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 黄桂元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6 ISBN 978-7-5699-3687-2

    Ⅰ . ①阅… Ⅱ . ①黄… Ⅲ . ①读书方法 Ⅳ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69171号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

    YUEDU SHI ZUIHAO DE DUCHU

    著 者 黄桂元

    出 版 人 陈 涛

    选题策划 韩成建

    产品经理 韩成建

    责任编辑 徐敏峰 韩明慧

    装帧设计 仙 境

    责任印制 刘 银

    出版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邮编：100011 电话：010 - 83670692 64267677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60千字

    版 次202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99-3687-2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目录

    封面

    卷一·视野

    书房滋味

    必修课程：关于爱

    “等待”的况味

    他乡时代

    谁给时间做了手脚？

    口音里的乡愁

    物种与人性

    “减法者”

    爱情生态

    “玩物”何以“丧志”

    怀旧如斯

    “盛名”、水分及其他

    “过度”的危险性

    “诤言”的魅力

    最优美，也最危险

    卷二·飘萍

    一道文学之门

    异国飘零

    栖居于潮落潮起

    在洛杉矶当“房东”

    天涯无语

    恍惚的境界

    卷三·知人

    文人：“相轻”与“相重”

    另一种文坛排行

    诗人“末世”？

    “伤痕”与彩票

    由金庸引起的尴尬

    浪迹的永生

    独语者的“大自在”翅 膀

    “浮生”中的释梦者

    以“病痛”，燃亮一束微光

    卷四·悦读

    名流的前世今生

    唐诗是用酒熏出来的

    永远的“金蔷薇”

    梦幻“边城”

    与余光中“伴”行

    快乐与尊严

    寓言与“浪子”文明

    往事与情书

    魅力源于“难度”

    作家体质与文学的关系

    卷五·锐评

    “全集”的泛滥与贬值

    中国文学批评的“意外”

    失去难度，诗歌何为

    被消费的鲁迅与被纠缠的莫言

    “华丽转身”的背后

    被资本“收购”的城市文学

    互动的“恶搞”表演

    文学如何直面“战书”？

    无“错”怎成书？

    与“远方”无关

    “伪托”与质疑

    怎可轻言“著名”卷一·视野

    阅读未必是私密的事，却也无须对外公开晾晒，让自己中意的书

    成为“大众情人”。林语堂称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还把阅读比作

    “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

    书房滋味

    “你书房里的那些书，都读过吗？”经常有人这样问，我总是面

    露尴尬，一笑了之。

    比起藏书家，我的书籍数量不足挂齿，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把书

    房里的书都读过。大致说来，那些书有三分之一读得还算认真，有三

    分之一只是随意浏览，剩下的三分之一基本只是束之高阁。我相信这

    个事实并非“个案”，或许孙犁的一句话可用来自我解嘲——“寒酸

    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

    前，坐冷板凳”。

    中国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把读书人放在眼里，焚书坑

    儒的秦始皇就不说了，刘邦打天下时认为读书无用，还往读书人的帽

    子里撒尿以示羞辱。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给读书人带来了福音，“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金科玉律和至理名言。而今市场经济年代，读书人买书，读书，藏书，甚至满屋书香，坐拥书

    城，都不再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了。

    我大约属于冥顽不化的那类迂腐书生。书籍寥寥的名邸豪宅，再

    富丽堂皇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间属

    于自己的书房。这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却是个奢望。据说当年的马克

    思阅读量很大，而收藏很少，是因为囊中羞涩。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早年也买不起书，他凭着记忆力过人，每天背熟一页《和英词典》，“出恭”时再撕掉处理。我的书房诞生于十六年前，“领地”一旦形

    成，即意味着住房面积“缩水”，三居室相当于两居室，也只好厚着

    脸皮装聋作哑。几次搬家，最麻烦的就是书，装箱打包，码成小山，堪称一项“工程”，令搬家公司暗自叫苦，搬入新居，拆箱归类，这

    些活儿不仅费时费力，还需要技术含量，别人插不上手，只能亲力亲

    为。

    三十年来，买书和送书如同迎新辞旧，已成了我生活的内容之

    一。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会，孙犁就曾把自己买的《西厢记》《孽

    海花》送给熟人，然后再购置新书。以前朋友过生日，我最先想到的

    就是送书，因人而异，投其所好，效果尚可。后来社会风潮有变，兴

    冲冲买来自认为有价值的书，却忘了读书行为已然落伍，也就不再

    “一厢情愿”了。我还有过几次大批量送书的经历，最近一次是去年

    岁末，有朋友新买了大房子，装修讲究，房间过剩，便把一间屋子打

    造成书房，宽大的书柜占了一面墙，顶天立地，气势不凡，里面却空

    空荡荡。而我这里早已书满为患，遂装满两只大纸箱送将过去，一举

    两得，皆大欢喜。

    看一个人的书房，其阅读趣向和品位便可一览无余。我的看法

    是：既称之为书房，就应以书籍为主，挂字画、摆工艺品并无不可，但多到琳琅满目，喧宾夺主，味道就变了。那样的房间更适合叫作收

    藏间，展览室，而不是书房。书房总是朴素的、怀旧的、令人敬畏，也使人亲近。如今的一些书房，干脆就是某种门面和摆设，其形式远

    远大于内容，就像现在的新书包装，套装、精装、礼品装不一而足，开本尺寸各行其是，购书成本节节攀升，让读书人望而却步。去年秋

    天，我把20世纪80年代初买的《美的历程》(李泽厚著)送了人，送

    走的是薄薄一册，很快又买回了三联书店的新版本，内容完全一样，厚度却增加了足足三倍，字号、版式、纸张、价格一律膨胀，几乎可

    用“大部头”形容。恍惚间，隐隐觉出书柜在逐渐萎缩，书房在不断

    缩小，也只能徒唤奈何。个中滋味，唯有自知。

    有书友告诉我，一些年迈体衰的老教授最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如

    何处理“身后”的藏书。那些藏书倾注了其毕生心血，但他们的儿女

    往往多在国外，根本无暇顾及，即使儿女在身边的，也少有把父辈藏

    书视为珍贵遗产的，子承父业的情形毕竟有限。有的老先生明察秋

    毫，捷足先登，把藏书捐献给大学图书馆或公共图书事业，算是一种

    善终，更多的老人只能望书兴叹。听到这种事，我总会有一种揪心之

    痛。我买书不为收藏考虑，不讲究版本校勘，不懂毛本书、签名本、藏书票、善本、孤本的奥妙，我最看重的是阅读利用率。我买书、读

    书全凭个人嗅觉和兴趣，一向随心所欲，市场的蛊惑和媒体的忽悠对

    我不起作用，只要内容吸引我，就不会在意书的形式如何简陋，对于

    书的命运，亦无后顾之忧。

    久而久之，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书房“杂乱无章”。那种一尘不

    染、井井有条的书房，我会不习惯，不自在。书房是我唯一可以做主

    的地方。书无需多，但要精，关键是投缘。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

    样的书聚在一起，自然会形成特有的书房气场。我读书喜欢折角、画线、做记号、塞纸条，这样的书仿佛带着体温和气息，我一般不愿意

    借出去，如果必要，宁肯再买一本相送。一个读书人有理由保留私人

    阅读的空间。阅读未必是私密的事，却也无须对外公开晾晒，让自己

    中意的书成为“大众情人”。林语堂称读书是“魂灵的壮游”，还把

    阅读比作“找情人”，只有情投意合，才能心心相印。我深以为然。

    进而想到，如果把书读到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真是不读也罢。

    必修课程：关于爱

    此生，我们注定会与“星期二”有约。

    掩卷《相约星期二》([美]米奇·阿尔博姆著)一书，已是沉

    沉子夜。蒙眬间醒来时，清晨的光束伴着春的气息正在窗外跃动。我

    知道，此刻在这盎然而神秘的大自然中，如同一切物种一样，有人接

    踵诞生，亦有人相继死亡。这本是生命代谢的寻常过程，我的耳畔却

    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画外音——死是“一堂人生课”，教程是关于

    爱。

    主讲者是主人公莫里·施瓦茨教授。一位已静静地安睡在另一个

    世界的老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属于这样一个时态。但莫里先生

    的活法却令人唏嘘不已。

    “星期二”是个普通的日子。但在这里，“星期二”成了直视死

    亡、升华生命的象征。对于非凡的莫里先生，它无疑是一个智慧的、勇敢的、生动的日子。

    死亡的话题曾被中国文化视为最大的忌讳，谈论它便意味着不吉

    利，也就尽量加以回避。但生死现象毕竟是人生最根本、最重大的事

    情，无所不晓、无所不谈的孔夫子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他也就虚晃一枪：“未知生，焉知死？”连活着的问题还没弄明白，怎么会清楚死

    是怎么回事？于是在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怪诞的悖论：人们最回避的是

    死亡问题，最在乎的也是死亡问题。

    记得年少的一天，当我意识到人终将一死，并永恒地寂灭于这个

    活生生的世界之后，那种飘忽的恐惧感便成了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

    一道阴影。只是那个问题实在虚幻和深奥，远不是我的思维和阅历所

    能够想通的。人不是神，对死亡的恐惧属于人的一种本能，但人又不

    愿意只停留在本能的层面。于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都试

    图对死亡做出形而上的思考和解释，以理性的智慧超越本能的恐惧。

    诸多宗教则用不同的说法，以来世、轮回的归宿来抵御和转移人们对

    死亡的恐惧。

    既没靠哲学阐释，又不具宗教信仰，又该如何面对死亡的来临？

    “死是很自然的。我们之所以对死亡大惊小怪，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自

    己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既然是人就得高于自然。”于是

    莫里很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并不高于自然，有生就有死”，“死亡

    跟生命一样自然，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莫里教授赢了，他的武器便是爱。他甚至要运用生命熄灭的现身

    说法，保持一种在死亡面前的尊严和从容。他知道生命个体面对疾病

    和死亡，别人很难帮助，更无法替代，只有自己孤军奋战。而成功的

    标志并不在于其生命形态是否仍然存在，只要人生的价值仍充盈在这

    一段有限的时间，便是赢家。如此，哲学的形而上和凡俗的形而下尽

    在其中。

    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并不诞生于历史读本、哲学教程、宗教灌

    输，而是诞生于正视生命、触摸死亡的最后过程。因而，谈论人生问题，不一定只有教授、学者和牧师才有资格。我是把莫里先生当作一

    个被剥夺了健康的普通老人，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病危老人来看待

    的。但显然，莫里先生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病危老人。

    书中有多处令我震颤的地方，不只是莫里先生面对疾病、衰老和

    死亡的步步逼近所表现出的那份达观精神，还有他在失去了最隐私的

    权利时仍要活得从容的那种健康心态。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

    初次采访莫里教授时，一起谈到了莫里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

    帮助，而且这种对别人的依赖性日甚一日。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

    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你最怕的是什么。莫里迟疑了片刻，问能不

    能在电视上谈论这件事。科佩尔说没关系。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

    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

    擦屁股。”

    这算不算没有尊严地活着？女作家黄宗英恐怕会这样认为。她认

    为，当一个人注定已经无法挽救，行将就木，而仍被人用各种医疗措

    施使其生命勉强延续的时候，既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从

    根本上讲也绝不是真正的人道精神，许多人风光一生、英雄一世，却

    在生命的垂死阶段尊严丧尽，丑相毕现，未免过于残忍，为此她呼吁

    法律应当赋予垂危病人选择体面死亡的尊严和权利。我理解黄宗英。

    但我觉得莫里教授的选择更需要勇气。人在一些特殊时候，死去比活

    着确实要容易，因为死去可以撒手闭眼，一了百了，不需要再承受一

    切重压和责任，而活着则要面对活下去的一切困难。仅仅向死亡挑

    战，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在为正义奋不顾身的时候，在万念俱灰的时

    候，都不是非常困难的事。只有当身体千疮百孔每况愈下，一切去路

    都通向了死亡的时候，勇敢地微笑着活下去才显示出了超凡的意义。人生的最大困惑就是面对死亡。死亡是天地间最大最深的一门人

    生学问，之所以难以入其深奥，不在于看破红尘，这是一般洁身之士

    都可以达到的，不在于及时行乐，这是一般世俗之类都可以想到的，而是能够以绝不消极地以平常心面对死亡的必然降临，既入乎其内又

    超然物外，实在是对我们凡人的一个极大考验。

    莫里教授自问：我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还是不虚度剩下的

    时光？他的选择是，这最后的时光里他希望自己成为一本“人”的教

    科书。“走过那座连接生与死的桥梁，并诠释出这段桥梁”。他认为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这种大悲悯的美丽之爱，当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男欢女爱。爱是一门人类必修的、贯串生命始终的课程。

    意气风发的帅哥靓妹总要变成老态龙钟的垂暮之人，它具有大自

    然的合理性。“当我是个孩子时，我乐于做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

    明的老头时，我也乐于做个聪明的老头。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包括

    现在的我。”如是，莫里教授关于“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的不经

    意说法，才会这般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主持人科佩尔在莫里教授临终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问他，对死神

    的临近是不是感到更害怕了。莫里说没有。事实上，他反而不怎么怕

    了。他说他正在远离外面的世界，不再像以前那么多地听人读报，也

    不太关心来往的信件，更多的时候是听听音乐，看窗外的树叶渐渐地

    变换颜色。而且，“临死前先原谅自己，再原谅别人”。

    令人感动的不只有莫里。我们应该为他拥有一个默契的学生，也

    是本书作者米奇·阿尔博姆先生，为他受到家人和朋友的无尽关爱而

    祝福。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道义问题，如何使莫里教授这样的临终

    者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能够有意义、有价值地迎接生命的熄灭？我甚至想，如果临终关怀与新生儿护理受到同等待遇，使之真正形成具

    体运作的机制，人一生的过程就要完美多了。遗憾的是，我们用于产

    科医院里新生儿的精力，要远远大于那些需要临终关怀的病人和老

    人。这便是《相约星期二》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等待”的况味

    曾为哈金带来世界性声誉的《等待》，讲述的是一个“等待”的

    故事：每年夏天，军医孔林都要回农村老家办理离婚，却每次都因妻

    子淑玉的反悔而一无所获。当时部队医院有个雷打不动的规定，夫妻

    只有分居十八年以上才可以单方面离婚。是的，十八年。此后，等待

    几乎成了书中几位主人公的全部生活内容：孔林在等待时间的流逝，淑玉在等待丈夫的回心转意，护士长吴曼娜在等待恋人孔林早日“自

    由”。十八年后，孔林和吴曼娜终于如愿以偿，却青春不再，身心俱

    疲，摩擦不断，这也使得淑玉燃起破镜重圆的希望，重新开始了对孔

    林的等待。

    人之所以等待，是因为有形形色色的梦想。等待的尽头是什么，谁都难以预料。《等待戈多》以荒诞剧的形式放大了等待的宿命意

    味，有人问过贝克特，戈多究竟是谁，代表了什么？贝克特摇头耸

    肩，回答：“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哈金却看出了等待

    的背后还是等待，进而把等待演化成人生的一种隐喻。事实上，等待

    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等来的往往并非自己所期待的，而期待的

    东西又似乎永远被等待着。如果我们硬要赋予等待一种“形而上”的

    意味，那其实就是，等待只存在于等待之中。

    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西点军校一名青年军官因一次失恋而

    无精打采，这情形被一个9岁小女孩发现了。小女孩走过去安慰他：小伙子，别难过，我会长大的!小伙子一怔，随即苦笑了：哦，是吗？

    小女孩点点头：等着我!十多年后，小女孩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漂

    亮姑娘，她没有食言，给那位青年军官打了电话。昔日的小伙子这时

    已成为一位中年将军，却仍然单身，经提醒，他恍惚想起了这件事，便问：小女孩，你长大了吗？姑娘说：你来看看好了!结局当然是皆

    大欢喜，一对情侣携手步入了婚礼教堂。

    人世间，更多等待却没有那么浪漫传奇，而只是属于生活常态。

    记得三十年前当兵的日子，我在连部当文书，负责分拣全连的邮件包

    裹。每天接近黄昏，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路边等待团部送信员骑着自

    行车准时出现，很快我会被盼信的战友们团团围住，成了连里最受欢

    迎的人。我理解等信的滋味，刚当兵时我曾有过急切等待一位女同学

    来信的经历，那是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掐算时间，引颈翘首，可

    用望眼欲穿来形容。后来也渐渐懂得，等待的过程或许更有诗意，这

    意味着，不一定所有的等待都必须有结果。的的确确，有些时候，相

    见不如思念。

    等待也是一面镜子，它让等待者看到了自己的特定状态。充满了

    主观预期的等待是期待：期待惊喜和奇迹，期待平安和健康。另一类

    等待则无助且无奈，就像孔林、淑玉和吴曼娜那样。还有的等待使人

    忐忑焦虑，备受精神折磨，比如，重症患者等待医生的确诊、涉案人

    员等待法官的裁定、肇事司机等待车祸赔偿的清单、旅途受难者等待

    远方的救助、农民工等待老板发放拖欠的工资……莫测和变数，未知

    和悬念，你却别无选择，只能等待下去。

    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形形色色的等待必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等

    待甚至构成了日常细节，点点滴滴，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如水流花

    开，日升月隐。等待是生命中的宿命，谁能说得清楚，人的一生中，要亲历多少次等待？需要怎样的岁月长度用于等待？你当然也可以中

    途抽身，放弃这一次等待，但同时你又无法不面临另一次等待。

    肖洛霍夫23岁时开始写作八卷本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40

    年出版齐全，用了十二载春秋，并获得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十几

    个重要奖项。但作品一直被种种质疑纠缠，质疑者包括后来的诺奖获

    得者、同胞作家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同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认

