为止，他只失败过这一次。他说服图哈切夫斯基，搬到莫斯

    科能加快他门徒的职业发展，元帅因此许诺安排搬迁事宜。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自然不同意：她儿子太脆弱，也太柔弱。如果他妈妈不看着

    他，谁能保证他喝了牛奶，吃了麦片粥？图哈切夫斯基是有势力，有影

    响，也有经济实力；但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仍然掌握着他灵魂的钥

    匙。因此，他留在了列宁格勒。

    像他的姐姐一样，他九岁时被放在琴键前。那正是世界对他来说日

    渐清晰的时候。或者说是一部分的世界，不管怎样，足够支撑起他的人

    生。弄明白钢琴和音乐很容易，至少比弄明白其他事情容易。他勤学苦

    练，因为勤学苦练很容易。就这样，没有对这种命运的逃避。随着时间

    的推移，看上去更加不可思议了，因为这给了他养活妈妈和姐姐的能

    力。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他们家也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家庭，但

    话是这么说。有时，在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以后，当他收到喝彩和金钱

    时，他觉得几乎能够成为那个难以捉摸的角色了——家里的男人。尽管

    在另一些时候，甚至在他离家、结婚和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之后，他还

    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迷失的孩子。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那些隔着距离听他音乐的人，可能会想象这是

    他第一次遇到挫折。他们认为，这个才华横溢的十九岁少年——第一首

    交响乐就被布鲁诺·瓦尔特立刻选中，然后是托斯卡尼尼和克伦佩勒

    [17]

    ，自1926年首演之后，十年来一帆风顺，不谙世事。这些人可能意识到

    名声常常造就虚荣和傲慢，所以，他们翻开《真理报》，同意里面的观

    点，作曲家们的创作很容易就偏离人民想听的那类音乐。而且，因为所

    有作曲家都是为国家服务，那么，如果他们冒犯了人民，那就是国家的

    责任，要介入，把他们拽回来，让他们与观众有更强的共鸣。这听上去

    完全合理，不是吗？

    只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磨利了攫住他灵魂的爪子：当他还在音乐

    学院时，一群左派青年学生试图要学校开除他，取消他的奖学金。只不

    过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和相似的文化组织一开始就反对他的立

    场；或者说他们以为的他的立场。他们下决心要打破艺术的资产阶级束

    缚。所以工人们应该被培训成作曲家，所有音乐必须能一下子被理解，能取悦大众。柴可夫斯基是颓废的，最轻微的实验都被定罪为“形式主

    义”。

    只不过早在1929年他就已经受到官方谴责，说他的音乐“偏离了苏

    维埃艺术的大道”，他被舞蹈技术学院开除了，失去了教职。只不过在

    同一年，米沙·卡瓦德里，他的《第一交响曲》是献给他的，成了他朋

    友和同伴里第一个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只不过在1932年，政府解散了各种独立组织，掌管了所有的文化事

    业，结果，与其说驯服了傲慢、偏见和无知，不如说让它们集成一伙

    了。如果说要把脸上沾满煤污的工人变成交响乐作曲家这一计划并没有

    真的实现，相反的事情却出现了。作曲家被期待像矿工一样提高产量，他的音乐被期待温暖人心，就像矿工的煤温暖身体一样。官僚们在评估

    音乐的生产，就像他们评估其他种类的生产一样；有标准产品，也有出

    了偏差的次品。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火车站，冻僵的手指打开《真理报》时，他看到

    了第三版上的大标题，确认并指责这种偏差：混乱取代了音乐。他立刻

    决定取道莫斯科回家，在那里他可以寻求建议。火车上，冰天雪地从眼

    前掠过，他第五、第六遍重读了这篇文章。起初，像为自己震惊一样，他也为歌剧震惊：在这样的谴责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不可

    能再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过去的两年，它名噪四海——从纽约到克

    利夫兰，从瑞典到阿根廷。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它不仅讨公众和评论

    家欢喜，也取悦了政治委员们。在第十七届党代会期间，它的演出是莫

    斯科区官方产出的一部分，这份产出是要和顿巴斯

    [18]

    矿工的生产定额

    一较高下的。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他的歌剧就像一条突然惹恼了主人

    的疯狗，要被毙掉。他试图尽可能头脑清醒地分析遭到攻击的各种因

    素。首先，正是他歌剧的成功，尤其是在海外的成功，成了反对它的理

    由。仅仅几个月前，《真理报》还充满爱国热忱地报道了该作品在美国

    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演。现在同一张报纸认识到，《姆钦斯克县的麦

    克白夫人》只是在苏联以外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讲政治、杂乱无

    章”，因为它用“焦躁不安、神经质的音乐，撩拨了资产阶级的堕落趣

    味”。

    其次的理由，与此有关，是他认为的来自政府包厢的批评，文章便

    是朝着藏身幕后的斯大林所发出的假笑、哈欠和马屁的集合。于是他读

    到，他的音乐如何像“鸭子的叫声、野猪的呼噜和疯狗的狂吠”；它

    的“神经质的、痉挛的和抽搐的”本性如何源自爵士乐；它如何让歌唱变

    成了“尖叫”。这出歌剧明显是胡乱写就的，就是要讨好“软弱派”，他们

    丧失了对音乐的所有“健康品味”，更喜欢“混乱的音流”。至于剧本，它

    蓄意抽取了列斯科夫故事中最卑鄙肮脏的部分：其结局“粗俗、简陋、下流”。但他的罪行也是政治罪。那个匿名评论的作者对音乐的了解，不会

    超过一头猪对柑橘的了解，所以，文章被添上了那些熟悉的、酸透了的

    标签。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梅耶荷德

    [19]

    主义、左翼。作曲家写的

    不是一出歌剧，而是一出反歌剧，音乐故意掀了个底朝天。他从有毒的

    源泉里畅饮，那里也是“绘画、诗歌、教育和科学领域出现左倾”的源

    头。万一需要说清楚——它总是需要——那么激进主义就是与“真正的

    艺术、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文学”背道而驰的东西。

    “那些有耳朵的人会听见”，他总喜欢这样说。但即便那些聋子也不

    会听不懂“混乱取代了音乐”是什么意思，不会猜不出可能的结局。有三

    句话，不仅针对他在理论上的误入歧途，也针对他本人。“作曲家显然

    没有想过，苏联观众在音乐中期待什么，寻找什么。”这一条足以取消

    他作曲家协会成员的资格。“这一倾向对苏联音乐的危害显而易见。”这

    一条足以夺走他创作和演出的资格。最后一句是：“这是一个精心设计

    的花招，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这一条足以取走他的性命。

    然而，他还年轻，对自己的天赋充满自信，一直到三天前还很成

    功。就算他(无论从气质上还是天资上)不是政客，他还是有可以求助

    的人。于是，在莫斯科，他先见了艺术事业委员会主席普拉东·克尔任

    采夫，开始说明他将如何回应此事，这是他在火车上想出来的。他要为

    歌剧写一份辩护词，对批评提出反驳，并把文章交给《真理报》。比

    如……但克尔任采夫，尽管温文尔雅，都没听他把话说完。他们面对的

    不是一篇由一位评论家署名的负面评论，其意见会随着时日或他领悟的

    深浅而变化。这是一篇《真理报》的社论：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看法，可以提出反驳，而是一份来自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声明。换句话说，是

    《圣经》。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来说，唯一可行的做法就是做

    公开检讨，承认他的错误，解释说，在创作这部歌剧时，他因为过于年

    轻无知而误入了歧途。此外，他还应该公开宣布，要立刻投身到苏联的

    民族音乐中，那将帮助他改变方向，转向所有真实、流行和悦耳的音

    乐。在克尔任采夫看来，这是他能重新受宠的唯一方式。

    他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他受过洗礼，有时，路过某座开放的教

    堂，他会为他的家庭点上一支蜡烛。他也很了解《圣经》。因此他很熟

    悉罪的概念；还有它的公共机制。罪行，对罪行的供认不讳，牧师对事

    情的审判，祈祷，忏悔，宽恕。尽管有时，罪恶过于巨大，连牧师也无

    法宽恕。是的，他明白这些规则和礼仪，不管教堂怎么称呼它们。

    他接着去找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色拿破仑还只有四十多岁，是个坚强而英俊的男人，额头上有显眼的美人尖。他听完了发生的一切，中肯地分析了门徒现在的处境，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个简单、大胆而慷慨

    的方案。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亲自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求情信。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大大松了口气。当元帅在桌前坐下，展平面

    前的一张白纸时，他头轻了，心也松了。但这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一抓起

    他的笔开始写字时，一种变化忽然袭来。汗水从他头发里冒了出来，从

    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额，又从脑后渗进了衣领。一只手拿着手帕不安

    地抖动，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停住了。这样没有军人气概的恐惧令人沮

    丧。

    在阿纳帕，汗水从他们身上汩汩冒出。高加索很热，他从来都不喜

    欢高温。他们凝望着低湾处的海滩，可他没兴趣游泳去暑。他们在镇子

    北端的林荫里散步，他被蚊子咬了。然后他们又被一群狗堵住了去路，几乎要被活吃。这些都没有关系。他们去了度假地的灯塔，当塔尼娅抬

    头眺望时，他关心的是她脖子下面皮肤的甜美褶皱。他们参观了那些古

    老的石门，那是土耳其要塞的唯一遗迹，但他心里想的是她的小腿，想

    着她走路时上面肌肉的运动。那几个星期，除了爱、音乐和蚊子叮咬，他的生命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心中的爱，他头脑里的音乐，他皮肤上

    的蚊子包。哪怕天堂也逃不开虫子。但他不恨它们。它们的叮咬很聪

    明，总在他够不到的地方；驱蚊剂是从康乃馨中提取的。如果一只蚊子

    能让她的手指触摸他的皮肤，让他散发出康乃馨的香味，他又怎么可能

    责怪这种昆虫呢？

    他们才十九岁，相信自由恋爱：他们更热切探索的，是彼此的身

    体，而不是度假胜地。他们抛弃了来自教堂、社会和家庭的成规，没有

    成为丈夫和妻子，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生活了。这几乎跟性行为本身一

    样让他们兴奋；也许，让他们沉迷，不能自拔。

    但随后来临的是他们没在床上的所有时刻。自由恋爱也许能解决基

    本问题，但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他们当然彼此相爱；但身边总是有个人

    ——即便他有三百卢布和年少成名——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作曲时，总

    能确切知道该做什么；对音乐(尤其他的音乐)需要什么，他总能做出

    正确决断。当指挥和独奏者礼貌地询问是否这样 或者那样 更好时，他

    总是会回答：“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改过来。”于是，他们满意了，他也满意了，因为他从没想过听从他们的建

    议。因为他的决定，他的直觉，总是对的。

    但离开了音乐……情况就很不同了，他会变得神经质，脑子会糊

    涂，有时候会做出一个愚蠢的决定，只是为了把事情解决掉，而不是因

    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能他在艺术上的早熟，意味着他躲开了那些帮

    助普通人长大成人的岁月。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在生活的实践中很笨

    拙，而这，无疑包括感情的实践。于是，在阿纳帕，除了爱的狂热以及

    性带来的晕眩和自足，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这个世

    界充满着不必要的沉默、误解的暗示和心不在焉的计划。

    他们又回到了各自的城市，他去了列宁格勒，她去了莫斯科。但他

    们会互相拜访。有天，他正要完成一个作品，便请她坐在身边：她的存

    在能让他感到安稳。过了一会儿，他妈妈进来了。她直视塔尼娅，说：

    “滚出去，让米佳

    [20]

    完成他的工作。”

    而他回答：“不，我要塔尼娅留在这里。这对我有帮助。”

    他竟然反抗他母亲，这样的场景很罕见。要是他能更经常这样，他

    的人生会有所不同。不过也许不会——谁知道呢？要是红色拿破仑都赢

    不过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他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呢？

    他们在阿纳帕的时光是首田园牧歌，但根据定义，牧歌只有结束了

    才被称为牧歌。他发现了爱情；但他也开始发现，爱情远不是让他“成

    为他自己”，远不是像康乃馨精油那样，擦遍他全身，而是会让他难为

    情，让他为难。他不在塔尼娅身边时，显然最爱她。而当他们在一起

    时，双方对彼此都有期待，这份期待，他既无法确认，也无法回应。譬

    如，他们一起逃到高加索，特别明确他们不是 丈夫和妻子，特别明确

    他们有着同样的平等自由。但这样一种冒险，其目的是最终要成为真正

    的丈夫和真正的妻子？这听上去毫无逻辑。

    不，这不诚实。他们感情不和的一个原因是他爱她，多过她爱他，不管彼此的倾诉有多均等。他试图惹她嫉妒，描绘他和其他女人的调情

    ——甚至引诱，不管真假——但似乎只是让她生气，而不是嫉妒。他还

    威胁要自杀，不止一次。他甚至声称，他娶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那很

    有可能成为事实。塔尼娅却大笑不已。这之后，她自己结婚了。那只让

    他更爱她。他乞求她和丈夫离婚，嫁给他；他再一次威胁要自杀。都没有用。

    早些时候，她曾温柔地告诉他，她被他吸引，是因为他的单纯和坦

    诚。但如果这没能让她爱他像他爱她那么多，那么，他希望自己既不单

    纯也不坦诚。倒不是说他感到自己单纯和坦诚。它们听上去是设计好要

    把他关在盒子里的词汇。

    他发现自己在反省真诚的问题。个人的真诚，艺术的真诚。如果它

    们是真诚的，它们是如何相连的。这种美德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又能

    够保存多久。他告诉朋友们，如果他否定《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

    人》，那么他们就会断定，他已经丧失了真诚。

    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拥有强烈感情的人，只是缺乏表达它们的技

    巧。但那只会让自己太轻易地得到宽恕；这还是不真诚。事实上，他是

    个神经病。他认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不再需要

    它了，它离开了他，他又想让它回来。毫无疑问，他被宠坏了，他是母

    亲的小男孩，是两个姐姐的小弟弟；还有，他是个艺术家，被期待拥有

    一种“艺术气质”；此外，他也是个成功人士，让他可以因出名而表现出

    突然的傲慢。马尔科已经当面骂过他“越来越虚荣”。但他潜在的情形其

    实是一种高度的焦虑。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不，再一次比这更

    糟：他是个歇斯底里症患者。这样一种气质是从哪来的？肯定不是来自

    他父亲；也不是他母亲。不错，那是无可逃脱的个人气质。也是个人命

    运的一部分。

    他知道，在他心里，他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

    然而电梯过了三层，然后四层，现在停在了他的面前。他提起他的

    行李箱，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出来，吹着《相逢之歌》

    [21]。面

    对着它的曲作者，他中间吹跑调了。

    他知道，在他心里，他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它在莫泊桑的短篇小

    说里被完整地表达过了，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轻的警备司令，他驻扎在地

    中海沿岸的一个要塞小镇。对，那地方就叫昂蒂布。总之，这位军官常

    常在镇子郊外的树林里散步，在那里常常撞见本地商人帕里斯先生的妻子。自然，他爱上了她。这个女人反复拒绝他的殷勤，直到有一天，她

    让他知道，她丈夫要外出，一晚上不回来。一场幽会被安排好了，但到

    了最后一分钟，这位妻子收到一封电报：她丈夫的生意提前谈完了，晚

    上就回来。为爱疯狂的警备司令，捏造了一起紧急军事事件，下令关闭

    城门，到第二天早上再开。回家的丈夫被刺刀挡在外面，只好在昂蒂布

    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晚。如此一来，那位军官就可以享受几小时的情

    爱了。

    诚然，他无法想象自己管理一座要塞，更不用说寂静的黑海之滨温

    泉小镇上一道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城门了。但道理是一样的。你应该这样

    去爱，没有恐惧，没有障碍，不用去想明天。然后，之后没有遗憾。

    优美的言辞。优美的情感。然而这样的行为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可

    以想象年轻中尉图哈切夫斯基做得到，要是他曾经当过警备司令。他自

    己的狂热……好吧，这会成为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他曾和高克

    [22]

