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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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1日
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诱导性消费”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求诊的人--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在中国，医疗服务买者与卖者的信息不对称有一个最骇人听闻的后果：根据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统计数字，2001年中国有19.2万人因为使用假药而丧命。可以肯定，这些丧命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愿意使用使他丧命的那些药物的；他们之所以会同意使用那些夺去他们生命的药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信息，因为他们相对于这些药物的供给者处于严重的信息劣势，不知道给他们使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假药。
当然，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最多数场合，是医生与求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的卖者--医生掌握而医疗服务的买者不掌握的信息，涵盖了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上：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
任何到医院或找医生求诊的人都会承认，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要比医生少得多。简单地说，如果求诊的人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与医生一样多，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求诊，甚至医院和医生这个行当都可以取消。那时候，需要医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打针和护理服务之类的劳务，需要由医生来作的大概也只是动手术了--那是一件求诊的人即使对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现实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去找医生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比医生少得多，需要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给予有关治疗的指导。
由于求诊的人在上述三个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医生少得多，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求诊的人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作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1995年冬，我开始持续地头疼。到北京市的复兴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可能患有会引起脑血管破裂的疾病，需要在该医院作核磁共振的检查。当时作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要向医院交费一千多元，等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我们研究所自己的医生则建议我先到北京市的宣武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宣武医院是所谓“全国最高水平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医院”。而宣武医院的一位“权威的”主任医生只让我作了一个收费2百多元的照射检查，就给我作出了“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
经过十多年后，现在我敢判定检查费用低的那位宣武医院的主任医生所作的诊断是正确的，而要让我作出费用昂贵的检查的复兴医院医生的推测是错误的。如果我真象那位复兴医院医生怀疑的那样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这种病症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可能不爆发，我很可能会活不到的今天。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我的神经衰弱时常发作，有时还转变为抑郁症，这都证明那位只要我作低费用检查的医生作的“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是正确的。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求诊的人--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在中国，医疗服务买者与卖者的信息不对称有一个最骇人听闻的后果：根据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统计数字，2001年中国有19.2万人因为使用假药而丧命。可以肯定，这些丧命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愿意使用使他丧命的那些药物的；他们之所以会同意使用那些夺去他们生命的药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信息，因为他们相对于这些药物的供给者处于严重的信息劣势，不知道给他们使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假药。
当然，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最多数场合，是医生与求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的卖者--医生掌握而医疗服务的买者不掌握的信息，涵盖了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上：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
任何到医院或找医生求诊的人都会承认，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要比医生少得多。简单地说，如果求诊的人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与医生一样多，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求诊，甚至医院和医生这个行当都可以取消。那时候，需要医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打针和护理服务之类的劳务，需要由医生来作的大概也只是动手术了--那是一件求诊的人即使对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现实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去找医生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比医生少得多，需要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给予有关治疗的指导。
由于求诊的人在上述三个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医生少得多，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求诊的人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作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1995年冬，我开始持续地头疼。到北京市的复兴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可能患有会引起脑血管破裂的疾病，需要在该医院作核磁共振的检查。当时作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要向医院交费一千多元，等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我们研究所自己的医生则建议我先到北京市的宣武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宣武医院是所谓“全国最高水平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医院”。而宣武医院的一位“权威的”主任医生只让我作了一个收费2百多元的照射检查，就给我作出了“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
经过十多年后，现在我敢判定检查费用低的那位宣武医院的主任医生所作的诊断是正确的，而要让我作出费用昂贵的检查的复兴医院医生的推测是错误的。如果我真象那位复兴医院医生怀疑的那样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这种病症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可能不爆发，我很可能会活不到的今天。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我的神经衰弱时常发作，有时还转变为抑郁症，这都证明那位只要我作低费用检查的医生作的“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是正确的。