    为作者当时如此年轻，而且并未受到过良好教育，怎么可能横空出世

    创作出如此厚重的史诗巨著？甚至有人指责肖洛霍夫是不光彩的偷窃

    者，把别人的手稿窃为己有。由于战乱原因，肖洛霍夫拿不出手稿自

    证清白，只能保持沉默。直到死后十五年，即1999年，悬置七十年的

    疑案终于有了结果：俄罗斯文献鉴定专家委员会对新发现的《静静的

    顿河》手稿做了笔迹鉴定，确认《静静的顿河》当属肖洛霍夫所作。

    近日不经意读到女作家陈染的《谁掠夺了我们的脸》一书，里面有一

    段话像是专门为这件事写的：“如果你被人误解了，能解释就解释，不能解释就不解释，日子还长，即使去日无多也不必惊慌，死不是结

    局，生命消失了理解依然继续，有些理解就是来得姗姗，来得遥

    远……”这是把等待提升到了一个人格境界的层面。

    等待是对耐心的考验，经受住了就可能柳暗花明。面对生命在一

    次次细碎的等待中悄然空耗，我也曾想过转身而去，自以为能落个

    “去留随意”的潇洒，其实未必。以前驾车上路，遇到交通堵塞、车

    行无序，貌似书生的我如同换了一副嘴脸，国骂脱口而出，真正是斯

    文扫地，事后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据说这是一种“驾车综合

    征”，属于“现代病”的范畴。前些年有个休息日驾车外出，居然被

    堵在高速公路上整整三个小时，那种前后动弹不得的烦恼使我状如困

    兽，情绪失控。事后检讨，大可不必。既然等待是行车途中的一种常态，既然是否堵车、何时堵车无从知晓，既然本人一无经商二不公

    干，种种焦虑乃至暴躁，便只能是与自己过不去。等待是无法躲避

    的，选择却可以因势利导。于是我想出了对策，平时把该读的书刊报

    纸放在车内，以备对付各类堵车状况，滤掉焦躁，还能浏览学习，何

    乐不为？有道是“境由心生”，如今再严重的堵车困境也会被我轻松

    化解。每次我去汽修厂做车辆保养，还可以不慌不忙，悠悠坐在休息

    室，从包里取出预先准备的《微历史》《文学风流》等书，静心阅

    读，口中念念，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交费取车，意犹未尽。一路返

    回，竟哼起快意小曲，庆幸若非“见缝插针”，这类书不知会被我束

    之高阁多少年。

    一次次等待是人生的一个个驿站。等待使我们变得从容和成熟。

    滚滚红尘之中，我们等待着命运的调度和安置。我们为每一次等待赋

    予意义，甚至可以把被动的等待变成享受，收获意外的果实，让等待

    站成一片斑斓的岁月风景。

    他乡时代人的意识中，有些事看似寻常，却越细想越困惑，越深究越无

    奈。比如“故乡”，说起来令人柔肠寸断，其境遇却日渐尴尬。古时

    候的中国人总喜欢诉说一种“故土难离”的情怀，唐代柳宗元在《钴

    潭记》中曾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表面

    描述“乐而忘忧”，却内含思乡之情。近现代中国人大抵依然如此，如萧乾在《一本褪色的相册·美国点滴》中所说的：“改了国籍，不

    等于就改了民族感情；而且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么依恋故土的。”

    而今一切已成过往，尽管于坚仍固执地认为，“除了故乡，世界的一

    切都是漂泊”，洒脱、务实的现代人也只是听听而已，一笑置之，不

    会有谁当真，他们会这样想象诗人：那通常是一些“矫情”的患者。

    这个世界最初的“他乡”史，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理

    大发现”而诞生的。移民国家、移民城市、移民社区，早已演变为一

    道道堪比神话的“他乡”时尚风景。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规模的

    “他乡”，其中大多数是白人，其次是拉美裔、非裔和亚裔，而“土

    著”印第安人只有不足百分之一。中国最大的“他乡”为深圳特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奇迹，这个昔日的南方小城如今已拥有常住和流

    动人口两千万，绝大多数都是外来者。

    全球化时代，其实也就是“他乡时代”，无数离乡人行色匆匆，大潮般涌向陌生却热闹的“异乡”。对乡土的自觉遗弃，对家园的主

    动疏远，在现代人看来就是“闯荡”，既然是“闯荡”，自会有一系

    列励志之词做依据，诸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啦，大丈夫志在四方啦，英

    雄不问出处啦，都被赋予了新意义。所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浪迹

    天涯、有家难回、天各一方……不再意味着一种人生境遇中难以言喻

    的凄凉、痛楚、伤婉、缺失和无奈，而一些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词

    语，比如告老还乡、卸甲归田、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等等，正在成为模糊、远去的历史传说，即使没有被删除，也正在被记

    忆封存。

    “他乡时代”，由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市的一些父母便

    有了自认为深谋远虑的举措，为儿女出国做坚强后盾，砸锅卖铁，倾

    囊资助，将温暖之家沦为冰冷空巢亦在所不惜。子辈在异域奋力拼

    争，有碍于颜面死撑到底的，有见识了西洋景乐不思蜀的，总之毫无

    归意，父母终于发现，自己给了子辈一片天空，却抽掉了他们曾立足

    过的一方土地，使得还乡变得永无可能。

    而在乡村，“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早已成为乡间笑柄。农耕

    社会，之所以故土难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看法是，“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他们“搬不动土地，长

    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地

    里”，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固化的生存事实，“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

    是变态”，但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今日，迁移是基于发展的需

    要，定居则已不再是常态。

    最新数据表明，在当下中国，在“他乡”闯荡的农民工已接近两

    亿。在外打工的日子未必风光，但满足于蜗居老家，躬耕为生，无异

    于窝囊废，不仅家人轻蔑，朋友小瞧，就连媳妇都娶不上。于是走得

    越早，离得最远，越被高看。我常去的一家理发店，“小老板”兼理

    发师，三十出头，白皙，高挑，谦和，却是个来自吉林的农家孩子，我常常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意味。一次聊天，“小老

    板”谈到了自己的经历，在天津闯荡打拼了十多年，妻女都已落户，但他的户口还在乡下。我问他为什么，原来“小老板”名下有十几亩

    地，他这个年龄，是老家最后一批有自己土地的人，转户口就要放弃

    土地所有权，不如留着地，将来老了若混得不好，还可以回乡务农。我告诉他，最近国家有政策规定，农民进城落户不必退承包地，他

    “哦”了一声，并无激动之态。我问他，你能回到童年吗？“小老

    板”眼睛睁得很大，有些迷惑。我说，故乡就像每个人的童年，离开

    了就回不去了。他叹口气点头说，我一家三口都适应了天津的生活，孩子更是天津生天津长，真回老家，日子不敢想。他提到最近一次回

    乡，处处冷清，过去学校总会有几百个学生，现在就剩下几十个，有

    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其实也待不长，他们的父母在外打

    工，孩子暂时交给老人，以后是要带走的。

    当离乡成为一种主动行为，乡愁也就无关痛痒。“不要问我从哪

    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

    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三毛生前远游

    过世界许多地方，还曾携大胡子荷西在撒哈拉大沙漠与当地土著相邻

    而居，她的流浪与“背井离乡”不可同日而语，却常常被升华出醉心

    的诗意。而对于另一些人，乡愁已被岁月冻结，比如木心，年少时离

    开故乡乌镇到上海学习美术，而后几经辗转远赴美国，暮年回乡心境

    已非，“在故乡，食则饭店，宿则旅馆，在古代这种事是不会有的。

    我恨这个家族，恨这块地方”，于是故乡也变成了“他乡”，他感叹

    自己是“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

    到祖国、故乡”，流浪与流亡，一字不同，味道则异。余光中对故乡

    的感情显得更为豁达，也仅仅流于“纸上还乡”的仪式，这位台湾散

    文大师年轻时适逢战乱，“生而为闽南人，南京人，也曾自命为半个

    江南人，四川人”，后来“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个临时地

    址拥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遂戏称自己有九条命就

    好了，其中一条留在台北老宅陪父亲和岳母，一条专门用来旅行。离乡大潮由此造就了一种悖论场景：出走的决绝与回归的无望。

    每个人的故乡都已模糊，但并不妨碍大家其乐融融地哼着“常回家看

    看”的曲子，在各自的“他乡”且歌且舞，以至于成为波兰裔社会学

    家齐格蒙特所描述的那样，“普存的异乡人”已经成为最为深刻的全

    球性风景。我想补充的是，这个风景的背后，其实是人类亲手创建了

    堪称辉煌的物质王国的同时，正在与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渐行渐远。

    尽管我们及我们的后人，其“故乡”认同感正在悄然流失，或许注定

    会成为只有居所而无故乡的“异乡人”，却心有不甘，因为我们仍需

    故乡的维系和支撑，它或许不再具象为现实，却永远是连接过去与未

    来的栖息之魂。

    谁给时间做了手脚？

    年少习文，常常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比如“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句子，随意引用，不知深浅，像在说

    顺口溜儿。实际情形却相反，过去，人们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

    歇，遵循着有规律的农耕作息，生活节奏仿佛过去西方人用来测量时

    间的沙漏，按部就班，匀速运行。那时候，无饭局、无夜店、无电

    视，更无互联网，日子平淡，时间缓慢。一年中最大的兴奋点就是过

    大年，可以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穿新衣。说起21世纪，那简直

    就是远在天边，虚无缥缈，遥不可及，只属于人们的一种遐想。

    近日某晚，翻着闲书，我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到2012年的挂历上，心头暗暗一惊：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竟然已在21世纪生活了整整十二

    载!这个过程，我们从“上个世纪”一路走来，谁都想不起时光是如

    何溜走的。过去听老辈人讲当年打鬼子的往事，觉得八年抗战，实在

    漫长，而今来看，区区八年时间又算什么。看20世纪90年代春晚小

    品，有几位故去的笑星令人印象深刻，你能想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待了多少年吗？牛振华十六年，赵丽蓉二十年，洛桑则是二十五年，而

    重温他们的表演，竟有如观看昨天的影像。唏嘘之余，这才对“光阴

    似箭，日月如梭”，多了几许锥心切肤之痛。

    一些智者早就注意到了时间变快的问题。作家韩少功在十年前曾

    谈道：“安定和舒适加速了时光，缩短了我们的生命，是一种偷偷的

    掠夺。……雷同的日子无论千万也只是同一种日子，人们几乎已经不

    能从记忆中找出任何图景或声响，作为岁月存在过的物证。”他认

    为，人只有让永远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深切而饱满地看到、听

    到、嗅到、品尝到、触摸到生活中的实景实物，让感官充分开放，日

    子才会慢慢下来。他的想法确有创意，却似乎未能“与时俱进”，即

    对于使时间变快的那些人为因素，缺乏一些预见。这也没办法，正如

    一句摇滚歌词所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是谁给时间做了手脚，使它像是被拨快了一般？其实，并不存在

    鬼使神差，而是我们自己。人人认同时间就是生命，速成几乎成了这

    个年代的标志性名词，“降速”因不合时宜已被时间字典淘汰。各种

    速成、培训班四处开花；方便面和快餐成了家常便饭；电视相亲速

    配、知识抢答节目深入千家万户；闪恋、闪婚、闪离不需要理由。过

    去，人终老在一个单位稀松平常，而今若无辗转数次的“职场历练”

    便遭人白眼。现代人如陀螺般被时间的鞭子抽得团团转，停不下，收

    不住，慢不得，凡事皆要求快捷、便利，恨无分身术，谁都渴望用最

    短时间谋求最大利益，放手一搏，立竿见影。于是我们无可救药地成

    了“时间控”。为了榨取时间，各类“提速”应运而生，汹涌而至，全面开花，无孔不入：诸如招商引资、土地开发、项目规划、乡村城

    市化、股市扩容、房贷审批、生产流水线、转基因食品、手机研发、升学考级、早期幼教、火车、电脑、高铁、宽带、微信……五花八门，铺天盖地。更刺激的说法叫“极速运动”，玩的就是心跳。方方

    面面争先恐后，疲于奔命，不计血本，不顾后果，必然造成欲速则不

    达、滥竽充数、粗制滥造、浮夸成风、种种天灾人祸也在同步提速：

    田野破坏、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资源透支、伪劣盛行、高碳加剧，以至于恶性循环，后患无穷。试想，本该平缓、匀速流淌的时间之

    河，却骤然间满是湍流漩涡，惊涛骇浪，该有多么可怕。

    16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亚里奥斯图曾感叹：“一个无知的人，在空

    闲时是多么悲惨啊。”时间变快，正在造就出越来越多“无知的

    人”，他们不仅退化了亲近大自然的能力，更无可救药地被绑在失去

    刹车的时间战车上，身不由己，只能轰然前行，不知所终。我们对时

    间的过度纠缠和透支，把生活被简化为不断提速的状态，日子就会像

    一匹脱缰野马，险象环生，危机四伏。本雅明曾在《单行道》一书中

    为人类生活勾画了一条单方向行驶的车道，并以此警示世人。我忧虑

    的是，一旦把疯狂提速与单行道融为一体，必然是一条人类自我毁灭

    的不归路。其实，我们所竭力追求的东西，往往远超出自身的生存必

    要，更多的则属于奢求所需，地球和大自然是有定速和定数的，幸福

    的归宿并不需要以时间变快为代价，明白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意味着

    “低耗能现代化”是可行的，意味着尊重时间规律，或许为时不晚。

    口音里的乡愁

    一个人的口音，不是三月五月，也不是三年五年就可以形成。口

    音有着顽固的记忆功能，如同胎记，极难根除。口音往往与人的地域

    生存背景有直接渊源，口音越浓重，表明此渊源越紧密。从未有过远

    离故乡的经历，不觉得家乡的口音有什么好，很容易无动于衷。只有

    背井离乡，漂泊异地，人对自己熟悉的口音才变得格外敏感和渴念，无论何时想起来，内心都会隐隐作痛。小时候，我在一所部队子弟小学寄宿读书，习惯于讲普通话，听

    到校外的人嚷着“干嘛”“嘛事”，觉得真是“土”到家了。我母亲

    的祖籍在四川巴中，很早就出来闹革命当红军，口音却一直未改。退

    休后，她成了街道居委会的大忙人，像是肩负了什么重要使命，其实

    也只是传达居委会的某个开会通知。她常常走家串户，不知疲倦地扯

    起悠长的嗓门，用浓浓的川音千呼万唤，直至一条长街上的所有家庭

    “无一漏网”。记忆中，邻里的小字辈喜欢跟在她后面鹦鹉学舌，搞

    恶作剧，母亲却毫不在意，激情饱满，照喊不误。母亲的川音使我想

    到了这样几个词：泼辣、固执、勇敢、真诚，那样的好感逐渐扩展至

    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川籍元帅的形象，并延续至今。

    我15岁那年当了一名小兵，军营在石家庄郊区，大家五湖四海，南腔北调，练就了我一对善于辨别各地口音的耳朵。比如，在北方人

    听来，云、贵、川、湘、鄂的口音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却可以一一分

    辨。说来奇怪，那几年，所有的方言中，最入耳的竟是过去我并不喜

    欢的天津话。我的天津口音带有“速成”味道，不那么标准，心里却

    感觉踏实。因为口音意味着一种认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本土地域

    的归属和接纳。没事时，几个同乡操着天津口音聊聊往事，那简直就

    是享受。一次，我去部队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战友，刚进病房坐下，就听隔壁有个女孩在讲天津话，便有些发愣，那声音像是百灵鸟啁

    啾。战友见状叹道，你好耳音啊。说完出去，领进来一位小护士。小

    护士相貌平平，一见面就用天津话问候，露出一脸惊喜状，我也用很

    夸张的天津话激情回应。那一刻我理解了，为什么老兵们总爱说：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复员回津后，置身于熟悉的口音却充

    耳不闻，“泪汪汪”的感觉更是荡然无存。两年后进南开大学读书，同学来自山南海北，讲文雅的普通话，难免夹杂不同口音，交流起来

    却很舒服，那时候，纯正的津腔似乎就显得有些“民俗”了。许多时候，口音最容易软化人的情绪。韩国有一个叫金贤姬的年

    轻女子，她18岁还在读中学时，就不幸被某恐怖组织秘密带走，并进

    行了八年的强化训练，在完成一次恐怖炸机活动后被抓获。长时间

    里，她以沉默做抵抗，审讯人员便唱出韩国民歌《故乡之歌》，熟悉

    的音符和唱词，渐使金贤姬泪眼模糊，良心发现，她已经整整八年没

    有听到乡音，她以为它们彻底消失了，却原来，那样一种情结蛰伏在

    内心深处，随时可以醒来，并呼唤自己。两国交兵，乡音甚至还能化

    作一剑封喉的“利器”，比如公元前203年8月，刘邦、韩信把项羽军

    队围困在垓下，断绝其粮草，阻绝其出路，然后施以“四面楚歌”的

    攻心战术，致使楚军瓦解，项羽命绝。

    十六年前，我曾两次远赴美国探亲，加起来大约半年时间。那段

    日子，身居异国他乡，时常夜半惊醒，天津口音的“泪汪汪”感觉在

    我心里悄然复苏，也由此对当时的“移民潮”有了切肤的认识。一个

    人选择了移居异邦，即使那里美如仙境，富比金山，依然会生出被连

    根拔起的忧惧。当乡音变得遥不可及，那种悬空失“根”的感觉便如

    阴影一般，你看不到，抓不住，它却真真切切地罩着你，就连那些从

    来属于气宇轩昂之流、仪态潇洒之士，也会渐渐变得多愁善感。这时

    候，最能触动内心柔软部位的东西，就是家乡的口音。记得邻宅住着

    一个女房客，湖北籍，单身白领，收入不薄，英语也佳，看似活得独

    来独往，沉稳笃定，内心的寂寞却似乎深不见底。某晚，她的房间突

    然飘来一曲《龙船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哟喂，妹娃儿去拜年哪

    喂……哎，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间或，可听出隐约的呜咽声，很显然，那首湖北民歌的旋律和腔调勾起了她

    的乡愁。一个机会，我还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据

    说，三毛生前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将纪刚那部在海外长销至今

    的著名长篇小说《滚滚辽河》搬上银幕，可惜没有如愿。年逾古稀的纪刚老先生操着一口浓浓的辽宁口音与我快意“唠嗑”。自谓少小离

    家，曾经沧海，早已心波无痕，说起1949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

    带着六十万军队仓促撤到台湾，也带走了六十万个外省人的乡愁，那

    乡愁沉甸甸压在心口，有的时候真感觉喘不过气。然后，这位国民党

    老兵谈到自己的辽阳乡村老家，“乡愁病”骤然发作，以至于老泪纵

    横，那一幕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客居他乡的人越是身处天涯海角，口音的记忆越是容易频频造

    访，即使改了国籍换了身份，却改不掉换不了原先的腔调。它总会与

    遥远的乡愁丝丝缠绕，点点滴滴，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挂着泪，揪

    着肺，扯着心，独享在梦醒时分。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概莫能

    外。

    物种与人性

    1987年6月6日，当最后一只黑海雀悄然死去，这种南美洲特有的

    珍稀雀科鸣鸟，就此在地球上永远消失。而最终难以开脱杀手罪责的

    居然是人类。这绝非毫无根据的耸人听闻。现代科技社会，随着人类

    欲望的不断膨胀，居住于同一地球的其他物种，其生存境遇已经日益

    恶化和艰难，这是奢靡无度的人类始料不及，也是难以抵赖的。

    谁都知道，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有生命物种的星球。地球与太阳

    保持了生命所需的有效距离，其光合作用、充足的水与适宜的温度，创造了生命物种的诞生和延续的必要条件，但应该明白的是，这些条

    件惠及的应是生存于地球上的所有物种，而绝不仅仅是人类。况且，动物和植物的新陈代谢，还为人类更舒适的生存环境提供了足够保

    证，正如美国生物学家戴维·埃伦费尔德所指出的，“我们只是这个

    星球上数以百万计的物种之一。我们吃的每一块食物，喝的每一滴水，呼吸的每一口气都仰仗生物多样性的恩泽”，人类本应心存感激

    和感恩才对，而遗憾的是，情况却并非如此。

    据《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科学常识》一书记载，科学家普遍认

    为，地球诞生于四十五亿年前，此后相继诞生了大约十亿个物种，现

    今留存下来的尚不足1%，那99%的物种，都没有逃过在漫长生物进化过

    程中因自然灾难而惨遭灭绝的种种劫难。而随着人类的出现，这种灭

    绝速度更是日趋加快。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每过一小时就

    有一种生物灭绝。造成这种恐怖后果，相当多的是“人”为因素，诸

    如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人类的盲目开发、肆意虐杀，以及不断

    升级的核军备竞赛等等。

    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标志着人类自我认知水平的一大飞

    跃，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这就是为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找到了