    一起

    旅行过，此人是个相当不错的指挥，但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

    他们一起待在敖德萨。在他和妮塔结婚前几年。那时候他还在努力让塔

    尼娅吃醋呢。可能还有妮塔。一次美味大餐后，他回到伦敦饭店的酒

    吧，挑了两个女孩。也可能是她们挑了他。不管是哪种情况，她们坐到

    了他的桌子边。她们都很漂亮，他很快被其中一个叫罗扎利娅的吸引

    了。他们谈起了艺术和文学，与此同时，他抚摸着她的屁股。他叫马车

    把她们送回了家，在他爱抚罗扎利娅的时候，那位朋友会别过头去。他

    陷入了爱河，他很清楚这一点。两个女人计划第二天坐轮船去巴统

    [23]

    ，他跑去送她们。但女孩们止步于码头，因为在那里，罗扎利娅的朋友

    因为卖淫被捕了。

    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同时，他为罗佐茨卡

    [24]

    痴狂。他以头撞

    墙，撕扯头发，诸如此类；就像糟糕小说里的角色。高克严厉警告他远

    离那两个女人，说她们都是妓女，不要脸的婊子。但这只是让他更加兴

    奋，多有趣啊。那么有趣，他几乎要和罗佐茨卡结婚了，要不是他们来

    到敖德萨的婚姻注册所时，他发现自己把身份证明忘在了宾馆。然后，不知怎么的——他甚至想不起来为什么，是怎么样——一切戛然而止，他在凌晨三点，从刚刚停靠苏呼米

    [25]

    的小船上，跑进了倾盆大雨中。

    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但关键是，他并不后悔这一切。没有障碍，不用去想明天。他怎么

    会差点儿娶了一个职业妓女？他认为是情境使然，再加上点精神失常。

    也因为他内心的某种冲突。“母亲，这是罗扎利娅，我妻子。这肯定不

    意外吧？难道你没读过我日记？里面写了‘和一个妓女结婚’。女人有职

    业很好，你不也这样想？”还有，离婚很容易，所以为什么不结？他觉

    得如此爱她，几天后，就要娶她，又几天后，他在雨中逃开她。与此同

    时，那位老人家高克坐在伦敦饭店的餐厅里，考虑要一块炸肉排还是两

    块。谁能说什么才是最好？你只有事后才明白，届时为时已晚。

    他是个内向的男人，总是被外向的女人吸引。这是否就是麻烦的一

    部分？

    他点燃了另一支烟。在艺术和爱情之间，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

    间，总有香烟。他想象着扎克列夫斯基的继任者，坐在他的办公桌后

    面，递过一包别洛莫尔。他会谢绝，递过去一支他自己的卡兹别克。审

    讯者也回以拒绝，然后每个人都将自己挑的香烟放在桌上，舞曲结束。

    艺术家吸起了卡兹别克，烟盒上的图案正暗示着自由：一匹奔驰的骏

    马，上面的骑手背对着卡兹别克山脉。据说，这图案是斯大林亲自审定

    的：尽管这位伟大领袖吸他自己的牌子，赫泽格维娜·伏洛尔。它们是

    为他定制的，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精准。并不是说斯大林直接就把一支赫

    泽格维娜·伏洛尔放在唇间。他做事不那么简单。不，他喜欢拆开烟

    卷，然后碾碎烟草放进他的烟斗里。那些知情人告诉那些不知情的人，斯大林的办公桌乱成一团，满是丢弃的烟纸、烟盒和烟灰。他知道这件

    事，或者说，他不止一次听说过这件事，因为关于斯大林，没有一件事

    不起眼，不值得传播。

    没有人会在斯大林在场的时候，吸一支赫泽格维娜·伏洛尔——除

    非斯大林给了一支，那时他们会偷偷地尽量不吸，之后当作圣迹炫耀。

    那些执行斯大林命令的人，倾向于抽别洛莫尔。内务部的就抽别洛莫

    尔，它烟盒上的图案是俄国地图；标为红色的是白海运河，香烟以此得

    名。这项伟大的苏维埃工程完成于30年代早期，是由劳改犯修建的。不

    同寻常的是，很多宣传会提到这个事实。它声称，在建设运河期间，罪

    犯们不仅帮助国家发展，也“改造了他们自己”。好吧，那里有十万劳动

    力，其中有些可能是提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但据说四分之一的人死掉

    了，而他们显然没有被锻造成新人。他们只是树木被砍伐时飞溅出来的

    碎片。内务部的人会点上他们的别洛莫尔，在袅袅的烟雾中，描绘着挥

    舞斧头的崭新梦想。毫无疑问，妮塔进入他生活的时候，他正在抽烟。妮娜·瓦尔扎

    尔，瓦尔扎尔三姐妹中的老大，径自从网球场上下来，散发出快活、笑

    声和汗水。健美、自信、时髦，一头金发似乎让她的眼睛也变成金色的

    了。一个称职的物理学家，一位出色的摄影师，拥有自己的暗房，对家

    务不是很热衷，这是实情；不过他也不是很有兴趣。在一部小说中，他

    生活中所有的焦虑，他的强大和软弱的混合，他歇斯底里的潜质，都会

    被一个爱的漩涡裹挟，引向婚姻的喜悦和平静。但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失

    望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它从来都不是小说，既不是莫泊桑的小说，也

    不是其他人的。好吧，有可能是果戈理的一个讽刺短篇。

    就这样，他和妮娜相遇了，成了恋人，但他还在努力将塔尼娅从她

    丈夫那里赢过来，然后塔尼娅怀孕了，然后他和妮娜敲定了他们结婚的

    日子，但在最后一刻，他无法面对，于是没有出现，逃婚了，躲了起

    来，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然后，妮娜有了

    一个情人，既然事已至此，他们决定分手并离婚，之后，他也有了一个

    情人，他们就分手了，签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但当离婚成真时，他们意

    识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六个星期后，他们复婚了，但他们还是没有解

    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在写给情人叶莲娜的信中，他说：“我很优柔寡

    断，不知道是否有能力得到幸福。”

    随后，妮塔怀孕了，一切必需的事情都稳定下来了。只是就在妮塔

    进入孕期第四个月，1936年这个闰年开始了，在这一年的第二十六天，斯大林决定去看歌剧。

    在读完《真理报》的社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格利克曼发

    电报。他请他的朋友到列宁格勒中央邮局去订阅所有相关新闻的剪报。

    格利克曼会每天把它们带到他的公寓，他们将一起仔细阅读。他买了一

    个大大的剪贴簿，在第一页贴上了《混乱取代了音乐》。格利克曼认

    为，这有点太自虐了，但他说：“它必须在那里，它必须在那里。”然

    后，每出一篇新文章，他都贴在里面。之前，他从没想过保存评论；但

    这次不同了，现在他们不仅评论他的音乐，还对他的存在发表了社论。

    他注意到那些曾经不断赞扬《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批评

    家，在过了两年后，如何突然发现它一无是处。一些人坦承了他们之前的错误，表示《真理报》的文章拨开了蒙蔽他们的迷障。他们被音乐和

    作曲家愚弄得多惨啊!他们终于看清了形式主义、世界主义和左派激进

    主义给俄国音乐的本质带来了多大的危险!他还注意到哪些音乐家现在

    公开发表反对他作品的声明，还有哪些朋友和熟人开始选择跟他保持距

    离。带着同样的表面上的平静，他阅读了来自普通大众的信件，他们中

    大部分人正好碰巧知道他的私人地址。许多人说，他的驴耳朵应该被割

    掉，还有他的脑袋。还有那些不可能收回的话，穿插在最正常的句子

    里，出现在报纸上。例如：“今天，将举办一场人民公敌肖斯塔科维奇

    的作品音乐会。”这样的语句不是偶然采用的，也不会未经最高领导层

    的批准。

    他感到疑惑，为什么权力现在将注意力转到音乐，转到他身上了？

    权力总是对语言而不是音符更感兴趣：被宣布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是作

    家，不是作曲家。作家会在《真理报》头版遭到谴责，作曲家是在第三

    版。差着两个版呢。这可小瞧不得：会有生死之别。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冰冷、机械的词组。然而……艺术家面对

    的是什么，如果不是人类的灵魂？除非一个艺术家只是想装装门面，或

    者只想当有钱有势的人的哈巴狗。他本人一直反对贵族，无论是情感

    上、政治上，还是艺术原则上。在那充满乐观的年代里，不过就几年

    前，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是人类本身——的未来都在被重新塑造，看上去似乎所有艺术可以最终被整合进一个辉煌的工程中。音乐、文

    学、戏剧、电影、建筑、芭蕾和摄影会形成动态的合作关系，不仅反

    映、批评或讽刺社会，也塑造 它。艺术家们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

    不是政治上的引导，将帮助他们的人类伙伴发展和完善他们的灵魂。

    有什么不可以？这是艺术家最古老的梦想。或者，就像他现在想

    的，是艺术家最古老的幻想。因为政治官僚很快就来控制这个工程了，过滤掉其中的自由、想象、复杂和微妙，没有这些，艺术只会变得愚

    蠢。“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里有两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许多人并

    不想让自己的灵魂被人设计，对不起，多谢。他们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时的灵魂的样子很满意；当你要去引导他们时，他们会反抗。来这场自

    由的露天音乐会吧，同志们。噢，我们真的认为你该来。是的，当然这

    是自愿的，但如果你没露面，可能就犯了错误……第二个关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问题更本质一些。那就是：谁来做工

    程师的工程师？

    他记得在哈尔科夫一座公园的一场露天音乐会。他的《第一交响

    曲》让附近的狗都狂吠起来。群众大笑，乐队演奏得更大声，所有的狗

    叫得更响了，观众也笑得更大声了。现在，他的音乐让更大的狗叫了起

    来。历史在重复自己：第一次是闹剧，第二次是悲剧。

    他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戏剧性角色。但有时候，当他的思绪在深夜

    跳跃，他会想：所以，历史就是这样。所有的斗争、理想、希望、进

    步、科学、艺术和良知，都这样结束了，剩下一个男人站在电梯旁，脚

    边一个装着香烟、内衣和牙粉的小行李箱；他站在这里，等着被抓走。

    他强迫自己的思绪转向另一个带着不同旅行箱的作曲家。革命后不

    久，普罗柯菲耶夫离开俄国去了西方；1927年他第一次回国。他是一个

    见过世面的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有着高级的品位。他还是基督

    教科学派的成员，虽然这不是故事的重点。苏联边防的海关人员没怎么

    见过世面；而且，他们的脑子里塞满了颠覆、间谍和反革命。他们打开

    了普罗柯菲耶夫的行李箱，发现最上面放了一样让他们迷惑的东西：一

    套睡衣。他们摊开睡衣，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面面相觑。可能，谢尔

    盖·谢尔盖耶维奇也很尴尬，总之，他让妻子来解释。但流亡了这些年

    后，普塔什卡已经忘了睡衣用俄语怎么说。问题最终靠肢体语言解决

    了，夫妻俩被允许过关。但怎么说呢，这件事完全是典型的普罗柯菲耶

    夫风格。

    他的剪贴簿。什么样的人会去买一本剪贴簿，然后在里面贴满侮辱

    自己的文章？一个疯子？一个讽刺家？一个俄国人？他想到了果戈理，站在镜子前，用一种厌恶而疏远的语气，一遍遍喊自己的名字。他并不

    觉得这像疯子所为。

    他的官方身份是所谓的“无党派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喜欢说，布尔

    什维克最优秀的品质是谦逊。是的，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

    当加琳娜出生时，他和妮塔常常开玩笑说，要给她起名萨布丽娜。

    意思是小糊涂。糊涂家族。这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反讽。不，是自毁式的

    愚蠢。

    图哈切夫斯基写给斯大林的信没有收到回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本人也没听从普拉东·克尔任采夫的建议。他没有做公开声明，没有为年轻无知道歉，没有改变初衷；虽然他收回了他的《第四交响

    曲》，对那些没有聆听之耳的人来说，那自然听上去就像一堆鸭叫、猪

    哼和狗吠。与此同时，他的所有歌剧和芭蕾舞剧都被从保留剧目中清走

    了。他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然后，在1937年春天，他和权力有了第一次对话。当然，他之前和

    权力说过话，或权力也和他说过话：官员、官僚和政治家们带来过意

    见、建议和通牒。权力通过报纸公开和他说话，也在他耳边私下低语。

    最近，权力羞辱了他，夺走了他的生计，命令他忏悔。权力告诉他怎样

    工作，怎样生活。现在它可能暗示，经过一番考虑，它不想让他再活下

    去了。权力决定和他面对面。权力的名字叫作扎克列夫斯基，而权力

    ——它对他这样生活在列宁格勒的人如此表达自己——住在“大房

    子”里。很多进了里特尼大街“大房子”的人，再也没有现身。

    他被约在星期六早上见面。他坚持跟家人和朋友说，那不过就是走

    走形式，可能是《真理报》持续批评他的文章的自然结果。他自己几乎

    不信，也怀疑他们会信。没什么人会被传唤到“大房子”去讨论音乐理

    论。他自然很守时。一开始，权力很端正，很礼貌。扎克列夫斯基询问

    了他的工作，他职业生涯的进展，他接下来打算创作什么曲子。在答复

    时，他提到——差不多是条件反射——他准备写一首以列宁为主题的交

    响乐，这应该属实，令人信服。然后，他觉得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到针对

    他的媒体战了，而审讯者对此几乎草草敷衍过去，让他更受鼓舞。接

    着，他被问到了他的朋友，他会定期见谁。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

    问题。扎克列夫斯基引导了他。

    “我想，你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很熟？”