    “弱肉强食”的根据。于是人人坚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

    法则，人人奉行“成王败寇”的立身逻辑，于是在登峰造极、无往不

    胜的人类面前，地球上的任何其他物种必将甘拜下风，成为不堪一击

    的弱势一方。“地球者人类的地球，天下者人类的天下”，以至于，已经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制衡人类的肆无忌惮了。

    而事实上，我们既然承认世界上的所有生命物种都同属地球村和

    地球家族，都是通过各自漫长的遗传、变异而进化来的，那么彼此之

    间就应该是一种邻里关系，彼此休戚与共，平等善待。那种把“人

    权”功利化地仅仅用于人类自身，而对其他物种视若草芥，残酷虐

    杀，无异于自掘坟墓。由此我们理解了，瑞典儿童文学家同时也是动

    物保护主义者的格伦女士何以认为：即使猪，人类要杀它吃肉，也不

    能违背人性，强加其死亡痛苦，而有辱猪的尊严。这样的呼吁，既是

    遵从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基于一种唇亡齿寒的危机意识。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所有角落，所有物种，所有生灵，一切的

    一切，都像需要阳光一样，需要人性光芒的温暖照耀。

    “减法者”

    “极简”的概念，我原以为专用于评价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

    小说。卡佛只活了50岁，却被誉为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

    小说家，他通过叙事形式上的“瘦身”手法，成就了一种具有简约特

    色的小说美学风格，有的批评家干脆把卡佛及其追随者称为“减法

    者”。其实不然，“极简主义”的理念源于一种居室设计风格流派，被文学批评家移植于对卡佛的评价，是后来的事。如今，“极简”已

    成为时下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时尚美学理念，外延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

    曾读过华梅的一首诗，应该是“减法者”在生活中的日常写照。

    我相信

    这是都市的另一种可能

    喝一杯温开水

    吃一碟山野菜

    骑一辆自行车

    穿一件棉布衣

    还让时间稍微慢一点

    这个世界跑得太快让自己慢下来

    靠在生活的边上

    我定一定神

    看清了风的来路和去路

    开始明白自己需要的不是太多

    世界能给予的也不是太多。

    物欲时代，人们何以对“极简主义”兴趣日浓，青睐有加，乐于

    成为“减法者”的一员，显然不是头脑发热，心血来潮。这就涉及当

    今人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生存。

    人活一世，究竟需要消费多少物品？ 这个简单的问题，答案却可

    以是天壤之别。以美国为例，其人口仅为世界的4.3%，却消耗了全球

    近三分之一的能源。这个移民国家在19世纪初还崇尚勤奋、节俭的清

    教徒文化；二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剧增，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消费甚至可

    用穷奢极欲形容。他们曾拍过一部题为《美国人一生的消费》的纪录

    片，出示的数据令人瞠目。以食品为例，一个正常寿命的美国人，一

    生平均消费6吨牛奶，2.5吨牛肉，1.7吨猪肉，1423只鸡，100000余枚

    鸡蛋，44000多听饮料，制造出的垃圾达64吨。此外，每人要消费12部

    汽车，7台洗衣机，5台冰箱，7台空调，8个微波炉，10台电视，15台

    电脑。美国人均住房面积是日本人的14倍，中国人的7倍，人均用掉建

    筑材料55.1吨。这样说吧，养活一个美国人的开销，可供养30多个非

    洲人，20多个亚洲人。中国人如果达到美国人的消费标准，需要目前5

    个地球的资源和面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在洛杉矶小住，对美国人没有节约能源

    的意识深有感触。而且我发现一些华人移民，很快就适应了美国人的

    消费习惯，即使只洗一件衣服也要扔进洗衣机，再用烘干机烘干，吃

    饭哪怕只用过两三个碗碟，也要交给洗碗机包办。平日房间里，空调

    四季常开，电灯昼夜长明，已为常态，其入乡随俗之迅速令人吃惊，真应了那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老话。我们常说“只有一

    个地球”，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对于更多的“地球村”村民，显然难

    说公平。叔本华认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什么悲剧都可能发生。随着

    地球资源日益紧缺，必然“狼多肉少”，争夺加剧，期待这个世界和

    平安宁，也只是一个梦想。

    有人认为，美国人的大手大脚，没有节约能源的概念，体现的是

    某种习焉不察的国民意识，而无关乎浪费。我觉得不尽然，过度消费

    的根子还是与人的欲望有关。即使这些欲望是下意识的，也需要警

    惕。弗洛姆曾谈到，我们过去购物，是一种长久持有的购物，后来则

    被消费时尚取代。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商品和货币一样，对人有

    异化作用。物质社会很容易把人异化为物质动物，以至于人们购物不

    再看重其使用价值。一些并非高收入的工薪族，总觉得拥有高档物品

    的数量决定了其生活质量，于是陷入某种误区，购物时也要讲究品牌

    是否入时，无论手机还是汽车，都只是暂时持有，强调更新换代，过

    程高于目的，形式大于意义，乐于陷入“购买——持有——使用——

    放弃——再购买”的怪圈。追逐时尚，享受快感，喜新厌旧，循环往

    复，致使其淘汰率越来越快，“异化”的结果便是唯名牌论，进而由

    物化而符号化。就像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指出的，商品已经被赋

    予更多的象征价值和符号价值，比如几万元的品牌包，装东西是其

    次，主要功能是体现富贵的象征符号，致使符号意义覆盖了使用价

    值，人也由此沦为物质的奴隶。由于人类的奢侈需求，诸如熊掌、鱼翅、燕窝、虎骨、犀牛角等已日趋稀少，身陷绝境。北印度安人有一

    首歌谣：“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伐，最后一条河中毒，最后一条鱼被

    捕，你们才发现，钱财不能吃。”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在东亚影

    响很大，他认为物质富足并不能使人活得充实，人一旦被物质占有欲

    所控制，整天盘算如何让财富增值，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私冷漠，过去

    古语讲“为富不仁”，不是没有道理。

    生活中的“减法者”，就是要向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说“不”。

    他们拒绝一窝蜂地跟风消费，主张“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每年11

    月11日，全国各地都会掀起声势浩大的购物狂潮。据统计，2014年的

    这一天，阿里巴巴全天交易额达571亿元。一年后的这一天，天猫交易

    额飙升为912.17亿元。而在2016年的这一天，天猫交易额更是达到了

    1207亿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商家和消费者自认为通过互动双赢实现

    了如此的市场奇观。于是许多家庭仓储化，至于那些被当作“战利

    品”的便宜货会不会成为陈年囤积物，就不去管了。他们不明白，消

    费的刺激或许会给人带来欲望的满足感，但这也只是瞬间的快感，与

    真正的幸福感相距遥远。甘做欲望的奴隶，人怎么会有幸福感呢？

    中国古圣贤早就有“大道至简”的思想，百年前的梭罗在《瓦尔

    登湖》中也谈到，“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认为人的生

    活所需要的物品是有限的，除了维持基本生存，其他可忽略不计，这

    也暗合了儒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主张。我曾对张爱玲的

    晚年生活不解，她不仅自闭于居所，生活用品也是少得不能再少。张

    爱玲习惯于删繁就简，或许出于天性，其精神世界之幽深，非常人可

    以理喻。她只坚持自己的简单有序、不受打扰的生活规律，读书，写

    作，冥思，休息，如此而已，夫复何求。“减法者”并非苦行者，而是享受一种自控的简单快乐，与现代生活潮流融合，应该是返璞归真

    的好兆头。

    爱情生态

    三十几年前，我还是一名情窦未开的“娃娃”兵。我曾纳闷，有

    些战友何以一到周末便显得亢奋异常，只有千方百计跑一趟团部小卖

    部，才能恢复常态。我知道他们是去偷看那位白白胖胖的小个子女售

    货员的。她大约20出头，细眼睛，厚嘴唇，扎两条小辫子，小小的圆

    鼻头两侧布满了咖啡色的雀斑，胸脯鼓鼓囊囊的，实在想不出有什么

    值得百看不厌的道理。但也就是一年过后，我也开始跟在那帮家伙的

    屁股后面，兴冲冲地往小卖部跑。

    我当时少不更事，后来明白了，部队服役是生活在封闭状态，会

    给清一色男性同胞带来无穷的青春期烦恼，以至于，我们这里的“男

    性部落”，走过去任何一位成年异性，都可能引起小小的骚动。那完

    全是一种性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理饥渴现象，与爱情生态无关。那是

    遥远年代中一道特殊的性欲望风景，受制于军人的天职和使命，且全

    球皆如此，令人尊敬，也使人怀念。

    爱情生态，作为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现象，本取决于两性之间复

    杂的引力作用，不仅具有神秘的“形而上质”，还是一种反映某一社

    会“人性指数”的测试仪。且不说历朝历代封建帝制下的“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和难以计数的“白头宫女”，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年代，中国既有抱拥三妻六妾的老爷，也有“拉帮套”(兄弟共娶一妻)的

    穷汉。可以想象，当那些妻妾之间为求欢争宠而钩心斗角时，当那兄

    弟俩轮流在夜晚与同一个女人喘息行房时，爱情生态便已被瓦解成了

    一堆空空荡荡的废墟。人类社会的性比例一旦持续失衡，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一个荒

    唐推断，已经为多灾多难的人类历史所证实。苏联爱情心理学家尤里

    ·留里科夫曾做过一项调查，在苏联的1924年，女性比男性多出400

    万，到1939年则多出800万，而20世纪60年代初，更是多出2000万之

    巨!它意味着，那个国家在当时竟有2000万血肉丰满、生理正常的女

    人孑然一身，而不能拥有自己的丈夫和男人!在这些惊心触目的数字

    背后是人性世界的昏暗、坍塌与破碎，里面隐藏着怎样的数以千百万

    计的非人道的悲惨事件。在一些非常年代，由于战时的极度残酷性，战后重建的迫切性，两性爱情往往被视如草芥，微不足道，甚至羞于

    挂齿。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男女关系是人与人的最自然的关系。它反

    映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这样的常识往往被

    我们忽略。一个社会对待爱情和女人的态度，不仅能看出每个生命个

    体的素质和情商，如美国女作家麦卡勒斯所说，“任何一次恋爱的价

    值与质量纯粹取决于恋爱者本身”，还可以反映出整体社会的人道水

    平和文明质量。我甚至认为，曾受到理性排斥的所谓爱情“乌托

    邦”，作为一种深刻的宿命，张扬的正是人类精英意识才会有的精神

    高蹈。爱情生态需要和谐、健康的性比例为优化前提，更要看一个社

    会具有怎样水平的人性化程度，比如，男人如何对待人类的另一半

    ——女人，不仅可以反映出社会个体生命的素质和情商，还是其人道

    水平和文明质量的整体缩影。难道不是爱情，也只有爱情，才把人与

    一般动物区别开来吗？当爱情生态变得面目皆非，便很难相信，它的

    社会成员，活得还像不像一个真正的人。

    “玩物”何以“丧志”大千世界，红尘滚滚，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大人物志向高远，规划人生的走向，往往关乎国计民生，潮流趋势，以不坠青云之

    “志”为宗旨。平民百姓则多属自娱自乐，诸如戏迷、歌迷、球迷、棋迷、拳迷、鸽迷、麻将迷、宠物迷、集邮迷、金币迷等等，不一而

    足。更“形而下”一些的，痴迷于鸡狗缠斗、蛐蛐撕咬，即使活得两

    袖清风，一贫如洗，又干卿何事？

    古代儒家经典，历来主张重德轻物。两千多年前，《尚书》记

    载，西戎向周朝进献了一只叫作“獒”的硕大凶犬，长老太保召公很

    担心周天子武王沉迷于此而误国，遂以监护人身份写训词，强调“明

    王慎德”的道理，还把“玩人丧德”与“玩物丧志”相提并论。而历

    史上，因玩物而疏离朝政的君主也确实不乏其人，沉迷佛法者、醉心

    器物者、痴恋吟诗作画者皆有之，还有对狩猎、养鹤鬼迷心窍的，大

    都落了个丢了江山的下场。

    由是，“玩物丧志”的古训绵延至今，一直悬在读书人的头顶，起到了某种“鞭梢效应”。那么，何为“志”？以古代圣贤的标准来

    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事，都在“志”的范畴，若

    进一步的表述，大体可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于是乎

    “清规”繁多，就连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这样今人最无争议的雅兴，都曾被列入了不可“玩”之物。《二程语录》中，对杜诗“穿花蛱蝶

    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就颇有微词，“如此闲言语，道出

    做甚”。而在宋代刘挚眼里，所谓“士”，“一号为文人，无足观

    矣”，此观点深得顾炎武赞同。在他们心目中，“文以载道”是最重

    要、最核心的，“道”大过文，“志”胜于“物”，玩文学又算什

    么。朱熹认为，“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扬雄则对

    “雕虫篆刻”不以为然，“壮士不为也”。然而古往今来，偏偏就有一些生性浪漫、我行我素的大文人，并

    不那么“安分守己”。《闲情偶寄》的作者李渔，可称为古代最懂得

    吃喝玩乐、最不受古训束缚、最缺乏自律的“玩家”。他的一生，很

    大心思都用于衣食住行的养尊处优，不仅精于花匠、木匠、漆匠等活

    计，还设计出舒适美观的暖椅、冰凳、箱式马桶和扇形借景窗。他对

    生活品位的讲究，远远超过了如今所谓的“小资情调”。早年的沈从

    文热衷于搜集耿马漆盒和各种丝绸、刺绣品种，后来成为一代古代文

    物史大家，才算洗白了名声。市场经济的当下，玩出名堂的时尚达人

    不乏其人。马未都以前业余写小说，1981年因发表处女作《今夜月儿

    圆》，被调到《青年文学》当编辑，其间留心收藏，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无所不包，越玩越大，相继出版多部与收藏有

    关的畅销书，成为央视《百家讲坛》的常客，荣获“大国非遗工匠文

    化大使”称号，可谓且玩且励志，最终志得意满，修得正果。西方文

    化人不懂何为“玩物丧志”，一旦“玩物”，全然忘我。纳博科夫一

    生对于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几至走火入魔，被描述为“满世界撒

    欢抓蝴蝶”的老人，平时他常常在居所附近的山脉行走捕蝶，享誉世

    界文坛的《洛丽塔》就是 “收集蝴蝶之旅”间隙的成果。他研究的只

    是鳞翅目中一个很小的类别——眼灰蝶。年轻时，一连好几年，他每

    天都在显微镜下工作长达14个小时。76 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在瑞士达

    沃斯山上捕捉蝴蝶，在陡坡处失足摔进山谷，导致健康恶化。弥留之

    际，儿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来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儿子亲吻他的

    额头时看到了父亲的泪眼。小纳博科夫后来回忆令人动容的最后一

    刻：他问父亲为什么流泪？老纳博科夫回答，他看到了一只蝴蝶在展

    翅飞舞。“从他的眼睛里，我明白：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不

    再想着还能捉到它了。”我等凡俗之辈，酷玩围棋，数日不弈，手痒难耐，且不知悔改，业荒于嬉。简直就是不可救药了。古人称围棋为“木野狐”，魅惑力

    很可怕，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人就会被其牢牢吸附，难以脱

    身。聊以自慰的是，梁启超多年来醉心于麻将，曾谓“只有读书可以

    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据说胡适、徐志摩等巨匠、文

    豪也有打牌的癖好。我们不必为贤者讳，要知道，他们打的可不是扑

    克牌，而是呼朋引类、四人一桌的麻将。梁实秋的解释是“有任公的

    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借口”，令

    人莞尔。还是张岱说得到位：“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

    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也是张岱的自我写照。《陶庵梦

    忆》记载，这位明朝遗民，某年在赴兖州的水路上，入夜泊舟上山，正是明月当头，山风清朗，张岱不禁兴致大发，竟换上戏服连唱一通

    宵，痛痛快快过足了戏瘾。

    贤者、智者尚且难免，我更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何况，我自以为

    围棋比麻将更具诗意。这也是事实，相信即使任公先生在世，也会承

    认吧。有句成语叫“星罗棋布”，能与梦幻般星空相提并论，这个世

    界，也只有围棋。晶莹剔透的黑白子形状飘逸，动态均衡，熠熠生

    辉，神秘浩瀚，深不可测，令人敬畏。“千古无同局”，一副小小围

    棋盘，刻有19道纵横线，361个交叉点，不过一平方米，创造出的棋谱

    完全没有极限，其景象真是如梦如幻。不过，南帆曾有一段关于围棋

    的文字，还是使我颇有感慨：“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

    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

    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我还想做其他事情。”