    “对，我认识他。”

    “告诉我，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想起他们在莫斯科那个小礼堂的后台碰见的情景。他解释说元

    帅是位著名的音乐爱好者，出席过他的很多音乐会，他自己拉小提琴，甚至有制作小提琴的爱好。元帅邀请他去过他的公寓；他们甚至还一起

    演奏过音乐。他是一个不错的业余小提琴手。他是说“不错”？从能力上

    来说，当然。是的，当然，还能提高。但扎克列夫斯基对元帅的指法和运弓技巧有多高深，不感兴趣。

    “你去过他家很多次？”

    “是的，时不时去。”

    “时不时去了多少年？八年，九年，十年？”

    “对，差不多吧。”

    “好吧，我们可以说，每年拜访四到五次？一共去了四五十次？”

    “我会说少一些。我从未统计过。但肯定没那么多。”

    “但你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密友之一？”

    他停下来想了想。“不，不是密友，但是好朋友。”

    他没有提到元帅为他筹集了财政支持；给他建议；为了帮他，写信

    给斯大林。扎克列夫斯基也许知道这些事，也许不知道。

    “在这四五十次去你好朋友家的时候，还有谁在场？”

    “没有这么多次。只有家里人。”

    “只有家里人？”审讯者的语调自然带着疑虑。

    “还有音乐家。音乐理论家。”

    “是否偶尔也有政治家在那里？”

    “不，没有政治家。”

    “你这么确定？”

    “哦，你瞧，有时候那里有很多人在聚会。而我并不都认识……事

    实上，我常常在弹钢琴……”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谈音乐。”

    “还有政治？”

    “没有。”

    “说吧，说吧，怎么会有人不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谈政治呢？”

    “他已经，我们可以说，下班了吧。那里只有朋友和音乐家。”

    “那里是否还有其他下班的政治家？”

    “不，从来没有。我在的时候，那里从来没有谈论过政治。”

    审讯者看了他很久。然后变了个语调，就好像要让他做好思想准

    备，他的立场将变得威严。

    “现在，我认为你应该发动你的记忆。就你的身份而言，你在图哈

    切夫斯基元帅家时，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个‘好朋友’，十多年的定

    期交往里没谈过政治。譬如，暗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对此你听说过什

    么？”

    这时候，他知道，他是个死人了。“又一个人的时辰就要到了”——

    这一次，轮到他了。他尽可能清楚明白地重申，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家，从未谈及政治；纯粹是音乐之夜；国家大事跟帽子和大衣一起，留

    在门边了。他不确定这是否是最好的措辞。但扎克列夫斯基几乎没在

    听。

    “好吧，我建议你再使劲想一想，”审讯者告诉他，“其他一些客人

    已经证实了那个阴谋。”

    他意识到图哈切夫斯基一定被抓起来了，元帅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还有他的生命；调查才刚刚开始，元帅的所有身边人很快就会从地球表

    面消失。他自己的清白无关紧要。他的回答是否真实也无关紧要。所有

    已经决定的，已经决定了。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一个他们刚刚才发现或刚

    刚才发明出来的阴谋荼毒甚广，以至于连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如今是最

    丢人的)作曲家都卷入其中，那么，他们就会这样证明。这也解释了扎

    克列夫斯基在结束询问时就事论事的平淡口吻。“很好。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十二点，你可以走了。不过，我只给

    你四十八个小时。到星期一的十二点，你会记起所有事。你必须回想起

    所有讨论的每一个细节，这个针对斯大林的阴谋，你将是主要证人。”

    他是个死人了。他把所有这些都告诉了妮塔，他看到在她的强颜欢

    笑下，她已经同意他是个死人了。他知道他必须去保护身边的亲人，要

    这样，就必须保持冷静，但他只剩慌乱。他烧掉了所有可能连累别人的

    东西——只是，一旦你被贴上人民公敌、已知刺客的同伙这样的标签，你身边的一切已受牵连。他最好把整个公寓都付之一炬。他担心妮塔，担心他的母亲，担心加莉娅，担心每个曾进出他公寓的人。

    “人无法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将在三十岁死去。肯定比佩尔戈莱

    西

    [26]

    年长，但要比舒伯特年轻。就此而言，和普希金差不多。他的名

    字和他的音乐会被抹去。他不仅将不复存在，他从来就没存在过。他是

    一个错误，被迅速纠正；是照片中的一张脸，但会在第二次印刷时消

    失。而即便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他被发掘出来，他们会发现什么呢？

    四首交响乐，一首钢琴协奏曲，一些管弦乐协奏曲，两首弦乐四重奏的

    片段——哪首都没写完，一些钢琴曲，一首大提琴奏鸣曲，两部歌剧，一些电影和芭蕾舞配乐。他将因什么被记住？那部让他蒙羞的歌剧？那

    首他明智地撤回的交响乐？也许他的《第一交响曲》将会成为欢快的序

    曲，在那些有幸比他活得长的作曲家的成熟作品音乐会上演奏。

    不过，他知道，即便这也是虚幻的安慰。他本人怎么想无关紧要。

    未来会决定未来将决定的事情。比如，他的音乐一点也不重要。比如要

    是他没有因为虚荣而卷入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谋反活动，可能会在音乐上

    有所作为。谁能说出未来会相信什么？我们对未来有太多的期待，希望

    它能和现在抗争。谁能说出他的死会给家庭投下怎样的阴影。他想象加

    莉娅在西伯利亚孤儿院长到十六岁，以为父母狠心抛弃了她，她父亲写

    过的音符她连一个都不会知道。

    刚开始向他发出威胁时，他告诉朋友：“就算他们砍掉我的双手，我也要口衔钢笔继续创作。”这是蔑视的言辞，想要以此支撑每个人的

    灵魂，包括他自己的。但他们不想砍掉他的双手，他那短小的、“不宜

    弹钢琴”的双手。他们也许想要折磨他，因为他忍不住疼痛，会马上同意他们说的每件事。名单将放在他面前，他会暗示他们所有人。不，他

    会说得很简短，会很快变成是的，是的，是的和是的。是的，我那时候

    在元帅公寓里；是的，我听见他说了所有你认为他也许说过的话；是

    的，这个将军和那个政治家都卷入了阴谋，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但

    是，不会有砍掉双手那样夸张的情形，只有一颗高效的子弹钻进后脑

    勺。

    他的那句话，往好里说，只是愚蠢的自吹，往坏里说，不过是修

    辞。权力对修辞没有兴趣。权力只知道事实，它的语言由措辞和委婉语

    构成，用来公开或隐瞒那些事实。在斯大林的俄国，没有口衔钢笔创作

    的作曲家。从此以后，只有两种类型的作曲家：战战兢兢活着的和已经

    死掉的。

    如今他才刚体会到他内心的年轻不可战胜。不仅如此，它无法被收

    买。除此之外，在此背后，是种信念，对他拥有的不管什么天赋，对他

    创作的不管什么音乐，他坚信它们的正确与诚实。这一切，都没有被摧

    毁。只不过到如今完全无关紧要了。

    星期六晚上，还有星期天晚上，他一直喝到入睡。此事不难。他有

    点头晕，几杯伏特加就能把他干倒。这弱点也是有好处的。喝酒，然后

    躺倒，其他人需要继续喝才行。它让你第二天头脑更清醒，能更好地工

    作。

    阿纳帕是个著名的葡萄疗法中心。有一次他和塔尼娅开玩笑，说他

    喜欢伏特加疗法。就这样，现在，在这可能是他人生最后两晚的时刻，他使用了这种疗法。

    星期一早上，他亲吻了妮塔，最后一次拥抱了加莉娅，然后坐上公

    共汽车，前往里特尼大街上那座阴沉的灰色建筑。他总是很守时，赴死

    时也很准时。他凝望着涅瓦河，河流会比他们所有人都长命。在“大房

    子”，他向接待处警卫自报家门。警卫看了一眼花名册，没找到他的名

    字。他被要求再重复一遍。他照做了。警卫又查了一遍名单。

    “你来干什么？要见谁？”“审讯员扎克列夫斯基。”

    卫兵慢慢点了点头。然后，没有抬头，说：“好了，你可以回家

    了。你不在名单上。扎克列夫斯基今天不来，所以，没有人接待你。”

    就这样，他和权力的首次对话结束了。

    他回了家。他怀疑这一定是个诡计——他们让他走，好跟踪他，然

    后逮捕他所有的朋友和同伴。但结果是他生命中一个突如其来的运气。

    在周六到周一之间，扎克列夫斯基自己受到了怀疑。他的审讯员被审讯

    了。他的逮捕者被逮捕了。

    然而，如果他被“大房子”打发不是一个诡计，那就只能是官僚拖

    延。他们不可能放弃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追查；因此，扎克列夫斯基的离

    去只是一个临时故障。某个新的扎克列夫斯基将会得到指令，召见会再

    次到来。

    元帅被捕三个星期后，和红军高层一起被枪毙了。将军暗杀斯大林

    同志的阴谋被及时发现了。在那些被捕并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的贴身

    亲信中，有他们共同的朋友，杰出的音乐理论家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

    日利亚耶夫。也许有一个音乐理论家的阴谋等着被揭露，然后是作曲家

    的，长号手的。为什么不呢？“这世界只剩疯狂。”

    好像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嘲笑尼古拉耶夫教授对音乐理论家的定

    义。想象一下我们正在吃炒鸡蛋，教授常常这样说。我的厨师帕沙做好

    了这道菜，然后你我开始吃起来。这时来了一个没有做也没有吃的人，但他谈论起它们来就好像他知道它们的一切——那 就是音乐理论家。

    但现在这一点也不好玩了，他们连音乐理论家也要枪毙。尼古拉·

    谢尔盖耶维奇·日利亚耶夫被认定犯了如下罪行：鼓吹君主制，搞恐怖

    主义和从事间谍活动。

    就这样，他开始了在电梯前的守夜。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这个

    城市里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不想让他们所爱的人看见他们被逮捕的一

    幕。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清空他的肠子，亲吻他睡着的女儿，亲

    吻他醒着的妻子，从她手上拿过那个小行李箱，然后关上前门。就好像

    他要出门上夜班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是的。然后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回

    想着过去，担心着将来，在短暂的当下吸着烟。搁在小腿边的行李箱让他安心，也消除了别人的疑虑；这办法很实用。这让他看上去好像控制

    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是受事态控制。提着行李箱离家的人，通常都会回

    来的。穿着睡衣被从床上拽走的，通常不会。这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

    重要。重要的只有这一点：他看上去好像并不害怕。

    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站在那里等他们算勇敢还是怯懦？或者

    都不是，仅仅是明智的？他并不指望能找到答案。

    扎克列夫斯基的继任者会不会像扎克列夫斯基那样，先是彬彬有礼

    的预热，然后强硬起来，恐吓他，最后邀请他带着名单回来？不过，既

    然图哈切夫斯基已被审判、定罪和枪决，他们还需要指认他的额外证据

    吗？更有可能，这会是更大范围审查的一部分，调查元帅的外围朋友，核心圈子已经被处理掉了。他们会审问他的政治信仰，他的家庭和工作

    关系。是的，他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站在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

    公寓楼前的情景，他戴着红领巾，很自豪；之后他和一群同学奔向芬兰

    火车站，去迎接伟大的列宁回到俄国。他最早的作品，比正式的“作品

    一号”要早，是一首《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和一首《自由

    颂》。

    不过，继续往下，事实就不再是事实了，仅仅是针对不同说法的公

    开说明。所以说，他的孩子和克伦斯基、托洛茨基

    [27]

    的孩子在同一所

    学校就读：这曾经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然后成了有趣的事，现在可

    能是一种沉默的羞耻。他的舅舅，马克西姆·拉夫连季耶维奇·科斯特里

    金，一位因1905年革命而流放西伯利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是第一个让他

    的外甥对革命产生热情的人。但是，这是曾经的光荣和神圣。

    他从没有入过党，但是，作为一个“无党派布尔什维克”，他让自己

    显得全心拥护党。他为歌颂革命及其所有成果的电影、芭蕾舞和清唱剧

    谱写了音乐。他的《第二交响曲》中有一个庆祝革命十周年的大合唱，其中他采用了诗人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的一些诗句。他也谱写了赞美

    集体化、谴责破坏工业的曲子。他为电影《迎展计》写的音乐获得了极

    大的成功，在电影里，一群工人自发地设计出一个促进生产的计划。这

    个国家，到处有人在哼唱《相逢之歌》，吹它的曲调，现在还是这样。

    眼下——也许是一直以来，他在写一首交响乐，而且，当然是需要多久就写多久——是专门纪念列宁的。

    他怀疑这些没一样能说服扎克列夫斯基的后继者。他不相信人类能

    完美，不相信人类灵魂可以“建设”。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五年后，他写信

    给朋友，说“人间天堂将在两千亿年后到来”。但现在，他想，这可能还

    是太乐观了。

    理论是清楚的、明了的、可以理解的。生活是混乱的、毫无意义

    的。他已经将自由恋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一开始是和塔尼娅，然后是

    和妮塔。事实上，是同时和她俩；她们在他心里重叠，有时仍然如此。

    这是一个缓慢痛苦的过程，发现爱情的理论跟不上生活的现实。就像曾

    经读过作曲手册，就期待能写出一部交响乐。除此之外，他本人总是意

    志薄弱、犹豫不决——除了那些意志坚强、行事果断的场合。但即便那

    时，他做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抉择。所以，他的感情生活就……该怎

    么总结呢？他对自己苦笑。是的，确实是：混乱取代了音乐。

    他想要塔尼娅；他母亲不同意。他想要妮娜；他母亲也不同意。他

    把结婚的事瞒了她好几个礼拜，不希望他们最初的快乐被糟糕的感觉所

    笼罩。他承认，这不是他人生中最英勇的行为。而当他坦白这件事情的

    时候，他母亲的反应好像她一直就知道——可能她读过了婚姻注册员的

    日记——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支持他们。她有一种谈起妮娜的方法，听

    似表扬，实则批评。也许，在他死后——可能不会太久了，她们将一起

    组成一个家庭。母亲、媳妇和孙女：三代女人。这种家庭现在在俄国越

    来越常见。

    他可能让事情变糟了；但他不是傻瓜，也并不幼稚。从一开始，他

    就知道，必须要把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

    [28]。那么，恺撒为什么要生他

    气？没人可以说他不够多产：他写得很快，很少超过截止期。他能写出

    相当悦耳的音乐，让他高兴一个月，让公众高兴上十年。但问题就在于

    此。恺撒不仅要得到上呈的贡奉；他还决定了应该支付的货币。肖斯塔

    科维奇同志，为什么你新的交响乐不像你那首精彩的《相逢之歌》？为

    什么疲惫的钢铁工人在回家路上不再用口哨吹奏它的主旋律了？肖斯塔

    科维奇同志，我们知道，你完全能够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所以，为什么你还要坚持形式主义的鸭叫和猪哼？那些仍然掌控音乐厅的自命