    感慨归感慨，年轻时我没有戒棋，如今进入人生的深秋晚季，这样的

    活法，也就由它去吧。怀旧如斯

    怀旧，不需要特别的原因，如果硬要摆理由，就如张中行先生说

    的，“老了，仅有的一点点珍藏和兴致都在记忆中”。一个人再强

    悍，面对岁月的流逝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不去主动碰触记忆，却

    怎奈“往事并不如烟”。

    这个世界，大体只有两类人不会怀旧，一是儿童，内心还只是一

    张白纸，无旧可怀；一是失忆症患者，由于脑部受损，不具备怀旧的

    生理机能。怀旧的词性为动词，本来自医学，据说属于一种由大脑神

    经元病变所导致的疾病，发作时可伴随心律不齐、食欲不振、失眠、焦虑等生理和心理症状。《新牛津英语词典》解释，“怀旧是对过去

    的饱含情感的一种渴望感”，其“症结”在于混淆了过去与现实、真

    实与想象的界限。就是说，怀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学层面。美籍

    俄裔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将怀旧分成两

    大类：修复型和反思型。反思型怀旧注重于“怀”，很像一个人在废

    墟上徘徊游荡，试图在脑海里重构曾经的时光。修复型怀旧则更强调

    “旧”，渴望恢复旧有的事物、观念或习惯等。生活节奏不断提速的

    当下，人们崇尚复古，幻想超越，用情很深，喜欢凭吊、回望逝去的

    岁月风华。比如七八十年前的民国风，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

    元素，不仅凝结成中老年人的诗意记忆，一些臆想中的唐装汉服，还

    被部分年轻的时尚达人所追捧。

    并非凡“旧”就美，而是时间往往有一种奇特功能，所有的纷

    扰、恩怨、利害在化作烟云的同时，也会被人们的想象加以美化和升

    华，值得回味。故此约翰·韦恩认为，“童年记忆是诗意的谎言”。

    年轻时，我曾把流传甚广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记在

    日记本上，当作座右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

    华而悔恨，也不应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不知诵读过多少遍，年长了

    才明白，这里说的“回忆往事”，与怀旧无关，奥氏只活了32岁，尚

    属青年。今天看来，他的名言更多的是具有励志作用，或许还夹杂了

    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

    人这种社会动物，论其坚强，能用钢铁、岩石形容；言其脆弱，可被影影绰绰的往事压垮。过去年代，总看到喝了二两小酒的父辈们

    红着脸大吼大叫，当年如何如何，其实未必就是自夸“当年勇”，不

    过是某种怀旧情绪的适时释放。前些日子，分别四十多年的中学同窗

    相约一聚，却原来，谁也绕不过岁月的捉弄。昔日的“祖国花朵”面

    目皆非，少男少女已变成大爷大妈，每个人的现身都会引起惊悚、猜

    疑、唏嘘。随之绰号、糗事都翻出来了，想不怀旧都不可能。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

    人。”木心的这段文字打动过无数读者。并不因为“从前慢”，而是

    感慨“当今快”，一慢一快之间，深藏着太多的天翻地覆，世事沧

    桑。也由此，我对作家这一类“职业怀旧者”的工作有了更深认识。

    如果给文学写作下个最通俗易懂的定义，那就是“怀旧”。没有怀旧

    就没有文学。高尔基的文学启蒙老师是会讲出许多迷人故事的外祖

    母，能讲出故事的人都有一大把年纪。格林说，作家的经验，在其前

    二十年的生活中已经完成，以后的岁月不过是观察和记录而已。这意

    味着，所谓文学，永远都是在写已然发生的事，是记忆的纸面结晶

    ——即使是面向未来的科幻文学，也是人们在已经掌握的经验、逻辑

    和规律之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孙犁先生在《老家》中自谓“梦中每迷

    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不知不觉间，他年轻时文字的华彩风流

    荡然无存，而变得浅白、易懂，有如拉家常，题目也不讲究，直奔主题，只为怀旧，诸如《报纸的故事》《牲口的故事》《住房的故事》

    《夜晚的故事》《昆虫的故事》《钢笔的故事》《包袱皮儿》《小

    贩》《吃菜根》《拉洋片》，几乎写尽了记忆中的所见所闻和亲朋故

    友。张中行先生在75岁才出版了第一部书，80高龄文名大起，笔耕不

    辍，几乎一年一本书，助推写作的动力便是往事和记忆，内蕴苍凉，味道醇厚，笔墨劲道。除了少数科幻作品和童话，文学的永恒主题，诸如爱与死，战争，还有乡愁，皆为“一般过去式”的怀旧内容。学

    者也常常如此，最典型的要数钱锺书先生，著述多引经据典，无一字

    无来历，并非卖弄学问，而多是思古之幽情使然。只是怀旧并非作

    家、学者的专利，而为人类通性，也因而有了共鸣的社会心理基础。

    常听到一种说法，“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它们经历的永远是崭

    新的、快乐的、生机勃勃的，人应该像鱼一样学会遗忘，这其实是没

    有科学根据的以讹传讹。美国生物学教授托尼皮册曾带领自己的学生

    做过一个实验，证明金鱼有着良好的彩色视觉，然后把它们放回到水

    族箱里。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转年，教授把参加过实验的金鱼跟

    一些新伙伴混在一起进行相同实验，却意外发现，老金鱼很快找到了

    之前的管子，包括管子的颜色和位置，似乎很有些轻车熟路的架势。

    这个有关鱼的记忆的说法，含有心灵鸡汤味道，用心良苦，不无善

    意，我们权且当一回真，也是可以理解的。

    “盛名”、水分及其他

    名气这个东西，一经岁月的深究，常常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所

    以大可不必当真。细想，人还是那个人，脸还是那张脸，腹中还是那

    些货，怎么可能因名气的骤然飙升而脱胎换骨？范晔在《后汉书·左

    周黄列传》感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谓一语道破玄机。一个

    人，因某种机缘巧合有了光环，继而涟漪被扩展，形象被放大，若在适度范围，也并非不能接受，一旦“盛名”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不

    可理喻，人们就要警惕了。

    现代资讯社会，在“近水楼台”的位置上处处占先者，想不出名

    都难。记得某位前央视主持人曾深情回忆，当年如何在小地方辛苦打

    拼，如何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央视，最终收获了事业的回报。这里面有

    个错觉，该主持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平台越大，越容易有社会的辨识

    度和知名度，以央视主持人来说，由于“脸熟”，轻而易举就可以成

    为公众人物。或者说，名满天下，大致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个人努

    力与之不能说没有关联，但不起决定作用。我在鲁院学习的时候，听

    过一种“外省批评家”的说法，曾被大家认同。“外省”的概念来自

    巴尔扎克小说的启发，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往往象征着中心、权

    力、高贵、傲慢，“外省”则意味着偏远、弱势、落后、卑微。所谓

    “外省批评家”，是指那些身处边缘，远离文化中心背景，缺少权威

    平台和话语权的“二三线”批评家。切莫小看“中心”与“边缘”的

    区别，同样是勤奋努力禀赋突出的批评家，身处“外省”，在全国成

    名只能是小概率事件，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为暴得“虚名”的地方学

    者，争先恐后地扎堆京城。

    一些头脑清醒的世界级大作家对“盛名”的弊端洞若观火，不希

    望自己的写作受其干扰。米兰·昆德拉认为突然而至的“盛名”，“就像一场可怕的灾难，比一个人家里失火还要糟”，因为“名誉毁

    了作家的灵魂”。斯坦贝克对诺奖带来的虚名很恐惧，他对记者诉

    苦，“我害怕得它，怕得要死，我不在乎它有多么令人垂涎……我感

    觉，似乎获奖者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或有勇气的东西来了。

    这个奖就仿佛让他们退休了似的”。福克纳也曾遗憾，初进文坛时，没能像伊丽莎白时代一些作家那样回避署名，而仅仅为了让自己的文

    章流传下去。

    “盛名”还会带来社会心理的偏差、倾斜，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

    不合理。《新约·马太福音》中记载了一则寓言：某国王出门远行

    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

    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后，第一个仆人报告：“你给我的一锭

    银子，我已赚了十锭。”国王遂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

    “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五锭。”国王遂奖励他五座城邑。第

    三个仆人说：“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怕丢失，一直包在手帕里。”

    国王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由此衍生

    出“马太定律”，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

    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68年，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莫顿用此概

    括出了一种著名的“马太效应”，质疑一种社会现象：“相对于那些

    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

    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

    名的研究者。”

    水分永远是水分，总会被岁月滤尽和风干，就好比修史这件事，当朝者的书写难免失真，需要未来岁月的纠偏和矫正，才能取信于后

    世。人们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伦勃朗和凡·高分别生活在17

    世纪和19世纪的荷兰，一生籍籍无名，穷愁潦倒，同时代人没有谁认

    为他们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只活了41岁的卡夫卡落魄一生，贫病缠身，他在写给好友勃罗德的信中预感自己的下场很惨，“我的

    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他留下的

    遗嘱也很决绝，“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读地统统予以焚毁”，所幸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他们生前寂寞孤

    苦，身后尊享“盛名”，历史老人的火眼金睛，实在令人叹服。

    “过度”的危险性

    关于“过度”，《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超越适当的限

    度”，并举例“过度疲劳，过度兴奋”。而事实上，“过度”的种种

    危险性远不止这些，有的“过度”能量惊人，却集体无意识地很容易

    被忽略，只有自食苦果之后，人们才如梦初醒。

    我的一对邻家夫妇最近刚有“弄璋之喜”，不料孩子没满月时就

    染上肺炎，本来医生说输一输液就可以，那对爱子如命的父母却很惊

    恐，非联系住院不可。于是孩子终于躺在了新生儿隔离病房，小鼻孔

    被插进饲管，小脑瓜被接上吊瓶，用的抗生素也是顶级的。经过一番

    结结实实的治疗，半个月后，孩子总算出院了，看上去却精神萎靡，眼神涣散，食欲大减，原先的胖脸蛋尖成了枣核状，身子仿佛也缩小

    了一圈儿。邻家夫妇这才揪心地意识到，实在不该给孩子“过度治

    疗”。

    凡事一旦“过度”，相应的惩罚便随之临头。但人们很容易当局

    者迷，总是不自觉地陷入“过度”的种种怪圈，以至于屡屡遭遇不堪

    和不测。然而，没有积累足够的人生经验和智慧，防范“过度”又谈

    何容易。我曾领教过“过度沉迷”的可怕，有一度，我的日子被欲罢

    不能的“围棋瘾”闹得晨昏颠倒。浑浑噩噩之中，却还要摆出张潮在

    《幽梦影》的说辞——“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

    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为自己的非

    理性行为开脱。后来偶然间，看到徐志摩居然把“玩人丧德，玩物丧

    志”相提并论，震动之余，悔过自新，日子才变得正常起来。大千世界红尘滚滚，如果我们不加警觉和设防，“过度”的阴影

    便会乘隙而入，四处滋事。盆景再精致，绢花再逼真，比起风生云

    起、水流花开的大自然风光，也会黯然失色。

    关于“过度”，还可以举证许多：比如“过度崇拜”，通常表现

    为对某偶像的伏地称臣，导致一个人的思维弱化、精神软骨和人格矮

    化；中外文坛，“过度自我”型的作家并非鲜见，只要不妨碍和危及

    他人利益，倒也不存在负面效应，然而一旦进入回忆录或自传的写

    作，就常常有意无意地陷入自恋或自大，其可信性也会大打折扣；文

    学批评界，我们对形形色色的“过度阐释”者并不陌生，诸如那些微

    言大义的挖掘，捕风捉影的展示，喧宾夺主的发挥，凌空蹈虚的逍

    遥，总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不敢恭维；戏剧舞台上，角色的“过度表

    演”是艺术审美的天敌，必然带来虚假失真；新闻媒体，“过度报

    道”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令人生厌；体育比赛，运动员的“过度紧

    张”对其竞技发挥几乎是致命的；司法审判，“过度防卫”意味着当

    事者逾越法律界限、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过失行为，势必要承担法律

    责任。

    回到日常生活，我们会发现在与社群相处和人际交往中，“过度

    表白”者常常越描越黑，喋喋不休容易使其信任度不断流失；“过度

    敏感”者则“水至清则无鱼”，容易受到无谓伤害；“过度化妆”和

    “过度包装”的深处，往往裹着共同的潜台词——“缺乏自信”，一

    般都有着形式大于内容的属性，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过度依恋”

    的一方，在爱情跷跷板中通常是被动的，很难收获相等的爱情回报；

    “过度发育”，意味着个体生命违背自然生长规律的不正常形态，不

    免后果堪忧。“过度”的对立面是“适度”。相对于偏颇和极端，“适度”意

    味着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均衡状

    态。“适度”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尊重差异，灵活多变。如同真理再

    跨越一步即成谬误，“适度”向世界描述的是一道饱含哲学寓意的人

    生课题，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协调关系、优化决策的方法论。

    “诤言”的魅力

    回避不中听的诤言，喜听顺耳之语是一种“胎里带”的人性弱

    点，这似乎没有道理可讲，古今中外就连某些大智者也未能免俗。

    海明威曾在给批评家考利的一封信里毫无掩饰地这样谈到年长自

    己一岁的福克纳：“福克纳比谁都有才华可是有点靠不住，因为他疲

    倦之后还继续不断地写，而且似乎从来不舍得丢弃没有价值的东西。

    要是让我来管管他我是非常高兴的。”其实海明威曾多次夸奖福克

    纳，认为“福克纳理应得到更多的注意和最高的评价”，写这封信也

    并无恶意，但信的内容后来由考利传达给福克纳之后，味道就有些变

    了。这是一位没落的南方贵族难以接受的，也注定了海明威必将为自

    己的放肆付出代价。福克纳先是拒绝海明威为自己的书写序，后来在

    与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的访谈中被问到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五位作家是

    谁？这带有排座次的性质，福克纳随即依次列出：1.托马斯·沃尔

    夫；2.威廉·福克纳；3.多斯·帕索斯；4.海明威；5.斯坦贝克。不

    仅把海明威贬为第四，还加了如下评语：“海明威——他没有勇气，从没有用一条腿爬出来过。他从未用过一个得让读者查字典看用法是

    否正确的词。”此后，两人心结越缠越紧。这两位都曾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大文豪，虽生活在现代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的美国，却终生未见

    一面。既然是诤言，就不会那么入耳，即使“话糙理不糙”，确有价

    值，也会让人难以咽下，而能够生生咽下的，往往不是寻常之辈。胡

    适推荐梁启超来北京大学做演讲，不料自己在台下听到的几乎是劈头

    盖脸的一通批评。梁启超的讲题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结论是：“这个著作者，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表石破

    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方面十有八九很浅薄或谬误!”胡适把

    梁启超的当众批评当作诤言，以一贯的谦和雅量做了真诚回应，并在

    后来的《四十自述》中写道：“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人们习惯于“顺情说好话”，宁肯言不由衷，虚情假意，毫无价

    值，只要彼此感觉舒服，便多多益善，皆大欢喜。久而久之，人们会

    丧失从诤言中汲取智慧的能力。诤言含着独特的“魅力”，却不是谁

    都可以“尊享”。诤言不同于箴言，尽管箴言的“箴”同“针”，但

    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比如，“人丑就该多读书”，比如尼采说，“你要认识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不是你子女的

    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含有普泛的警示、规劝、告诫意涵，可视为之箴言。诤言却是“独家”的、“特定”的、指向具体的，对

    于当事者每每有醍醐灌顶，瞬间警醒的作用，所以不同寻常。这意味

    着，享受诤言的魅力需要机缘，需要物以类聚，同频共振，需要说者

    和听者双方的胆识皆备，互为知己，缺一不可，方可相得益彰。一个

    人享受到诤言的“魅力”是一种幸运，说不定，这位诤言者还是你生

    命中可遇不可求的贵人。

    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曾“告诫”胡适，别让自己“在中国

    知识界的地位”成为“魔障”，并强调“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

    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胡适欣然接受。傅斯年“训导”

    乃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当胡适面临国民党“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取舍不定时，傅斯年写信痛彻直言：“借重先生，全为

    大粪上插一朵花!”胡适终于不再犹豫，决定拒官不做。

    徐复观前半生从军，后来“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国学大家，与熊

    十力的一番“痛骂”有关。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求教读何书，熊

    十力推荐王夫之《读通鉴论》，徐复观说已读过，熊十力让他再读。

    徐复观再见熊十力，说此书有好多处写得不好，遭到熊十力怒斥：

    “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去书!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

    地方，你为何不先看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

    百部千部，又有何益？” 后来徐复观在回忆中慨叹，此乃起死回生的

    一骂。

    我知道的最令人难堪、最生猛也最有“魅力”的诤言，与仙逝的

    作家陈忠实有关。《白鹿原》问世之前，比陈忠实年轻的路遥、贾平

    凹佳作频频问世，风头正健，陈忠实有一种关中人骨子里的倔强，发

    誓要写出一部能垫棺材做“枕头”的小说，然而这样的作品似乎遥遥

    无期。据邢小利《陈忠实传》记载，1991年初，路遥的《平凡的世

    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且名列榜首，接下来在省里有关部门为路

    遥举办的作品座谈会上，时任《小说评论》主编的李星问坐在身后的

    陈忠实，你手头的长篇“咋样了”，回答是“还没有弄成”，李星说

    “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陈忠实说“不急”。李星招手

    让陈忠实伸过头来，附耳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

    去!”这话够狠的，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羞辱意味，但李星是诚心

    的，他了解陈忠实的实力，最重要的，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知道文

    学批评存在的意义，陈忠实这样志向宏大的重量级作家，需要的不是

    无关痛痒的锦上添花，而是能起扬鞭奋蹄作用的当头棒喝。好在陈忠

    实头脑清醒，懂得知耻后勇的道理。不久，还是这位李星，读了陈忠实给他背来的沉甸甸的五十万字《白鹿原》手稿，当面对着眼巴巴心

    里没底的陈忠实，猛地吼出了一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二十年

    来，这句话已在陕西作家中传成了名言。李星同时还对陈忠实大胆做

    出三个预言：一、今后不用找评论家了，评论家会找你；二、十年之

    内不会有超过这部作品的小说；三、《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三

    个预言，一一应验，已经是中国文坛佳话。夏衍主张“作家把批评家

    当作诤友”，此为最有观赏性的一道“诤言风景”。

    最优美，也最危险

    由人工智能引发的围棋话题最近持续升温，其影响远远超过棋类

    圈子和体育竞技界，而大面积波及文化、科技、金融、伦理、现代文

    明诸多领域。

    何以如此？话就长了。

    我常想，世间恐怕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围棋更难以归类了。它属

    于文化、启智，抑或属于竞技、娱乐？还是集数种非凡功能于一身？

    始终见仁见智，难以定论。世间也没有任何一样东西遭遇过如此的毁

    誉参半，爱恨莫辨，它可能是妙不可言的“天使”，也可能是令人生

    畏的“魔鬼”。

    围棋曾被西人惊叹为通鬼神之变的“天外之物”，它诞生于人类

    的古老东方和遥远年月。关于围棋发源地的归属问题，中韩之间曾有

    过小小争议。韩国语言学家陈泰夏曾在韩媒著文，声言“围棋发源于

    韩国”，应向世界有关组织开展申遗活动。就此，中国围棋协会掌门

    人王汝南悠悠笑道，“如果韩国和日本将围棋申请为他们国家的文化

    遗产，他们见到我们都会不好意思”。果然，韩国棋院事务总长韩相烈随之表示：“我们不会和中国抢的，因为中国是公认的围棋发源

    地。”

    中国古人讲“琴棋书画”，最早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指琴

    瑟、围棋、书法、绘画，这是四大国宝，又称雅人四好，也是四种古

    代艺术性技艺。关于围棋，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从数学角度提到

    下一盘围棋所包含的种种变化，绝对是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而写过

    《三十六计与围棋》专著的马晓春九段更认为，围棋的所有变化根本

    就是无法穷尽的。围棋反映了中原龙山文化时代的一段历史，“纵横

    十九无奇，却无千古同局”，那散落棋盘上状如玛瑙的黑白子，就像

    星空那样的神秘，魔幻，玄奥，深邃，那一幅幅经典棋谱使多少痴迷

    者为之沉醉，竟至于沉沦，其是非功过，实难尽数。已故的日本名誉

    棋圣藤泽秀行先生曾被记者问到“您对围棋掌握多少？”秀行先生的

    回答是，“棋道一百，我只知七”。 正因为围棋的无法穷尽，古往今

    来才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当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完败于“阿尔