    不凡的资产阶级，不过是假装喜欢而已。

    不错，他对恺撒还抱有天真的幻想。更准确地说，他还在按过时的

    方式工作。在过去，恺撒需要的是贡金，一个承认他权力的数目，一个你被估量的价值的特定比例。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克里姆林宫的新恺撒

    们将系统升级了：现在，你的贡金就是你百分之百的价值。或者，如果

    有可能，还更多。

    当他还是个学生时——那是一段充满了快乐、希望和坚定信念的岁

    月，他作为一个电影钢琴伴奏，苦干了三年。他为涅夫斯基大街上的皮

    卡迪里影院伴奏，也为亮卷影院和丽宫影院伴奏。这是一份艰难而卑贱

    的工作；有些影院老板是吝啬鬼，常常不付工资，解雇了之。虽然如

    此，他还是会提醒自己，勃拉姆斯也曾在汉堡的水手妓院弹琴。当然，那可能更有趣一些。

    他努力看着上方的银幕，弹奏着适合的音乐。观众们喜欢那些浪漫

    怀旧的曲子，他们听着熟悉；但他常常觉得厌烦，开始弹起自己的作

    品。这进行得不太顺利。电影院和音乐厅正相反：观众讨厌什么时，他

    们会鼓掌。一天晚上，他为电影《瑞典的沼泽水鸟》伴奏时，发现自己

    充满了更甚以往的讥讽情绪。一开始，他在钢琴上模拟鸟叫，然后，在

    沼泽水鸟越飞越高时，钢琴自行激昂起来。响起了喧闹的掌声，他还天

    真地以为那是针对可笑的电影的；所以弹得更卖力了。之后，观众向影

    院经理投诉：钢琴师一定喝醉了，他弹的绝不是音乐，他侮辱了这部优

    美的电影，也侮辱了它的观众。经理解雇了他。

    现在，他意识到，这正是他职业生涯的缩影：努力工作，些微成

    功，没能尊重悦耳的规范，官方反对，报酬暂停，解雇。只是，现在他

    在成人世界，解雇意味着终局。

    他想象他妈妈坐在电影院里，他女友的影像投射到银幕上。塔尼娅

    ——他妈妈鼓掌。妮娜——他妈妈鼓掌。罗扎利娅——他妈妈鼓得更用

    劲了。克利欧佩特拉，米洛的维纳斯，示巴的女王

    [29]

    ——他妈妈无动

    于衷，继续面无笑容地鼓掌。

    他的守夜活动持续了十天。妮塔认为——不是凭证据，更多的是出

    于乐观和信心——最迫在眉睫的危险可能已经过去了。他们谁也不信，但他厌倦了站在那里，厌倦了等待电梯的吱嘎声。他对他自己的恐惧也

    厌倦了。于是，他回来和衣躺在黑暗中，他的妻子睡在身旁，他的过夜

    行李靠在床边。不远处，加莉娅睡着了，婴儿都那样，无忧无虑。

    然后，有天早上，他拿起行李箱，打开了。把他的内衣放回抽屉，把牙刷牙粉放回盥洗室的橱柜，把三盒卡兹别克放到桌上。他等待权力继续跟他的对话。不过，他再也没有收到来自“大房

    子”的消息。

    倒不是说权力闲着。很多他身边的人开始消失，一些去了集中营，一些被处决了。他的岳母、小舅子、那个老布尔什维克舅舅、同伴、一

    个从前的恋人。在那个决定性的星期一没来上班的扎克列夫斯基怎样

    了？没有人再听说过他。也许，扎克列夫斯基从未真的存在过。

    不过，命运是无可逃避的；而他的命运，在这一刻，显然是活下

    去。活着，工作。不可能有休息。“我们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停歇”，就

    像勃洛克

    [30]

    说的；尽管在那时，绝大多数人连做梦也不消停。但生活

    在继续，不久，妮塔又怀孕了，紧接着他开始增加作品的数量，他原担

    心会终止于《第四交响曲》。

    他那年夏天创作的《第五交响曲》，于1937年11月在列宁格勒交响

    音乐厅首演。一位上了年纪的语言学家告诉格利克曼，在他的有生之年

    中，之前他只目睹过一次如此响亮而持久的喝彩：那是四十四年前，柴

    可夫斯基指挥了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一个记者(不知是出于愚

    蠢、期望还是共鸣)，将《第五交响曲》形容为“一个苏联艺术家对公

    正批评的创造性回答”。他从来没有否定这一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这是他亲自在谱子封面上写下的话。结果，这些词语变成了他写下的，或应该说，他从未写下的，最著名的话。他让它们存在，因为它们保护

    了他的音乐。让权力拥有词汇，因为词汇无法沾污音乐。音乐能从词语

    中逃脱：这是它的目标，也是它的庄严。

    这句话还让那些驴耳朵在他的交响乐里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他

    们没注意到最后乐章里的尖锐讽刺，那是对胜利的嘲笑。他们只听到了

    胜利本身，听到了对苏联音乐和苏联音乐理论、对斯大林体制之光下的

    生命的一些忠诚背书。他用最强音和主大调结束了交响乐。如果他用弱

    音和小调结束，会怎样？如果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生命也许会被终结。

    是的，“世上只有荒谬”。

    《第五交响曲》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样一种突然的现象，随

    后得到了官僚和御用音乐学者的分析，他们为作品写了一份官方说明，来帮助苏联公众理解。他们称他的《第五交响曲》是“一出乐观的悲

    剧”。第二章 在飞机上

    他只知道，这 是最坏的时候。

    一种恐惧驱除了另一种恐惧，就像新愁让你忘了旧恨。所以，当上

    升的飞机看上去像要撞到坚固的岩脊时，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当下的、迫

    在眉睫的恐惧：他会成为牺牲品，会粉身碎骨，会立刻灰飞烟灭。恐惧

    通常也会驱走其他所有情绪；但赶不走羞耻。恐惧和羞耻在他的肚子里

    快乐地痛饮。

    他可以看见美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还有它

    们就要一头扎入的云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位子更好、好奇心更强

    的，脸贴在小窗上，要最后瞥一眼纽约的地平线。其中六个情绪高涨，他可以听见他们的动静，热切地等待着空姐过来发放第一轮饮料。他们

    将为演出的大获成功而干杯，让彼此确信，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有力地推

    进了和平事业，那个战争贩子国务院才会取消他们的签证，提前让他们

    打包回家。他也盼着空姐和饮料来，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他想忘掉发生

    过的一切。他拉下了带图案的窗帘，仿佛要盖住记忆。不过不管喝多

    少，机会都不大。

    “只有好伏特加，极品伏特加——没有什么坏伏特加。”从莫斯科到

    列宁格勒，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古比雪夫

    [31]

    ，这都是至理名言。但现

    在他知道了，还有一种美国伏特加，例行添进了水果香味，掺杂着柠

    檬、冰块和奎宁水，伏特加的味道在鸡尾酒中被掩盖了。因此，也许确

    实有坏伏特加这种东西。

    战争期间，担心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他有时会去进行催眠疗法。

    他本希望坐上出国航班前治疗一次，然后在纽约那周每天一次，回程前

    再治疗一次。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可以直接把他装进一个木箱，准备上一星期的香肠和伏特加，在拉瓜迪亚飞机场卸下，回程时再装回

    飞机。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旅途怎样？很好，谢谢，我

    看到了所有希望看到的，同伴们也很友善。航班上，他旁边座位上坐着一名官方保镖，也是看守和翻译，二十

    四小时前，他成了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他当然抽别洛莫尔。递给他们

    英文和法文菜单时，他请他的同伴为他翻译。右边是鸡尾酒、酒精类饮

    品和香烟。左边，他想，应该是吃的。不，回答说，这是你可以点的其

    他东西。一根官僚食指在清单上指指点点。多米诺骨牌、跳棋、骰子、双陆棋。报纸、文具、杂志、明信片。电动剃须刀、冰袋、缝纫包、医

    药箱、口香糖、牙刷、面巾纸。

    “那是什么？”他指着没有翻译的东西问。

    一个空姐被叫了过来，花了很长时间解释。最后，他被这样告知：

    “安非他命吸入器。”

    “安非他命吸入器？”

    “这是为资本主义瘾君子准备的，好让他们在起飞和降落时麻醉自

    己。”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说，带着某种装模作样。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要不是他知道

    这么做会被立刻记录在案，他一定会试一下这个颓废的西方发明。

    恐惧：制造恐惧的人知道些什么？他们知道它起作用了，甚至知道

    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但不知道它感觉起来如何。“狼说不出羊的恐惧”，正如他们所说。当他在列宁格勒等着“大房子”的命令时，奥伊斯特拉赫 [32]

    正在莫斯科等着被捕。这位小提琴家向他描述过，他们怎么一夜又

    一夜跑来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个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

    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

    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对门

    那家。第二个晚上，警车又来了，他们听到楼下房门砰地关上，脚步声

    沿着走廊过来了……进了另一间公寓。奥伊斯特拉赫说，就从那一刻

    起，他一直在害怕，而且，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

    现在，在回程的航班上，他的看守让他一个人待着。抵达莫斯科还要三十个小时，途中会在纽芬兰、雷克雅未克、法兰克福和柏林停降。

    旅途至少比较舒适：座位不错，噪音可忍，空姐打扮得很得体。她们带

    来了盛在瓷盘里、铺着亚麻布、配以厚重餐具的食物。政治家一样肥胖

    油亮的大虾，在蘸虾调料里浮荡。一块方方正正的牛排，旁边配着蘑

    菇、土豆和青豆。还有水果沙拉。他吃起来，但主要是在喝酒。他不再

    像年轻时那么容易头晕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杯接着一杯，但

    还是没有让他失去知觉。没人阻止他，无论乘务员还是他的同伴们，他

    们听上去很快乐，估计也喝得一样多。然后，上了咖啡，机舱似乎变暖

    和了，所有人都睡着了，包括他本人。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希望？他曾期望能和斯特拉文斯基会面。即

    便他知道这只是个梦想，事实上是幻想。他一直仰慕斯特拉文斯基的音

    乐。几乎没错过一次《彼得鲁什卡》在马林斯基剧院

    [33]

    的演出。在

    《婚礼和弥撒》的俄国首演上，他弹奏双人钢琴，公开演奏《A大调小

    夜曲》，将《诗篇交响曲》改编成四手联弹。如果20世纪只有一位作曲

    家可以被称作大师，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诗篇交响曲》是音乐史上

    最辉煌的作品之一。所有这些，他如是宣称全部属实，没有丝毫怀疑或

    犹豫。

    但斯特拉文斯基不会来。他发了一封冷漠而到位的电报：“很遗憾

    不能前往欢迎苏维埃艺术家来这个国家访问。但我所有的道德和审美信

    念都反对这种姿态。”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期待？当然不是戴着高礼帽、穿着星条旗背

    心的卡通资本家，在第五大道上大步走来，脚下践踏着饥饿的无产阶

    级。他期待的，最多是一片鼓吹着自由的土地——但他怀疑是否有这样

    一个地方存在。可能他想象过一个结合了技术进步、社会和谐与文明有

    礼的先驱国家，正蒸蒸日上。在这个国家的公路上旅行一圈后，伊利夫

    和彼得罗夫

    [34]

    写道，想到美国他们就变得忧郁，而美国人想到美国就

    正相反。他们还报道说，美国人和他们自己的宣传相反，本性很被动，因为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说都经过了预先处理，从想法到食物。甚至连奶

    牛也在田野里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浓缩牛奶的广告。

    最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美国记者的行为。旅程一开始，他们就到法兰克福机场打前站，埋伏在那里。他们大声提问，照相机杵到他脸跟

    前。他们有一种欢快的粗鲁，价值优越感爆棚。他们喊不出你名字的发

    音，这是你名字的错，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把名字缩短了。

    “嘿，肖斯蒂，看这里!对着我们挥一下帽子!”

    那是在拉瓜迪亚机场，已经很晚了。他尽力举起帽子挥了挥，其他

    代表也这么做了。

    “嘿，肖斯蒂，给个微笑!”

    “嘿，肖斯蒂，你喜欢美国吗？”

    “嘿，肖斯蒂，你喜欢金发还是棕发？”

    是的，他们甚至问他这种问题。如果在祖国，你被抽别洛莫尔的人

    监视，那么，在这里，在美国，你被媒体监视。飞机降落后，一个记者

    抓住一个空姐，探听苏联代表团在飞机上的行为。她回答说，他们和同

    伴们闲聊，喜欢喝干邑马提尼、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这样的信息适

    时地登在《纽约时报》上，好像它真的很有趣似的!

    先说好的方面。他的行李箱装满了密纹唱片和美国香烟。他听了茱

    莉亚学院演奏的三首巴托克

    [35]

    四重奏，之后在后台与演奏者见面。他

    听了纽约交响乐团在斯托科夫斯基

    [36]

    指挥下演奏的帕努夫尼克、维吉

    尔·汤姆森、西贝柳斯、哈恰图良

    [37]

    和勃拉姆斯。他本人，用他那双小

    小的、“不宜弹钢琴”的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万五千名观众面前，演

    奏了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掌声如雷贯耳、汹涌不止、好胜心

    切。是的，美国是一片竞争的土地，因此他们可能想证明他们能比俄国

    听众鼓得更持久，也更大声。那让他感到窘迫，可能也(谁知道呢)让

    国务院窘迫。他还会见了那些诚挚欢迎他的美国艺术家：亚伦·科普

    兰、克利福德·奥德茨

    [38]

    、阿瑟·米勒，还有一个叫梅勒的年轻作家。

    他收到了一大本欢迎他来访的名册，有四十二个音乐家在上面签名，从

    阿缇·肖

    [39]

    到布鲁诺·瓦尔特。好的方面差不多就这些了。这是柏油桶

    里的几勺蜜。

    他希望能藏身在几百个其他参与者中间，却沮丧地发现，他是苏联

    代表团里的明星。他在星期五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然后在星期

    六晚上又作了一个长篇演讲。他回答了问题，摆姿势拍了照。人们对他不错；这是一次公开的成功，也是对他生活的最大的羞辱。他只感到自

    我厌恶和自我蔑视。这是个完美的圈套，而且，因为两部分互不相干，这圈套就更完美。一头是共产主义，另一头是资本主义，他本人在中

    间。他无能为力，只有在这条带点实验性的明亮通道里穿来穿去，一扇

    扇门在他面前打开，又在他身后迅速关上。

    一切又重新开始，因为斯大林又让歌剧踏上旅程。多反讽？但这次

    不是他的歌剧，而是穆拉杰利

    [40]

    的，不过没什么两样，不管是结束还

    是开始。很自然，那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

    暴虐颠倒了世界，这话是老生常谈；但是实话。在1936到1948年的

    十二年间，他感觉还是卫国战争期间最安全。等待救援的灾难，正如他

    们所说。上百万又上百万的人死去了，不过至少苦难变得更加平常，其

    中包括他暂时得到的拯救。因为，尽管暴虐是幻想狂，它并不必然愚

    蠢。如果它愚蠢，就不可能幸存；就像如果它有原则，它也不能存活。

    暴虐明白绝大多数人的某些部分，即那些软弱的部分，是怎样运作的。

    它花了一些年排除牧师、清理教堂，但如果士兵在牧师祝福下在战斗中

    表现得更加顽强，那么牧师会因为短期有用而被召回。同样，如果战争

    期间人们需要音乐打起精神，那么作曲家也会被投入使用。

    如果政权作了让步，人民也会让步。他发表了别人为他写的政治演

    说，但是——世界是如此颠倒啊——那些演说，其情感，如果不是说语

    言，他真的很认可。在一个艺术家的反法西斯集会上，他说了诸如此类

    的话，“我们和德国暴徒的伟大战斗”，还有“从棕色瘟疫中解放人类的

    使命”。“一切为了前线”，他敦促道，听起来就像权力本身。他的话语

    自信，流利，具有说服力。“不久，幸福的时代就会到来”，他鹦鹉学

    舌，模仿斯大林向艺术家同行许诺。

    棕色瘟疫也包括瓦格纳，那位总是被权力投入使用的作曲家。整个

    世纪中，根据政治需要，他一会儿流行一会儿过时。《苏德互不侵犯条

    约》签订后，俄罗斯母亲拥抱了它的新法西斯盟国，就像一个中年寡妇

    拥抱一个年轻强壮的邻居，因为激情来得晚，所以毫无理智，抱得更热

    情。瓦格纳又成了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爱森斯坦

    [41]

    被派往莫斯科大剧

    院导演《女武神》。但不到两年，希特勒便入侵俄罗斯，瓦格纳又变回

    卑鄙的法西斯，一坨棕色糟粕。

    这一切是一场黑色喜剧；尽管它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普希金曾借

    莫扎特之口，说了这样的话：

    天才和邪恶

    这两样东西互不相容。你同意吗？

    对他本人来说，他同意。瓦格纳有个卑鄙的灵魂，并且被展现了出

    来。他在排犹和对待其他种族的态度上，表现出邪恶。因此，他不可能

    是天才，哪怕他的音乐金光闪亮。

    战争期间，他和家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古比雪夫。他们在那里很安

    全，他母亲离开列宁格勒，和他们住在一起后，他的焦虑缓解了。而

    且，那里没什么猫削尖了爪子抓挠他的灵魂。当然，作为作曲家协会的

    一个爱国成员，他经常被召到莫斯科。他会为熬过旅途，准备足够多的

    蒜肠和伏特加。“最好的鸟儿是香肠”，在乌克兰人们常常这么说。火车

    经常会停靠好几个小时，有时是好几天；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

    因为军队调动，或者煤不够了，旅程就被打断了。

    他坐软卧车厢出行，还算好，因为硬卧车厢就像隔离潜在伤寒疫情

    的病房一样。为了预防感染，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串大蒜避邪物，每个手

    腕上也套了一串。“这味道会让女孩避而远之，”他会这样解释，“但战

    争期间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一次，他从莫斯科回来，带着……不，他想不起来了。开了几天，火车停在一个长长的、灰不溜秋的站台上。他们打开窗，探出头。清晨

    的太阳映入眼帘，耳边响起某个乞丐嘶哑的下流歌曲。他们是不是给了

    他一些香肠？伏特加？几个戈比？为什么他会依稀记得这个车站，在成

    千上万人中依稀记得那个乞丐？是跟一个玩笑有关？他们某个人是不是

    开了个玩笑？到底是哪个人？不，这不好玩。

    他想不起来乞丐的军营下流歌了。相反，想起来的，是上世纪的一

    首士兵之歌。他不知道调子，只记得以前浏览屠格涅夫信件时扫到的歌

    词：

    俄罗斯，我珍爱的母亲，她从不靠暴力拿走什么；她只是收下欣然奉上的

    那时，她正用刀子抵住你喉咙。

    屠格涅夫不合他的文学趣味：太文明，不够荒诞。他更喜欢普希金

    和契诃夫，最好的是果戈理。不过就算是屠格涅夫，缺点再多，他也有

    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悲观主义。事实上，他明白，成为俄国人，就是成为

    悲观的人。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不管你怎么刷洗一个俄罗斯人，他依然

    是俄罗斯人。这是那些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他们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但俄罗斯人，缺点再多，也不是机器。所以他们忙活的并不真的是

    设计工程，而是揉搓。揉搓，揉搓，揉搓，让我们洗掉这种旧属性，在

    上面涂上闪亮的崭新属性。但这永远行不通——涂料一抹上，就簌簌往

    下掉。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

    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

    观主义。但这里面的逻辑在哪里？就如他们通过音乐官僚和报纸社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措辞，一直在告诉他，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乐

    观的肖斯塔科维奇”。

    只有极少数地方，乐观和悲观能幸福共处——事实上，就是对生存

    来说两者都必须存在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家庭生活。所以，比如

    说，他爱妮塔(乐观)，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好丈夫(悲观)。他

    是一个焦虑的男人，也知道这种焦虑会让人心里只有自己，不是个好伴

    侣。妮塔会出门上班，她一到单位，他的电话就会追来，问她什么时候

    回家。他明白这很讨人嫌；但他受焦虑左右。

    他爱他的孩子们(乐观)，但不确定是不是个好父亲(悲观)。有

    时候，他觉得他对孩子们的爱不太正常，甚至有点病态。是的，生活不

    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那句格言所说。

    他教导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永远不要撒谎，永远要有礼貌。他坚持孩

    子要彬彬有礼。马克西姆很小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女人上楼，你应该

    走在她前面，女人下楼，你应该跟在她后面。两个孩子开始练习自行车

    时，他让他们知道交通法规，就算在最空旷的林间小路上骑行，也要这

    样做：伸出左臂，表示要左转弯了，伸出右臂，表示要右转弯了。在古

    比雪夫，他还监督他们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他会打开收音机，然后三

    个人一起跟着做操，那个叫古德耶夫的家伙会用精神饱满的声音这样指导：“很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第一节……”诸如此类。

    除了这些为人父母的伸展运动，他没有对身体进行过别的训练；他

    仅仅只是住在身体里。一次，一个朋友向他展示了所谓的知识分子体

    操。你拿一个火柴盒来，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到地板上，然后弯下身子，一根一根捡起来。第一次练习时，他就失去了耐心，几把抓起火柴，塞

    了回去。他没有放弃，但下一次，他刚刚弯下腰，电话就响了，立即要

    他去；于是女管家被指派去捡起那些火柴。

    妮塔热爱滑雪和登山；但他只要感觉到滑雪板下狡诈危险的雪，就

    会陷入濒死的恐惧。她喜欢拳击比赛；他无法忍受看着一个人几乎把另

    一个人打死。他甚至不能掌握最接近自己艺术的运动形式：舞蹈。他能

    写出一首波尔卡，能在钢琴上快活地弹奏它，但如果把他放进舞池，他

    的脚会不听使唤。

    他喜欢翻纸牌打发时间，这能让他平静下来；或者和朋友们打牌，只要能来钱。虽然他不够强壮，也不够协调足以参加比赛，但他喜欢当

    裁判。战前，在列宁格勒，他获得了当足球裁判的资格。当他们流亡到

    古比雪夫的时候，他组织了排球比赛，担任裁判。他会用不知何时学会

    的英语短语，庄严宣告：“现在是排球比赛时间。”然后再用俄语补充一

    句体育评论员喜欢说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比赛都要开始。”

    加莉娅和马克西姆很少受罚。如果他们淘气或说谎，他们的父母立

    刻就会极度焦虑。妮塔会皱起眉头，责备地看着孩子们；他会来回踱

    步，一支接一支抽烟。这种无声的痛苦，对孩子们来说，常常就足以成

    为惩罚。再说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惩罚的牢房：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

    这么早就看见他们一辈子会看够了的东西？

    尽管如此，还是会偶尔出现极其淘气的情况。一次，马克西姆捏造

    了一起自行车事故，假装受了伤，也许甚至失去了知觉，只是为了在看

    到父母心慌意乱时，一下子跳起来大笑。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这样跟马

    克西姆说(因为通常总是马克西姆淘气)：“请到书房来见我。我要跟

    你严肃地谈一下。”即使这样的话，都会给男孩带来某种痛苦。在书房

    里，他会让马克西姆写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发誓再也不那样做了，然后

    在这份宣誓书上署上姓名和日期。如果马克西姆再犯同样的错，他会把

    男孩叫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写好的宣誓书，让马克西姆大声读一

    遍。尽管男孩的羞耻经常让人感觉好像惩罚又回来拜访这位父亲了。

    他在战争流亡期间，最美好的记忆都是这样的简单琐事：他和加莉

    娅逗一窝猪玩，想要抓住那团哼哼乱叫、长满硬毛的猪肉；或者是马克

    西姆那个著名的动作，模仿一个保加利亚警察系鞋带。他们在伊万诺沃 [42]

    的一处老房子度过了夏天，第69号养殖农场成为作曲家们的临时机

    构。在那里，他在一张桌子上创作了《第八交响曲》，这张桌子实际上

    是一块钉在“前鸡舍”内墙上的木板。他能一直专心工作，无视周围的混

    乱和不适。这是他的救赎。其他人会被日常生活的声音分了心。普罗柯

    菲耶夫会恼怒地赶走马克西姆和加莉娅，仅仅因为他们出现在了他耳力

    能及的地方；但他本人，对这些噪音无动于衷。吵到他的只有狗叫：那

    些顽固不歇的、歇斯底里的叫声打断了他脑海里听见的音乐。这就是为

    什么他喜欢猫，而不是狗。猫总是高高兴兴让他创作。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还有那些隔开一段距离听他音乐的人，也许会

    想象1936年的创伤已经过去了。他承认创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

    人》犯下了大错，而权力及时纠正了他。悔恨中，他为那些公道的批评

    创作了一个苏联艺术家的创造性回答。然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写出了《第七交响曲》，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寓意在全世界回荡。就

    这样，他得到了宽恕。

    但那些懂得信仰——因此也就是权力——如何运作的人，对他了解

    更深。这个罪人也许已平反昭雪，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恶本身从地球表面

    被抹去了；还差得远呢。如果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曲家都会犯错误，这

    错误该多致命，对其他人该多危险。所以，罪恶必须被命名、被重申，要永远警惕它的后果。换句话说，《混乱取代了音乐》成了学校课文，成了艺术学校音乐史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个主犯也不许继续自行其是，无人看管。那些擅长教条式语言

    的，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真理报》社论的措辞，会注意到其中跟电影

    配乐的隐含关联。斯大林很欣赏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马克西姆

    三部曲”

    [43]

    所作的音乐；而众所周知，日丹诺夫每天早上都要为妻子弹

    奏《相逢之歌》。那些高层认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

    维奇并非注定失败无能，他有能力——如果得当 ——写出清楚明白

    的、现实主义的音乐。艺术属于人民，就像领袖教导的；对苏联人民来

    说，电影比歌剧用处更大，价值更高。就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

    维奇现在接受了正确的指引，结果在1940年，他获得了劳动红旗，以专门表彰他在电影配乐方面的成就。如果他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

    会确凿地证明将有更多的荣耀在等着他。

    在1948年1月5日——草草观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演出后

    的十二年，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又出现在了莫斯科大剧院，这一次，是来

    看瓦诺·穆拉杰利的《伟大的友谊》。作曲家是苏联音乐基金会的主

    席，为自己音乐的优美动听、拳拳爱国之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色而

    感到自豪。他这部歌剧专门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而创作，制作豪

    华，已经获得了两个月的巨大成功。其主题反映了内战期间党是如何在

    北高加索地区巩固政权的。

    穆拉杰利是格鲁吉亚人，很了解它的历史；但不幸的是，斯大林也

    是格鲁吉亚人，更了解它的历史。穆拉杰利描绘了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

    人对抗红军；但斯大林(不仅因为他有个奥塞梯族的母亲)知道1918至

    1920年期间真正发生了什么：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齐心协力帮助俄国

    的布尔什维克保卫革命。是车臣和英古什人的反革命行为在阻挠未来苏

    维埃人民缔结伟大的友谊。

    穆拉杰利不仅犯了这种政治历史错误，也犯了同样粗劣的音乐错

    误。他在歌剧里加进了列津斯基舞

    [44]

    ，他肯定知道，这是斯大林喜爱

    的舞蹈。但作曲家没有挑选道地的、为人熟知的列津斯基舞，以此赞美

    高加索人的民间传统，而是傲慢地选择用“列津斯基舞的风格”创造他自

    己的舞蹈。

    五天后，日丹诺夫召集七十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开会，讨论形式

    主义的持续腐蚀；几天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官方判决《论穆拉杰利的

    歌剧〈伟大的友谊〉》。作曲家认识到，他的音乐根本不是他以为的那

    样旋律优美、充满爱国热情，其中最好的部分也是鸭叫和猪哼。他也被

    宣判为形式主义者，上了一道“混乱的、神经病理学的菜品”，以迎

    合“一小撮专家和美食家”。为了拯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不是为了免

    受皮肉之苦)，穆拉杰利做出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释：他被别人误导

    了。他受了骗上了当，尤其受到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

    奇(特别是他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影响，因此误入歧

    途，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日丹诺夫再次提醒国内的作曲家，1936年《真理报》社论提出的批

    评依然有效：国家需要的是音乐，和谐优美的音乐，而不是混乱。罪魁

    祸首名叫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米亚斯科夫斯基[45]