    法狗”而潸然泪下时，无数国人与之一同痛心疾首。也可以理解了，当“阿法元”并未研习过人类棋谱，从零开始，无师自通，以100∶0

    的绝对实力打败其兄“阿尔法狗”时，柯洁又何以发出“人类太多

    余”的仰天长叹了。

    不过，人类之间对弈带来的刺激、快感与趣味，无论如何是冰冷

    的人工智能所无法比拟的。古人和今人，都有把围棋比喻为“木野

    狐”“妖狐”的说法，其爱恨交织之情，非亲历者而无法知晓。如果

    我们对围棋从无接触，也就罢了，每天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没

    有觉出有任何不适，而你一旦进入它的磁场，就等于打开了一个潘多

    拉的盒子。道理很简单，围棋如果仅仅是“天使”，而不同时具有无

    法抗拒的鬼魅之力，怎么会如此难缠？这是一种可以定性为“瘾”的精神依恋，很类似“麻瘾”“网瘾”，甚至“毒瘾”。事情一旦到了

    嗜“瘾”成性的地步，就有些麻烦了。

    我并不打算把它妖魔化，“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舜以子商均

    愚，故作围棋以教之”，难道围棋不是一剂可以启智养心的东方灵

    丹？难道围棋不是集哲学、数学、兵法、艺术于一身的人间瑰宝吗？

    难道围棋不曾为我带来过乐而忘忧的销魂时光吗？那种不可名状和不

    可理喻的快乐不是也曾涨满我每一根神经和每一个细胞吗？正所谓

    “何以解忧，唯有弈秋”。我甚至想过，如果没有围棋，我的人生乐

    趣将会大打折扣。既如此，又何来“魔鬼”的说法？我只是想说，最

    优美的东西，往往也最危险。围棋本应是醉人的“天使”，只适于欣

    赏而不能贸然近身，更不可全无设防的投入。

    梁实秋在《雅舍》中提及梁任公极嗜好打麻将，且曾有过“只有

    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的名言，我不免大感诧

    异。据说徐志摩、潘光旦、胡适等大家的牌桌技艺也都不错，尽管如

    此，却不能增加我对“搓麻”的好感。卓有才华的“70后”女作家魏

    微曾表示自己一生最在意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写作，一是打扑克，也

    令我小有惊讶。我这样想，如果他们倾心的对象是下围棋而不是打

    牌，就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搓麻将、打扑克与下围棋虽然都具一

    定的娱乐性质，但其品位与境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硬要比较，也仅

    仅在“瘾”和“魔”的方面有得一拼。

    聊以自慰的是，作家行当里也确有很多围棋“爱好者”。川端康

    成就写过不止一篇有关围棋的小说，金庸不但常和梁羽生激战棋枰，还在年事已高的时候分别拜林海峰、陈祖德、聂卫平等大棋手为师，且一一跪拜行弟子大礼。据我了解，江苏的储福金是棋力最强的当代

    作家。朱苏进、李洁非、王干在他们的散文中都记述过自己彻夜大战的经历，那种对围棋的迷恋之情溢于言表。在朱苏进看来，“弈棋甚

    至比读书写作更有意义，读书与写作都要接触与思索人生，都因其严

    肃而逼近痛苦。而棋枰却如同伊甸园，让你精赤条条地、如小兽般如

    花朵般匿入其中，得到片刻羽化成仙的感觉”，并慨叹“老年来临，有围棋陪着，心里有多舒坦”，此乃肺腑之言，令人动容。

    我也很佩服某些智者，即使喜欢围棋，也从不会失去理性，南帆

    一直“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以免为纵横19道编织出来的魔网

    密密麻麻地罩住。我还想做其他事情。”陈村曾说过假如入狱，自己

    只会带两样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围棋名谱，但陈村和南帆一样基本上

    比较理性，通常是以审美的角度欣赏围棋，绝不会深陷其中。更多的

    弈者没有这样的定力和道性，往往不知深浅地一头栽进去，从此神魂

    颠倒，悄然被围棋魔鬼所“吞噬”，而悔之不及。卷二·飘萍

    倘若人生从无聚聚散散，合合离离，正如一世无喜无悲，无福无

    祸，无起无伏，人恐怕永远也不会深刻、丰富和成熟。

    一道文学之门

    公元1976年，无论对于新中国历史，还是我的个人生活路径，都

    是一道陡峭的分水岭。这是“文革”的最后一年，整个社会何以如此

    混乱、动荡，对于我这个刚刚结束军营日子的无知小青年，全然一头

    雾水。

    这一年天灾人祸，乱象如麻，阴云笼罩，百姓茫然。岂料看似山

    重水复，却又柳暗花明，从年初到岁尾，三百多个日日夜夜，就像是

    坐上了过山车。

    我与文学编辑的情缘始于这一年。不过，事情还要从1974年说

    起。那时我在石家庄某空军雷达部队团服役，16岁便在连部任文书，借“独居”一间小屋之便，焐热小小的文学梦想，写些口号类的小诗

    小文往外面投稿。我从小有一种红军情结，这与父母的经历有关。大

    概是秋末冬初，某晚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浑身躁动，汗流浃背，伏在

    一张小桌上吭哧吭哧写了首诗，足有两百行，是我此生写的最卖力也

    最冗长的一首诗，收笔时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我给诗取个名叫《老师长》，先抄在笔记本，又誊写了一份用于投稿。寄哪里？我在《河北

    文艺》和《天津文艺》之间犹豫着，最终选择了后者，还是乡情的作

    用。

    我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两个月过去，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开

    始变得不自信，怀疑这首诗根本就不是个东西。这时候，一位至今只

    见过一面的老师肯定了我。真正说来，这件事与我们连里的司务长老

    高有关。

    老高是来自湖北乡下的农村兵，入伍前只读过三四年小学，咋咋

    呼呼当了好几年司务长，也仅仅负责连队伙食管理。偏偏老高的妻子

    段大姐文化程度很不一般，当时在河北师大物理系任教，且相貌清

    秀，举止得体，在我眼里是个优雅的知识分子。两口子的学历天差地

    别，在文化和教育失去尊严的年代，这种事不算什么。问题是老高的

    自我感觉甚佳，根本不把段大姐当回事，动不动就吆三喝六不说，脾

    气上来了，还有过拳脚相加的劣迹。我有些看不惯，仗着和老高关系

    不错，就为段大姐抱打不平。我说老高，你守着一块美玉，不珍惜，还总摔摔打打的没好脸色，明摆着，应该是人家嫌弃你老土，怎么反

    了个儿了？老高没什么文化，平时也爱耍性子，但有个许多人不具备

    的优点，就是能听进逆耳之言。他当时一怔，低头无语，以后对妻子

    的态度果然和善多了，不再颐指气使摆大男子谱儿，有时还当众夸老

    婆几句。大概段大姐是出于感谢，知道我平时喜欢动笔，便带我去她

    的校园，拜见中文系刘绍本老师。刘老师戴一副黑框眼镜，谈吐斯文

    中透着热心肠。他读了我带来的《老师长》一诗，觉得出乎意料，追

    问我投给哪家杂志了？我说寄《天津文艺》，两个月了，没见动静。

    刘老师鼓励我，说好作品不怕等，如果那边不行，他向《河北文艺》

    推荐。我心里有了底。不久即收到《天津文艺》的信，大意是，稿子留用，拟于1975年第三期刊发。刊物寄来，《老师长》的题目改成

    《征途万里》，放在“小叙事诗”一栏，感觉气势大有提升，确有点

    睛之效。此诗很快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安徽等多家电台配乐

    朗诵，想必题目也起了加分作用。刘老师得知这首诗发表了，托段大

    姐转达祝贺，还打听出，那首诗的责编叫肖文苑。

    1976年2月，我复员回津，刚过20岁。学生兵退役通常会分配到工

    厂，这种惯例，使我对未来不敢有什么幻想。等分配的日子闲得无

    聊，我整天骑车瞎转悠，一日找到四川路8号，想感谢一下那位叫肖文

    苑的编辑。我走进院里一座三层高的旧式独栋小洋楼，第一次见编

    辑，怯生生上二楼，敲开诗歌组的门，屋里只有一个戴眼镜的中年

    人，告诉我肖文苑正在郊县出差。我只得诺诺退出，下楼，漫无目的

    地推车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肖编辑不在，认识一下其他编辑不也是

    收获吗，这个念头促使我返回。这一步，竟决定了我一生的文学命运

    和职业走向。屋里的那位中年人是时任诗歌组组长陈茂欣，听了我自

    报家门，他站起身，两道目光从镜片里射出来，打量着穿一身绿军衣

    的我，问多大年龄，是不是党员，有没有分配工作，我如战士面对首

    长那样一一回答。陈茂欣让我等一下就出去了，一会进来，递上纸

    笔，让我写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留下家庭住址，我以为那只是编辑

    部通联作者的程序，也没多想。

    不料两天后的下午，陈老师风尘仆仆亲自找到我家，抹着一脑门

    汗，开门见山地说，文化局创评室领导让我征求你的意见，愿不愿意

    到编辑部工作？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结结实实地砸在我的脑袋上，就

    像是在做梦。我与陈老师素昧平生，无亲无故，何德何能得此厚爱？

    到编辑部上班后，有同事告诉我，那天你一离开诗歌组，陈茂欣兴冲冲地上楼下楼，在每个编辑室都转了一圈，只重复一句话，“黄桂元

    复员回天津了”。

    我知道我遇到了贵人。假如我那天没有去四川路8号，或者，没有

    再次敲开诗歌组的门，或者，见到的不是陈老师而是别人，比如生性

    淡泊、寡言的肖文苑老师，结果必然不同。

    我上班不久，编辑部属于典型的舆论前沿，少不了组稿配合。不

    久，“7·28”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日子一下子乱套了。记得7月上

    旬，我和同事还去过唐山，住在开滦煤矿招待所，并深入数百米井下

    体验生活。震后一周，我又有机会重返唐山，只看到嶙峋废墟，一切

    面目皆非。接下来是9月9日，领袖辞世，大厦倾塌，气候诡异，全民

    无措，国家何去何从，巨大的历史悬念揪紧了无数人的心。

    10月初，天津市组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即将奔赴四郊五县。工

    作队下辖几十个工作组，由市各局级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我年龄最

    小，无家庭拖累，被派去下乡也是顺理成章。现在来看不免荒唐，一

    群五谷不分的城里人跑到乡下指手画脚告诉人家农民如何种田，简直

    就是笑谈，而我们当时不这么看，每个工作组成员都怀着某种使命

    感。行前，单位领导万力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勉励我好好在农村基

    层锻炼。万力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还不到60岁，常穿一套黑色中山

    装，脸上皱纹粗深，走路略显蹒跚，虽身材矮小，在整个创评室却有

    着小巨人般的威望。我听说他与诗人贺敬之是延安“鲁艺”同学，很

    好奇，就问东问西，万力用力摆手，慢悠悠用山东口音说，我与人家

    大诗人，哪里有可比性嘛。

    我在宝坻县王卜庄公社司各庄大队住了近十一个月，一心一意扑

    在农村，因地处偏僻消息闭塞，我知道的并不比当地老农更多。那些日子，我们每天与社员一同下地，懂得了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

    天”，后来又自告奋勇参加了冬季修渠工程。正值三九严寒天，白天

    挥镐凿开厚厚冻土，肩挑土筐在湿滑的河堤挪动，还晃晃悠悠地推过

    独轮车，在四处漏风的工棚过夜，露宿河堤。最初我有些吃不消，睡

    醒一觉又是生龙活虎，最大的变化就是胃口惊人，皮肤变黑，还明显

    感觉臂膀的肌肉硬邦邦了许多。我与村里的知青一起下地干活，混得

    很熟，其实我与他们同龄，身份却不一样，嘴上不说，优越感还是没

    能掩饰住。干起活来我干劲十足，他们却情绪不高，无精打采，出工

    不出力，何以如此，我想不明白，当时也不可能有换位思考的能力。

    有次田头休息，一位女知青一脸忧戚地坐在土埂上，解下围巾低头揉

    搓着，忽然仰望白云长叹一声：“你们是来锻炼的，镀金的，时候一

    到，就回城里了。我们呢，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命不一样啊。”我心

    头一震，良久无语。

    从乡下回到单位，已是1977年最炎热的8月。屋里没有电扇，更没

    有空调，屋里皆为须眉，大家穿着短裤和跨栏背心低头看稿子，动作

    也都相似，一只手把扇子摇个不停，另一只手不住地用毛巾擦汗。我

    负责看自投稿，很少直接与成名的诗人、作家打交道，但这不意味

    着，自投稿的作者堆里就不会冒出大作家。

    如今大家都知道，女作家铁凝是以数量很大且颇具特色的长中短

    篇小说而称誉中国当代文坛的，但说到她的早期写作，一般人就比较

    陌生了。曾读到一本《铁凝评传》，说到铁凝的“处女作”是作家高

    中时代的一篇作文，题为《会飞的镰刀》，1975年被收入北京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盖红印章的考卷》。此后铁凝下乡插队，至

    1979年调到保定市文联当编辑之前，在农村度过了大约四年的知青岁

    月。其中，铁凝早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写诗“小插曲”，我不仅是知情者，最直接的见证者，还可以说是亲手编发者，这组诗即使不算是

    铁凝的处女作，也不会晚于她最初的小说创作。其实，许多著名作家

    都是从早年写诗开始文学生涯的，这不新鲜，我过去曾调侃过这种现

    象，诗歌是文学青年的青春分泌物，几乎无人幸免。

    那组诗题为《丰收纪实》是自投稿，大约四五首，很工整地抄在

    那时候常见的小方格稿纸上。作者为河北博野县的一位下乡知识青

    年，署名“铁凝”，按其简介估算，年龄超不过20岁。作者的名字像

    是男性，但其娟秀的字体、细腻的语感，以及反映的皆是农村铁姑娘

    的劳动场景，又让人想到很可能是一位女作者。我在乡下的那段日

    子，见过一些女知青，多缺乏劳动激情，一天一天混日子，与《丰收

    纪实》中的女知青精神面貌，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我选了其中的《浇麦小唱》《割麦曲》《分量》三首诗，二审、终审顺利通过，刊载于1977年《天津文艺》第10期，占了一页多篇

    幅。这组署名“下乡女知识青年铁凝”的诗，以今天的审美眼光观

    之，局限性是明显的，主要是公式化的集体腔调抑制了个性表达，这

    也属于那个时代文学写作的通病。但若放在当时的诗歌语境来看，我

    们倒是会有另一种发现，作者在巧妙营造诗意的同时，融入了某些叙

    事元素，语言表达也还清新流畅，训练有素。比如《分量》一诗中有

    这样几句：铁姑娘车队拉着棉花进村，马儿像拱着蓝天驾着白云。

    唱着卸车，笑着入库，库外是银山，屋内灌满银。管理员刚要锁

    门，队长说：‘等等!’低头拽起衣襟，她摘下沾在身上的一瓣棉

    花，花瓣轻轻地飞进库门。姑娘们学着队长，也细细查看全身。

    无数朵小小的银花，都飞进大队的银囤。……作者固然生疏于对变

    形、象征、意象、隐喻等现代诗歌技法的运用，却懂得如何观察、捕

    捉、利用生活细节为诗歌增辉，其叙事能力也是那些仅仅擅长抒情造势的诗作者所欠缺的。铁凝发表诗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新时期诗坛并没有诞生青年女诗人铁凝。这段写诗“小插曲”

    在铁凝有关创作研究和资料介绍中几乎无迹可寻，或许这样可以理

    解，这组诗发表于文学拨乱反正的时期，在研究者和评论家看来，实

    难彰显作家的整体成就，不足观，不足道。但我觉得，作为作家的文

    学热身和写作尝试，出现类似“小插曲”也是正常的，即使再伟大的

    作家也可能有过最初的青涩之作。其实铁凝本人也并不介意这一点，我曾有机会当面对她提及这段往事，铁凝略感惊异，朗声一笑，还对

    别人这样介绍我，“这位是我当年的责编”。

    我从农村回到编辑部，文学名著的解禁之风已在吹拂，创评室更

    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次全体会，万力抽着烟，目光在烟雾中慢

    慢环视一圈，他要求大家打开眼界，多读书，提高文学修养，还一一

    提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的《项链》

    《羊脂球》、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梅里美的《嘉尔

    曼》。这些书名都是我第一次听到，觉得深不可测，如同天书。

    我的诗歌养分多来自1976年前后的中国报刊，20世纪50年代郭小

    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和闻捷的《吐鲁番情歌》，也只是1976年

    底才初次接触。后来我读到公刘的《在北方》，震惊之余，把整本诗

    集都抄进了笔记本。我羡慕那些1977年以后接触诗歌的写作者，他们

    一开始读的就是普希金、拜伦、雪莱、惠特曼、泰戈尔、叶赛宁、聂

    鲁达，就是里尔克、金斯堡、艾略特、庞德、帕斯、叶芝、狄金森、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文学启蒙的落差，往往决定了起跑后的

    距离。不过，就像郭小川写给年轻人的诗句，“我羡慕你们，却不嫉

    妒”……编辑部的主任、副主任也多在40岁上下。主任刘怀章，以写河北

    省新农村带头人耿长锁而小有名气，沧州口音很浓，本人也是工农干

    部做派。副主任有好几位，阿凤、沈金梅、钟铭钧和冉淮舟在列。对

    阿凤和金梅，闻其名未见其人之前，我犯了想当然的毛病。在我的想

    象中，阿凤大约是一位满口吴侬软语腔的江南籍女作家，金梅应该是

    一位满身书香气的女知识分子，一见面不禁暗惊。阿凤真名叫王鸣

    凤，完全是一位朴实的天津老工人模样，半边脸青黑，其貌不扬不

    说，说话还很接“地气”，被大家戏称为“阿大爷”。金梅来自上海

    郊县，带一副瓶底厚的近视镜，微秃，身薄，声音却很厚重。中午饭

    后，我常和操着广西味儿普通话的钟铭钧互不相让，在“楚河汉界”