    和舍巴林。他们的音乐堪比马路冲击钻，是“音乐毒气室”制造出来

    的声音。日丹诺夫用的词是“图什古巴卡”，这是一种卡车的名字，法西

    斯曾开着它到处转，排出的废气闷死了车里那些受害者。

    和平回来了，于是，世界又颠倒了过来；恐怖也回来了，带着疯

    狂。在作曲家协会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上，一个音乐理论家(他的罪行

    是曾经写了一本天真地奉承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著作)在绝望

    的平静中申诉说，至少他从未踏入过作曲家的公寓。他要求作曲家尤里

    ·列维京来为他的声明作证。列维京“问心无愧”地证实，这位音乐理论

    家一次也没有呼吸过那位形式主义者住处被污染的空气。

    在大会上，他的《第八交响曲》成了攻击目标，还有普罗柯菲耶夫

    的《第六交响曲》。这些交响乐的主题是战争；它们描绘战争是悲惨而

    可怕的。但它们的形式主义作曲家又懂什么：战争是光荣而壮丽的，必

    须得到赞美!相反，他们却沉浸在“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

    义”中。他拒绝参加大会。他病了。事实上，他想自杀。他向大会递交

    了无法参加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没有被接受。当然，大会将持续召开，直到大魔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能来参加：如果必

    要，他们会派医生去给他检查身体，治好他。“没有人能逃避命运”——

    就这样，他去开会了。他被要求做一个公开检讨。当他努力站上讲台，心想该说什么时，一份演讲稿被塞到了他的手里。他不带感情地读了出

    来。他发誓将来要紧跟指示，为人民写出优美的音乐。在空洞的官方调

    调中，他放下讲稿停了下来，抬起头，环视会议厅，用无助的声音

    说：“我总是觉得，当我真诚地、带着真情实感写曲子时，我的音乐是

    不可能‘反对’人民的，因为毕竟……从某个微小的程度上来说，我本人

    也是人民的一员。”

    他于崩溃中从大会回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音乐学院都解除了他

    的教授职务。他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不是缄口沉默。为了保持清醒，他

    反而决定去创作一系列前奏曲和赋格曲，就像他的榜样巴赫那样。自

    然，这些作品最初受到了责难：他被告知，它们违背了“周遭的现实”。

    他也忘不了那些话，那些过去几周从他嘴里吐出的话，有些是他自己

    的，有些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不仅接受了对他作品的批评，还向批评喝

    彩。事实上，他否定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记得，他曾和

    一个作曲家朋友谈论过艺术的真诚和个人的真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分

    到了多少这种美德。

    然后，耻辱的一年后，他和权力有了第二次对话。“雷劈来自上天，而非粪堆”，诗人这么说。1949年3月16日，他跟妮塔，还有作曲家

    列维京在家里坐着，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一边听，一边皱眉，然后

    跟另外两个人说：

    “斯大林要和我通电话。”

    妮塔迅速跑到隔壁房间，拿起了分机。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权力的声音开始说话，“你好吗？”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切都好。除了有点胃疼。”

    “很遗憾听到你病了。我们会给你找个医生。”

    “不，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这里什么都有。”

    “很好。”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是浓重的格鲁吉亚腔，那个

    从上百万收音机和广播中听到过的声音问，他是否知道即将在纽约召开

    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他说他知道。

    “你怎么想这件事？”

    “我认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平总比战争好。”

    “很好。那你将荣幸地作为我们的代表之一参加大会。”

    “不，我不能，我害怕。”

    “你不能 ？”

    “莫洛托夫同志问过我。我告诉他，我身体不太好，参加不了。”

    “那么，就像我说过的，我们会派一个医生让你好起来。”

    “不光那样。我晕机。我坐不了飞机。”

    “这不是问题。医生会给你开药的。”

    “您很体贴。”“那么，你会去咯？”

    他停顿了一下。他身上的某个部分意识到，最轻微的错误音节都会

    把他送到劳改营，但让他惊讶的是，身体的另一部分超越了恐惧。

    “不，我真的不能去，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有个原因。”

    “是吗？”

    “我没有燕尾服。我不能不穿燕尾服在公共场合演出。我恐怕买不

    起。”

    “这不是我直接管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过，我能肯

    定，中央委员会的行政部门会给你做一套让你满意的。”

    “谢谢。不过，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那告诉我是什么。”

    是的，可以相信，斯大林有可能不知道。

    “您看，事实就是，我现在处境很难。在另一边，在美国，我的音

    乐经常被演奏，然而在这里，不行。他们会问我这件事。那到时我该怎

    么解释呢？”

    “你什么意思？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的音乐没有被演奏

    吗？”

    “它被禁止了。还有很多作曲家协会同事的音乐也是如此。”

    “禁止？谁禁止的？”

    “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从去年2月14日开始。有一张很长的禁演

    作品清单。其结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可想而知，音乐会经

    理不愿意将我的任何其他作品也列入节目单了。音乐家也害怕演奏它

    们。所以，事实上，我进了黑名单。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

    “谁下的这样的命令？”“一定是某位领导同志。”

    “不，”那个权力的声音这样回答，“我们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他让权力自己琢磨，它琢磨了。

    “不，我们没有下过这个命令。这是个错误。这个错误会被纠正。

    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被禁止。它们都可以自由演出。情况一直是这

    样。官方必须谴责这件事情。”

    几天后，他和其他作曲家都收到了一份禁令的原件复印件。上面订

    着一份材料，确认禁令是非法的，谴责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颁发这样的

    禁令。在更正声明上，签着这样一些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斯大

    林”。

    于是，他去了纽约。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

    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

    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

    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

    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

    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

    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

    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

    怒。“大师”

    [46]

    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

    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

    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

    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

    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

    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

    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 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

    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

    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

    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

    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

    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

    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

    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

    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

    美。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

    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

    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

    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

    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

    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

    子’或卢比扬卡

    [47]

    ，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

    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

    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有几年，他总是作同样的新年致辞。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三百六十

    四天，每天都不得不聆听权力的疯狂调子，坚持说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最

    美好的可能世界里的最美好的事物，天堂已经被创造出来，或者马上就

    要被创造出来了，只需要多砍掉一些树木，多飞溅几百万片木片，多枪

    毙几十万个破坏者。更幸福的时代就要到来——除非他们已经拥有。在

    第三百六十五天，他会举起杯子，用最庄严的声音说：“让我们干杯

    ——祝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毫无疑问，俄罗斯以前就了解了暴君；这就是为什么讽刺在这里如

    此发育良好。“俄罗斯是大象的祖国”，就像谚语所说。俄罗斯发明了一切，都是因为……对，首先因为它是俄罗斯，妄想即正常的地方；其次

    因为它现在是“苏俄”，历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任何事物在这里首创都是

    自然的。所以，当福特汽车公司放弃了它的福特A型车时，苏联当局买

    来了整个制造厂：货真价实的、苏联设计的二十辆公共汽车或轻型卡车

    出现在了地球上!拖拉机工厂也是如此：一条美国生产线，从美国进

    口，由美国专家组装，突然就生产出了苏联拖拉机。又或者，你复制了

    一台莱卡照相机，然后就焕然一新成了FED牌照相机，得名于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

    [48]

    ，因此就更是苏联的了。谁说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所

    有这一切都是用语言制造出来的，这种转变力量才是真正革命性的。比

    如说，法式面包。过去所有人都是这样叫的，也被这样叫了很多年。然

    后有一天，法式面包在商店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面包”——

    当然跟原来的面包一模一样，但如今是苏联城市的爱国产品了。

    当说真话变得不再可能——因为这会导致立刻死亡——它不得不披

    上了伪装。在犹太人的民族音乐里，绝望被伪装成舞蹈。因此，真话的

    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上一代人——那些创

    造了革命成功的老布尔什维克——不明白这一点，可能部分正因为此，大部分人灭亡了。他这代人本能就会。就这样，在他同意去纽约的第二

    天，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首先，关于昨天的交谈，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即将来临的美

    国之旅让我十分焦虑，您大大宽了我的心。您给了我自信，让我感

    到的只有自豪；我将履行我的责任。代表伟大的苏联人民发声，保

    卫和平，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虽身染微恙，但这不会阻碍我完成交

    付给我的使命。

    当他签发信件时，他怀疑伟大领袖是否会亲自阅读。也许里面的内

    容会转达给他，然后信就消失在某个档案库的文件堆里。它可能会在那

    里待上几十年，也许几百年，可能两千亿年；然后某个人可能会读到，会好奇他究竟想说什么，如果他有任何想说的话。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年轻人不该是冷嘲者。在那个年纪，冷嘲会有碍成长，影响想象力。最好是在欣悦开放的思想状态下开始人生，信

    任别人，为人乐观，对人对事坦诚相待。然后，对人对事有了更深的理

    解后，可以培养一种讽刺感。人类生活的自然进程就是从乐观到悲观；

    讽刺感有助于调和悲观，产生平衡与和谐。

    但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讽刺以各种突然而奇怪的方式生长

    出来。一夜之间，就像蘑菇；灾难性的，如同癌症。

    对它的使用者来说，挖苦是危险的，它就是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语

    言。不过，反讽——也许有时，他希望如此——能让你保护你看重的东

    西，即便时间的噪音响得震碎了玻璃。他看重什么？音乐，他的家庭，爱。爱，他的家庭，音乐。重要性的顺序易于改变。反讽能保护他的音

    乐吗？到目前为止，音乐仍是一种秘密的语言，让你可以夹带私货，从

    错误的耳朵那里过关。但它不能只作为密码存在：有时候你很想一吐为

    快。反讽能保护他的孩子吗？在学校里，十岁的马克西姆在一次音乐考

    试中，被迫公开贬低他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讽对加莉娅和马克

    西姆有什么用呢？

    而对爱来说——不是他本人的尴尬的、结巴的、恼人的表达，而是

    一般意义上的爱：他一直相信，那样的爱，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是不

    可摧毁的；当它受到威胁，它能被反讽的襁褓包裹，覆盖，保护。现在

    他不再那么相信了。暴虐认为个人之爱是布尔乔亚的、只顾自己的，让

    人从那种宏伟、高尚、无目的且不假思索的“爱”里分了心。在这个时

    代，人们总是不能完全成为自己。如果你做得到位，他们就会变成别

    的，某些削减缩小的东西：仅仅就是生存技巧。因此，他体会到的不只

    是焦虑，而常常是一种残忍的恐惧：害怕爱的末日来临了。

    你砍树，碎屑就飞溅：这是建设者喜欢说的话。但要是你放下斧

    子，发现整个伐木场砍得只剩下碎屑了呢？

    在战争中期，他为《英诗六首》

    [49]

    谱了曲，这部作品也是国家曲

    目制定委员会禁止的曲目之一，然后又被斯大林解禁了。第五首是莎士

    比亚的第66首十四行诗：“对所有这些都厌倦了，渴求让人平静的死

    亡……”像所有俄国人一样，他热爱莎士比亚，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

    译而熟知他的作品。当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时，听众

    们热切地等过前八行，盼着第九句：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这时，所有人会加入进来——有的低声咕哝，有的窃窃私语，胆子

    最大的会喊出最强音，但他们都揭穿了这行诗的谎言，都拒绝被绑住舌

    头。

    是的，他爱莎士比亚；在战前，他为一出《哈姆雷特》舞台剧写过

    音乐。谁会怀疑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和人类情境的深刻理解呢？描绘人

    类幻觉的粉碎，还有比《李尔王》更伟大的作品吗？不，这还不够确

    切：不是粉碎，因为那暗示只是一次性的严重危机。事实上，人类幻觉

    的常见情形，是它们破碎了，萎谢了。这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就

    像牙疼深抵灵魂。你可以拔掉牙齿，疼痛消失。可是，幻觉即使死了，还会继续在我们体内腐烂发臭。我们无法逃脱它们的味道和气息。我们

    总是随身携带。他便如此。

    怎么可能不爱莎士比亚呢？毕竟，莎士比亚热爱音乐。他的戏剧充

    满了音乐，即使是悲剧。那一刻，李尔王从疯狂中醒来，听到的是音

    乐……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说，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

    值得信任；这样的人不吝行事卑鄙，甚至敢于谋杀和叛国。因此，暴君

    们当然都憎恨音乐，不管他们怎么想方设法做出喜欢的样子。尽管他们

    更憎恨的是诗歌。他希望列宁格勒诗人朗诵会时他曾在场，阿赫玛托娃

    登上舞台，所有观众本能地站起来为她喝彩。这动作令斯大林怒气冲冲

    地质问：“谁组织人们站起来的？”但是，比诗歌更甚，暴君们憎恨、害

    怕戏院。莎士比亚，举起了人性的镜子，谁受得了看到自己的身影？因

    此，《哈姆雷特》被禁演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厌恶这部戏，跟厌恶《麦

    克白》一样多。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莎士比亚对暴君的描绘——他们站在齐膝深

    的鲜血里——无人匹敌，他还是有些天真。因为他的魔鬼还有疑惑，有

    噩梦，有良心的折磨，有愧疚。他们看见他们杀死的人的魂灵，在他们

    眼前浮现。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真实的恐怖之下，有什么愧疚？有什

    么噩梦？这都是多愁善感，是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奢望世界会成为我们

    想让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模样。那些砍伐树木让木屑飞溅的

    人，那些在“大房子”的办公桌后抽别洛莫尔的人，那些签署命令和拨打

    电话的人，合上档案便是结束了一条人命：他们怎么可能做噩梦，又何

    曾看见那些死者的魂灵浮现出来斥责他们。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这样写道：“热爱苏联还不够。它还得爱你。”他

    本人从来没被爱过。他来自错误的家庭：那座可疑城市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家庭。对苏联来说，纯粹性很重要。而且，他有虚荣心，或者说是愚蠢，注意到并记住了政府昨天说过的话常常和今天说的自相矛盾。他

    想孑然独处，只和音乐、家庭和朋友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欲望，然而

    完全无法实现。他们想建设他和其他所有人。他们想让他就像白海运河

    的奴隶劳改犯那样改造自己。他们需要“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即

    使这世界的鲜血和泥浆已经漫及脖子，还是期待你的脸上保持微笑。但

    艺术家的本性是悲观的、神经质的。因此，他们不想让你成为一个艺术

    家。但他们已经有了那么多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家!正如契诃夫所

    说：“如果他们供应咖啡，别指望里面会有啤酒。”

    还有，他没有所需的政治技能：他缺乏舔橡胶靴子的品味；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去谋害无辜者，什么时候该出卖朋友。做这样的事，你需要

    郝连尼科夫那样的人。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一位有着禄虫

    灵魂的作曲家。郝连尼科夫的音乐才能平庸，但涉及权力，程度完美。

    他们说他是斯大林钦定的，斯大林对这样的任命很有天赋。“一个渔夫

    大老远就认出另一个渔夫，”就像谚语说的。

    这么说很恰当：郝连尼科夫来自一个马贩子家庭。他觉得，从那些

    长着驴耳朵的人那里接受命令并按说明作曲很自然。从30年代中期开

    始，他就一直在攻击那些比他更有天赋和创意的人，但当斯大林1948年

    把他安置到作曲家协会当第一书记时，他的权力官方化了。他领导了对

    形式主义者和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批判，使用了所有那些能让耳朵出血

    的术语。专业被毁掉了，工作被压制了，家庭被破坏了……

    但你不得不钦佩他对权力的理解能力；这一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

    相比。商店里曾张贴海报，告诉人民应该怎样行为：顾客店员，以礼相

    待。但店员总是比顾客更重要：顾客那么多，店员只有一个。同样，有

    那么多作曲家，但只有一个第一书记。对他的同事，郝连尼科夫表现得

    像个从来没看过那张海报的店员。他让小小的权力绝对化了：他们要这

    一样，他不给，给他们的是另一样。就像所有成功的禄虫一样，他永远

    不会忘记真正的权力在哪里。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以前有一个职务是在音乐学院当教授，曾帮着组织学生进行考试。他和主考官坐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下，上面写

    着：艺术属于人民。因为他自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不是很深厚，所以大

    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上级批评他没有参与感。于是，当下

    一个学生走进来，主考官朝着他这位下级同事严厉地点头时，他只好问

    她一个他能想出来的最简单的问题。“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学生太慌了，没领会他的暗示，尽管他歪着脑袋、眼珠子往上翻，她还是没能找到答案所在的位置。

    在他看来，她表现不错，后来，当他偶尔在音乐学院的走廊或楼梯

    上看见她时，会努力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尽管，鉴于她没能领会那个

    如此明显的暗示，她也许会以为，他的微笑，就像他怪异的翻白眼和晃

    脑袋，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无法控制的脸部抽搐。然而，每次和她擦肩而

    过时，那个问题就会在他脑海里回响：“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

    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于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

    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之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

    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艺术

    是反贵族的。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坚持认为的，在为全世界的资产

    阶级精英创作？不是。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希望他做到的那样，在

    为顿巴斯的矿工们创作，他们疲惫地下班，需要一杯抚慰提神的酒？也

    不是。他为每个人创作，他又不为任何人创作。他为那些能欣赏他音乐

    的人创作，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出身。他为那些耳朵能听见的人创作。

    因此，他知道，所有对艺术的真正定义都是间接的，而所有不真实的定

    义都会将艺术归结为某种特定功能。

    一个工地上的起重机操作员写了一首歌，寄给他。他回复：“你有

    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你在造房子，这是大家迫切需要的。我的建议是，继续干你那份有益的工作吧。”他这样写，不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起重机

    操作员无法写出一首歌，而是因为这位特别的准作曲家显示出的天赋，就跟他本人被放进起重机驾驶舱，被教导如何操纵吊臂，所显示出来的

    才能一样。而他希望，如果，在旧时代，有个贵族寄给他一份价值差不

    多的作品，他会有勇气这样回答：“阁下，您是如此高贵而威严，一方

    面，有责任保持贵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有责任为那些在您的领地上辛

    勤工作的人们谋福祉。我对您的建议是，继续干您那份有益的工作

    吧。”

    斯大林热爱贝多芬。这是斯大林说的，许多音乐家也复述过。斯大

    林热爱贝多芬，因为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像高山一样崇高。斯

    大林热爱所有崇高的事物，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的原因。当人们告诉他

    这件事时，他的耳朵都吐了。不过，斯大林喜欢贝多芬，产生了符合逻辑的后果。那个德国人毫

    无疑问生活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他与无产阶级的同心同

    德，他希望看见他们摆脱劳役束缚的渴望，不可避免地迸发出一种前革

    命的政治意识。他是一位先驱。而如今，长久被渴求的革命发生了，地

    球上最先进的社会被建设出来了，而乌托邦、伊甸园、应许之地也被合

    为一个了，那么，符合逻辑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红色贝多芬。

    无论这个荒唐的念头来自哪里——可能跟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完全

    是伟大领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个概念一旦说出，就需要有自己的具

    体化身。红色贝多芬在哪里？因为希律王想要找到圣婴耶稣，于是发生

    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全国性搜索。不错，如果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为什

    么它不会也是红色贝多芬的故乡呢？

    斯大林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红色贝多芬

    是个巨大的齿轮，很难躲藏。这事情不证自明，他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无

    产阶级，是一个党员。这些条件让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

    维奇被幸运地排除在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指定是亚历山大·达维

    坚科，他曾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之一。他的歌曲《他们想要打

    败我们，打败我们》，是为庆祝红军1929年在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

    [50]

    而创作的，比《相逢之歌》更流行。由领唱、合唱团、钢琴师、小提琴

    手、弦乐四重奏共同演出，它振奋和鼓舞了这片土地整整十年。某种程

    度上，它似乎有可能要取代所有其他能听到的音乐。

    达维坚科的履历毫无瑕疵。他曾在莫斯科孤儿院教课；曾在制鞋工

    人协会、纺织工人协会，甚至塞瓦斯托波尔

    [51]

    的黑海舰队指导过文艺

    活动。他写过一部关于1905年革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歌剧。还有，还

    有……尽管有这些资历，他仍然是《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

    曲作者。当然，这是首旋律优美的作品，完全没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不

    知为何，达维坚科没能在如此伟大的成功上有所建树，赢得斯大林一直

    想授予他的头衔。这也可能是他的好运。一旦被加冕为红色贝多芬，最

    终命运可能就跟红色拿破仑一样。或者像鲍里斯·科尔尼洛夫那样，他

    是《相逢之歌》的词作者。所有被他放进《相逢之歌》的大受欢迎的歌

    词，所有那些吟唱出这些歌词的嗓子，都没能拯救他，他在1937年被

    捕，在1938年被“清洗”，他们喜欢这样说。

    搜寻红色贝多芬可能是场喜剧；只是，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事物没

    有一样是喜剧。伟大领袖可以轻易地决定，红色贝多芬没有出现，跟苏联音乐生活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那些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行

    为。那么，谁可能想在寻找红色贝多芬行动中暗中使坏？对，当然是形

    式主义音乐家!只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足够的时间，他们肯定能揭露音

    乐家们的阴谋。这可不是玩笑。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报道过，美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阿尔·

    卡彭

    [52]

    在恶魔岛的单人囚室时，给赫斯特出版集团写过反苏的文章。

    他们还指出，美国人有着“原始的厨艺和原始机械的感官追求”。他无法

    判断后者是什么样，虽然在音乐会幕间休息时，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一

    段奇怪的小插曲。当时，他待在一块绳子圈起来的地方，听到一个女人

    的声音在执着地叫着他的名字。他以为她想和他讨论他的音乐，就表示

    她可以进来。她站在了他面前，带着明亮而坦诚的友好说，“你好，你

    很像我的侄子。”

    这听上去像是间谍们的接头暗号，让他有所警惕。他问，这位侄子

    是否碰巧是俄国人？

    “不，”她回答，“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不，百分之一百一。”

    他等着她说起他的音乐，或者那场他们都出席的音乐会，但是她已

    经表达完了，带着另一个明亮而坦诚的微笑，她离开了。他很困惑。那

    么，他看上去像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别人看上去像他。这什么意

    思，或它有意思吗？

    当他同意来参加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时，他知道，他别无选

    择。他也怀疑他可能只是一个陈列的傀儡，一个苏联价值观的代表。他

    曾经以为，一些美国人会比较热情，另一些会怀有敌意。有人告知他，大会之后，他会到纽约之外去旅行，参加纽瓦克和巴尔的摩的和平集

    会；他还会在耶鲁和哈佛演讲和演奏。其中一部分邀请在降落拉瓜迪亚

    机场之前就已经被取消了，这他一点都不惊讶；当美国国务院提前遣返

    他们时，他也不觉得失望。所有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的

    是，对他本人来说，纽约成了最耻辱、最充满道德羞愧的地方。

    前一年，一个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年轻女子，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要求政治庇护。因此，在大会期间，有个人每天在华尔道夫——阿

    斯托里亚酒店外面走来走去，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肖斯塔科维

    奇!从窗户跳出去!”。有人提议说，在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大楼周围支

    起一张网，这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跳出来，投奔自由。到大会结

    束时，他知道了那份诱惑——但只要他跳出来，他敢肯定，不会有任何

    网兜住他。

    不，不是这样；这不诚实。他不会对着人行道跳，理由很简单，他

    不想跳。这些年来，他多少次威胁要自杀？不计其数。但有多少次他真

    的尝试了？一次也没有。这并不是说他不当真。在那一刻，他是真的想

    自杀，如果说可以真的想自杀，而不用转化成行为本身。有一两次，他

    甚至带着买好的药片去工作，但从来没打算保密——因此，在几个小时

    的眼泪汪汪的争论后，药片被没收了。他用自杀威胁过他母亲，威胁过

    塔尼娅，然后是妮塔。都很真诚，也都很孩子气。

    塔尼娅对他的威胁一笑了之，他妈妈和妮塔却很当真。当他在作曲

    家协会受尽屈辱后回到家，是妮塔开解了他。不过，拯救他的不仅仅是

    她的精神力量；也在于他这方面，他真正明白了他在做的是什么。这

    次，他没有用自杀威胁塔尼娅，或者妮塔，或者他妈妈；他威胁了权

    力。他对作曲家协会说，对那些削尖爪子抓挠他灵魂的猫儿们说，对季

    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说，对斯大林本人说：看，你们让我沦为

    什么了，很快，你们手上，良心上，就将是我的死亡。但他明白，这是

    一个空洞的威胁，权力都不需要做出明确的回应。它可能会这样说：

    好，动手吧，然后我们会把你的故事告诉全世界。这个故事说的是，你

    如何牵涉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阴谋，这几十年来你如何策划破坏苏联音

    乐，如何腐化年轻作曲家，试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一个马上就要

    大白天下的音乐家阴谋中挑头主事。这一切都会在你的绝命书里写得明

    明白白。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自杀：因为他们会偷走他的故事重新写

    过。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只是以自己无望而歇斯底里的方

    式。

    激起他道德羞愧的人名叫纳博科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

    [53]。他多

    少算个作曲家吧。1930年代离开俄国，在美国安了家。马基雅维利

    [54]

    说过，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流亡者。这个人很可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就

    好像这样让事情好看一些似的。

    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第一次公开会面时，纳博科夫坐在前排，正对着他，近得差点碰到彼此的膝盖。这个俄国人穿着一件裁

    剪入时的美式花呢夹克，头发油光光的，友好中带着傲慢，说，他们所

    在的会客厅叫派罗奎特屋。他解释说，派罗奎特的意思是鹦鹉。他把这

    个词翻译成了俄语。他得意地假笑着，好像所有人都很明白其中的讽

    刺。因为他把自己安排在前排就座，这份自在暗示了实际上是美国当局

    在付他钱。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很焦虑了，这让他更不安。

    他要点烟，却折断了火柴；或者，因为分神，烟灭了。这个穿花呢衣服

    的流亡者总是拿出一个打火机，在他鼻子底下娴熟地按动着，好像在

    说，从窗子里跳出来吧，你就能得到一个跟我的一样的精致闪亮的打火

    机了。

    任何有一点点政治认识的人都知道，他发表的演说不是他写的：包

    括星期五的简短演说和星期六的长篇大论。讲稿只是提前给了他，指示

    他为演讲做准备。自然，他没做准备。如果他们来指责他，他会指出，他只是个作曲家，不是个演说家。他快速、单调而含糊地念完了星期五

    的演说，强化了这个事实：他对讲稿真的不是很熟悉。有标点符号的地

    方，他都直接往下念，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停顿不是为了效果也不是

    为了反应。这和我绝对没关系，他的方式如此坚持道。而当翻译员读英

    文版本时，他无视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的凝视，也没点烟，怕它熄

    灭。

    第二天的演讲不一样了。他感觉到它在手上的长度和重量，所以，他没有提前警告那些关心他幸福的人，只读了第一页，就坐了下来，把

    全文留给了翻译。在英语版本被读出来时，他跟着看俄语版本，好奇地

    发现“自己”对音乐、和平的老一套看法，还谈到了针对音乐与和平的危

    险。他一开始就攻击了敌视和平共处的人，还有一伙军人和煽动仇恨的

    人的好战行为，这些人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尤其谴责了美国政府

    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建造军事基地，谴责它对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挑衅和践

    踏，谴责它研发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相当无礼的举动，迎来了

    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然后，他用恩赐的态度向美国人解释，在这个地球上，苏联音乐体

    系如何比其他所有的都高级。这个体系有许多乐团、军乐队、民间团

    体、合唱团，证明了在促进社会发展发面，音乐发挥了积极作用。所

    以，譬如说，苏联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人民在近些年都摆脱了沙皇专制下

    的文化殖民的最后残留。音乐发展的范围和水平史无前例，乌兹别克人

    和塔吉克人，还有苏联其他边远地区的人民，都从中获益。在演说的过渡段落，他特别抨击了汉森·鲍德温先生，那个《纽约时报》的军事编

    辑，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苏联中亚地区的人口进行了轻蔑的报

    道，这些内容他当然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说过。

    如此大的进步，他继续说，必然会使人民、党和苏联作曲家之间更

    为亲密，更增了解。如果作曲家必须引导人民，鼓舞人民，那么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必须引导和鼓舞作曲家。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建设性

    的批评精神，这样，如果一个作曲家不小心陷入了狭隘的主观主义和内

    省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或世界主义；如果——简而言之——他脱离了

    人民，他就会受到警告。他本人并非没有在这方面犯过错误，他曾经背

    离了一个苏联作曲家的正确道路，没有去反映重大题材和时代面貌。他

    曾经丧失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想取悦于一个狭隘的矫揉造作的音乐

    家阶层。但人民不会对这样的迷失漠不关心，因此他受到了公开的批

    评，它们将他带回了正确的道路。他对这样的错误已经道过歉，现在他

    要再次道歉。他将争取在未来做得更好。

    如此老套乏味，至少他希望在美国人听来是如此。他必须要悔罪，尽管是在他乡。但然后，他的目光跳过几行讲稿，惊呆了。他看到这个

    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一个美国口音正念到它。首

    先，是对所有这类音乐家的泛泛谴责，他们相信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

    为人民而艺术，这一态度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音乐的堕落。他听见“自

    己”说，这种堕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他

    加入了反动的现代音乐家门派，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切断了与人民的联

    系。在流亡中，这位作曲家表现出道德的荒芜，这一点在他的虚无主义

    创作中尽显无遗，其中，他抛弃了人民，称他们是“从不在我考虑范围

    之内的一个量词”，并公开吹嘘“我的音乐从不表达任何现实”。他如此

    确认了他的创作毫无意义，缺乏内容。

    被认为此语出自他之手的作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而他的内心翻山倒海，羞耻和自蔑如潮汹涌。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去看这