    的棋盘上杀得昏天黑地，是年我22岁，钟老师44岁，阿凤每每在一旁

    起哄架秧子：“这厢，22军大战44军!”正赶上《人民日报》重新发

    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一次钟铭钧带我参加座谈

    会，见到文学前辈石英，钟老师向他介绍，“这是青年诗人黄桂

    元”，吓了我一跳。“文革”十年，成名成家的观念早已被批得如过

    街老鼠，那时候没有作家、诗人，只有小说作者或诗作者。记得一个

    傍晚，大家忙着下班，我和单身住在机关的冉淮舟副主任站在院子里

    聊天，足有一小时，却只记他用浓浓的河北高阳口音强调的一句话：

    “没有师承就没有借鉴!”这话在我内心回荡了许多年。冉老师很快

    就调入北京，成为铁道兵专业作家，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教授，就

    断了联系。前几年，在一个会议场合与冉淮舟重逢，我几乎是无限深

    情地回忆起这句话，还具体描述了他说话时的场景和细节，年逾古稀

    的冉老师完全忘记了，那副用手挠着满头银发的疑惑表情，令我错

    愕，唏嘘。

    1977年深秋，听说国家即将恢复被“文革”中断的高考录取制

    度，无数青年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考，还是不考？这个说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竟使我彻夜辗转，五味杂陈，悲喜莫名。喜，可以

    理解；悲，又从何来？我幼年丧父，童年失母，为了能找到可以寄宿

    的学校，我读小学、中学加起来没超过六年，却转过四次学校。我15

    岁当兵，同龄人无不羡慕，却不知实属无奈。以如此的知识基础参加

    高考，我不是自取其辱吗？而另一面的我又清高自信，振振有词：高

    尔基小学都没读完，浩然也只读过三年书，高玉宝呀崔八娃呀什么

    的，不都是从“扫盲”班出来的？这说明，作家搞创作，完全可以不

    用读大学，社会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很清楚，这绝不是自己

    的真实想法。我的内心其实是自卑的。

    那些挣扎的日子，我傍晚下班回家途中，常常伫立街头，对着街

    上的滚滚人流发呆，仿佛那滚滚人流才是时代大潮，而我只是一个无

    关的看客，目送着他们前进。每每此刻，我的心一阵痉挛：这代人已

    经被耽误得够惨了，如今拨乱反正，一个可以圆梦、可以重新确定人

    生起跑线的机会就在眼前，用司各庄老农的话，你咋就这么烂泥扶不

    上墙呢？

    我决心在这个冬天放手一搏。终于，春天向我微笑了。聊以自慰

    的是吾道不孤，同为77级毕业生的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回忆，那

    年高考他的数学成绩几乎为零分，却仍被上海华东师大宽容地录取，最终搭上了大学的末班车，否则后来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何尝不是

    如此呢？

    我离开了编辑部。当时有个规定，满五年工龄者可以带工资上

    学，我是受惠者。直到大学毕业，我仍然以为自己还会如期回归。但

    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77级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一时成了

    社会各部门都在争抢的“香饽饽”。最终我被分到了市级党政机关，懵懵懂懂之间，终究“人在曹营心在汉”。仅仅过了六年，我就完成了“回归”，重操旧业，且可以经常见到一些熟悉的老同事面孔。这

    已是后话了。

    异国飘零

    那年初春时节我正在洛杉矶小居。悠悠且幽幽的日子里，不知何

    故生出了一种怪怪的、飘零异乡的寂寞心绪。

    岁至不惑，即使在远方当兵服役的那五年，也难得品到“背井离

    乡”的滋味，故而一向不大懂得域外华人作家的游子情绪，总感觉那

    很像是经过了人为地放大、渲染，过于凄清，过于惆怅，不免有矫揉

    造作之嫌。然而，正是暂居海外的那段时光，使我对人生的聚散无

    常、漂泊不定，进而对海外华人中颇有市场的“游子文学”，有了切

    肤的体认。

    初次踏上美利坚的国土，确为眼前的五光十色而感到耳目一新。

    那里的科技发达、物质文明不是寥寥数语可以形容的，对于我来说却

    如天边的神话，可以有极强的新奇和梦幻般的微醉，却不会真正动

    情。在那样一个被许多人视为“天堂”的地方，我就像初入大观园的

    刘姥姥，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心理。相对于那

    些老移民，我算不上一个异域游子，却从那时起，内心深处开始与一

    些海外文学的“游子飘零”主题有了共鸣，人仿佛一下子也深沉了许

    多。由此我发现，人选择了栖居异邦，即使那里美如仙境，富比金

    山，一旦离家万里，远别故国，就连那些是气宇轩昂之流、仪态潇洒

    之士也会变得多愁善感。这一复杂微妙之处，非亲临其境者难以真正

    懂得。原来，人其实有许多潜在的“软弱”情绪，处于生活的常态之

    中自然不易显露，一旦遭遇骤变的环境和异样的季候，便会缠缠绵绵

    挥之不去，以至难于自已。那时邻宅就住着一位华人女移民，三十开外，每日驱车早出晚

    归，目不斜视，神情单调，很少与人说话。打头碰脸的次数多了，也

    就有了些来言去语。一次极随意的闲聊中，她竟悄然呜咽，又噙泪而

    笑。她坦言自己过去一向性情粗豪，不像现在这般敏感、脆弱。这些

    年在海外漂泊独自谋生，如同重新投胎做人。无论你以前如何名高位

    尊，最好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拳打脚踢，从零开始。于是渐渐地，乡

    音成为遥远的梦呓，母语几乎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悬空的失“根”感觉如影随形，一任漂流，活得究竟如

    何，罕人问津。异国里，遭遇最多的就是工作随时变化，也就一再迁

    徙，到头来，所有的旧朋新知逐渐断了音信，独来独往成了惯性，整

    个生活进程就如同一串孤寂的空谷足音。她提起一个冰雪森然、寒冷

    彻骨的冬季，自己曾在美国东部的费城遗世独居。她出入有车，收入

    不薄，英语也能对付，活得貌似独立。每日下班回来做一口饭，形影

    相吊地草草吃完，然后在电视的嘈杂中英语中打盹入睡，又常常夜半

    醒来，欲哭无泪。那是一段喊痛无人、求救无门的幽闭日子，哑默久

    了，几乎丧失了呼朋唤友的能力。有时不经意发出了一声惊叹，愣怔

    片刻，环顾四周，才想起不会有任何一声回应。白天，除了在打工中

    与同事交换一些互不涉己的简言数语，每天进出往返，没有人理会自

    己的心情如何，过得怎样。周末，常要在一阵冲动之下开车出去疯转

    几圈，复又回到屋中枯坐。每每此时，真欲呼号一番。病卧床榻，昏

    昏然感到了自生自灭的沧桑，就想到了如张爱玲一样的死在住处多日

    才被发现的场景。有时也惊恐地喝问自己：跑到美国这样子活下去，究竟为了什么？久而久之，又常常为自己的大惊小怪而摇头慨叹，许

    许多多的人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恨只恨自己不够强大。

    独居者如此，常相聚的游子们又如何呢？一个机会，我结识了旅居美国的台湾作家纪刚先生。他的长篇名

    作《滚滚辽河》走俏海外之后，已被介绍在中国大陆出版，三毛生前

    曾有意继《滚滚红尘》之后将《滚滚辽河》搬上银幕。谈起华人的旅

    居生涯，祖籍辽宁、年过七旬的纪刚先生生性豪放且幽默，自谓此生

    见到了太多的世面，已经是波澜无惊。但一次聊天中，他还是不无伤

    感地说，游子在异国常常扮演一种很无奈的“过客”角色。此刻还聚

    在一起谈天说地，彼时就说不准谁已游走何方，于是每一次快意融融

    的聚会都有可能成为伤感的记忆，令人倍觉茫然。他告诉我：这个春

    天，常来相聚的几个家庭说散就散了。有学成后回国高就者，有随着

    儿女求学而移居者，有辞掉原职另谋差事者。人往高处走的道理谁都

    懂，但盛筵散尽的寂寥感觉实在难受。异国里就那么几个数得过来的

    朋友，刚熟悉了一些就挥手离去各奔东西，连孩子看着都可怜，懵懵

    懂懂就失去了一同玩耍的伙伴。一切恍如残梦，使人蓦地发觉，异国

    里人的缘分竟如此不堪一击，说要离，甚至来不及说一声再见便结束

    得空空荡荡。其实，来美移居都可以理解“过客不久留”的心理，因

    为移民的“移”字便说明了一种漂移不定的状态。人活在世上，生存

    的需要和诱惑自然是首位的，感情一事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久而久之

    也懂得了收敛，甚至对付出友情，也变得吝啬，以免热闹之后的更大

    冷清。此中的沧桑把人心修炼得看似很硬，实则随着岁月的潜移默

    化，只能更加弱不禁风。

    我想，大约正是这种游子心绪赋予海外文学以特殊的情感魅力。

    不能否认，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比较突出。不过，现代西方人若移居并

    融化于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恐亦未可知。人活着不仅是一个肉体

    生命的延续过程，还必须能够延续其精神血脉的正常流淌和“根”意

    识的健康发育。君不见最乏传统心理和地域观念的美利坚人，在亚特

    兰大奥运会上却表现得最具民族性和排他性吗？如今，人们的聚散无定人生无常，已然失去了中国古典诗词里所

    蕴含的原始意义，离别不再是一首悲歌，它甚至被视为现代人闯天

    下、干事业、增才干的一种时尚潮流。尽管必然会有惆怅、伤感、酸

    楚、沧桑，人们还是乐得潇洒和历险。想来也是，倘若人生从无聚聚

    散散，合合离离，正如一世无喜无悲，无福无祸，无起无伏，人恐怕

    永远也不会深刻、丰富和成熟。况且，人生果真一帆风顺又谈何容

    易。或许正是这种复杂心理，构成了那些海外游子虽倍觉沧桑，而又

    甘于飘零的生活动因吧？

    栖居于潮落潮起

    春风化雨

    洛杉矶的天气即使在冬季也总是透透亮亮的。那个早上它却晦暗

    朦胧。我打开窗子，细雨如织。这时有敲门声。是萍子。我做出请坐

    的手势，她站在门口不动，面色淡漠，说吃完早饭我们就走。

    我明白了。这一天终于来临。

    早饭有些沉闷。然后我随萍子上楼。她进了卫生间，“砰”地关

    上门。我在门外踱着步，问怎么是今天？外面在下雨。这话我自己都

    觉得透着虚伪。她在里面硬邦邦回答，这与下雨有什么关系，我可是

    替你着想，过几天我可就没时间了。我纳闷她怎么会就没时间呢，萍

    子开了门，说我肚子下面长了小东西，医生让我下星期动手术。我着

    实一惊，不会有大碍吧？萍子穿上外套，并不看我，顾自往外走。自

    从分手的事摆上桌面，我就被萍子视为一个与她不再相干的外人，她

    不愿谈，我就没有资格深究，可毕竟是身体里长了“小东西”啊。我

    跟在她身后，说还是先看病，其他的事，拖拖也行……萍子站住了，嗓音的分贝在升高，拖拖？还有必要吗？你这次为什么来洛杉矶？别

    担心，医生排除了恶性的可能，你的既定方针不受影响。我瞧了瞧楼

    下，那段日子她的父母正来美国探亲，我低声说，即使去领事馆，最

    好也别让孩子和老人知道。是的，我无法面对杉杉，她未满12岁，根

    本无力扭转父母加给自己的命运。我也无法面对萍子父母那一双日渐

    衰老的眼睛，尽管他们并非毫无思想准备，但毕竟已是古稀之年。我

    从小失去双亲，这些年他们待我如同儿子。萍子冷笑道，这种事能瞒

    得住谁？不过放心，他们还没有老糊涂。

    乘车去领事馆的路上，雨淅淅沥沥一直未停。车窗玻璃上爬满了

    晶亮的水痕，像是挂着一双双流泪的眼睛。萍子开着车沉默不语。她

    完全想开了。到美国后，我发现她其实活得很粗糙，平时就连最简单

    的化妆也省了，真正的素面朝天。这使她明显老了许多。我的心一阵

    凄凉，赶紧移开了视线。

    剩下的日子可用难堪形容。萍子陌生得像雾中人。她只是一个与

    我曾共同拥有一张结婚证的女人，一个我的女儿杉杉称之为“妈妈”

    的女人。我在这里成了多余的人。我的生活被一再删减，仅仅是一日

    三餐和昼伏夜寝，近乎行尸走肉。

    依然记得，十五年前初次去她家，我的身份还只是她哥哥的同

    事。正聊着，屋外一阵响动，她哥哥欠起身，说我妹妹来了!话音未

    落，萍子拎包进来，她步态轻盈，惊鸿一瞥，又悄然离去。日后我与

    萍子完婚，才悟出她哥哥的良苦用心。萍子学的是机械专业，在一家

    研究所当绘图员。每次下班都是我先回家，刚蒸上米饭，便听到房间

    锁孔里有转动钥匙的声音，我扭过脸，视线里一只满满的车筐正顺墙

    角落在地上，车筐里是肉菜蛋之类的副食品。这样的镜头每日傍晚都

    要重复，持续了约三年，便随着她调进一家大型商贸公司戛然而止。萍子很快就受到赏识，当了计划科长。公司每年都要进京争取一

    定数量的经营权、许可证，一旦受阻，都是她临危受命，马到成功，她也成了下班没准点且经常出差在外的超级大忙人。这时邓小平“南

    方”讲话发表，春潮涌动，全民皆商，谁手里都煞有介事地握有货

    单、批文、车皮，似乎熟人见面不谈上几句水泥、钢材、水果、服

    装、粮油、烟酒什么的，简直就不配活在热气腾腾的中国。

    1992年冬季，萍子做出了一项颠覆旧日人生路径的决策：辞职南

    下。公司领导怎肯放她？再三挽留，但萍子去意已决，不愿沉沦于大

    锅饭，甚至不惜与档案“拜拜”。可真要丢掉铁饭碗，她又信心不

    足，问我的意见。我说，既然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具备，不妨试试，不是谁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的，至于这个家，尽可放心，杉杉我会照顾好的。她问失败了怎么办，我壮着胆说，那就回来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吐血挣稿费还养活不了你？话一出口，我都被自

    己感动了。其实我很心虚，我这么一位无用书生敢拍胸脯说狠话，完

    全基于我对她能力的判断。况且也需要我这么表态，机会来了不去试

    试水性，她会抱憾终生。萍子听了，激动得抱住我泪花涟涟，并承

    诺，此番南下打拼是暂时的，两三年里赚个十万八万，就回来过安稳

    日子。

    那时候，我对她将来可能会遭遇的逆境想得貌似周全，诸如上

    当、遭劫、被坑、破产等等不测，都替她考虑到了，单单遗漏了一个

    最容易忽视的后果：这是一条不归路。其实有些好事者早就断言：这

    对夫妻这么天南海北下去，分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萍子对我转述，是

    当作玩笑说的，我们嘻嘻哈哈，谁都没有多想。萍子第一次回津是在

    转年冬季。她手持砖头状的“大哥大”，驾一辆黑色“马自达”日出

    夜归，环佩叮当，尽显华贵。我过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静态日子，长年在爬格子编稿子，与萍子动荡刺激的商战生活相比，有天渊之别。

    美国企业家哈默说过，人一旦进入商界，如同站在一列呼啸的战车

    上，身不由己。当了老板的萍子曾在海南被骗过，对商界不讲规矩的

    厚黑行为深怀恐惧，终于移居美国。我戏言，香港1997年才会实现

    “一国两制”，我家却先行进入了“一家两制”。这个过程是潜移默

    化的，浑然不觉中，夫妻就已不再同路，甚至陌路。

    1996年元月，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她就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我：

    去，还是留。这个选择太过沉重，对于年已不惑的我，并不亚于

    “生，还是死”的哈姆雷特之问。湖南作家阎真在加拿大求学期间，写过长篇小说《白雪红尘》(国内出版改名为《曾在天涯》)，把这

    种两难选择表现得惊神泣鬼，我攥着这部书，曾在洛杉矶住所旁的一

    条伴山坡道久久徘徊。那是个黄昏。身边不时有人走过，或白或黑或

    男或女，嘴里吐出一串串英语，和我毫不相干。我站住了，喂老兄，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夜幕垂临。我伫

    足仰望，星空迷乱，似有无数神秘的眼睛在注视我。俯瞰山下，洛杉

    矶像个巨型魔幻场，密集闪烁的车灯汇成奔流不息的波浪。据说洛杉

    矶已稳居华人移民数量之最，我也曾试图为自己留下来寻找理由。难

    道还有什么比家人团聚更重要？有人说，移民相当于重新投胎，在有

    限的一生中活过两回，既然如此，何乐不为？一个人活过两回，难道

    不是天赐的幸运吗？但我还是摇了摇头。王小波说，移居异国，人生

    主题就会被改变；周国平则忧虑，移居他国，所有的人生问题都会被

    简化为生存层面。这也正是我难下决心的痛点。放弃并非逃避，归来

    也不等于败阵。我从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回到天津，回到熟悉的小屋

    子里，听潮声临窗，继续爬格子编稿子，日子虽普普通通，却实实在

    在。一周后，我如期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上返程航班。我把揪心的最

    后一瞥留在了大洋彼岸，那里毕竟有曾与我相濡以沫的亲人!我戴上

    墨镜，为的是隐藏泪光。至于在国内朋友和同事眼里，我的归来，是

    愚蠢抑或明智，坠落还是升华，都不重要了。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在一片狼藉中翻检旧人旧物，像是在清理生

    活废墟。裙子、大衣、化妆盒、墨镜、围巾、两册业务笔记本，一捆

    显然再也派不上用场的机械专业书。箱子里有一副娇小的手套，羊皮

    的，杏黄色，我甚至不敢碰它。以往冬天，出门前她把小手伸进手套

    的习惯动作历历在目。我在抽屉里摸到一盘满是灰尘的录音磁带，手

    触电般缩回来。磁带录着曾经的一家三口说笑聊天，节假日里，萍子

    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反复聆听，如今却有隔世之遥。还有那件我去上

    海出差时买的毛衣，价格低廉，萍子却如获至宝，急急穿上对镜子左

    右转动，一脸灿烂。但萍子下海之后，我再没有能力让她惊喜了。

    枯坐中，几滴咸涩的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滚落下来，终于酿成一个

    男人的失声恸哭。“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

    口，是永远的停留。”一些年后，我听到林志炫唱的这两句歌词，觉

    得仿佛就是为我定制的。别了，洛杉矶。为结束，也为开始。

    遥远阑珊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萍子空出的位置，还要不要填补？

    某日，有位朋友闻讯而至，啧啧打量着我，问，我是为你悲伤

    呢，还是向你道喜？我没好气说，本人沦落至此，喜从何来？朋友坏

    笑，说这件事，要看怎么理解，就算分手是个打击，为它悲伤，却大

    可不必，离婚的另一层含义是什么？是重获自由，懂吗？你离开一棵树，却拥有了一片森林，以后你尽可以撒着欢儿选择，理直气壮地恋

    爱，这还不是喜事？!我一愣：既然是喜事，你何不也去争取？朋友

    一下一下拍我的肩头，几乎是仰天长叹了：上苍不公啊!你以为，谁

    都像你那么幸运？偷着乐吧!