    些接下来的内容？他或许能改变它，加入一些修正——哪怕只添加在他

    会诵读的俄语版本中。他愚蠢地认为，他对自己演说的公然冷漠，会显

    示出一种道德上的中立。太傻太天真。震惊中他几乎都不能集中精神，而美国声音已转向普罗柯菲耶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最近也偏离了

    党的路线，要是他不能留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将会故态复萌，再次跌

    入形式主义的危险深渊。不过，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无药可救，普罗柯菲

    耶夫还有救，只要他能警醒过来，追随正确的道路，他依然会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做了总结，对世界和平的热望与对音乐的无知偏执结合在一起，当然他再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实际上是苏维埃的喝彩。观众席提了

    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他在翻译以及一个忽然出现在他身旁的友善顾问

    的帮助下与他们对谈。然后他看见一件花呢夹克站了起来。这次不是在

    前排，而是在观众可以看见和听见接下来的讯问的地方。

    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用一种温和的攻击方式，表示他非常理解

    作曲家是以官方立场出现在这里的，他演说里所表达的观点是斯大林政

    府的传声筒。但他希望能把他当成一个作曲家，而不是一个传声筒，向

    他提出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就像一个作曲家对话另一个作曲家。

    “你是否赞同苏联媒体和苏联政府每天对西方音乐的大量粗暴的谴

    责？”

    他感到顾问在对他耳语，但他不需要他。他知道怎样去回答，因为

    别无选择。他已经被带着穿过了迷宫，来到了最后的房间，这里没有食

    物作为奖赏，只有他爪子底下的陷阱活门。因此他用一种单调的咕哝，回答道：

    “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看法。”

    “你个人赞同在苏联音乐厅禁止西方音乐？”

    这给了一点腾挪的空间，他回答道：

    “如果音乐不错，可以演奏。”

    “你个人是否同意在苏联音乐厅禁演亨德米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

    斯基的作品？”

    此刻他感到汗从耳朵后面流了下来。在他和翻译商量的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元帅抓起钢笔的情景。

    “是的，我个人赞成这些行动。”

    “你个人是否赞同你今天在演讲中表达的对你自己音乐的看法，以

    及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看法？”“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观点。”

    “你个人是否赞同，日丹诺夫部长对你和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所表达

    的看法？”

    日丹诺夫，那个从1936年起就在迫害他的人，那个禁止他的音乐，嘲弄他、威胁他的人，那个将他的音乐比作钻路机和移动毒气室的人。

    “是的，我个人赞同日丹诺夫主席表达的那些观点。”

    “谢谢。”纳博科夫说，四顾会堂，仿佛在等待掌声，“现在一切都

    很清楚了。”

    关于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一个被反复提起的故事：音

    乐课的故事。这是果戈理会赞同的故事，甚至，是他会写下的故事。

    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之后，日丹诺夫指示这个国家的优秀作曲家在

    他的部门开会。在故事的某些版本里，出现的人物只有他和普罗柯菲耶

    夫。在其他版本里，则是一大群罪人和恶棍。他们被带到一个大房间；

    平台上立着一张讲台，旁边是架钢琴。没有茶点：没有能驱走恐惧的伏

    特加，没有能抚慰肚子的三明治。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日丹诺夫在两

    个下属陪同下出现了。他走到讲台上，俯视着苏联音乐的破坏者。他又

    一次训斥了他们的邪恶、妄想和虚荣。表示如果他们不想办法补救，他

    们那些自作聪明的花招，下场会很惨。然后，就在他让作曲家往自己头

    上扣屎盆子时，他上演了一场“剧情大逆转”。他走到钢琴边，给他们上

    了一堂大师课。他毫无章法地重击着，让琴键发出鸭叫和猪哼——这

    就是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接着，他演奏了一段伤感的新浪漫主义音

    乐，在电影中，这样的音乐会伴随着一位开始有些傲慢的姑娘最终认识

    到了真爱——这 就是优雅的现实主义音乐，是人民渴望的，也是党要

    求的。他站起身，嘲弄地半鞠了一躬，手背一挥，让他们离开。这个国

    家的作曲家鱼贯而出，一些人发誓要做得更好，另一些人羞愧得上吊

    了。

    这当然从未发生过。日丹诺夫一直在训斥他们，直到他们耳朵都听

    出了血，但他太聪明，不可能让他肥胖的手指那样亵渎琴键。即使如

    此，通过每一次复述，直到有些据称在场的人确认说，是的，就是那

    样，这个故事获得了可信性。他心里也部分希望和权力的这一对话真的

    发生过，对话中，权力傲慢地选择了对手的武器。然而，这一逸闻迅速

    添加进此时流播的可信神话的曲库中。重要的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的故事到底符不符合事实，而是它预示着什么。尽管情况也是，故事越传越

    真。

    他和普罗柯菲耶夫一起受到了攻击，一起被羞辱，一起遭禁，一起

    解禁。但在他看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永远不会真的明白发生了什

    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音乐中，他都不是一个懦夫；但他将所有事

    情，甚至包括日丹诺夫疯狂而残忍地攻击整个知识界，都看作个人困

    境，对此，某处存在着一个解决办法。这边是音乐，是他个人的特殊天

    分；那边是权力、官僚和政治化的音乐理论。只是一个如何平衡的问

    题，做到了就可以让他继续做自己，继续写自己的音乐。或者，这么说

    吧：普罗柯菲耶夫完全没能看到眼下发生的一切中的悲剧部分 。

    纽约之旅的另一个好处是：他的燕尾服大为成功，很合身。

    飞机将在雷克雅未克降落时，他心想该不该叫来空姐，要一个安非

    他命吸入器。但现在，有没有都没什么差别了。

    他猜想，这可能是纳博科夫同情他的困境，以一种煞费苦心的方

    式，向其他代表解释他的真性情被隐藏在了公共面具之下。但如果是这

    样，他要么是收了钱的傀儡，要么是政治白痴。为了揭露在斯大林政权

    的光芒下没有个人自由，这人很乐意去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因为那正

    是他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想“从窗户里跳出去”，那为什么不将脑袋伸

    进我为你编好的绞索里？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然后去死？

    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外面，一个示威者拿着一块标语牌，上

    面写着肖斯塔科维奇 ——我们懂的 !但他们懂什么呢，即使像纳博科

    夫那样曾在苏联政权下生活过一小段时间的人。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回到

    他们舒适的美国公寓，很高兴自己一整天都为了善、自由和世界和平而

    奋斗。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想象力，这些华丽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

    三五成群，热情地来到俄国，带着宾馆、午餐和晚餐的折扣券，每个人

    都经过了苏联政府的核准，每个人都热衷于看见“真实的俄国人”，热衷

    于发现“他们真实的感受”和“他们真正的信仰”。而他们最不会被告知的

    就是这些，因为你不用是个妄想狂都可以知道，每组人里都有一个告密

    者，他们的向导也会尽职尽责地向上面汇报。一次，有这样一群人来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诡计。你们听说我们有些

    艺术家遭到迫害？没影儿的事，这只是你们政府的宣传。你们想见见阿

    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看，他们就在这里，想问他们什么就问什么。

    这些西方的人道主义者，早已天真地抱定了对斯大林的一腔热忱，能想出来的最聪明的问题，就是问阿赫玛托娃怎样看日丹诺夫主席的批

    评和中央委员会对她的谴责。日丹诺夫说过，阿赫玛托娃用她诗歌中腐

    烂和腐化的精神，毒害了苏维埃青年的心灵。阿赫玛托娃站起来回答，她认为日丹诺夫主席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

    些心里有事儿的访问者，早就抓着他们的餐券离开了，反复对彼此说西

    方关于苏联的看法都是诽谤与幻想；艺术家不仅被善待，而且允许与权

    力最高层交换意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了艺术在苏联的价

    值，远远高于在他们堕落的祖国。

    不过，他更反感那些著名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来到这里，告诉

    它的居民，他们生活在天堂。马尔罗

    [55]

    赞美了白海运河，但从未提及

    它的建设者们一直干到死。福伊希特万格

    [56]

    奉承斯大林，“理解”公开

    审讯是民主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歌唱家罗伯逊

    [57]

    为政治杀戮大唱赞

    歌。他更厌恶罗曼·罗兰和萧伯纳，他们轻率地赞美他的音乐，却忽视

    了这时候权力是怎样对待他和所有其他艺术家的。他假装病了，拒绝和

    罗兰见面。但两人中萧伯纳更糟糕。在俄国还有饥饿吗？他自问自答。

    胡说，我吃得很好，就跟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他说的，“你用‘独

    裁者’这个词吓不倒我”。于是这个轻信的傻瓜和斯大林亲切交谈，什么

    也没看见。尽管说，他又为什么该害怕一个独裁者呢？从克伦威尔时代

    之后，他们英国再也没有独裁者了。他被迫给萧伯纳送去了他的《第七

    交响曲》的谱子。他应该在谱子封面的签名边，添上饿死农民的数字，而这位剧作家却在莫斯科吃撑了。

    也有一些明白点的人，他们支持你，但同时也对你感到失望。这些

    人没有领会关于苏联的一个简单事实：在这里说真话是不可能的，除非

    不想活了。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权力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希望你去斗

    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处在你的位置，他们也会这么做。换句话

    说，他们想要你流血。他们想让艺术家去做斗士，公开和野兽对抗，血

    溅沙场。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英勇就义，说真的。”好吧，只要有可能，他会努力让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失望。

    这些自认为是朋友的人，他们不理解的是，他们和权力本身多么相像：无论你给了多少，他们都想要更多。

    每个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比他能给出的更多的东西。而他想给他们

    的，只有音乐。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该多好。

    在想象的对话中，他和这些失望的支持者交流，有时他会在开始时

    稍微解释一下那个他们几乎忽视了的基本事实：在苏联，你几乎买不到

    创作的稿纸，除非你是作曲家协会的成员。他们知道这个吗？当然不知

    道。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毫无疑问他们会如此回答，如

    果真是这样，你肯定可以买到白纸吧？然后自己用尺子和笔，画出自己

    的谱纸。你肯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你的艺术吧？

    有道理，他会这样回答，那让我们谈谈事情的另一面。要是你被宣

    布为国家公敌，他就有一次被宣布是，那么所有你身边的事物都会受到

    牵连和影响。你的家庭和朋友，那是肯定的。但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个指

    挥，只要他正在演奏，或曾经演奏过，或提议要演奏你的某个作品；还

    可能是四重奏的成员；或者一个音乐厅，不管多不起眼，只要曾上演过

    你的作品；还有观众。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在演出前

    最后一分钟，指挥和独奏者突然来不了了？有时是出于本能的恐惧或可

    以理解的谨慎，有时是受到了权力的暗示。从斯大林到郝连尼科夫，任

    何人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停演他的作品，只要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已经

    毁掉了他的歌剧创作事业。早年间，他曾跟很多人一样，以为在这一领

    域他可以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自从他们枪毙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

    人》，他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部、也没有写完任何他已经开始创作的歌

    剧。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肯定还是可以躲在你的公寓

    里偷偷地写；你可以传播你的音乐；它可以在你的朋友中演奏；它可以

    偷偷拿到西方去，就像那些诗人和小说家的手稿，不是吗？是的，谢

    谢，一个好主意：他的音乐新作，在俄罗斯被禁止，在西方演出了。他

    们能想象这会让他成为怎样的标靶吗？这完美证明了他想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但是你还能写音乐啊？是的，他还是能写演不了也不可能上演

    的音乐。但音乐想在它被写下的时代被听见。音乐不像中国蛋：把它们

    埋在地下，时间越久就越好。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太悲观了。音乐是不朽的，音乐会永存，会一直被需要，音乐能讲述任何事，音乐……当他们给他

    解释他自己的艺术的本质时，他充耳不闻。他赞赏他们的理想主义。是

    的，音乐可能是不朽的，但，唉，作曲家不是。他们很容易就噤声了，甚至更容易就被杀害了。至于对悲观主义的指责，这也不是第一次听说

    了。他们会抗议：不，不，你不明白，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于是，他们

    又一次从他们安全、富裕的国土来到了这里，给他带来了一摞摞预先印

    好的稿纸。

    战争期间，乘坐那些缓慢的、充斥着伤寒症的、往返于古比雪夫和

    莫斯科的列车，他的脖子和手腕上戴着蒜头护身符；它们帮他幸免于

    难。但现在，他需要永远戴上它们：不是防备伤寒，而是防备权力，防

    备敌人，防备伪君子，甚至防备好心的朋友。

    他敬佩那些站出来跟权力说出真相的人。他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正

    直。他有时甚至妒忌他们；不过这很复杂，因为这妒忌里有一部分是妒

    忌他们的死，他们脱离了生的苦恼。当他站在波尔莎娅·布什卡斯卡娅

    大街公寓的五层，等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恐惧总是和想要被带走的冲

    动混杂在一起。他也感觉到了一闪而过的勇气中的虚荣。

    但这些英雄，这些烈士的死，通常会给予两边满足——一边是发出

    命令的暴君，一边是那些观望的国家，他们想要在表达同情的时候又能

    自觉优越——他们没有孤独死去。他们的英雄主义，会让他们周围的许

    多东西被摧毁。因此，这事并不简单，即便一目了然。

    当然，不妥协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

    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

    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因为这是别无选择的，同样也就

    没有可能避免道德堕落。

    这是背叛。他背叛了斯特拉文斯基，因此，他也背叛了音乐。后

    来，他告诉姆拉文斯基

    [58]

    ，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刻。

    当他们到冰岛时，飞机临时出了故障，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等着

    换飞机。然后，坏天气不让他们在法兰克福机场登陆，他们只好转道斯德哥尔摩。瑞典音乐家们为他们著名同行的不期而至而高兴。尽管他们

    请他说出他特别喜爱的瑞典作曲家的名字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穿上

    了短裤的男孩，或就像那个女学生，对那些艺术创作者一无所知。他刚

    想提斯文森

    [59]

    ，就想起来他是挪威人。但瑞典人都太文明了，不会生

    气，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的宾馆房间里多了一大堆本地作曲家的唱

    片。

    他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一篇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世界》杂志

    上。他饶有兴致，想了解他据说该有的想法，于是获悉和平大会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美国国务院怒不可遏，因此断然决定缩短苏联代表团的逗

    留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此想了很多，”他看到自己这么说。“是

    的，华盛顿的统治者害怕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音乐和我们对和平的发

    言，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真理，不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