    我哑然，苦笑。实际情形却是，我何时起居，与谁交往，温饱如

    何，是死是活，不再有人过问。日升月隐，秋去冬来，我的日子有如

    钟摆，了无生气。我常常伴书枯坐，闭目养神。据说马克思当年常在

    自己房间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地面竟被磨出一道道凹槽，许多经典

    思想就是那样形成的。我也做沉思状，在屋里来回走动，脑子却一片

    空白。

    一天傍晚，同为单身汉的两位朋友咋咋呼呼携酒造访，美其名曰

    来个“雄性”小聚。几杯酒落肚，开始口无遮拦，话题就扯到了单身

    的利与弊，认为托翁那句“幸福的家庭总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

    不幸”的名言，用来形容单身也成立。所谓利，已是共识，不用多

    说，弊呢，每一条都沉甸甸，不能细琢磨。酒喝到午夜时分，三个臭

    烘烘的单身汉才肯罢休，分别在床上和沙发上东倒西歪，鼾声起伏，睡姿三分潇洒四分憨相还有三分悲壮。随着明晃晃的太阳照常升起，大家各自奔逃作鸟兽散，活法依旧。

    有时候我也出去散步。“五大道”深处，躺着一条又短又窄的百

    多米小路，极不起眼，却叫香港路。我的想象中，香港不仅神秘，遥

    远，而且构成了一个无比的“大”。那种“大”，容纳了太多的豪

    华、显赫、摩登和富有，五光十色，奇形怪状，灯红酒绿，纸醉金

    迷。那种“大”，还隐喻了一个不真实的梦，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和

    人生经验格格不入。戏剧性的是，有一天我竟然“摇身一变”成了香港的“女婿”。

    其实，思维稍微正常的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发生有着无数的不可能

    和不现实。记得第一次听到有关波的介绍，我甚至觉得挺搞笑，姑且

    不说洛杉矶和香港对于我本无区别，单从世俗角度，我和波的落差是

    显见的。香港女人难道不是比任何内地女人都更实际，更挑剔，也更

    懂得有钱的快乐与没钱的苦恼吗？在可以想象的港人价值观中，我这

    个内地半百书生，绝对不是一个值得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婚姻人选，没

    有这种自知之明，也真是白活了一把年纪。至于如何处理一国两制的

    婚姻，我更是想都不敢想。何况我从美国回国那年曾落地香港，并没

    留下值得怀恋的印象。那是一堆密集而逼仄的“水泥森林”，直通通

    戳向低窄的天空，狭窄的马路，人如蚁群，车似虫队，塞满了我的视

    野。特别是内地口音在这里不受待见，使人兴致大减，难以亲近。我

    只待了两天便离去。后来我答应介绍人与女方走走看，更多出于寂

    寞。

    然而波的出现，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波说，在香港接触的多是生

    意人，已经厌烦，很希望找到一种清清爽爽的异性感觉，不一定多浪

    漫，但一定没有杂质，找到了，西藏雪山、黄土高坡也是天堂。我问

    找到了吗？波说，拜托，帮帮忙!说完大笑。

    波的选择理所当然地遭到女友们的一致反对。她们最初觉得波不

    过是随便说说，波还年轻，凭她的条件完全可以好好挑一挑，借助婚

    姻过上富有的生活，告别奔波劳碌。她们甚至没有听说过天津，退一

    百步，即使考虑天津，也不该完全不顾对方的经济状况。她们万没料

    到波这次动了真的。她们批评她太过幼稚，忠告她择偶是女人一生中

    最大的事业，在香港生活了这么多年，还这么不开窍，不成熟？一位

    闺蜜甚至声泪俱下苦苦相求，姐妹一场，我不能见死不救!波却主意已定。一段时间，她有意疏远了女友，不是怕自己动摇，而是眼不见

    耳不听心不乱，波说她不希望因为自己而破坏了女友们的好心情。

    随之，“爱屋及乌”，亲近香港也成了顺理成章。香港的百年沧

    桑堪称“冒险家乐园”的精华版，若真正容纳香港的繁荣史，需要一

    部厚厚大书。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认为，成为世界名

    城，应具备三特质——精神、政治、经济。香港的殖民史经历，决定

    了其精神根系是漂浮的，但它的经济作用却如巨大的魔术杠杆，足以

    撬动东西，辐射全球。香港城市功能运转之安全、繁忙、秩序，也是

    有口皆碑，具有典范意义：它以法治为根本，所以安全；它视效率为

    命脉，所以繁忙；它认和谐为归宗，所以秩序。这就是香港这个位于

    维多利亚港湾的“弹丸之地”，至今仍让世界不敢小视的根由。

    一个周末的清晨，波带我出门，换了两次巴士，风尘仆仆赶到大

    屿山的灵隐寺吃素斋，与众僧虔诚请教，傍晚方归。这种乐此不疲的

    往返，曾填满了她许多的周末日子。我想象，这大概就属于波在香港

    的“风花雪月”了。波却说那不过是让自己远离浮躁、融入静乡的一

    种方式。但节假日里，朋友们在一起聚餐，看电影、听音乐、观话

    剧，跳交谊舞或“卡拉ok”一把，也是常有的。波家住北京石景山

    区，典型的“北京大妞”神经大条，在香港说粤语，离开香港便是一

    口京腔儿，移居香港近二十年，早已入乡随俗，敛声静气。她在一家

    “朝九晚五”的公司做文员，每天6点半起床，洗漱简妆，熨烫衣物，收拾房间，7点半准时离家，雷打不动。起初我不明白，公司距家只有

    5站路，何至于如此早早，匆匆？后来知道，她8点到公司，用10分钟

    吃早餐，然后打扫房间，记录、归纳、整理晚间收到的各种传真、快

    递，分门别类摆在老总案头，算是一天工作的开始，且十五年如一日，从未请过一天假。我惊呼你比劳模还劳模啊，波却嫌我少见多

    怪，在香港，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于是在我眼里，勤勉、敬业的波几乎就是新一代港人的缩影。不

    过，波也时有“无知”的表现。相识初期，波对香港“回归”的意义

    全无心得，总觉得那么宏大的事，轮不到她来考虑，她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了。波喜欢粤菜的精致，晚茶的氛围，挑剔内地北方的大盘鸡、大碗肉、大杯酒的粗犷。有时候聊天，波会下意识脱口而出，“你们

    国内”如何如何，我听着不是滋味，问她，香港难道不是国内？她一

    愣，说香港是特区呀。我说香港再是特区，也是“中国香港”，中国

    “特区”啊!波眨巴眨巴眼睛，不好意思地点头，说这么复杂，搞不

    明白。有趣的是，波对于“国家大事”常常一脸茫然，对“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更是闻所未闻，其缺乏政治常识的“小儿科”

    水平每每让我哭笑不得。比如，她不懂得何为人大、政协，不清楚

    “一把手”是什么官，奇怪内地城市的最高长官何以不是市长而是书

    记？却对港台巨商的发迹秘史、明星的八卦新闻如数家珍。面对美国

    金融海啸的危机不断加剧，波先是担忧，后来说自己已经不担心这些

    了，外面海啸再厉害，有中央扶助，香港的脚跟就可以稳稳当当，不

    会跌倒。以前夏季来临，香港屡屡受到八级以上的“风球”袭扰，令

    人惊恐不安，“回归”后，“风球”依旧会有，却总是沿着维多利亚

    港湾擦身而过，咆哮着转向其他沿海城市，香港竟然成了安全的避风

    港，她觉得蹊跷，又开心。我半信半疑，但还是认同波的结论：“回

    归”多好，瞧，老天爷也在护佑香港呢!

    波不久迁居内地，扎根天津，迄今已有十一载。她先在外企打

    工，同时考下了从事保险业务的资格证书，又在无锡某酒店当经理，在上海某公司做管理，在北京搞过直销，风尘仆仆，拳打脚踢，忙如旋风，这种打拼状态把女友们过去的担忧、忠告一一坐实。此情此

    景，总使我生出似曾相识的恍惚。我为此愧疚不已，波却从无抱怨，说先生和乔乔在，家园就在。她还引用苏东坡“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句子，对内地乃至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她说她喜欢天津，相互

    依存，感恩生活。说这话时，她的笑容质朴，真诚，知足，竟使我受

    宠若惊。

    生命谣曲

    公元2008年5月12日，我正在西安参加一个期刊会议。

    一早，按照日程，主办者安排与会人员驱车去乾陵参观。下午两

    点多，我们从十五米深处的“太子墓”拾级而上，回到出口，沿一条

    宽阔平坦的石砖路朝数百米远的“公主墓”方向走去。在刺眼的阳光

    里我们边走边聊，忽觉地面似在痉挛，脚跟有些踉跄，有人喊地震

    了!大地果然有如巨大的摇篮，我们的身子也随之颠簸起伏，这种状

    态持续大约一分钟，同行的两位高校女教师惊慌失措，竟紧紧搂抱一

    起，像是遇到了世界末日。

    大地不再晃动，一切回到沉静。依然天空湛蓝，大地青翠，阳光

    灿烂。大家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刚才的震感，话语轻松，并没有觉得问

    题有多严重。然后按照既定安排，我们来到“公主墓”入口处。年轻

    的女讲解员提示大家，这个墓穴比刚才去过的“太子墓”还要深，还

    要大，大家自己选择，继续参观的，请跟我走。毕竟刚刚经历了明显

    震感，多数人面面相觑，只有五位“勇敢者”做不在乎状，尾随着讲

    解员次第延阶而下，钻进幽暗的墓穴深处，围着那个沉睡千年的棺椁

    细细观察。这其中就有我。从“公主墓”出来，已有人接到手机短信，说震中在四川的一个

    叫作“汶川”的地方。大家纷纷猜测那里的受损程度。一位蹒跚老者

    自言自语念叨着，应该给儿女们打个电话，报报平安。我的心抽搐了

    一下。隐约间，仿佛有谣曲在耳边出现。我想起了襁褓中的小女儿乔

    乔。此刻，整个世界在她的意识里混沌如初。她还没有语言表达能

    力，更不可能懂得，此时远在西安的老爸的一路平安对她意味着什

    么。而只有我明白，刚才我之所以深入墓穴，多少有些虚荣和逞强，这样做，对乔乔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吗？我感到了内心的疚痛和煎

    熬。

    记得会议期间，与会者闲聊起各自的家庭，有人问起我的孩子，我说，可不比你们轻松，我的孩子还小。对方打量着我问，儿子吗，在读小学？我说是女儿，刚刚四个月，不好意思。众讶然，一连嗬

    嗬，不简单，女儿孝顺，老来有福!我却听着不入耳。胡适在自己有

    了一个儿子后，曾著文谈道：“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

    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到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

    条命。况且我们也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

    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

    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

    是他自己的事。我决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

    他。”据此，他主张，父母不要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

    条”，更“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种‘放高利贷’的债主”。胡文写于20

    世纪初，百年过后，今人在伦理哲学层面却并没有什么超越性的进

    步。

    与许多偶然或疏忽的情形不同，我家乔乔的呱呱坠地是一群亲人

    刻意为之的结果。出于诸多原因，我和波艰难地策划了这个生育事件。我们以年近半百的身体劣势，并没有经过乔乔的允许，强行让孩

    子付出有可能先天体弱的代价，把她带到这个人满为患、变数莫测的

    世界，不管出于何种冠冕堂皇的考虑，都属于自私行为。乔乔就这么

    别无选择地有了我这个名副其实的“老爸”。她将经历咿呀学语，蹒

    跚学步，将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长大，当同龄小伙

    伴们的父母亲还处在盛年，她的父母双亲却已进入黄昏老境。她的笑

    容将不再单纯，她的心智会提前成熟，她将用稚嫩肩膀过早地负重跋

    涉。

    回到天津，我常常抱着乔乔站在窗边，望着街头熙熙攘攘的车辆

    和人群，轻轻哼着自编的谣曲。乔乔在我怀里睁大羔羊般的亮晶晶眸

    子，惊奇地注视我，使我隐隐不安。我问乔乔，你是不是疑惑，我真

    的是你的老爸？乔乔的眼睛睁得更圆了，好像什么事都懂。有时候我

    在想，只要乔乔能一天天健康成长，幸与不幸，都不重要了。

    乔乔在一天天成长，而远在洛杉矶的杉杉早已长大成人。

    忘不了几年前的一个早上，睡梦中的我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我懵懂着爬起来，听见杉杉告诉我，她和妈妈已正式拥有了美国公民

    身份，刚刚参加入籍仪式回来。杉杉说得很随便，好像在说别人的

    事。我好半天才反应过来，一阵哑然。我很想问，既然你已经拿到了

    绿卡，何必要急着入人家美国籍呢？嘴上却嚅嚅道，好啊，好啊……

    便撂下了电话。杉杉从此以后名实相副地不再是一个中国女孩了。我

    自信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至上”主义者，选择做哪国人终归是女儿

    的权利，可作为她的父亲，我实在无法超然地对待这个问题。

    杉杉不在身边的岁月，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她的学业。杉杉不

    是个“乖乖女”，从小就很有个性和主意，这让我喜忧参半。她10岁半移居美国读小学，我认为是个失误。我清楚地记得，在洛杉矶机场

    的接机口，萍子泪流满面地捧着杉杉的小脸蛋亲个不停，并说她已经

    为孩子联系了一所小学，还声讨国内的“填鸭式”应试教育简直就是

    摧残儿童，孩子被无用的功课压得喘不过气，个性呆板，创造力萎

    缩，少年老成，即使考了高分也出息不大。我被说动了。我的认同源

    于我对杉杉的信任。说起来难以置信，那次我能够正常出美国海关还

    多亏了杉杉。记得飞机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时正是中午。当我们推

    着行李车出关时却遇到了一次“下马威”，一位高大硕胸的黑人女关

    员忽然把我拦住，嘀里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哪里听得懂，看我愣

    住，她开始摇头，表情更加严肃，场面有些僵持。我忘记了杉杉的存

    在，这个小小的“救兵”拉一下我的手，踮起脚尖仰着小脸悄悄说：

    “爸爸，她让你出示一下我妈妈的工作证明!”我赶忙从随身包里找

    出萍子的美国公司名片，女黑人关员接过来看罢一笑，露出雪白牙

    齿，然后弯下胖身子，伸出厚嘴唇亲吻了一下杉杉稚嫩的小脸蛋。在

    场的“老外”们也纷纷发出称赞声。我无意中了解了女儿的英语水

    准，也更加相信即使与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相比，杉杉肯定也不会比

    任何人差。

    杉杉一接触美国小学，就再也不愿意回国了。每日她的学校放学

    之早，作业之少，简直有些离谱，在一个不看重分数、缺乏学习动力

    的环境，杉杉也逐渐失去对学习成绩的高标准严要求。上了大学，杉

    杉边打工边读书，我行我素，逍遥自在。在美国其实也有大学生主动

    给自己加压，用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分，杉杉却相反，四年课程打

    算用五年、六年时间完成，理由很简单，学习不能耽误挣钱，不能降

    低生活开销。平时她热衷于同学的生日聚会，异性朋友渐多，回家没

    准点儿，甚至偶有夜不归宿。萍子在电话中抱怨孩子难管，我说事已

    至此，请务必管住杉杉两点：一是千万不能沾染毒品；二是不要成为未婚妈妈。我说这已经是底线了，其他的，让孩子好自为之吧。我的

    牵挂鞭长莫及，期望值已趋于零，我想杉杉在美国活得健康、有尊

    严、快乐，就可以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曾几何时杉杉居然化蛹为

    蝶，完成了人生的神奇蜕变。她用漫长的时间读完大学之后，接着考

    取了北大光华学院国际EMBA学位。毕业回到美国，正赶上“摩根士丹

    利”公司在加州招聘，应聘者达4000余人却只取两名，经过笔试面试

    的层层筛选，杉杉杀出重围，脱颖而出。“摩根士丹利”在美国财经

    界有“大摩”之称，金融服务实力首屈一指，全球领先，她的聘用在

    朋友圈里一时传为佳话。与此同时，杉杉也解决了婚姻大事，神不知

    鬼不觉地就成了北京“媳妇”。我进京参加她的婚礼，目睹新娘新郎

    大秀恩爱，那一幕，永远温暖着我日渐衰老的记忆。

    清夜扪心，我何德何能，竟能得到命运的如此眷顾？

    人类身居其间的这个蓝色星球正在变小，可以接纳任何的聚散离

    合，世事沧桑，生命谣曲，人间大剧。是的，活在潮落潮起的当世，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洛杉矶当“房东”

    说来奇妙，我居然在美国当了三个月的房东，如今想起真有隔世

    之感。

    事情的原委并不复杂：那时萍子与人合伙贷款买下一所漂亮的住

    宅，地点在洛杉矶罗兰岗的半山腰上。这样的举动对于初到洛杉矶的

    华人是难以想象的，她们却自认为这是多年来生意场磨炼出的思维方

    法：把空余的多数房间租出去，用租金偿还部分贷款和地产税，以房

    养房，三十年后就可以完全得到这所房子。应该说，这个如意算盘打得还算不错。顺便提一句，半山腰的房子很被一些美国人看好，他们

    喜欢那里的空气与环境，而路途远近则由于私车的普及而不必顾虑。

    我刚到洛杉矶那天，在接机路上，萍子就对我强调了好几遍：赶

    紧动笔，给《世界日报》打广告。简直不敢置信，在通行英语、人称

    “战场”的美国，我这个学中文的无用书生还能被派上用场，不免有

    点飘飘然的窃喜。回到住处，我稍作休息，就正襟危坐、神情严峻地

    做伏案状，那股子认真劲儿，估计不亚于托尔斯泰创作巨著《战争与

    和平》。尽管不过寥寥数十字，我还是绞尽脑汁用了半个多小时。广

    告文稿如下：

    罗兰分租：全新雅房，空气新鲜，环境清幽，购物方便，配浴

    厕，包水电，可烘洗，租与整洁、简炊、单身、不烟之职业女性，月

    租金290美元。另有带车位、冰箱独立套间一处，月租金550美元。

    需要申明的是，文告中特意标明“女性”且强调“单身”，并非

    是我图谋不轨，别有用心。我充其量不过一个过客，以后漫长的日子

    还要靠萍子来对付。因为招租的对象都是些素不相识者，女性房客相

    对会给房东更多一些安全感。另外，洛杉矶的纬度近似我国广东地

    区，尤其到了夏季，燥热难耐，衣服不免要穿得节省些，男女混居就

    多有不便。假如房间里天天晃动着几位赤膊的彪形大汉，对于萍子来

    说，会不会很恐怖呢？

    广告登出后，一个星期内就有十几个人来看房，都是些30岁上下

    的华裔单身女性。其间我还接过几个电话，其中是一个北京话很纯正

    的小伙子，抱怨地问，为什么房子不可以租给男人？女性就比男性高

    一等吗？这不是歧视男性吗？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这只是女主人的意

    见，本人岂敢歧视同性？忙叫来萍子做解释。其实我还是很同情这位居所不定的小伙子。后来我注意到，《世界日报》的许多租房广告都

    排除了男性房客，由此可以推论，比起女人，男同胞们在异国他乡的

    日子可能更不好熬。

    经过萍子的筛选，不多久就搬进了三位女房客。

    小 庆

    那天傍晚我从赌城拉斯维加斯回来，一进门就渴得钻进厨房找水

    喝。灯光朦胧间，发现有个梳着披肩发的女孩正坐在桌边吃饭。我感

    觉她的大眼睛悄悄随着我转。终于，她忍不住好奇地问：“你是萍子

    的弟弟吧？”我乐了，大大咧咧地反问：“你瞧着像吗？”她疑惑

    着，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告诉她是“老公”。她也不好意思地笑

    了，露出白白的牙齿，笑得很单纯，样子像个孩子，说：“就是觉得

    关系很近，不像个外人。”我说：“外人敢在这里乱闯？那不该报警

    啦。”

    小庆来自台北，19岁那年被父母送到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工作已

    经三年了。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她身材玲珑，永远背着一个俏皮的

    黑色双肩小包，一件短款的深色上衣，一条宽松的也是深色的裤子，足蹬一双小巧的黑皮鞋，出来进去脸上总是挂着淑女的微笑，很像日

    本女孩子。只不过她长得不如通常所见到的日本女孩那样白净。小庆

    不喜欢穿艳丽的衣服，加上肤色偏黑，也不大施脂粉，不说话的时候

    显得很安静，可一说起什么，怎么瞧怎么都是个未出校门的学生。她

    走起路来很有精气神儿，脚步一跃一跃地弹性十足，好像心里从没什

    么愁事。一般下了班她回来得很准时，手里总是拎着一盒晚餐，顾自

    在餐厅里闷头吃。然后回到屋里一个人看影碟，听歌带。萍子就逗

    她：“小庆，出去活动一下，要不到了该减肥的地步，就不好了。”小庆听了先是睁大眼睛，接着笑得弯下了腰：“减肥？我们两个人中

    间有一个要减肥的，但那绝不是我!”

    一次，萍子驱车见律师谈事，已是傍晚了还没回来。小庆背着双

    肩包下班，进了自己屋，很快又出来，说在大超市买了件衣服不合

    适，要去退换。好热闹的女儿拉着我的手要一同去。反正也是闲着，我们就进了她的尼桑轿车。她的车同她一样娇小，我一坐进去就觉得

    腿脚很受委屈，她歉意地赶忙调了下座椅，说很少有男生坐她的车。

    台湾人习惯地称男孩子为男生，我笑了，女儿也对我做了个鬼脸。一

    路聊着，就谈到了刚过不久的情人节，我开玩笑地问小庆：“有没有

    收到鲜花？”小庆诚实地苦笑着连连摇头。我小有诧异，因为在华人

    圈子中，无论从天性还是外表，她都不失为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孩子。

    但我后来知道，她过得并非无忧无虑。26岁的小庆来美国已经八年，以前在佛罗里达州读书、工作，那里的华人很少，选择的范围非常有

    限。她曾经谈过几个男友，有的还是哈佛毕业生，但总是令人不能遂

    愿。那些男生从小生长在美国，五官外形很像标准的中国人，但思维

    和观念却完全是地地道道美国式的，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属于那种

    “香蕉人”，外表是正宗黄色，里面是白人的内瓤，沟通起来很别

    扭。小庆说，中国人之间说话还必须靠英语才能完成，那种感觉太不

    舒服了。干脆就分手了。她的婚事也很让远在台湾的父母操心，不久

    前父亲让她到加州工作，说这里的华人多，择偶的机会也多。说到这

    里小庆叹了口气，大大方方说：“女孩子真的是很麻烦呦，真的是不

    该长这么快，长大成人了，这些头疼的事，就躲也躲不开啦。如果实

    在不行了，我就回台湾解决这个问题。”

    回台湾解决个人问题，对于小庆来讲自然只是下策。在美国生

    存，没有独立精神是难以立足的，她很懂得这点，行动也变得积极了。一天晚上，我倒垃圾时，在门口发现小庆一反往日的沉静，与一

    个男青年喜形于色地在说话。我奇怪她为什么不把客人带回自己屋，这样在一起聊天多方便，就去问萍子，萍子回答，这是我的规定，房

    客一律不准带陌生人进房间。看到我一脸迷茫，萍子说我不开窍，社

    会这么乱，谁知道来的都是什么人？这种警觉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苦

    了正在恋爱的小庆。

    珍 妮

    珍妮是她的英文名字，这个名字在美国多不胜数，大约相当于中

    国女性名字里的玉珍、桂兰一类。珍妮的中国名字叫什么尚不清楚。

    她是个从北京来的女人。眼神和话语透着北京女人特有的精明与干

    练。出门时她把长发披在后背，一副冲锋陷阵的架势。在家里她常常

    卷起头发梳在脑后，手脚麻利地出来进去洗衣做卫生，操一口标准的

    京腔儿，那股劲总让我想起《沙家浜》中的阿庆嫂。珍妮整整40岁

    了，长相还算周正，肌肤很白，个头也不低，走起路挺胸扬脖，像一

    只神气的大白鹅。

    她“黑”在洛杉矶打工已有5年，当初办了三个月的商务签证，就

    一直不曾回去过。因为绿卡没有拿到手，一旦回去了再得到签证就很

    难，不回去等绿卡是自然的。然而半年前珍妮的绿卡已经下来，她却

    还是没有近期回去的打算，这就很令人不能理解了。她就不想回去看

    看分别五年的孩子？问到珍妮现在的工作，她说在一家公司做雇员，什么性质的公司又支吾搪塞含糊不清。在这点上，她的“虚荣”可以

    理解。其实许多人的所谓尊严一面，都是给国内人看的，一旦跨出国

    门落脚到异国他乡，就变得似乎无足轻重，只不过不张扬出来罢了。

    她在哪打工其实并不要紧，尤其在美国，对他人的隐私谁也没兴趣，只是萍子作为承租一方的房主，不可能不问仔细，否则出了问题找都

    找不着人。

    珍妮自言几年前有过一次婚姻。与老公分手究竟是出国前还是来

    美后，她从不愿谈。后来大家熟了些，我们才知道她还有个16岁读高

    一的女儿。情人节那天傍晚，珍妮下班回来，手里挺不自然地捧着一

    束花，才使我和萍子想起这个西洋节。她先是说别人送的，却不肯说

    明送者何人。萍子就奇怪，既然这么一大把花都送了，情人节的晚餐

    就不该是个空白，于是断定那送花人很可能就是她自己。

    果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家一起看电视时，珍妮承认，情人

    节的花是自己买的，并且反问：“这么个好日子没有花，多没劲。别

    人不疼自己，还不许自己开开心？”她开玩笑地冲我撇撇嘴：“要

    不，你绅士一把，送我花吧!”我打哈哈说：“连自己老婆都疏忽

    了，却惦记给别的女人送花，就是过洋人的节日，咱也不能浪漫得没

    个谱，是不是萍子？”萍子无所谓地一笑，说：“只要珍妮接受，你

    愿意助人为乐，我也不介意。”顺着这个话题，珍妮谈起了她的再婚

    条件，才发现她的择偶标准并不低：一定不能是奋斗过程中的男人，年龄可以大大地放宽，相貌也以不反感为原则，但他必须事业有成，要有足够的钱，在美国没有钱怎么活？萍子问：“那么俩人的感情

    呢，就一点不考虑？”珍妮的嘴角露出不屑的笑意，哼道：“在美

    国，到底是金钱重要，还是感情重要，这还用研究？”

    珍妮的想法或许有她自己的道理。她这样的色衰年龄，在美国学

    什么技能恐怕都晚了，若打算站住脚跟，靠她个人的本事很难。那么

    就只有通过婚姻打开局面，尽量过上无忧的日子。我回国后很久，听

    说珍妮仍在寻觅机会，眼看着岁月不饶人，她作为女人的“本钱”越

    来越少，真是替她感到无奈。卡卡妈

    我总是记不住这位房客的英文名字，只是她7岁的女儿卡卡天天在

    屋里屋外疯跑，就干脆省去了称呼，背后叫她卡卡妈。

    卡卡妈年纪大约30岁，属于那种有些风韵的冷艳女人。平时在家

    时戴一副眼镜还看不出怎样，有一次她从外面回来，卷发波浪般堆在

    肩上，一脸的描眉画眼，一件紧身裙子还绷出了女性身子的凹凸起

    伏，透着一种风尘相。她匆匆进了自己房间，再出来时已卸了装，又

    恢复了以前宽宽松松随随便便的家居装束，与刚才的模样判若两人。

    这时我觉得她似乎活得挺累。

    卡卡妈租的是那间月租金550美元的大房间。她没有老公，卡卡作

    为单亲孩子得到的爱有限不说，卡卡妈所能给予女儿的爱和照顾，也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卡卡刚上小学一年级，是一个淘气

    得让人恨不得爱不得的女孩儿，只要她没去上学，整栋房子都能感觉

    到她的存在。她似乎不会走路，永远在奔跑跳跃，因而我们常常听到

    卡卡妈的训斥声炸雷一样响了起来。卡卡妈是台湾高雄人，来美国定

    居多久，多大年龄，做什么职业，入没入美国国籍，谁也不清楚。只

    知道她不缺钱，开一辆价钱不菲的凌志500型豪华轿车，昼伏夜出，通

    常白天在家睡觉休息，每晚7点半驱车离家，至凌晨2点半悄然下班，而周末则要在外面工作一个通宵。所以卡卡每晚睡觉需要有人照料。

    按照美国的法律，12岁前的孩子是不能离开家长的。这样，天天上夜

    班的卡卡妈要出去挣钱，只有请萍子代劳，晚上照料孩子睡觉，并每

    月付萍子180美金的费用。

    卡卡妈的行踪是个谜。这本来属于个人隐私和自由，但从安全的

    角度考虑，身为房东理应清楚房客的基本情况，但人家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且每月该交的一文不少，只好就不闻不问了。估计卡卡妈

    从事的是夜生活一类的工作，作息时间可以印证，其不同寻常的高收

    入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卡卡妈的戒心很强，永远是脚步匆匆，面容冷

    漠，回来后直奔自己房间，从来不与萍子谈租房和卡卡以外的事，与

    其他房客更是不理不睬，视而不见。

    有一次忽然听到卡卡妈在自己屋里厉声喊叫，还伴着卡卡的哇哇

    大哭，要是一个正宗美国人遇到这种有虐待孩子之嫌的事会加以干

    涉，或立即报警，但这样做不符合中国人的处世习惯。中国人的传统

    观念是视儿女为私有财产，或打或骂与他人无关。晚上哄卡卡睡觉

    时，萍子问起卡卡，是不是又淘气了，惹得妈妈不高兴？天真的卡卡

    一脸笑嘻嘻，说：“我把家里的彩票送给同学了。”彩票在某种意义

    上比钱还贵重，用中国人的说法，卡卡真是个“败家子”。难怪卡卡

    妈如此生气。幸亏卡卡承认是自己拿走送了同学的，否则，卡卡妈很

    可能会怀疑贼就出在这栋房子里，问题就比较严重，说不准会扯上官

    司。

    我无法设想卡卡妈的学历如何。她不像是一个高学历的女人。我

    从没有见过卡卡妈微笑过，总是板着脸，可能她在外面把笑容使用得

    太多了。她还是挺让人同情的，一个人永远带着职业微笑总是痛苦

    的，回到家再如此，就太累了。卡卡妈的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什么时

    候是个头呢？但为了卡卡她必须这样过下去。我就对卡卡说过，别总

    让你妈妈着急，她养你不容易，你该好好疼她。我的话像是对牛弹

    琴，卡卡依然淘气得出格，卡卡妈依然要对自己的女儿动怒和喊叫。

    天涯无语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横亘在我和女儿之间。那道沟壑是有形的太

    平洋和无形的岁月。我清楚这沟壑的难以逾越，也懂得天各一方的必

    然结果，不仅仅是杉杉在那边一天天长大，我在这里一点点变老，还

    注定会有种种的不测从天而降。

    屈指算来，女儿移居大洋彼岸的洛杉矶迄今已超过十二年了。人

    的一生又有多少个十二年呢？何况这十二年是杉杉最关键的成长期，而这样一个过程我却无所作为。顺带说一下，当初，刚满10岁的杉杉

    赴美读书完全是父母越俎代庖做出的决定，孩子根本没有能力选择自

    己在哪里接受教育和完成学业，甚至不具备这种选择的权利，既然如

    此，出现了任何一种结果，无论得失成败，孩子都不该承担原始责

    任。

    杉杉是1995年岁末离津赴美的，2002年初夏才第一次回国探亲，已是亭亭玉立的17岁少女了。她回国前夕，我每晚都要端详摆在床头

    的杉杉儿时的照片，眼前便有些模糊。明明知道女大十八变，杉杉早

    已不复我记忆中的童稚模样，但没有亲眼见到，我还是无法想象。杉

    杉一个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对于我这个当父亲的是个空白，且永难填

    补，我只能用无数个夜梦代替。梦中的杉杉，时而缠着我要听故事，时而被我逗得大哭，转眼又破涕为笑，赖在我怀里欢快地撒娇，抻耳

    朵揪鼻子做鬼脸，还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她刚听来的小笑话，我和杉杉

    像两个忘情的顽童，头顶头脸对脸，笑个没完没了。那真是一种享受

    啊，它曾经不是梦，真真切切发生在过去了的那些日子，如今物是人

    非，成了十分久远的记忆，而且绝无重复的可能了……

    那个下午，我驱车早早赶到北京机场。出站的人流往外涌动着，东张西望的我眼睛都不够用了，却一直不见杉杉的身影，我正怀疑是

    不是误记了航班，这时候一个肤色白皙、姿态优雅的长发女孩远远地出现了。她背个双肩包，身子挺拔，目视前方，独自推着带轱辘的硕

    大箱子走得不紧不慢，看样子有些眼熟。我不敢确定她就是杉杉，就

    挥动手臂试探，那女孩终于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招手“嗨”一声。那

    一瞬间我的神思恍惚了。昔日那个活泼爱动的女童，怎么会变戏法般

    就成了一个如此沉稳自信的大姑娘？

    很快，我就被杉杉带进了一种“全新”的陌生之中。那种感觉由

    整体而向所有的细节蔓延，几乎是全方位的。我发现杉杉的每只耳朵

    都扎了好几个眼儿，一问，果然是临来时才把饰物摘下，而这之前她

    环佩叮当。我问她一个耳朵扎一个眼儿还不够用？她笑而不答。我早

    就听说杉杉对自己的衣着穿戴近乎挑剔，一接触果然如此。杉杉回津

    的日子忙得像个陀螺，每天都要出去找同学玩，而不肯在家闲待着，不管回来多晚都要看一盘影碟，还要打没完没了的长途电话。那些电

    话遍及洛杉矶、天津、北京、香港、台北和韩国，常常聊得忘了时

    间。我不得不提醒她电话费的问题，杉杉说我都是让他们把电话打进

    来的。说得我都不好意思，杉杉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吝啬的老爸？

    杉杉和儿时同学相聚，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她不会主动对别人谈

    起在美国的生活，她觉得那无异于炫耀，很不礼貌。那时，当年的小

    伙伴们大多考进了南开、耀华、新华等市重点中学，彼此谈论的课程

    深度远非美国中学能比，杉杉在一旁听不太懂，便沉默。据估算，她

    比国内同龄学生的学业进度慢了差不多三年，但杉杉并不羡慕她的同

    学，相反倒有些怜悯他(她)们活得实在辛苦。其实当年的杉杉在同

    学中是公认的佼佼者。杉杉6岁上小学，最先在一所家门口的走读小学

    读书，三年级转入一所私立寄宿学校。那所学校的创办人杜先生特意

    从美国请来了十二位蓝睛高鼻、一句汉语不会讲的洋人教师充实英语

    师资力量，教学风格便很有些特立独行。此举在津城曾闻名一时。学生家长肯掏出不菲的学杂费把孩子送到这里接受教育，当然是对学校

    的教学质量寄予厚望。这样的环境刺激了杉杉好强争胜，她在班里是

    班委，在学校舞蹈队是台柱，还担任学校文艺演出的报幕员，全校课

    间广播体操的领操生，称得上学校里的“小名人”。每次周末我去学

    校接杉杉回家，路上总会有些小同学喊我“叔叔”，而其他家长却很

    少有这样的“礼遇”。我对杉杉说，你人缘不错嘛!杉杉却摇头说，他(她)们是别的年级的，大家并不认识。多年后，我遇到过几位当

    年克瑞思小学毕业的学生，他们都还记得那个跳舞、报幕、领操的活

    跃小女生黄杉，还回忆起了一些很有趣的细节，令我这个当老爸的颜

    面有光。这么多的活动会不会耽误学业？我一度有些疑虑，杉杉却说

    “没问题”，让我“把心装在肚子里”。五年级上半学期就要结束

    了，周末接孩子，班主任专门召开家长会，要求家长们认真监督孩子

    的期末考试复习。然而回到家，晚上的电视节目杉杉竟然照看不误，我过去关电视，批评她，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的同学哪个不在拼命复

    习？你怎么敢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能不能把

    心思集中一下？你这么稀稀松松，我怎么向你妈妈交代？她却紧抓着

    遥控器不撒手，还辩解说，成绩考不好，挨批评丢脸的还不是我？爸

    爸你不用这么急，我心里有数。口吻像个小大人。话说到这份上，我

    不好再讲什么，遂道，那就信你这一次。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

    的，考试成绩下来，杉杉带回家的是一份非常优秀的成绩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几乎满分，平均成绩名列全班第二。而这时候我已经

    为孩子办好了出国手续和机票，她的妈妈萍子正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翘

    首以待。

    不过，杉杉这么小的年纪就赴美不归很可能是个失误，这是我

    “事后诸葛亮”的一个反思。记得一次朋友聚会，有位国外留学回来

    的成功企业家多喝了两杯，席间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体制大加挞伐，不仅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杀人的教

    育。”这个比喻虽有点极端，但还是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共

    鸣。在以独生子为常态结构的我国都市家庭，人们最看重的就是孩子

    的学业，并甘愿为此付出力所能及，甚至是力所不能及的代价。如今

    悔之晚矣。其实中国的基础教育无与伦比，而美国的小学简直就像个

    胡淘傻玩的大幼儿园。当中国孩子在为升初中和中考疲于奔命的时

    候，美国孩子却在那里漫不经心地自由发展天性。人无压力轻飘飘，何况是个孩子。最初她去到美国那会儿，也曾有过茫然和无措，但很

    快就接受并喜欢上了美国人那种自由无束的生活形态，中国的一切管

    教方式在那里都失了灵。美国是个可以公开谈性的国家，异性之间从

    来就无神秘可言，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